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1日，長春高新發布公告稱，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東金磊的通知，獲悉金磊與王思勉已通過協議方式辦理了解除婚姻關系手續，金磊擬將其持有的公司3001.41萬股股份（約占公司總股份的7.42%），分割至前妻王思勉名下。在本次權益變動后，金磊將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東，取而代之的是其前妻王思勉，按公告發布日股價計算，此次分割股權價值超40億元。

該公告發布后，即便金磊和王思勉承諾作為一致行動人在未來12個月內不會減持股份，但長春高新股價仍然于次日應聲下挫6.3%。

一、是“真分手”還是“真減持”？  

從經驗主義的角度看，雖然A股的天價離婚事件并不鮮見，僅在過去的2023年里，就有近10家上市公司爆出創始人或實際控制人因離婚而涉及高額股權分割。而且每當這類灰犀牛事件發生，隨后都常伴隨著公司股價的一定程度下跌，這也是市場對上市公司股東離婚反應如此強烈的原因。股民未必真的那么八卦地關心股東們的感情生活，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錢袋子，擔心的是大股東們假借“離婚分手費”之名行“繞道減持”之實，對股民的痛點，大股東們當然也心知肚明，監管層也三令五申要規范大股東減持，所以此次長春高新的兩位股東也在公告中強調不減持，只是承諾歸承諾，在如今的市場環境下，承諾似乎并不足以安撫市場情緒。

畢竟，作為公司大股東或實控人，相對于一般散戶具有對公司實際運營狀況的信息優勢，大股東一旦開始減持或者只是出現減持的苗頭，往往都會被解讀為公司當前股價高于其實際價值，因而被視為一種利空的信號，帶來股價的波動。為了防止大股東的減持行為波及市場甚至損害中小股東和散戶的利益，法律法規和監管層對于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這樣的關鍵人物的減持都設置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現實總是不盡如人意，盡管監管部門三令五申要規范信息披露，要規范減持行為，但總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

公司離婚當事人分割股比涉及股份價值

以上內容整理自網絡公開信息

以2023年出現的這些涉及離婚股權分割的企業為例，我們不難發現，有不少是AI領域相關企業，而2023年上半年AI概念爆火時是帶動過一波AI股上漲行情的。但巧合的是，數家AI企業實控人都在股價高位離了婚，網上一度盛傳諧音梗“AI沒有愛”。這就讓廣大股民不得不猜想：到底是這些大股東伉儷“可患難、難富貴”呢？還是夫妻雙方利用離婚轉讓股權，避開證監會對股東減持的限制，實現高位套現離場呢？

回顧去年影響最大的三六零事件，其公司股價從2022年底至2023年4月初借助AI熱潮暴漲近300%，隨后公司于4月4日發布公告，披露實際控制人周鴻祎與胡歡經友好協商后已辦理離婚手續。周鴻祎將其直接持有的三六零4.47億股（約占公司總股份的6.25%）分割至胡歡名下。而此后至今，三六零股價從最高位的20元一路跌回7元附近。即便周鴻祎和胡歡至今都未披露任何減持計劃，但從股價變化看，股民很難不懷疑其選擇當時的時間節點離婚是想在股價較高的行情下減持套現，從而更加堅定了股民對“企業家離婚分股權等于繞道減持”的印象。因此當今年長春高新再次爆出天價離婚事件時，網絡上充斥著對其是否為“繞道減持”的質疑，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上市公司股東離婚是否一定是為繞道減持？

作為專業人士，我們要呼吁股民理性看待上市公司股東離婚股權分割的問題，雖然利用“技術性離婚”繞道減持的現象確實存在，但離婚導致股權分割并不必然是為了減持套現。

首先，離婚是上市公司股東的個人自由，上市公司的股東離婚，當然有可能是正常的因夫妻感情破裂導致的離婚。而一旦離婚，作為夫妻共同財產的股權必然會面臨分割的問題，這是涉及離婚當事人雙方合法權利的正常處理。這一點，中外都一樣，比如微軟的比爾·蓋茨、亞馬遜的貝索斯等，也都在離婚時分割了股權。

其次，雖然會受到法律法規以及行業規定等諸多限制，但合法合規的減持股權是上市公司股東的權利，不必將減持行為本身過度污名化。

第三，實控人離婚對公司股價的影響，主要取決于股權分割是否對公司經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主要看股權變動是否同時伴隨表決權的變動，若僅分割了股權，但表決權并未發生變化的，從經營層面看對企業整體影響就相對較小。

