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陸何處？地球危機下的政治宣言》，【法】布魯諾·拉圖爾著，胡恩海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11月出版，263頁，65.00元

2017年6月1日，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這直接激發了拉圖爾的“著陸何處？”之問。特朗普的退群行為只是呼應了1992年老布什在聯合國里約會議上的傲慢：“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談判”。在2017年出版的《著陸何處？地球危機下的政治宣言》（Où atterrir?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中，拉圖爾嘲諷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仿佛處在地球之外的飛地，但實質上卻是在讓全球為美國人的高排放行為買單。畢竟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氣候大會上，所有簽署國都已經意識到：如果各國依舊按照各自的現代化計劃發展，那么需要若干個地球才能承載得起，可地球只有一個。但特朗普卻認為氣候變暖是一場騙局，甚至發推文稱氣候變暖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理論，旨在削弱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

拉圖爾指出，這種對氣候變暖的否認可能是精英們的一種“共謀”，肇始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放松管制”的號角：精英們意識到了氣候變暖的嚴峻后果，讓所有人共赴美式全球化的“彼岸”已無可能，于是決定盡快擺脫團結的負擔，只為少數人打造鍍金堡壘，這加劇了貧富分化的裂痕，而為了隱藏這種逃離共同世界的粗魯自私，就要否認引發這種絕望逃離的威脅，于是否認氣候變化。也許這只是一種設想，但在氣候危機面前人們光怪陸離的表現，至少表明了我們已不可能達致共享的“全球現代化”。

拉圖爾就此進一步反思了西方主導的現代化敘事，在這種敘事中，從“本土”走向“全球”就是從落后、守舊走向進步、開放，但全球化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不僅帶來了發展、繁榮、進步，也帶來了不平等、不公正、不平衡。換言之，全球化的成本與收益分布嚴重不均衡，發達國家及其精英階層高高在上，“坐上太空艙，離地生活”，發達國家的大眾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受損方，而且很難再找回原來那片自給自足、自治自律的本土。蕓蕓眾生，何去何從？這就是《著陸何處？》之問的由來。拉圖爾因此建構了“在地者（Terrestrial）”的概念，希望借助它來構筑新的集體機制，勾勒新的生存空間。

在地（Terrestre），是拉圖爾針對“人類”的命運在全球化、本土化、離地生活之外提出的第四個可能的解困方案，而“在地者”則是新氣候政治的行動者，在這一方案之下，人類只是在地者之中的在地者，不再是自然界中的人類。如果只有人類，或許可以筑墻蓋堡，用民族主義武裝自己，將移民擋在封閉式社區（gated communities）之外。但現實是，并非只有人類，人們已經建造不了邊界長城抵御“入侵者”了，因為有些“移民”不僅沒有國家還沒有形式，譬如氣候、風蝕、污染、資源枯竭以及棲息地破壞等的遷移。所以即便在邊境阻擋了兩只腳的移民，也無法阻擋其他形式的過境。

屆時，我們每個人都會失去家園。那個時候一切都是開放的，人們必須在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生活于外部，風餐露宿，大家都混在一起，為一切奔波，不再有任何保障，不斷遷徙，失去所有身份和所有安逸，就像《流浪地球》中大家都將被迫躲進掩體。因此，新的行動者必須是在地者。這個在地者是身處生成系統（the system of engendering）中相互依賴的存在者，是土壤細菌、是森林飛鳥、是工廠里的工人……這個清單很長很長，重要的是理清楚有多少其他的存在在維持自己的生存。在這一背景下，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可以握手言和，因為中心可以很多，但每個中心都不再擁有一個互斥的圓邊界。

《著陸何處？》很大程度上是《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法文原版，2015年出版）的續章。《面對蓋婭》的底本是拉圖爾2013年的愛丁堡吉佛系列講座。他在第一講提出了與“吉登斯悖論”類似的問題：從工業文明時代開始，生態災難警報就像“狼來了”，反復拉響，但從未真正被認真對待。當下的“碳戰爭”早在1980年代就該打響，但人們一直在逃避。所有人都是氣候問題的局內人，但精英們在忙著掩蓋，普通人卻止步于這個問題的龐大，龐大到大多數人都有意無意地感覺自己是這個事件的旁觀者，生出一種袖手旁觀的心態，即對他人的心理期待和責任分擔的心態：自己做什么起不了多大作用，總是期待著別人多作貢獻；而即便出現了嚴重的結果，也是大家合力產生的后果，不是某個個體的責任。所以拉圖爾希望借助《著陸何處？》之問，掀起一場認知革命，從認識論和道德論層面警醒人們。

