2024年剛剛來到，全球半數人口所在國家將進行大選。2023年末，出自極右陣營的阿根廷新總統哈維爾·米萊的當選引起了世界矚目。他自稱自由意志主義者，提出實行完全美元化，聲稱氣候崩潰是“社會主義者的謊言”，還熱衷于以“善良的人民群眾”之名對抗“政治種姓制度”。這種將自由意志主義與民粹主義相結合的做法在全球范圍內都極為罕見。美國右翼媒體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對米萊的采訪獲得了超過4.2億次觀看。

阿根廷人民在絕望中做出選擇之后，這位以救世主自居的極右領導人將把阿根廷帶往何處？在當前政治極化、民意分裂的背景下，分析米萊的崛起之路變得尤為重要。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8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候選人哈維爾·米萊在總統選舉前參加競選活動。

極右聯盟

哈維爾·米萊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莫，18歲時因阿根廷的惡性通貨膨脹放棄了自己的足球夢，轉而學習經濟學。在兩所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他曾擔任多家金融機構的高級經濟學家和財務顧問，米萊還成為B20峰會和世界經濟論壇的成員，任教于多所大學。自2016年以來，他一直試圖將奧地利學派與貨幣主義融合在一起，因為他認為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央行行長。

時間來到2003年，時年33歲的米萊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擔任當時新當選的北部圖庫曼省省長（該省最大城市圣米格爾-德圖庫曼的前市長）安東尼奧·多明戈·布西將軍（Antonio Domingo Bussi）的私人助理和經濟顧問。不久后布西因在1976年國會議員吉列爾莫·巴爾加斯·艾尼亞斯（Guillermo Vargas Aignasse）失蹤案中扮演的角色而被捕，米萊與布西的合作隨之中斷。但米萊與這位將軍保持著友好關系，目前還與布西的兒子、想成為政治家的里卡多（Ricardo Bussi）關系密切。

布西是伊莎貝爾·貝隆（Isabel Perón）政府時期（1973-1975年）的一名將軍，參與了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的暴力軍事獨裁統治，擔任圖庫曼的監察長和軍事長官。他在一次代號為“獨立行動”的秘密行動中，讓700名工會成員、學生、教授和人民革命軍（ERP）的同情者失蹤。軍政府的統治結束后，布西在無盡的起訴和大赦中仍然保留著政治能量，包括在1999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后因其血腥的過去而被免職。2008年，他被定罪并被判處終身監禁，最終于2011年11月去世。

米萊的競選搭檔維多利亞·比利亞魯埃爾（Victoria Villarruel）現年48歲，是一名律師，也是另一名軍政府成員愛德華多·比利亞魯埃爾（General Eduardo Villarruel）中將的女兒。1987年，比利亞魯埃爾任丘布特省里約馬約第137步兵團的第二連長，當時阿根廷當局下令要求所有軍官宣誓效忠民主憲法，比利亞魯埃爾上尉斷然拒絕，因此被判處四十天監禁，他在監獄里呆了幾天，最后被軍隊開除。

盡管他從未因其罪行受到起訴，可他的女兒維多利亞卻自豪地稱贊了他的“功績”。維多利亞一直強調昔日的阿根廷不是受獨裁統治，而是在打一場內戰，不斷試圖重塑人們的集體記憶，來證明1976年-1983年軍隊的殘忍做法是正確的選擇，這位律師也因為這些出格言論而聞名整個阿根廷。

除了個人和家庭的過去，米萊伊和維多利亞還與歐洲和美國的極右翼同行們建立起了聯系。他們與愛德華多·博索納羅（Eduardo Bolsonaro，巴西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之子）和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一起簽署了臭名昭著的《馬德里憲章》（由西班牙極右翼政黨Vox名下的迪森索基金會智囊團于2020年10月26日創建的反共組織馬德里論壇的主要章程），憲章的署名中包括上百名的拉美、歐洲與美國的極右翼政要和喉舌。該憲章主要發言人赫爾曼·特爾施（Herman Tertsch）是埃克哈德·特爾施（ Ekkehard Tertsch）之子，后者曾是奧地利沖鋒隊（SA）成員，1943年起在佛朗哥獨裁統治初期擔任阿道夫·希特勒在西班牙的媒體負責人。

2021年，米萊在家鄉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獲得了17.3%的選票，為自己贏得了國會席位。他的競選活動很快便與保守派結成聯盟，其中維多利亞·維拉魯爾也于同年進入了國會。

