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家韋力是一位博愛的先生，這里的“愛”特指“古書之愛”。擁有九千多部古籍善本的他因為嗜書，進而對古書交易這個行當以及經營者傾注了不少感情，四處尋書并結交同仁，交談中時時不忘關心店家的生存與行業的未來，最終洋洋灑灑著成三本大書：《書肆尋蹤：古舊書市場之旅》《書坊尋蹤：私家古舊書店之旅》《書店尋蹤：國營古舊書店之旅》。

在韋力先生看來，私人舊書店、古今舊書街與國營舊書店，這三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展現中國舊書業的現況，這是他尋訪這些古舊書店的原因所在。韋力先生說，愛書人對古舊書店的經營者往往又愛又恨，但在這三本書中，他更多地扮演著記者或行業調查者的角色，更多的是客觀描述。

不管是在行文的字里行間，還是訪談中，韋力先生都在表達以及強調“人情”和“感情”。他認為，買書人與賣書人之間不僅僅是簡單的商業關系，它還包含著許多人情在，“這正是舊書經營與新書經營的最大區別”。走入熟悉的店堂，見到可以聊天的朋友，雖是尋書之外的快樂，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甚至奢想，有一天自己老到走不動時，也開一家舊書店，“不管來者買不買書，只要愛書人能夠陪著我聊天談書，就已經很快樂了”。

下述為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韋力先生的專訪。

藏書之路

澎湃新聞：您以嗜書如命、藏書成癖而聲名遠播，您是如何愛上古舊書，又怎么走上藏書這條路的呢？是否存在一個契機？

韋力：我是上個世紀60年代生人，那個時期書店里的書很少，買書的方式與今完全不同，買書人只能隔著柜臺伸長脖子去盯著沿墻而立的書架，想看哪本書則請服務員取出放在柜臺上，但若連看過幾本還不買，服務員的臉色就很不好看，那時年幼的我心情之忐忑可想而知。正是因為當時留下的這種印象和積累下來的饑餓之感，使得后來改革開放后，書店供應充足時，我便有了報復式的狂買。當然那時所買之書都是新出版物，好在那時書的數量遠不如今日豐富，故那些年書店所出之文史書，幾乎一一買到。再后來，書籍的品種井噴式增多，到了買不勝買的程度，終于讓我體會到了書海無涯金錢有限，于是就有了選擇的意識，而在選擇的過程中，漸漸感受到自己對古籍的偏好，故開始購買點校古籍，再后來開始買古籍影印本，又因偶然的原因，踏入了舊書店，從而意識到：既然能買影印本，為何不買原本？更何況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有時原本的價格比影印本還要便宜，這種本末倒置的狀況大略持續了十年左右，而這個階段正是我狂買古籍之時。

但我在那個時期依然不懂版本，真可謂裝到籃子里的都是菜。隨著古籍市場的變化，再加上自己財力有限，從此又漸漸懂得了應該買哪些古籍書才更有價值，而后又遇到了真正的懂行人指點，由此而走入了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收藏之路。但最初買書，并沒有想到能買到怎樣的規模，只是不經意間走了三十年，驀然回首，才知道自己的藏書到達了怎樣的程度。

澎湃新聞：聽說您的藏書樓有六百平方米，藏有八千多部、十萬余冊古籍善本，同時您也在為自己的海量藏書編寫目錄，可否介紹一下您的藏書目錄的編纂方式？

韋力：其實這種說法來源于我在天津的藏書樓，因為我曾在天津工作八年，當時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型的藏書樓，然而我在前幾年已經將這些藏書遷到了北京，故那座書樓已然成為了別人的居所。在北京，我只是將這些書堆放在了書庫內，再建一座藏書樓，這也是我的夢想所在，只是不知道何時能夠實現。

對于藏書目的編纂，我從2003年非典時期就已開始，這個工作一直持續到了今日。編目花費了如此長的時間，乃是因為在編寫過程中，幾次改變體例，到近幾年的最后一次改變，則是將其寫成了提要的方式，這種編目方式更能揭示藏本自身的價值。近些年來，有很多圖書館都出版了館藏善本圖錄，這些圖錄使愛書人能夠看到一些珍善本的原貌，但如前所言，圖錄也像展覽一樣，僅是展示某一部書的一頁或兩頁，無法讓讀者一一看到書中的各個妙處。顯然將這些典籍全部影印出版，工程太過浩大，并且也不現實，而提要式的目錄，則可以讓更多的研究者能夠知道某部藏本的大致狀況。