最后，雖然離婚可以使股東在股權變動時不受法律關于轉讓比例的限制，但這并不意味著當事雙方在減持股份時也不受限制了。以長春高新為例，金磊將7.42%股份分割至前妻名下后，雖然其自身不再是占股5%以上的大股東，但其前妻仍要受到相關規定對大股東減持的限制。事實上證監會此前也已經針對“離婚減持”現象作出回應，明確禁止大股東、董監高以離婚、解散清算、分立等方式規避減持限制，要求雙方仍需共同遵守相關規定。

仔細分析，上市公司股東離婚分割股權可能存在多種原因，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繞道減持的可能性，但對此保持客觀理性的態度才最符合廣大股民的利益。“真假離婚”是一個永遠無法證偽的命題，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對于股民而言，在作出投資決策時仍應以公司價值本身作為根本判斷依據，不要盲目跟風被市場情緒左右。對于監管部門而言，重點則是要從制度上堵住離婚減持的bug，做好股東個人自由與社會公益間的平衡，切實維護資本市場的正常秩序和廣大股民的合法權益。

三、對“繞道減持”的監管現狀

從制度層面看，我國對于上市公司的監管已形成較完整的規范體系，即通過《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證監會發布的部門規章和各證券交易所制定的交易規范來對上市公司股東的行為進行約束。其中均對大股東（持股比例5%以上）、董監高和原始股東這三類主體的三種減持行為做了限制性規定。

根據《公司法》相關規定，持有首發前股份的股東，在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股份；公司董監高在任職期間每年轉讓的股份不得超過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的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內不得轉讓。而上述市場主體減持，主要通過集中競價交易、大宗交易或協議轉讓三種方式。對于三種減持方式，監管部門均有限制性要求，如提前預披露、限制減持比例等。采取協議轉讓方式減持股份的，受讓方需要與出讓方共同遵守集中競價交易減持規則。

事實上，關于廣大股民們擔心的股東通過離婚“繞道減持”的問題，證監會在2023年7月28日就以答記者問的方式回應表示：上市公司大股東（即控股股東、持股5%以上股東）、董監高作為“關鍵少數”，在公司經營發展、治理運行中負有專門義務和特殊責任，應自覺規范減持行為，明確應不得以離婚、解散清算、分立等任何方式規避減持限制。并要求大股東、董監高因離婚、法人終止、公司分立等形式而分配了股份的，股份受讓方也要繼續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變動管理規則》及交易所相關業務規則中關于股份減持的有關規定。

后來，滬深交易所也在《交易所減持問答》中對此進行了規定，明確以上述方式分配股份的，股份過出方與過入方應當合并、持續共用大股東減持額度，即持續共用大股東集中競價交易任意連續90個自然日內減持不超過1%，大宗交易任意連續90個自然日內減持不超過2%的減持額度，并分別履行大股東集中競價減持的預披露義務。

2023年8月27日，證監會又發布政策調整，進一步規范股份減持行為。根據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存在破發、破凈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進行現金分紅、累計現金分紅金額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凈利潤30%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得通過二級市場減持本公司股份。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一致行動人比照上述要求執行；上市公司披露為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第一大股東及其實際控制人比照上述要求執行，可謂史上最嚴“減持新規”。

四、監管措施有待完善

從減持新規的嚴格程度來看，證監會對于上市公司股東繞道減持的打擊態度無疑是明確的，對于公司大股東、董監高因離婚發生股權變動的行為采取的是“認股不認人”的做法，即在對減持時的份額進行計算時要將離婚后的雙方合并計算，使得雙方在一定程度上無法突破減持的程序性限制，對于繞道減持現象將起到打擊作用。并且客觀上在減持新規發布以后，不少企業發布公告宣布有關人員終止減持計劃或自愿延長不減持承諾期限，對規范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我們也要思考，為何在如此嚴格的減持限制之下，仍然有人我行我素，隨意違反披露義務違規減持？個人認為，歸根結底是當前規范對于違法后果沒有相對應的嚴厲的法律責任和懲罰措施，且處罰所依據的文件效力層級不高，使得雖然行為可以被認定為違規，處罰時卻無法可依，相對于違規減持帶來動輒上億的收益而言，行為人違法成本實在是過低，這也是“繞道減持”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要徹底解決“繞道減持”難題還需要從立法到執法的全面完善，對于股民熱議的企業家離婚問題，證監會要做的也并不是從實體上限制股東離婚或減持的權利，而是要繼續推動相關懲罰機制的立法工作，同時做好日常監管執法工作，讓規范成為制度并形成閉環，監督企業履行對重大信息的披露義務，平衡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從而保護廣大股民的合法權益。

最后，回到本次長春高新天價離婚事件，我們也不妨讓子彈飛一會兒，相信在當前的監管體制下，企業家通過離婚繞道減持也已并非易事。作為股民，客觀理性地看待網絡輿論，相信監管部門的執法決心，才是當前的上策。

（作者陳天宇為江蘇聯盛（無錫）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