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迪拉·甘地  東方IC 資料圖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總理被她的錫克保鏢刺殺，當時她正在政府大廈的私人花園內散步。幾名保鏢一共對她開了三十槍。保鏢隨即投降并被捕—一人當場被開槍打死，還有兩人被關到提哈監獄，之后被絞死。

在1977年的選舉中，甘地夫人已經在選舉中下臺，新總理是人民黨（Janata Party）的莫拉爾吉·德賽。該黨當時成立不久，是一個反對緊急狀態的聯盟。但印度的首個非國大黨政府在內訌中迅速崩潰。1980年的選舉中，英迪拉·甘地重掌政權，其政治目標不再是幫助窮人，除了自己的權力，她不再有任何宏大設想。然而，維持權力需要一些積極的政治表現。英迪拉需要實現經濟增長以維持執政的合理性，于是她的經濟政策明顯地右轉了。她找來了幾位企業界的新顧問，解除了對水泥和糖等關鍵大宗商品的管制，并從世界銀行那里獲得大筆貸款以提高生產力。

但她自己卻屢遭逆境。英迪拉個人力量的主要來源——她的兒子桑賈伊已是議會的一員，但他在選舉后不久，因駕駛私人飛機在德里上空盤旋時失事而遇難。她發現自己在各邦四面楚歌，各種迎合種族認同、宗教理想和區域自治希望的政黨正到處興起。印度獨立已經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其政治已經從一黨聯邦制朝著有些人說的一個更加多樣化的真正民主制度的方向成長，而英迪拉·甘地卻采取強硬策略來維持中央政權。

在所有戰場中，沒有比旁遮普情況更嚴重的了。在激進、有組織的阿卡利黨領導下，當地對領土和自治的要求一直在增長。為了分化阿卡利黨的支持者，英迪拉·甘地支持極端正統派領袖賈奈爾·辛格·賓德蘭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煽動民眾。

但很快，她就無法控制賓德蘭瓦勒的崛起了。他越來越常公開呼吁用武力將旁遮普從印度教徒和德里解放出來，而不久國大黨就遭遇了一個重大問題。1981年, 一位一直批評賓德蘭瓦勒的資深記者遭到暗殺。賓德蘭瓦勒被捕，但代價是幾個想要保護他的平民的死亡。三個星期后，因缺乏證據，賓德蘭瓦勒被釋放，整個旁遮普邦一片歡騰。中央政府已經變得令人厭惡而不值得信任。在20世紀80年代的野蠻政治中，政客們無所不用其極，包括政治暗殺。

恐怖主義行為越來越堅持不懈。于是在1984年，甘地夫人決定采取軍事行動。賓德蘭瓦勒和他的戰士們在錫克教的至圣所—阿姆利則的金廟（Golden Temple）避難。他們在那里建造了一個巨大的軍火庫和防御工事。1984年6月5日晚上，印度軍隊的幾個團突襲了這座寺廟。隨后一場大規模戰役爆發，導致賓德蘭瓦勒和其數百名手下死亡。

拉馬錢德拉·古哈寫道：

金廟離札連瓦拉園（Jallianwala Bagh）有十分鐘的步行距離。1919年4月，一名英國準將下令自己的部隊向一群沒有武裝的印度人開火。……該事件在印度的民族主義神話和記憶中占據了一處神圣的位置；其所激起的集體義憤被圣雄甘地巧妙利用，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反殖民統治運動。藍星行動的意圖則不同，它針對的是武裝叛亂分子而不是和平集會，后果卻是相似的。它在錫克教徒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集體創傷，使其對印度政府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德里政權被比作過去的壓迫者和褻瀆者（如莫臥兒帝國），以及18 世紀的阿富汗掠奪者 艾哈邁德沙·阿卜達利（Ahmad Shah Abdali）。 一名前往旁遮普邦鄉村的記者發現了一個“陰沉而疏離的社群”。正如一位上了年紀的錫克教徒所說：“我們內在的自我受到了傷害。我們信仰的基礎遭到了攻擊，整個傳統已經被摧毀了。”現在，甚至那些曾經反對賓德蘭瓦勒的錫克教徒都開始重新看待他。因為，無論他過去犯了怎樣的錯誤和罪行，是他和他的追隨者面對破壞者并以死捍衛了圣潔的神殿。