同時，我始終覺得自己擁有這么多典籍，乃是上天賜予的福份。有些典籍在歷史流傳的過程中，變成了孤本，但這種狀況絕非作者本人的意愿，否則的話，那些作者也用不著費心盡力寫書刻書，也就是說，他們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傳播自己的思想，而我有幸得到了這樣的書，只是得到了書的物理形式，我并沒有進入作者的思想，故這些年來，我選擇性地影印出版了一些珍本和孤本，但這樣的仿真出版速度畢竟很慢，而提要式的目錄則等于是用間接的方式，來揭示它們的內在價值，這也就是我如此改變編目方式的原因所在。

在這里，我想做一個小的更正，那就是您在問題中的所言：第一，經過編目整理，我所藏的古籍已經超過了九千部；第二，若以冊數來算，我的藏本其實沒有達到十萬冊，而具體的數量只能等我編完之后，才能準確給出。

澎湃新聞：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在古舊書店買古書的經歷？

韋力：這些年來，我的買書由公開漸漸轉入了地下，還是那句話，在拍場上與大力者決斗，雖然偶有慘勝，但同樣浪費了很多彈藥。掙錢畢竟不容易，愛書人都會想用有限的錢買到更多的好書，因此買書也是個斗智斗勇的過程。而這其中的秘密，我暫時還是不透露吧。

但有一件事值得念叨幾句，那就是前兩年我在某拍場會上買到了幾件西夏文獻，這些文獻均為西夏文，有刻本、活字本、寫本和版畫等各各門類，因為西夏文獻在市面流傳極其稀少，而通常見到者，大多為臆造品，能夠整批的出現在拍場上者，此為第一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此批文獻在這一場拍賣會上沒有引起各位大佬的關注，讓我得以撿了便宜。我不認識西夏文，但我可以請專家來研究，經過他們的指點，讓我明白這些所得的確珍罕，尤其其中一件的內容，可謂填補了歷史空白。因此說，我的買書經驗乃是要收集更多的資訊，不放棄任何一次機會。而在拍場上買書，要盡量心態平和，給出自己最高的心理限價，即使得不到，也要坦然面對，因為天下的好物不可能都到自己手中，一定要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坦然。

芷蘭齋書店尋訪三部曲

澎湃新聞：“芷蘭齋書店尋訪三部曲”分別是尋訪國營古舊書店的“書店尋蹤”、尋訪私家古舊書店的“書坊尋蹤”和尋訪古舊書市場的“書肆尋蹤”，請問您是怎么想到要做尋訪，寫作這樣的三部書呢？

韋力：愛書人有個悖論，就是對古舊書店的經營者又愛又恨，比如大藏書家黃丕烈，他在高興的時候稱書店經營者為“書友”，當他不滿意之時，又將這些人貶斥為“書賈”。其實，從書籍流通角度來說，如果沒有書商，也就沒有了書籍的流通，也就不會成就許多大藏書家。而藏書家對于書賈的愛恨情仇，并不單純能用“得魚忘筌”以蔽之。古書跟新書不同，在歷史的長河中，很多古書變得十分稀有，甚至成為了孤本，而藏書家有個共同的心態，我將其總結為“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好書人人都想得到。某書商覓得一部孤本，將此賣給哪位藏書家，此人得到后當然欣喜若狂，而沒得到者，當然就怨恨連天，這種心態很正常。但既然是孤本，書商得到也很不容易，這正如他有一位妙齡千金，再多的人來求之，他也只能許配給一家。當然，書商的選擇除了誰能出最高價格之外，同時也會考量到長久的交往問題，故而書商將某書賣給某位藏家，當然有其道理在，因此對于書商的評價，不能完全聽藏書家的一面之詞。

從版本鑒定角度而言，其實有些書商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眼力不在一些大家之下，比如洪亮吉將藏書家分為五等，這五等中的前四等可以合并為“讀書家”和“收藏家”兩類，第五等被稱為“掠貶家”，雖然有人認為這個稱呼略含貶意，但即便如此，洪亮吉還是認為古舊書的經營者也是藏書家中的五等之一，這足見古書收藏跟新書收藏的最大不同，這也正是我尊重古舊書經營者的原因所在。　