自詡為現代人的人類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科學來征服自然、不斷開疆拓土以成就自己的發展史的。拉圖爾把這一過程稱為“現代人消解這個世界的癡迷”。現代人把除人類以外的萬物都視為安靜待在“地球這個舞臺”后臺的東西，只有人類是積極在前臺表演的行動者，但是現在，“曾經的布景和道具都已經跑到舞臺中央參與表演”，“連石頭都在哭泣”。萬物和人類都成為影響生態問題發展的積極行動者，人類社會因此進入了一個“新氣候體制”時代。顯然拉圖爾在《我們從未現代過》（法文原版1991年）與《自然的政治：將科學帶入民主》（法文原版1999年）中已經開始了對這個新氣候體制的探討。那這個新體制始于何時呢？拉圖爾并未明言，或許可以追溯到“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起點。

“人類世”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等人于2000年提出的分期概念，指的是地球最近的歷史時期，在全新世之后，用以表示人類活動對氣候和地球造成劇烈影響的時代。人類世具體起于何時，眾說紛紜，拉圖爾傾向于定在1610年。在那個時代，歐洲的地理大發現與對外殖民進程，直接導致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在一百年中減少了五千六百萬，在這個美洲原住民的“大死亡”時期，退耕還林成了一個“自然過程”，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大幅降低，引發了一直持續至二十世紀初的“小冰期”。拉圖爾把這個時期作為人類世的起點，或許最直觀地展現了“蓋婭（Gaia）”的樣貌。

1960年代末，英國大氣學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借用希臘神話中大地女神“蓋婭”之名提出“蓋婭假說”，把地球當做一個生命有機體，地球上的生命及其物質環境，包括大氣、海洋和地表巖石緊密聯系在一起，共同進化。換言之，生命體并不像達爾文主義所言只是在適應環境，他/她/它們還調整并生產著環境，就像“小冰期”的出現一樣。由于蓋婭的自調適功能，人類原本可以相安無事，但從工業革命開始，尤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大開發，蓋婭的構成大幅改變，其調適速度開始跟不上人類改變她的速度，她對人類的作為越來越敏感。“面對蓋婭”，就是希望人類重新定義自己與萬物的關系。不過，拉圖爾對蓋婭概念的使用一直非常謹慎，他認為蓋婭的確是一個地球萬物相互聯系的生命有機體，但蓋婭并不具有進化功能，他仍然使用其行動者網絡理論來重構蓋婭概念，認為所有構成這一有機體的行動者都具有偶然性，所塑造出來的蓋婭星球也是耦合的結果，蓋婭星球也并不像地球母親那樣會眷顧人類，所以應該放棄依靠蓋婭來拯救地球的希望，人們必須有所行動。

拉圖爾并不將蓋婭視為整個地球，她不包括地心也不伸向銀河，總之她不是從天狼星上看到的那個藍色星球，她僅限于大氣層和母巖層之間幾公里厚的一小塊區域，這里就像一層薄膜、一層漆面、一層皮膚、幾個無限折疊的層次。這里是臨界區，也正是人類即將“著陸之處”，這個區域內的所有存在都是“在地者”。因此，生態問題不是自然保護主義，也不是人類中心主義，而是直指人類的生存處境。這塊區域與國界不同，國界之間不重疊，但這塊區域可在國界之內也可能超越國界。

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各國制定的長遠計劃必須延伸到國界之外，如果不考慮鄰國，這些計劃就無法孵化。“在地”將全球與本土兩個對立的形象結合在一起。與房地產項目搶到的土地不同，“在地”繼承的是物質性、異質性、厚度、塵埃、腐殖質、地層以及人類對它們的悉心照料。“在地”無法被侵占，人屬于它，它卻不屬于任何人，它不與任何典型的法律、行政、空間或地理實體重合，它的組合將跨越時空邊界。只有這片區域上的“在地者”能確定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全球的，以及與其他生命體的關系。正如非洲當地民眾希望保護多樣的生態農業，抵抗蓋茨基金會發起的單一模式的“綠色革命”，他們所呼吁的正是：賦予當地人決定符合本地文化習慣的糧食生產制度的權利。

