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綠發會訊】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大氣污染宣戰，接連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空氣質量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成為全球空氣質量改善最快的國家。但目前，大氣污染防治仍有老問題與新挑戰并存，對我國大氣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二級研究員，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結合10年來我國大氣污染治理成效與核心問題，梳理并分析了國外治霾的經驗教訓及啟示，為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提供借鑒和參考，現將發表在《張江科技評論》雜志上的文章分轉發如下，以饗讀者。

按/Cherry 審/ZY 編/angel

攝影?綠會融媒·同一健康工委會

中國從2003年開始進行脫硫除塵，主要是借鑒英國倫敦煤煙型霧霾的教訓，及早采取了預防性措施。當時，中國基本上還沒有出現霧霾問題，這一時期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煤炭消費量快速增長的時期。如果沒有這一預防性措施，中國的酸雨和煙塵污染會迅速增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霧霾治理方面，國外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

●美國卡諾瓦河谷“藍霾”事件的啟示

2008年，美國西弗吉尼亞州卡諾瓦河谷一個電廠所在河谷在大氣靜穩狀態下多次出現霧霾。盡管開始時電廠竭力否認，但在該州環保部門的飛行跟蹤、實地調查、數據分析等證據下，最后電廠不得不接受環保部門的結論。造成該河谷霧霾的原因是，一臺靜電除塵設備因老化而效率下降（導致顆粒物排放增加），所有三臺機組的三氧化硫排放遠高于設計水平，也有一次是因為技術措施需要而人為注入三氧化硫。

其實，在2008年該電廠幾次霧霾事件發生的幾年前，電廠早就對氨法脫硝改造后會造成三氧化硫增加而有可能導致霧霾做出了正確判斷，并指出需要增加相關處理措施。該電廠對癥下藥進行整改后，周邊再沒有出現過有關霧霾的投訴和相關報道。

值得注意的是，霧霾發生時，該電廠脫硫設施還沒有竣工，遠沒有中國大規模濕法脫硫產生的水溶性鹽、三氧化硫、水汽低空排放、脫硝氨多途徑逃逸及氮氧化物減少，最終因硝酸增多等眾多因素復合導致大范圍持續霧霾大暴發的問題。有人做過計算，華北平原遍布城鄉各地的各種煙煤煙氣設施，在濕法脫硫脫硝后產生的三氧化硫等數量可觀，已經具備導致霧霾大面積發生的部分條件。低空水汽過量排放造就了霧霾形成的人工氣象條件，氨逃逸實時匹配了鹽霾所需的堿性物質。該電廠僅僅是除塵和脫硝過程中出現三氧化硫較多的問題，就能夠導致其所在河谷在適合的氣象條件形成霧霾。

●曲折的洛杉磯霧霾成因查找過程及啟示

洛杉磯發生的光化學煙霧型霧霾事件，是由未經處理的機動車燃油燃燒造成的。在機動車較少的區域，問題不大，但在一些特殊區域，自然地理條件和有質量問題的機動車燃油的燃燒就造成了洛杉磯大范圍的大氣污染。負主要責任的煉油企業極力否認，致使早該確認的致霾原因拖了好幾年。

中國始于2013年突然暴發的霧霾，席卷半個中國，每年頻發并持續至今。盡管重霾天數下降，但輕霾的天數仍然很多。長達10年的霧霾治理過程，遲遲達不到遏制霧霾的效果，讓人們懷疑存在類似洛杉磯的情況，妨礙了高效準確地找到霧霾大暴發的真正原因。

在經過若干年的環境治理和各種監測設備的科技進步后，企業都采用符合環保標準的煙氣治理設施。因此，二次污染或次生污染的責任不應該由煙氣排放企業承擔。那么，是不是煙氣治理設施和技術方案存在缺陷呢？答案是肯定的。

●巴西因激進的環保政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啟示

曾經工業發達且快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環保運動是不可忽視的動因。在國內外多重輿論壓力和一些利益集團的推動下，環保成了巴西政客的政績。巴西政府相繼出臺了堪稱史上最嚴厲的環保法案，政府的環境部門擁有極高的權力，可以以環保為由，任意決定一個企業乃至個人的命運。例如，一個企業工程項目甚至是投資產業都必須花幾年的時間申請環保部頒發的《先期許可證》《動工許可證》《運營許可證》，否則，就算再利國利民的項目也不能動土。又如，每家大中型企業都必須有環保官員常駐，其對企業發展有至高無上的一票否決權。再如，巴西法律甚至規定在雨林的路邊采野果和擺燒烤攤也是犯罪，一旦被環保執法隊抓住就要面臨牢獄之災。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熱心”的民間組織，他們幾乎出現在每一個大型工地里，靠長年累月抗議刷存在感。

由于工業毫無進展，巴西的經濟發展開始越來越依靠賣資源維持。當然，巴西的環保成了政客口中津津樂道的政績，似乎有了環保就可以掩蓋其他的一切問題。此后，巴西發展的主動權根本就不在自己手里，大宗商品價格好一點就發展一點，價格差一點就衰退一點，一個50年前就臨近發達國家門檻的國家，卻怎么都跨不過這道門檻。

中國與巴西本質上完全不同，中國有與人民利益完全一致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生態文明建設、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并重，實現可持續發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等都在很好地落實。但是，在現象層面和技術層面，巴西遇到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高度警惕。

●南非激進環保政策及被外國資本廉價收割企業的啟示

20世紀90年代，南非曾經距離發達國家很近。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貧窮、禍亂已經像瘟疫一樣纏上了這個國家。

90年代，眼見南非的工業技術不斷發展，于是西方國際環保組織找上門去，表示南非已經是發達國家了，應該注意保護環境，否則容易暴發霧霾，不利于身體健康，各種新聞報道也對此進行輿論渲染。為此，西方國家向南非建議“去工業化治理”，即在政策上不再優待制造業，如稅收、貸款等均不再對制造業進行減免、補償等，并推行嚴苛的環保法案，如罰款無上限等，以達到節能減排、治理污染的目的。

然而，這種治理方式最終被證明無異于自殺。南非的工業企業倒閉了一大批，與此同時，西方外資企業以白菜一般的價格收購了這些破產的企業。經濟下滑的南非為了“招商引資”，特別允許外資企業只要來南非投資就可以享受優惠政策，包括減免稅收、不用接受環境影響評估、不需要接受環保罰款等。于是短短幾年間，南非的產業就全部從本土人手中轉移到了西方人手中。隨著資產的順利轉移，西方媒體早就停止了對南非環境保護的攻擊。即便今天的南非依然飽受霧霾的侵擾，但媒體已經不再關注，餓著肚子的南非人民也無暇顧及霧霾問題了。

作者簡介：

周勇，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二級研究員，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美國能源部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BL）訪問學者、客座資深科學家（2013—2020年），山東省智庫高端人才，山東省優秀科技工作者。曾任山東省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兼任山東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科技指標研究會理事等。長期從事科技智庫和軟科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綠色低碳發展及應對氣候變化、能源環境經濟協同、科技與創新戰略及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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