從歷史演變情況看，早期的書商主要是私人經營，因為書商的匯集，漸漸形成了書肆，而1949年之后，因為公共制運動，使得私人舊書店經過公私合營改造，基本成為了國營舊書店，這也正是我將書店做三分法的原因所在。

改革開放后，古書不再被視為“四舊”，還被譽為最有價值的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故私人舊書店再次興起。而以往寫舊書店的文章大多是在公私合營之前，雖然關于古代的舊書店和新時期的私人書店也有一些相應的文章，然而以一個人的視角一一尋訪國內的舊書店，我似乎還是第一個，故這三本書正是想展現新時代舊書店的生存狀況，通過與店主的訪談，來講述他們經營舊書店的喜怒哀樂。

古舊書肆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在，比如北京的琉璃廠，這里能夠形成書肆，一者跟清人入關后的政策有關。滿人定鼎中原，進入北京后，將漢人趕到了外城，只許滿人住在內城，但因滿人數量有限，朝中的大臣大多還是漢人，這些人如果住得太遠，進宮內上班不太方便，而琉璃廠一帶雖在內城之外，卻距離天安門很近，于是這里漸漸形成了文人聚集之地。其二跟后來的科舉考試有關，各地的舉子都居住在琉璃廠附近，等候考試，這個過程中他們也需要讀一些相關之書，而有些舉子考試完畢后，又會將所得之書處理掉，以便輕裝返鄉，正是在這一買一賣之間，形成了書肆。而書肆的繁榮一直到科舉考試結束后，仍然持續，直到今天，琉璃廠依然是中國最著名的古書集散地。

從1956年開始到1958年之前，各地的古舊書店進行公私合營改造，其改造方式是每個城市只留存一家古舊書店，北京是全部合并進入中國書店，上海則匯入博古齋，其他有古書流傳之地也都是這種模式，故從公私合營之后，直到今天，國內的古籍書店基本以國營店為主，雖然各個城市僅一家，但是他們匯集了多家私人舊書店的貨底。這些國營書店各家經營狀況有好有壞，有的已經轉制，甚至倒閉了，但還有些留存至今，而這些遺存的古舊書店，依然是這個行業的主體，所以我將其寫入三部曲之一。

因此說，私人舊書店、古今舊書街與國營舊書店，這三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展現中國舊書業的現況，這正是我尋訪這些古舊書店的原因所在。

澎湃新聞：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部尋訪各有什么特點嗎？

韋力：如果說特點的話，其實這三者各有側重。私人經營的古舊書店因為貨源有限，故大多是以舊書為主，有些店甚至主要經營二手書，也有一些店因為歷史原因或者特殊機遇，他們有一些古書，但總體而言，私人古舊書店有質量上乘古書者并不多。古今的古書街，按照歷史原因，其實主要是北京的琉璃廠和上海的福州路，其他地區的古書街大多因為古舊書業的衰落，已然不存在。但從歷史的角度，卻不能忘記它們對古舊書業所做出的貢獻，比如開封的古書街，早在北宋時期，就已成為國內最著名的書籍流通之處。幸運的是，這條街到今天還存在，雖然現在這里的書店出售之書大多是新出版物，但書街的名稱卻保留了下來，千年以來，薪火不斷，這也足令人感到欣慰。

國營的舊書店也有歷史的起伏。公私合營之后不久，又趕上“文革”，國營古舊書店為此收購了大量的歷史典籍，但因為私人買書者已經很少，故當時的這些書店主要供應給公共圖書館，以及相應的研究機構。然而這些機構畢竟購買數量有限，一是由于這些典籍圖書館內大多有備，二是因為一些中小圖書館購書經費有限，無法大量買古書。幾個原因的疊合，使得國營古舊書店有了巨大的庫存。但書店畢竟屬于經營業，多收少出，使得它們經營困難。改革開放之后，古書終于可以自由買賣，由此而讓國營古舊書店煥發了第二春，他們拿出大量的書來供應市場。最初的幾年屬于買方市場，書店大多會對買書人極其照顧，但隨著古舊書拍賣的熱度上升，這種局面反轉，古舊書業成為了賣方市場，要想買到好書，愛書人就要多方打聽何時開辦書市。隨著購買者的增多，國營古舊書店的貨源也成為了出多進少，甚至只出不進的局面，貨源的枯竭也使得這些國營書店產生了惜售心理。