2022年6月，米萊在巴西舉行的美國保守派聯盟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上做了專題發言，2022年11月，他在墨西哥再次做了專題發言，贏得了全場右翼分子的起立鼓掌。2023年9月14日，前福克斯新聞政治評論員塔克·卡爾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采訪了米萊。

新自由主義最好的朋友

米萊明確提出用美元取代比索成為阿根廷的法定貨幣。除了關閉中央銀行（他的說法是“炸毀中央銀行”）和他的美元化主張外，他還提議將能源、天然氣、電力和鋰儲備私有化。為了加強經濟，他主張解散公共衛生系統并將其私有化，贊成器官自由交易。此外，米萊還試圖禁止社會抗議和廢止工會，其政治議程甚至包括合法化童工。他還打算通過解散11個部委來縮小政府規模和削減社會政策開支，包括教育部、衛生部、公共交通部、就業部、科學與創新部、就業與社會保障部，以及婦女、性別與多樣性部。

當地時間2023年9月25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極右翼選舉聯盟“自由前進黨”候選人哈維爾·米萊的支持者手持一張巨大的假美元鈔票，上面印著米萊的臉。

米萊的計劃深受阿根廷新自由主義智庫影響。這些智庫隸屬于由英國人安東尼·費舍爾于1981年創立的阿特拉斯網絡（Atlas Network），他也是經濟事務研究所（IEA）的創始人。阿特拉斯智庫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跨國合作，分享戰略和意識形態，支持超過500個市場至上組織，比如積極反對氣候科學和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哈特蘭研究所。該網絡及其多數成員的資金主要來源于科赫兄弟和其他右翼億萬富翁，以及石油、煤炭和煙草公司等利益集團。

拉丁美洲有近百家智庫隸屬于阿特拉斯網絡，有十家在阿根廷。2010至2021年間，該網絡為這些智庫提供約1200萬美元，主要用于“經濟學教育”。阿爾貝托·貝內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是阿特拉斯網絡的重要成員，同時也是米萊的顧問，并因其否認氣候變化的立場在拉美聞名。2018年，他在阿根廷Infobae報上發表文章，稱氣候變化是基于錯誤數據的欺詐。

阿根廷《國家報》指出，米萊經常引用林奇的觀點，兩人之間有著相互欽佩的關系。林奇在自由與進步研究所的網站上多次撰文，介紹他與米萊的關系和他的建議。

米萊通過阿特拉斯網絡的支持，把自己塑造成為總統候選人。他在各機構間靈活運作，將它們作為傳播理念和推進議程辯論的平臺。米萊參加了2022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辦的商業研究所自由論壇，阿特拉斯基金會發布的文章對他大加贊賞，智利進步基金會的阿克塞爾·凱澤（Axel Kaiser）提到米萊通過建立新運動來恢復阿根廷的自由主義遺產。2018年，他獲得阿特拉斯基金會的自由獎。

米萊同時是自由基金會的顧問委員會成員，該智庫是阿特拉斯基金會的一個分支，主張對抗“進步主義霸權”，提倡“個人自由和共和主義”。雖然自由基金會重點不在否認氣候變化，但它確實涉及與氣候相關的內容，而米萊本人則因否認氣候變化而聞名。他聲稱目前地球的溫度處于過去1.5萬年來的最低水平，這一觀點來源于地質學家唐·伊斯特布魯克（Don Easterbrook）2008年的研究報告中的圖表。但據阿根廷本國的事實核查組織稱，這張圖只基于格陵蘭島的數據，并不是氣候變化的可靠指標。

盡管米萊利用氣候否認主義激發追隨者，然而自1980年以來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率增加了一倍，該國正面臨世界上最嚴重的糧食通脹之一，超過400萬人面臨糧食不安全問題。由于氣候變化對阿根廷農業的影響，糧食危機可能進一步惡化。

民粹言論

祖班·科爾多瓦的研究員伊格納西奧·穆魯阿加（Ignacio Muruaga）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實中，由于看不見經濟前景和阿根廷一系列的挫折，增加了年輕人對米萊的支持率。” 但米萊的支持率并不均衡，許多民意調查顯示，支持他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兩倍多。穆魯阿加表示，大量男性選民“被他激進的反女性主義的言論所吸引”。

有人認為米萊的成功歸功于富裕選民，但事實恰恰相反，他在阿根廷首都南部和最貧困的社區中表現很好。與傳統右翼政客相比，階級在這一群體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許多米萊支持者都是外賣員、快遞員的這樣靈活就業群體。他的自由主義政治綱領甚至會在庇隆主義基本盤的工人階級社區中取得成功。