數周以后，德里就發生了總理遇刺案。

當地時間2018年1月2日，印度查謨，當地錫克教教徒迎接第十代祖師哥賓德-辛格的誕辰。東方IC 資料圖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12日，印度，印度慶祝“九夜節”（Navratri），各地的印度教徒盛裝打扮，穿著傳統服飾跳Garba舞歌頌杜爾迦女神（Goddess Durga）。東方IC 資料圖

刺殺事件后，整個城市掀起了反錫克的憤怒狂潮，謀殺和破壞擊碎了本來就不安的城市心臟。相比伊斯蘭教，錫克教在更大程度上是印度教徒的同胞—它的創始人那納格上師（Guru Nanak）是16 世紀印度教內部改革和復興運動的一分子。直到最近，許多旁遮普的印度教家庭都還會讓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入錫克教，通常是為了還求子的愿。與1947年的事件類似，1984年爆發的暴力對“家庭”的本質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點燃錫克教徒戰斗精神的，是他們感到印度教徒將錫克教徒視為印度的私生子；反過來，錫克教徒也拒斥被他們描述為“陰柔”的印度國，并大聲宣示了自己的原則：男子氣概、尚武勇猛。

在一次演講中，賓德蘭瓦勒提出，錫克教徒被歸入一個將圣雄甘地視為國父的國家是一種侮辱，因為他的戰斗技巧是典型的女性化技巧。他（甘地）的符號是一架旋轉的紡車，這是婦女的象征。“那些英勇上師的子孫們，那些以刀為象征的人， 能接受一個像圣雄那樣的女人做他們的國父嗎？”這位好戰的領袖問道。“那些是弱者的技巧，不屬于一個從未向任何不公低頭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歷史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為了能夠稱得上驕傲的上師（錫克教的十個公認創始人）的真正后裔，有人認為，所有由于親近印度教而滲入錫克教特征的腐敗，都要被驅除。“印度教”歷史的危險不僅僅在于錫克教徒被剝奪了在其中的正當地位，還在于尚武的錫克教徒被改造成了一個軟弱的民族：“錫克教徒在過去五十年里被軟化和訓練得能夠承受和容忍對其宗教的侮辱和一切形式的壓迫，而且在陰險說教和非暴力崇拜的咒語下，變得頗為有耐心、無異議。但這些說教和咒語與他們的上師和先知們清晰的教導背道而馳，上師和先知的教導是—不要在暴君面前任他欺凌，不要接受任何對宗教、自尊和人性尊嚴的侮辱。”

錫克教男性的特征，包括蓄胡子和佩劍（或者AK-47），自然為他們帶來了與印度國的沖突，并最終導致對其女性領導人的刺殺。但對許多印度教徒來說，至高無上的母親這一觀念是不能被逾越的。英迪拉·甘地的死立刻被視為對他們關于印度“家庭”觀念的下流攻擊。作為憤怒的兒子，跳腳報復是再明白不過的責任。“英迪拉·甘地是我們的母親，而這些人殺了她。”印度教的人群大喊道。

顯然，對于雙方來說，1984年的這場危機與未完成的分治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分治對印度教和錫克教這對兄弟的男子漢氣概提出了很多質疑。那是分治后的第三十七年，許多參與當時暴行的人一生中已是第二次看到這些場景，雙方都是如此。用過去這段時間重建生活的錫克教徒發現自己正再次經歷掠奪和謀殺。再一次，他們失去了家園和生計。而印度教徒不斷想起幾十年前從西旁遮普逃離的恥辱，此刻發現自己正在喪心病狂地報復著曾經的難民同胞。1984年11月1日開始的暴力是由偏執的謠言推動的，其中一些顯然來自1947年未解決的噩夢—據說，一車又一車死去的印度教徒被從旁遮普運來，在那里，錫克教徒發動了滅絕運動。還有謠言說，錫克武裝分子在德里的供水系統里下了毒，城市發生了飲用水危機，人們紛紛到他們認為不受影響的很遠的地方去接水。