從歷史規律而言，存在就是合理，而我的所寫就是想從客觀角度來描繪出這三種業態的實況。

澎湃新聞：您的書中有兩點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對于早年國營書店更愿意把書賣給公家圖書館的悵恨，另一點是對古舊書拍賣市場興起的不甘。在貨源緊張、買賣方式又發生轉變的當下，您現在的購書模式是否也隨之發生了轉變呢？是以實體的古舊書店為主，還是以拍場為主？

韋力：這里要更正一下您的理解。我要慎重地申明：我并不反對國營書店更愿意把書賣給公共圖書館。中國古代主要是私人藏書，但同樣也有公共藏書，只是這種觀念未曾深入人心，始終未能形成氣候。乾隆年間的周永年提倡儒藏說，由此而有了后來《四庫全書》的編纂，《四庫全書》完成之后又有了四庫七閣，雖然北四閣處在皇家禁地，外面的讀書人難以進入，但南三閣卻明確地規定，讀書人可以去觀書，這也應當算是公共圖書館的雛形吧。

今天國內的各家圖書館，其建構方式主要是參照了西方的經驗，它們從清末時期接受了這樣的觀念，但是卻并沒有相應的藏書，故公共圖書館內的古籍基本是靠收購藏書家的舊藏，比如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八千卷樓的藏書就售給了江南圖書館，而此館又演變為今日的南京圖書館。國內富藏古籍的幾個大館，所藏善本大多數來自于幾個重要的古代藏書家，所以說，私人藏書對公共藏書的構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在我的概念中，人與書之間還有著情感的交流，而圖書館的藏本，尤其是善本級的書，出于保護的原因，普通讀者難以看到。雖然說有些圖書館也時常會舉辦古籍善本展，但那樣的展覽只是讓讀者隔著玻璃望上一眼。書籍與字畫、瓷器不同，后兩者既可懸掛，也可擺放，觀賞者均可一覽無余地看到古代藝術之美。而古書，因為書籍展覽只能展開一部書中的某一個頁面，讀者無法翻閱，這使得書籍之美只能讓讀者嘗鼎一臠，無法窺得全豹，這種觀賞方式顯然難讓讀者與書籍產生感情，如果說惆悵的話，這正是我的惆悵之處。既然公藏已經擁有了古代典籍中的絕大多數，那么我希望剩余在市場上的少量典籍，能夠盡量地流轉于愛書者之手，以便讓每一位愛書人有對歷史典籍一親芳澤的機會。他們有了得書的機會與希望，才能培養出更多的愛書種子，才能使得中國有著悠久歷史的藏書文化延綿不絕。

關于購書模式，確實有了較大的變化。在千年的書籍交流史上，以前人們主要是從私人手里去買書，這種交易方式太過單一，并且古代交通不便，若想得到心怡之書，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再加上資訊不發達，沒有照相機、復印機，也沒有微信，很難知道某處發現的某書，究竟是何版本，而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成問題。飛機與高鐵的發達，使得人們可以瞬間趕往某處，去翻閱某部書。但天下之事永遠是利弊互生，這樣的便捷使得更多的愛書人競爭同一部書，而正是這樣競爭的結果，才產生了拍賣這種較為公允的交易方式。如前所言，書店經營者以賺取利潤為生，當然希望利益最大化，拍賣會是實現這種想法的最佳場所，這使得很多好書流向了拍場。而如果欲得心怡之本，那也只能去跟同好們在拍場上一爭高下。所以，愛書之情是不變的，但得書方式必須要與時俱進。正是因為拍賣的特殊優勢，使得很多愛書人都轉入了這個戰場，而我當然不能例外。

古舊書店的經營現狀與未來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寫到這些年接觸到的許多古舊書店經營者，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出身背景，又有各種各樣的經營風格，您覺得他們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質嗎？