阿根廷的年輕世代面臨著不穩定的經濟困境，幻滅感很高，這顯然非常容易轉化成憤怒。

當地時間2024年1月10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名婦女在超市買蔬菜。這個南美國家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上升至21.4%。僅在12月份，房價就上漲了25.5%。

阿根廷25歲以下的人都熟悉至少兩位數的通脹率和對未來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感。在內斯特·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2003-2007年）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 Cristina Fernández，2007-2015 年）領導的三屆基什內爾主義政府執政達到12年之后，阿根廷的經濟停滯不前。自2013年費爾南德斯最后一個任期過半以來，阿根廷累計通脹率已超過500%。

隨后的馬克里政府（Mauricio Macri，2015-2019）大多數經濟指標都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他的表現只能與前任庇隆主義總統阿爾貝托·費爾南德斯（Alberto ángel Fernández）相媲美，后者領導的政府創造了更多的經濟困境。2022年，阿根廷通貨膨脹率超過115%，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40%。盡管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再分配，減少了債務，“基什內爾主義”的政治聯盟卻因腐敗和經濟管理不善的指控而不斷沾上污點。

庇隆主義靠著推動民粹主義大行其道，曾主宰著阿根廷政治格局。然而，這種政治制度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阿根廷社會的深刻兩極分化。這種分化表現為精英階層與在困境中掙扎的普通民眾之間的對立，后者對他們認為的高層腐敗感到憤怒。

一些專家也認為，新冠疫情是理解米萊崛起的另一個關鍵因素。許多年輕人在完成學業時都經歷了長時間的疫情封控，這造成了無數種損失。年輕人對成人世界傾聽他們的感受，存在著巨大的失落感。在能夠吸引年輕人的政治團體越來越少的情況下，米萊能脫穎而出，就是因為他能夠表現出對這種憤怒的感同身受。

“如果你因為在疫情期間見不到朋友，或是丟了工作，或是工作不穩定，而感到憤怒，米萊會在國會或電視上幫你傳達這種憤怒。他會為你咒罵政客。”許多米萊的支持者可能也不接受他大膽的經濟政策，他們對他的偏愛更多的是一種情感上的依戀。

米萊的勝選原因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絕望。許多阿根廷人投票時與自己的經濟利益背道而馳，因為他們認為現狀是災難性的，對現任財政部長失去了信心。米萊的勝利被視為一場雖有風險但并非完全非理性的賭博，也確實反映了人民對改變現狀的迫切需求。

TikTok上，米萊和網紅伊納基·古鐵雷斯（I?aki Gutiérrez）的訪談點贊非常多，古鐵雷斯和他的女友21歲的網紅歐亨尼婭·羅隆（Eugenia Rolón）是米萊與“Z世代”世界的主要聯系。兩人都明確表示自己是右翼分子。他們的工作似乎卓有成效： 在大選結束前，米萊在TikTok上擁有了120萬粉絲，比其他候選人的粉絲總和還要多。米萊的反進步言論也吸引了許多阿根廷年輕男性的支持。隨著米萊的崛起，很多右翼網紅也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極大的關注。

自米萊成為總統后，其右翼支持者開始猛烈攻擊女性主義者，特別是女性記者和活動家。阿根廷曾在2020年成為拉丁美洲首個墮胎合法化的國家，但米萊競選時表示要推翻這項法律，甚至提議進行全民公決。自2015年#NiUnaMenos（“一個都不能少”）運動以來，阿根廷一直是該地區婦女和性別權利斗爭的先鋒，但自2018年起風向開始轉變。很多知名的阿根廷女性主義記者和作家均遭到米萊追隨者的攻擊和威脅，包括家庭住址泄露、暴力威脅和網絡騷擾，一些受害者不得不為了安全考慮而流亡國外。

對工人的背叛

雖然米萊在工人階級中獲得了大量選票，但他正在推行的政策會極大加劇收入不平等。米萊法令的一部分旨在限制罷工權、集會權和集體談判權，它將改變工會的財務狀況、工人的醫療保障和產假等基本權利，直接影響到數百萬工人的權利和保護。

當地時間2024年1月10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名市場工人正在整理板條箱。

米萊頒布法令后，迅速出臺了一項長達664條的改革法案，涉及廣泛問題，包括41家上市公司（包括國營石油公司YPF）的私有化、選舉制度的變革和新稅種的引入。

這些政策都旨在簡化勞動力市場以提高經濟活力和增長，同時也被看作是瓦解米萊及其盟友所批評的權利和保護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方式。但沒有證據顯示該地區這類改革創造了就業機會或提升了勞動力市場的活力。相反有許多證據表明，這些改革只增加了低質量就業的水平。

