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梁濟，以及他那驚世而莫名的死，我并無特別的研究。只因在微信上讀到諶旭彬先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濟自殺100周年》一文，始知11月7日是梁氏忌辰，正值百年之期。又想起平日瀏覽近人別集時，曾陸續記下一些有關梁氏自沉的零星材料，遂檢出并抄撮于此，聊作一個應時的紀念。

梁氏死后，梁啟超有致其子梁漱溟書，陶孟和、陳獨秀、梁漱溟、胡適、徐志摩也先后發表意見（皆見黃曙輝編《梁巨川遺書》附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晚近的論述，我見到的有林毓生《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一個道德保守主義含混性的實例》（《梁巨川遺書》附錄）、沈衛威《大學之殤——從梁濟自沉到王國維投湖》（《大學之大》，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羅志田《對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就引錄文獻來看，沈衛威提到姚永樸的《梁君巨川傳》（原文見《蛻私軒集》卷三，《姚永樸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羅志田多引《順天時報》所刊報道和評論，此外則大體依據陶孟和諸人之說；而我所見者皆屬舊詩文體裁，為論者所未及，在史料上不無補苴的價值。

最重要的，應數郭曾炘（郭則沄之父）的五古《挽梁巨川》：

人生誰不死，死有輕鴻毛。嗟君抱孤憤，祈此非一朝。當時璇宮詔，白日懸青霄。遜讓誠美德，眾議安敢撓。焉知洪流潰，一沸如怒潮。黃農忽然沒，舉世成蠻髦。瞋目爭國論，忍心朘民膏。綱維盡已弛，廉恥日以消。兵戈無寧歲，寰宇皆驛騷。哀哀孑遺黎，飲泣蒼天號。書生不自量，手無盡柄操。東風吹馬耳，強聒猶呶呶。獨善固不難，奈此歲月滔。古人重處死，析義極秋毫。疊山隱橋亭，絕命憫忠寮。蕺山從潞藩，不殉宏光朝。茲事豈有例，神明已久要。作書訣親友，義正詞尤高。處分神不亂，諄勖及兒曹。小樓孤坐夕，想見寒燈挑。龔生夭天年，老父為號咷。此心行所安，豈恤世訾謷。死能激薄俗，砥柱功不祧。死而遂泯滅，浩氣還泬寥。神州果陸沈，茍活將焉逃。盈盈凈業湖，中有苦葉匏，湖旁老柳枝，猶掛昔日瓢。一亭題止水，濁流不能淆。下從彭咸居，無勞歌大招。九朝養士澤，成就一末僚。風潮亙六合，誰辨鸞與梟。平生范巨卿，肝膽見論交。遺書后死責，萬本愿傳鈔。（《匏廬詩存》卷三，民國刊本）

此詩甚為顯白，大體是順著梁氏遺書的意思來講的。“當時璇宮詔，白日懸青霄”，自是指清室遜位。“疊山隱橋亭，絕命憫忠寮。蕺山從潞藩，不殉宏光朝”，疊山，即謝枋得，在宋亡十年后絕食而死（文天祥是在宋亡四年后被殺）；蕺山，即劉宗周，未因弘光帝（朱由崧）被殺而殉死，稍后卻因潞王（朱常淓）降清而殉死。梁濟既是要“殉清”，何以不殉于辛亥清亡之時，而殉于民國共和之后呢？郭曾炘舉此二人為例，意在說明人各有其行事的方式，殉死不必一律。郭氏自己是遺老，很自然也從遺老立場來看待梁濟的事情，“九朝養士澤，成就一末僚”，是將梁濟之死完全視為清室厚待士人的結果了。

又有俞壽滄的《續感逝詩·梁巨川閣讀濟》：

西山宮闕倚云開，待漏曾經并轡來。怪底國亡君竟死，清流一勺不勝哀。（《焦桐集》，民國刊本）

“梁巨川閣讀濟”的“閣讀”，即內閣侍讀的省稱，梁在清末曾任此職。此詩屬于泛泛的哀挽，不必多論。

又有凌啟鴻的《十剎海看荷花》之三：

北宋才人石曼卿，天恩曾許駐蓉城。年來管領更新主，貞愍梁家太瘦生。（自注：梁貞愍公濟于戊午十月投凈業湖殉節，遺書滿篋，言之慨然。）（《云巢詩草》，民國刊本）

傳說北宋石曼卿死后成神，做了芙蓉城主，此化用其典，謂梁濟死后能替代石曼卿之位。據林兆翰《梁公事略》（《梁巨川遺書》附錄）、姚永樸《姚君巨川傳》，都說梁氏死后，宣統賜謚“貞端”，此稱他為“梁貞愍公”，或屬傳聞之誤。

詩之外，當時本有不少挽聯，今暫只得見二氏之作。夏孫桐聯曰：

遺書萬言，濁世亦應同覺悟；西涯一角，寒泉長與薦芳馨。（夏武康、夏志蘭整理《閏庵公遺墨輯錄》，自印本第192頁）

易順鼎有兩聯，一曰：

右江道謝恩折奏曾借重法書，癸卯年初與我題襟，介紹人桂林侍郎于晦若；廣德樓改良劇文皆有裨風化，庚娘傳更推君絕筆，私淑者梨園女子鮮靈芝。

這一聯是變體，上聯述自己跟梁氏交往的緣起，于晦若名式枚，是梁氏的廣西同鄉；下聯述梁濟編寫秦腔劇本《庚娘傳》的事跡，鮮靈芝系當時走紅的女伶。二曰：

古愚也直，古矜也廉，百年不祧，聞伯夷而興起；眾濁獨清，眾醉獨醒，九天為止，從彭咸之所居。（兩聯皆見王森然《易順鼎先生評傳》，《近代名家評傳二集》，三聯書店1998年版）