韋力：如果說共同性的話，這些古舊書店的經營者都對書籍有著摯愛。為什么會這么說呢？以我的理解，從賺取利潤的角度，商業形式千種萬種，古舊書行業并非是上佳之選。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讀書人口與世界讀書大國相比，并不占優勢，服務于小眾，并且經營的品種又非高科技，顯然古舊書業不是商業業態的上佳之選。既然如此，為什么這些業主能夠長年堅持經營古舊書業呢？雖然這個問題能夠給出的答案五花八門，但我還是覺得有一個核心因素，那就是他們對書籍有著不能割舍的愛。

就經營風格而言，這要看經營者本人的美學偏好，有人喜歡將店堂搞得一塵不染，整潔超過新書店，但也有人喜歡在店鋪內隨意堆積，這種感覺貌似蓬頭垢面，但卻能使愛書人體會到發現的快樂，因此，確實是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而我個人的偏好，則屬于兼愛型，我覺得這兩種經營風格各有各的美妙。

澎湃新聞：您探訪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走訪了國營書店、民營書店、古舊書店等各式各樣的書店，您去過的最美的書店是哪家？

韋力：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荷馬史詩》中的金蘋果事件，帕里斯說這個金蘋果屬于阿芙羅狄忒，結果引起了特洛伊戰爭。夸贊哪個書店最美，與說某人最美一樣，會有相類似的結果，所以我在這里需要打一通太極拳：我覺得哪個店都很美，古人說環肥燕瘦，故而胖有胖的豐腴，瘦有瘦的風韻，海納百川，兼收并蓄，才是上佳之選。

就三者的經營特色而言，其實也有一定的區別。比如國營古舊書店，因為他們的貨源是匯集了不同私人經營者的貨底，這些店賣出之書在品種上更為多姿多彩。私營的古舊書店因為起步較晚，錯過了屯集貨源的黃金時期，因此這些店的貨品質量平均來說要低于國營店。但凡事都有例外，有些私營店主因為勤奮挖掘，有時會挖到“金礦”，也就是買下了某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整批藏書，這些書的出售當然能令愛書人大快朵頤。而古舊書街的集中經營也有其好處在，能夠讓愛書人有著“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暢快淋漓。

澎湃新聞：這么多古舊書店中，您經常光顧、得書最多的有哪些？

韋力：北京的中國書店、天津古籍書店和上海的博古齋，乃是我去得最多的三家，同樣也是我買古書最多的地方。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與這些店領導以及店員的熟識。

人是需要交集的動物，故買書人與賣書人之間，不僅僅是簡單的商業關系，它還包含著許多的人情在，這正是舊書經營與新書經營的最大區別。新書店只要把購書環境搞好，分類明確地把書上架即可，剩下的就是讀者的選擇。而古舊書店不同，古舊書每一部有每一部的妙處，如果套一句俗話來說，那就是天下沒有一模一樣的兩部古書，故而選擇古書更需要耐性，而古書業的從業者為了能夠發揮每一部書的最大值，必須努力地研究收得之書的潛在價值，所以一些古書的經營者成為了目錄版本的行家，他們的學識有時甚至會超過一些學者和藏書家，經過他們的指點，會讓愛書人獲得意外的知識。再者，一些賣書人熟悉某些老主顧的購書偏好，會有意地留下一些書給潛在的買主，這樣的交往于是漸漸有了情感的成分在。而人和人之間，確實需要臭味相投，有些店員認識幾十年了還停留在客氣的層面，而有些店員交往不久，卻成為了能共同探討版本之學的好友，這樣的店當然就是我愿意前往一逛的處所。雖然談不上相看兩不厭，但走入這樣的熟悉店堂，見到能夠聊天的朋友，這本身就是一種別樣的享受。

澎湃新聞：尋訪了這么多古舊書店，您對當今古舊書業的生存環境有怎樣的感受？

韋力：就總體而言，我覺得中國的古舊書業正處在歷史的瓶頸期。

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使得中國人在經濟上富裕了起來。幾十年前，有句很有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按照中國文人的習慣，談錢是很俗的一件事，所以才有了“阿堵物”這樣的故事，但人們要注意到，說出“阿堵物”一詞的人叫王衍，他的故事記載于《世說新語》中，如果你細讀原文的話，你會發覺原來他家的錢可以堆一屋子。有錢人厭惡說出“錢”這個字，你也可以視之為矯情，但這個故事也說明了要先有錢，才能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只是人們崇尚的對象，但無人會效仿，而改革開放后，把金錢看得如此之重，雖然沒有了王衍的矯情，但也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