米萊的法案還包含一項緊急狀態聲明，不僅涉及經濟，還涉及安全、能源和衛生等多個領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米萊尋求將立法權下放給行政部門（即他本人），至少為期兩年。這意味著他可以繞過議會來處理他想做的幾乎所有事情，他的理由是民主體制的決策速度太慢。盡管米萊在第二輪選舉中獲得了55.6%的選票，但他領導的聯盟在阿根廷議會參眾兩院中只占少數席位。行政權力意味著可以避免與其他黨派進行必要的談判。

盡管米萊的部分計劃得到了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右翼政客的支持，但阿根廷工人面臨的是權利倒退和惡化的工作環境，類似1976年軍事政權時期。那時軍方掌權后大幅削減就業法規，控制工會，凍結資金，禁止集體談判，這些措施深刻改變了勞資關系，損害了工人利益。

米萊的政策正面臨強烈反對。超過40起法律訴訟指控其法令違憲，一家法院更暫停了其中關于勞工改革的部分。此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要工會聯合會——勞工總聯合會（CGT）計劃于1月24日發起全國罷工，并有街頭抗議活動出現。

與眾不同的拉丁美洲右翼代表

米萊現已加入代表拉丁美洲新右翼的領導人行列之中，這些領導人“將政治視為道德征戰”，并對“全球化”持懷疑態度。目前該地區新右翼的顯著人物之一是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凱萊（Nayib Bukele），他因實施嚴苛的治安管理政策而受到認可，這些政策顯著降低了兇殺案數量，但也導致國內近2%的成年人被監禁。與布凱萊一樣，米萊通過斷言左右兩派的政治機構與國家的糟糕狀況同流合污而開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經常將對自己觀點的批評斥為政治正確的攻擊。大選前后，米萊還經常對持不同意見的記者以誹謗訴訟相威脅。

米萊的反多元化主義對阿根廷自由民主的健康發展構成威脅。選舉一位具有專制傾向的總統確實會增加倒退的風險，但也有許多專家認為這不應被視為倒退的證據，因為許多民主傾向可疑的當選領導人有可能會以民主方式執政。

米萊擔任總統后，導致民主倒退的可能性并不特別大，一些專家認為原因有幾個：首先，米萊在國會中沒有多數席位，因此無法改革憲法。其次，阿根廷有高度動員的民間社會組織，它們會強烈反對任何奪權企圖。第三，阿根廷最高法院是獨立的，不太可能屈服于米萊的意志。

米萊的當選還讓觀察家們提出了一些自由主義與非自由主義之間界限的問題。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米萊與巴西的前極右翼總統博索納羅所代表的非自由主義光譜并不完全一致。雖然米萊支持許多與非自由主義領導人相同的右翼政策立場，但他的自由意志主義觀點與其他人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和社群主義價值觀相矛盾。米萊激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并不構成“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反彈”，而這正是全球非自由主義領導人崛起的驅動力。自由主義者無疑相信個人自由，但真正的問題在于是誰的自由，以及為了捍衛自由需要出臺哪些具體政策，米萊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能與其他許多自由主義者，甚至其他立場人士的期望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米萊與博索納羅一樣反墮胎，但他反對的理由來自更加世俗的立場。他表示，將關閉政府中的婦女、性別和多樣性部門，理由是該部門以呼應非自由主義領導人言論的方式推行左翼身份認同主義政治。米萊說：“我沒有理由為自己是金發碧眼的白人而感到羞恥。我不會向文化馬克思主義讓步。因此，婦女部將關閉，因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小結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仍不確定。但米萊的一系列措施將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在此過程中，很可能會激起反抗，加強社會團結，并有可能重新開啟關于另一條道路的民主討論。

值得思考的是，人們常常錯誤地將登上政治舞臺的極右翼政客視作局外人，這種觀點忽略了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不平等和核心壓迫形式。時至今日，人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社會在極右翼政治主流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塑造公共話語的精英們，如媒體、政治和學術界人士并不能僅僅坐在被民粹浪潮包圍的正義堡壘中。在他們所參與的舞臺上，權力分配極為不均，極右翼所強化的結構性不平等恰恰也是制度的核心，少數族群的權利瀕臨崩潰且難以實現。對于任何影響公共話語的人來說，中立并非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