這一聯是正體，應是正式挽聯，上聯以遺民伯夷擬其志，下聯以水神彭咸狀其死——這跟郭曾炘詩的“下從彭咸居”是不約而同了。

孫雄在其長詩《昆明湖曲吊海寧王君靜安》的序里，也引梁氏為比：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孟子言：所惡有甚于死者，惟賢者能勿喪。吾因海寧王君靜安之死，而憶及皋蘭吳柳堂前輩（可讀），與桂林梁君巨川（濟），是皆能不求生以害仁，而知所惡有甚于死之義者。吳、梁、王三君，所處之時與地不同，而皆可以無死，然竟視死如歸，彼與人家國、謀人軍師、分宜握節死綏、致命遂志者，反靦顏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賣主媚敵以求榮者，何可勝道。宜乎如鄭人之以不狂為狂，多方吹毛求死者之疵。昌黎所謂“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固如是也。（《舊京詩存》卷六，民國刊本）

這些議論，是從儒家觀念、從舊政治道德的立場而發，對梁濟之死顯然抱有很深刻的同情。

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都中三湖”條也提了一筆：

都中北城三湖，北通玉泉，南達三海。極北曰積水潭，即凈業湖，為明代洗馬處。……己未（按：當作戊午）十月，桂林梁巨川投水死于此，予居城北時，輒凌晨往吊之。

鄧氏自謂“輒凌晨往吊之”，似指早晨游湖不時順帶憑吊其人，顯見他對梁濟其人其事是有觸于懷的。而陳宗藩《燕京叢考》述積水潭時，在注釋中特別引錄鄧之誠這則筆記，且有按語：

民國五年（按：當作七年），梁君巨川濟憤國事之日非，自沈于積水潭，學者私謚為□□先生。（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頁）

據《梁公事略》《姚君巨川傳》，梁氏謚號系宣統所命，那就不能說是“學者私謚”了。或因陳著成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其時宣統久已退位，更被逐出皇城，政治上的權威掃地以盡，世人也就不會看重廢帝的賜謚，甚而會忌諱廢帝的賜謚，此所以有“私謚”之說吧。《燕京叢考》是城市地理性質的掌故專著，梁濟自殺之事，似在可錄可不錄之列，然則作者竟鄭重載之以傳，可見他對梁濟的死事既哀之，復重之。

以上這些片斷文字，大致出于舊文人手筆，文體固不必說，其論調與情感亦顯出與新人物的差別。大致可說，陶孟和輩所作，屬于新式的雜志文章，代表了新文化派（以海歸派為代表）的認識，雖則彼此見解參差，但在根本觀念上跟梁濟皆有距離；相對的，郭曾炘輩所作，屬于舊體詩文體裁，代表了守舊派（包括遺老）的認識，各人立身處世未必同科，但在根本觀念上對梁濟皆有認同。因梁氏毅然一死，任何新派人物也不能不同情其動機、敬服其意志，但在理念上，終不可能贊同其行為。應該說，正是那些已淪于“在野”或曰“邊緣”的舊派人物，那些尚抱持傳統死節觀念的遺民或文化遺民，才能在心靈上更貼近死者，才稱得上是梁濟真正的同情者。

梁濟之死，并非由于某一具體事件的刺激（如吳可讀因慈禧不為同治帝立嗣、王國維因國民軍北伐），也沒有明確的訴求。在其《敬告世人書》里，他辟頭就說“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可馬上又聲明“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然則他到底殉什么，到底因何而求一死呢？

我想，在行動上，他的自殺是一個特例，是其特殊性格或特殊心理造成的選擇，旁人很難得出完滿的解釋；但在精神上，他的自殺卻完全可以理解，就因為他對中國現狀的絕望。

關于民國初年政治社會的亂象以及時人的感受，我在箋釋陳寅恪詩時曾有討論。陳氏1927年《王觀堂先生挽詞》有這樣幾句：

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娛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

光緒宣統，已值清王朝風雨飄搖的末世，怎么成了“開元全盛年”呢？故學界于此頗有置疑者。我以為陳氏的意思，是代王國維立言，形容當時政局黑暗混亂，相比之下，回看易代前的光宣之世，反倒好似太平盛世了。這當然有修辭夸飾的因素，但確也可見王國維、陳寅恪對民國現實的極度不滿。而且此種心理絕不孤立，從遺老到革命派皆有類似的看法，我在《陳寅恪詩箋釋》里引錄不少（見增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冊第66-70頁），有興趣者可參考，茲不具引。

而王國維所置身的時世，也是梁濟所置身的時世，王國維的憂憤，也是梁濟的憂憤——也是郭曾炘們的憂憤。故梁濟之死，聚焦了舊文人群體對民國現實的不滿、對北洋時代政治社會狀況的不滿。從此角度而言，與其說他是從殉于前清，不如說他是自絕于民國。

我曾略略檢讀梁濟的《伏卵錄》，有一個印象：一般文人，或有理想，而止于理想；一般政客，則只認現實，不問理想。如梁濟、梁漱溟父子，則是道德家兼實踐家，非要拿理想來改造現實，以文人的精神做政客的事業，即古所謂“兼濟天下”者。如此，道既不行，俗亦難移，其人必憂世憤世，以至偏激。這也是梁濟自殺的一個遠因吧。

斯人已沒，倏忽百年，近見陳永正先生新成一律，頷聯是“百年屢云誤，此際到無言”，拿來獻予斯人，倒覺妥帖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