我這么說并不等于是指人們只重物質享受而輕視了精神修養，但統計局給出的數字卻很骨感，因為平均到每一個人，中國人一年的讀書量真的少得很可憐。雖然說有很多學者在其領域出版了很多的專著，出版社的印書量每年也有幾十萬種之多，但愛書人的增加卻遠遠趕不上這種速度，這種狀況到今日仍然沒有大的改觀。盡管國家相關部門也對此予以了扶持，給一些獨立書店進行經濟上的資助，但畢竟中國的獨立書店數量龐大，這樣的實惠無法實現雨露均沾，故無論公私性質的書店，大多都遇到了經營上的困難。這種困難的產生當然有客觀原因在，比如網絡的沖擊，電子化閱讀的普及，新科技的發展等等，雖然說網絡閱讀也算讀書，但畢竟這種讀書方式無法促進書店的經營。這種局面如何改觀，不是我能預言得了的事情，但就我本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走入書店去買書。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說您有一個“杞人憂天”的毛病，就是到了任何一家書店，不論是新書店還是舊書店，每當看到店里沒什么顧客，都會心生擔憂。現在實體書店經營比較艱難，不少獨立書店關張或者被迫搬遷的消息一次次在朋友圈刷屏。您走訪過這么多書店，您覺得實體書店想要有良好的經營狀況，有哪些可借鑒的呢？您認為實體書店，尤其是古舊書實體書店的未來是怎樣的呢？

韋力：您說的很對，我確實有著杞人憂天的毛病。其實不止是對古舊書店，即使是我走入某家商店或者餐館，看到里面冷冷清清的沒有顧客，也會替店主發愁，雖然我知道同情心泛濫是一種病，這讓我時常會想起一個書名——《我們都是有病的人》。當然了，您看著很精明伶俐，肯定不在“我們”之列。但是，理性并不能讓我改變自己的病態。

對于古舊書業，我與之打交道幾十年，雖然自己沒有經營過書店，但很多店主是我多年的朋友，這正如沒有吃過豬肉，但也看過豬跑，所以對古舊書業內的情況也了解甚多。客觀來說，哪個行業都有其困難在，人人都知道花錢容易掙錢難，古舊書業尤其如此，愛書人本來就是社會的少數，喜愛古舊書的人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在這種狀態下，能夠將古舊書店的經營搞得風生水起，顯然是難上加難。

買書人和賣書人之間的關系，就有如唇齒相依。在網購發達之前，愛書人的購書渠道更為單一，如果沒有舊書店的存在，愛書人很難找到心怡之本。到如今，網購已十分普遍，但古舊書行業卻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在。就書籍的網購而言，新書更為便利，因為只要關注價格和品相即可，但古書不同，需要仔細翻閱，才能品出某部書的妙處。民國以前的售書方式比今天人性化許多，書商們會將一些書籍放在感興趣的購書人家中，有時一放就是幾個月，由對方仔細推敲，最終再決定是否買下。今天這種做法已經沒有可能。但是買古舊書關鍵是需要目驗，只有實體書店的存在才能提供這樣的場所和機會，因此，我依然希望這些書店能夠長久地經營下去，而經營下去的前提則是能夠賺取利潤，否則的話，書店將關門大吉，這也正是我時常擔憂書店經營狀況的原因所在。

從我訪過的古舊書店來看，有些店主的確在經營方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們也在尋求突破業界瓶頸，他們想出了怎樣的辦法，我已分別寫入每一篇中，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閱我在書中的記錄。而關于古舊書行業實體書店的未來，我想套用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以我的理解，只要人類不滅亡，還有獲取知識的欲望，書店就會一直存在下去。雖然網絡上也有各種各樣的知識，但那些資訊大多是碎片式的，唯有紙本書能夠完整地呈現作者的所思所想，所以讀紙本書的人不僅是獲得了知識，更多者，是學會了方法論，我覺得讀紙本書的人會有著更強的邏輯能力。因此說，只要有愛書人在，書店就不會消失，雖然人們的閱讀品味在轉變，審美情趣也在變化，但只要古舊書店經營者能夠適應這樣的變化，就定然能吸引愛書人走入其店中，在四壁皆書的氛圍內，培養出更多的讀書人。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愛書人，您理想中的書店是什么樣子的？您理想的古舊書市場又是什么樣子呢？