對于這塊臨界區，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列出區域內“在地者”的所指清單，標明他/她/它們的所需，以及必要時值得用生命捍衛的東西。有人也許會質疑開列這個清單的可能性。拉圖爾并不這么看，他認為，1789年為了征稅，法王路易十六在短短幾個月內就事無巨細地調查記錄了法國所有村莊、城市、公司的每一塊地皮及其生存環境。盡管人類當下的生存網絡遠比當時錯綜復雜，但是，當代人應該比前人更有能力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并改進人類社會的生態體制，拉圖爾就此希冀歐盟這個超國家的政治空間能夠開啟“蓋婭生態政治實驗”。當然，拉圖爾這個愿望不落空的前提是歐盟不被當下的重重危機壓垮。

從行動者網絡理論，到對現代性的批判，再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生態觀，從蓋婭假說到“在地者”的構想，拉圖爾在四十余年的時間里一直在思考“現代”是什么？它帶來了什么？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它運行不良所產生的后果？拉圖爾秉持科技與社會的交叉研究思路，將“物的政治（Dingpolitik）”作為核心，強調“事物”與人都是政治生活的積極“行動者”，所以生態危機的解決思路在于，不單純以人為中心，也不簡單地“封存”自然，而應高度重視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共生體系，他甚至將人與非人類統稱為“在地者”，就是寄望于通過激發認知與倫理革命，從根本上改變在資本擴張中不斷強化的，“人類的命運就是要征服和利用自然”這種將人類與自然截然二分的流行觀念，構建起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拉圖爾“在地者”的藍圖頗具想象力，當然烏托邦色彩也比較明顯，尤其是面對全球資本主義這一現實的巨大阻力及其所帶來的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拜登政府一上任即宣布美國將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并計劃推行寬松的移民政策，這導致他上任當天就有來自哥斯達黎加等“困苦之地”的上萬移民沖破防線，打算從墨西哥進入美國。即便美國真的放棄“氣候民族主義”，整個人類離“著陸點”恐怕還是很遠。畢竟，在當今世界，只有少數國家真正把氣候政策置于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真正從生態與生命一體化的角度思考安全問題，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中引以為傲的少數幾個歐洲國家也在減排與發展之間搖擺不定。自2018年11月起持續近一年的法國“黃背心”運動，起因就是法國政府要加征燃油稅。

2023年12月13日，全球約兩百個國家在COP28氣候峰會加時一天的情況下達成共識，開始減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費，由此發出了終結石油時代的首個信號。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大家向著拉圖爾倡導的“在地者”邁進了一步。

COP28被稱為“最難”的氣候峰會，因為受到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強烈反對，會議的最終協議草案刪去了上百個國家支持的“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措辭，只是呼吁各國“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減少能源系統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在這關鍵十年加快行動，以便在2050年實現與科學相符的凈零排放”。這也引發了小島嶼國家聯盟的強烈反彈。但無論如何，“阿聯酋共識”表達了全世界與化石燃料決裂的決心，COP28的主席蘇爾坦·賈比爾稱其是“歷史性的”，不過賈比爾也坦言，難的并不在于簽訂協議，而在于能否采取必要的步驟實施這個協議，這或許是最難以預期的。COP28峰會后不久，因為消費者對電動車熱情的減退，奧迪踩下了生產電動車的剎車，英國將汽油車的銷售禁令從2030年推遲到2035年；而為了因應預算缺口，德國也提前取消了電動汽車補貼計劃。當然，減排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仍然是貧窮國家的發展權問題。雖然哥斯達黎加是“碳戰爭”的急先鋒，曾承諾2021年實現碳中和，但成千上萬絕望的哥斯達黎加人卻試圖沖破多國阻攔逃向“美式天堂”。可實際上又會有多少美國人愿意接收這批“登陸者”呢？美墨邊境的“難民困境”顯然并非只是美國的問題。只要人們還在一門心思地向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發，任何人都不會有一個可靠的“家園”。

就此而言，盡管拉圖爾的政治生態觀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但仍然頗具啟發。在政治層面，生態問題的解決思路必然是“超國家化”的。在個體層面，生態問題的解決仍然需要政治生態學意義上的認知革命。畢竟，全球碳排放的三分之二來自家庭消費，個體需要自愿擔負起為子孫后代謀福祉的責任，人們需要歷史自覺、自然自覺來主動調整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現代意識形態只會導致人們面向“全球”背離“本土”，現代中國有必要激發傳統文化中重視人與自然有機交融的東方生態觀。“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名言所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既有達觀的生活態度，也有包容的認知方式，更有生態危機的解困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