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虞云國教授的專著《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出版。本書選取了宋光宗、宋寧宗這兩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為研究對象，是一部以光宗、寧宗為傳主的時代史。光寧父子的統治時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為的君主，南宋歷史是以孝宗禪位為分界線走向下坡路的，光寧父子正處在“欲有為”到“抵于亡”的歷史轉折期上。

父子兩人，父親是精神病患者，發病前迫不及待地準備禪代皇位，發病后戀戀不舍地拒絕交出君權，以一個精神病者的身份君臨天下近三年；兒子則是一個智能庸弱者，難當重任，被擁立時盡管連呼“做不得”，卻還是被趕鴨子上架。君主世襲制把這樣的兩位君主放在南宋的轉捩點上，結局不言而喻。光宗的統治導致孝宗“乾、淳之業衰焉”，寧宗的統治由韓侂胄和史彌遠相繼專政。如果將宋孝宗淳熙內禪時的1189年與宋寧宗駕崩時的1224年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作一對比，就能發現，經過三十余年緩慢頓漸的變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從治世折入了衰世。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

11月3日，“南宋史漫談：虞云國《南宋行暮》座談會”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學術報告廳舉行。本次會議由世紀文景和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聯合主辦，2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話南宋史，談及北宋政治遺產、“紹興體制”的深遠影響、皇權與相權關系等話題。

虞云國教授首先談起本書的寫作緣起。《南宋行暮》不是一本完全意義上新作品，而是20多年前《宋光宗 宋寧宗》一書的全面修訂版。當時要出版一套《宋帝列傳》，結果知名度高的皇帝都被其他學者選光了，剩下光宗、寧宗兩個皇帝。虞云國認為，在君主專制時代每一個帝王既是一個公認的歷史坐標點，也是他統治下那個時代的縮影。不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應該作為歷史人物研究的重點，即便是守成亡國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為傳主，以把握整個歷史發展嬗變的長鏈，理解不同時代治亂興衰的軌跡。于是他接下這項任務，寫作《宋光宗 宋寧宗》。本次全面修訂主要有三方面：糾正了之前的文字、史料錯誤；修改了部分表述，增加可讀性；新增一篇總論性的新版自序，體現了虞云國現在對于南宋史，尤其對于光宗寧宗的新認識。

虞云國教授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葛金芳認為兩宋是一個轉型社會。第一個轉型是政治體制，由君主獨治變成君臣共治，士大夫可以用儒家的“內圣外王”去規勸、制約皇帝，宋朝的君臣共治比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早200多年。第二個轉型是農商社會，即農業文明向現代工商業文明的過渡階段，包括宋元明清時期。宋朝時農業仍然是基礎，但是城市、交通、市場、雇傭勞動、海外貿易等極大發展，農民能夠自由遷徙、自由擇業。政治、經濟皆處于轉型時期的宋朝，為什么沒能早于西方進入現代文明呢？這就是虞云國先生撰寫《南宋行暮》的價值。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起非常重的作用。南宋的皇帝沒選好，一個皇帝有精神病，另一個皇帝是庸才，直接導致南宋由盛轉衰。此外，葛金芳認為本書是歷史寫作的典范，有勇氣、有智慧、超越具體利益，值得歷史工作者學習。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認為，從長時段考察，君權的提升和官僚制度對于君權的限制（相權）從南朝開始形成趨勢，這兩種趨勢在宋朝形成了很強的張力。而從北宋、南宋到元代，這種平衡被徹底破壞，開端即是《南宋行暮》中所說的“紹興體制”。宰相本來應該是官僚機構的首腦，代表官僚集團制約皇帝，但到了光宗和寧宗時代，宰相不再代表官僚抗衡君主，而是和君主勾結起來壓制整個官僚系統，于是官僚集團的自主性因為“權相”的游離而大大喪失了。而當皇帝羸弱、沒有能力的時候，“權相”就獨攬大權了。官僚對皇帝的制約體系在元朝時被摧毀，是因為蒙古統治制度的非正式性，皇帝跟丞相的關系不是官僚機構之間的角色關系，而是個人關系。元朝把這個高度張力平衡給破壞了，才使得朱元璋可以在一個完全沒有限制的歷史背景下行使他的君權。因此，北宋的“紹興體制”其實是在向更進一步的君主專制轉換。

會議現場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戴建國也認為“紹興體制”是觀察南宋社會發展的重要著眼點，后來南宋朝廷的所作所為，都離不開其牽制。他繼而指出，南宋即使在光宗、寧宗這種昏庸皇帝治下，也還是維持了將近100年，有兩點特別要注意：第一，北宋政治遺產（如對宦官、后宮的抑制）對南宋的重大影響；第二，南宋在中央層面非常腐敗，但是社會基層還是很有活力的，奴婢身份的解放、佃農身份的提高、科舉規模的擴大，這些因素使得地方系統保持穩固，成為帝國的支撐。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江指出，從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南宋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過渡時期。宋代以后的元和清都沒有摧毀中國文化的根基，這和南宋時中國文化在江南這一帶保存下來有非常大的關系；而明清專制皇權達到頂峰也可以追溯到“紹興體制”時期。他覺得《南宋行暮》這本書語言表達準確、拿捏巧妙，南宋從前期的強盛到后來的衰落，虞云國先生給出了非常富有個性化的解釋。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程念祺覺得《南宋行暮》的成功之處，在于對光宗、寧宗兩朝政治所做的整體性分析和展示。從中可以清楚看到，祖宗精心構建起來的皇權體制，比歷史上出現過的體制運作起來更加安全，這個制度非常巧妙，保證了無論什么情況出現，江山都不會改姓，還是趙家天下。體制內部不可能產生挑戰者，只有體制外才能產生挑戰者。然而這種皇權專制體制仍有缺陷，即不能保證皇位繼承人一定符合治國理政的起碼要求，即使是祖宗家法對此也無能為力。

會議現場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蔚閱讀《南宋行暮》最大的感受是學術積累之不易。本書運用了《宋史》以外的若干文獻，無數的考證工作要編排得天衣無縫、舉重若輕，非有學術上的深厚積累、撰述上的多年涵養，否則無法做到。此外，余蔚認為本書也體現了虞云國先生的人生智慧和學術關懷，讀完之后，仿佛讀者與作者相視會心一笑，然后各自低頭沉思。

上海師大古籍研究所教授湯勤福指出，歷史研究不光是把一個事情搞清楚，而是通過歷史事件的研究得到某些啟示，虞云國先生的《南宋行暮》就做到了這一點。湯勤福也認為南宋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從教化百姓的角度來看，南宋政府既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到縣一級官僚，又通過鄉間士大夫管理到所有百姓。這種教化一方面是對百姓道德禮貌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控制深入民間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