韋力：我向往于古代書籍的交易方式。以民國時期的琉璃廠為例，那時規模較大的古籍書店都有幾進院落，雖然門臉不大，但進深卻很大，一般的讀者只能在門臉房內挑選一些普通書籍，真正的好書其實并不上架，店主要留給更重要的主顧。在店堂后面的院落里，有一些雅致的房間，重要主顧來到后，都要走入里面，在那里喝茶聊天，甚至抽大煙，之后才會翻閱一些店主推薦的古書，買與不買，店主都沒有臉色上的變化，這樣的場景真的令人神往。

到如今，古籍善本已然奇貨可居，這樣的待遇也只能停留在夢中，因為向來買好書不僅是要有錢，同時還要跟店經理搞好關系，以便他能將好書留給自己。故能夠買到心怡之本，對店主則有著千恩萬謝般的感激，哪里還敢奢望躺在床榻上喝茶、抽大煙？

其實這么多年的時間中，我也與一些店主成為了莫逆之交，因此在得書的快樂之外，還有著交友的快樂，所以我走入某家古舊書店，坐在經理辦公室內，沒有大煙，但有茶，品著佳茗，看著善本，談著掌故，那份愜意，豈止是偷得浮生半日閑，而這種感覺在網上交易是絕不能享受得到的。還是那句話，人是有情感的動物，人需要交流，站在這個角度而言，無論網上交易多么發達，古舊書店依然會存在。我甚至奢想，有一天自己老到走不動的時候，也開一家舊書店，不管來者買不買書，只要愛書人能夠陪著我聊天談書，就已經很快樂了。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同普通愛書人分享一下逛古舊書店淘到好書的經驗？

韋力：到古舊書店買書確實與新書店有很大的不同，這需要有很強的知識儲備。我這樣說并非故作高深狀，因為買古書更需要有選擇的能力，而這個能力的具備，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況近幾十年來，因為人們對古書價值的重視，使得其價格一路攀升。掙錢如抽絲，花錢如流水，如果你不是富二代的話，建議你還是先努力學習相關知識，以便能用有限的錢去買到更心怡的書。

怎樣才算是心怡之書，每個人有著不同的理解。搞專題收藏是比較務實的一種收書方式。書籍浩瀚如海，如果你將自己的精力與財力集中于一點，就很容易搞透某個門類，那么你在買書的時候就有可能發現別人注意不到的亮點，這樣的話，你就能夠以合適的價錢買到更好的書。當然，與店員搞好關系，也同樣重要，因為他們會在收書的過程中留意到你的專題，幫助你找到難得一見之本，雖然價格上可能會不便宜，但是如果不是他們的努力，某部書可能始終存在你的腦海之中，現實中不得一見，從這個角度而言，讓那些辛苦的店員多賺一點辛苦費，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

澎湃新聞：您多年走訪書樓書肆，寫了《書樓尋蹤》《書樓覓蹤》《書魂尋蹤》《上書房行走》等，還有這次的“芷蘭齋書店尋訪三部曲”，您接下來是否還有和古書有關的尋訪計劃？

韋力：對于藏書樓以及愛書人，我有著本能的親切感，藏書到一定程度，就會本能地愛屋及烏。其實對于藏書樓的尋訪，乃是以此來表達我對古代藏書家的尊敬之情，而《上書房行走》則是寫當代藏書家的現況，所以從古代到當下，我都是用一個“書”字來貫穿，而“書店尋訪三部曲”也同樣是表達我對愛書人的禮敬。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性，“書店尋訪三部曲”乃是想通過個人視角，來客觀描述當今的古舊書業實況，雖然結集的這三本書并非是當下這個行業的全部，但多少有著窺一斑而見全豹的作用，更何況如果我還有精力的話，對于古舊書業的尋訪，還會進行下去，以便在若干年后，能夠出三部曲的續集。

除了書店業之外，我還會對一些與書有關的專題進行系統的梳理，未來幾年，仍會有多本相關的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