整整四天時間，暴力肆虐。暴徒在城市里游蕩，帶著刀槍和一桶桶的煤油，焚燒人、住宅和商店。死亡數目無人知曉，估計在三千到一萬之間。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國家機關在試圖平息報復方面明顯很松懈。事實上，國大黨的成員肯定促成了整個事件，他們為印度教復仇者提供武器和酒，并承諾會獎賞他們的殺戮。擁有加油站的國大黨議員為行動提供煤油，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派裝有煤油的車輛一起參與突襲。國大黨官員拿出錫克家庭的地址清單，有組織地實施襲擊。警察非但沒有采取行動來遏止印度教暴徒，還進一步散布謠言，煽動他們，說錫克人正企圖秘密推翻國家。醫院拒絕治療錫克教徒受害者，警察局也拒絕為針對錫克教徒的犯罪立案。

英迪拉幸存的兒子拉吉夫（Rajiv），在她去世的當晚宣誓就職成為總理，對暴力現象發表了惡名昭彰的冷漠評論：“大樹倒下，大地震動。”

對德里來說，“錫克暴亂”將“法律”變成了下流的胡言亂語。一位評論員指出在德里西部一個叫作薩特普利（Sultanpuri）的社區，是暴力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在那里一名錫克社區領導人和他的兩個兒子被點火焚燒。這三個人叫喊著讓人拿水來。一名警察一直在旁觀，大聲著制止任何人去幫忙，而他用的字句是：“如果任何人敢出來干涉法律（kanoon ke khilaf kisi ne hath uthaya，字面意思是‘舉手違反法律’），他［會］被開槍打死。”印度教暴民已成為法律，煤油的火焰已成為法律。另一個警察用擴音器宣布，任何印度教徒如果被發現窩藏錫克教徒，他們的房子就會被燒掉，因為這樣做是非法的。

法律就這樣被踐踏了。對于德里人來說，日后不管出于何種理由讓他們繼續遵守法律，法律都不再是道德的，因為法律不再有任何道德內涵了。這種印象在之后又獲得了強化—對大屠殺的連續調查未能找到國大黨不法行為的重量級證據。到今天，沒有人因當年的事情被問責。三十年來，官方一直不以為意。法律沒有給出評論。

德里無論如何都是腐敗的。但現在，暴亂發出了一條確定的信息，即法律是印度社會生活的墮落成分，人們只能對自己的道德負責任。人必須照顧好自己，因為沒有人會照顧你，而且現在沒有法律來約束一個人該如何照顧自己。德里住宅區“封閉的院落感”正是從那時開始的。過去的那些溫柔不再有了—過去，中產階級的男孩子會把床拿到街上，在炎熱的夜晚里就這么隨隨便便地睡在露天。這種對外人和街道的信任不復存在了。中產階級家庭用三公尺高、釘著鋼釘的門取代了原來只有大腿那么高的圍墻。隨后，私人發電機的風靡不僅與德里供電的不穩定有關系，還和一種自力更生的心態相關：一個人干擾另一個人用電的情況是不應該出現的。私人水井也是如此。市政供水中的毒藥謠言只流傳了一時，但影響卻一直延續了下來。

暴動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許多錫克家族1984年后永遠地離開了德里。但對于那些留下來的人來說，尤其是對于印度教徒來說，德里給人的感覺再也不是原來那樣了。我這一代人中有許多在1984年的時候還是小孩或者青少年，對他們來說，錫克暴亂是一個根本性的成長經驗，揭示了（如看上去的那樣）德里社會關系的深刻真相。流血和殺戮似乎沒有隨著印度的獨立而結束。這一次不能歸咎于英國或巴基斯坦，或內部的任何人，這是這座城市永恒的內在本質。

本文摘自《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作者：[英]拉納·達斯古普塔 著，林盼秋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8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