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月5日，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對外發布復旦智庫報告《動蕩與變革：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23》。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為報告撰寫的序言中指出，動蕩與沖突是2023年國際局勢的突出特征，而2024年舊的沖突不可能完全平息，新的地緣政治沖突還會發生，戰略上的大國競爭與地緣政治角逐，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社會政治上的民粹主義與極右思潮等將相互激蕩，從而加劇世界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同時，國際政治中的新氣象與技術進步也在催化著國際局勢的變革。

在動蕩與變革中，2024年的世界將向何處去？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近日刊出“世局2024”系列，選刊該報告部分文章。

2022年底，隨著我國國家領導人與歐盟及其部分成員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舉行會見或會晤，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的中歐關系僵局被逐漸打破。在此基礎上，2023年，在和中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歐盟及其成員國乘勢而上，加強對華交流，中歐關系呈現趨暖回穩態勢，但其中暗藏的隱憂也不可小覷。

2023年10月13日下午，北京，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訪華。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一、歐盟與我國官方交流逐步恢復并有所發展

2023年，中歐間官方交流逐漸熱絡，雙方正式交流機制也逐步恢復。去年4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赴華訪問。她此訪主要目的在于進一步恢復和規范后疫情時代對華經貿關系，同時在地緣政治領域對我國施加一定壓力。為此目的，馮德萊恩在出訪前夕的一次演講中專門提及歐洲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并不可行，認為應關注對華“去風險”（de-risking）。她的訪問一定程度上奠定了2023年中歐關系發展基調。

2023年4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因身體抱恙放棄了本應來華的訪問，但他在一篇專文中表示，中歐在氣候變化、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等領域存在多邊合作空間。歷經波折后，博雷利最終于去年10月訪華，與中國同行舉行了第十二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博雷利此訪中反復強調希望中國將歐盟視作一支獨立國際力量。

除上述領導人訪問外，歐盟其他一些高官也相繼來華。2023年7月，歐委會副主席兼氣候問題首席談判代表蒂默曼斯來華和中國同行舉行了第四次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呼吁歐中聯合行動以應對氣候危機；9月，歐委會執行副主席兼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訪華，與中國同行舉行了第十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

2023年12月，中歐關系進入該年回暖小高潮。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聯袂訪華，共同參加第24次中國-歐盟領導人峰會。這是時隔四年后中歐雙方領導人首次舉行線下峰會。此次峰會重要特點是雙方坦誠面對各自關切，共同尋求合作空間，助力改善雙邊戰略互信的缺失。

縱觀2023年，歐盟不同機構和不同層級領導人相繼訪華，顯示出歐盟試圖恢復和重啟線下雙邊交流機制，改善對華關系的強烈意愿。

二、德、法、西等歐洲大國積極發展對華關系

除歐盟外，2023年，歐洲一些大國如德國、法國、西班牙等也高度重視和試圖恢復與發展對華關系。

2023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率團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隨行團組包括法國電力公司、阿爾斯通、空客等幾十名企業高管。訪華期間，中法發表聯合聲明，誓言推動緊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不斷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馬克龍訪華后回國途中宣稱歐洲不能成為美國“附庸”，并指臺灣安全非歐洲問題，顯示其獨立發展中法和中歐關系的決心。2023年11月，中法兩國元首又通過電話進行了交流。除元首外交外，兩國其他層級官方交流也較熱絡，包括去年2月和10月，中法分別舉行了第二十三次和第二十四次戰略對話；7月舉行了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11月舉行了中法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六次會議，法國國民議會中的法中友好小組代表團訪華等。

2023年沒有德國國家領導人訪華，但雙邊官方交流并不少見，3月，德國聯邦議院綠黨議會黨團外交政策發言人特里廷訪問北京；11月，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巴格爾到京與中方共同舉行副外長級政治磋商；12月，德國聯邦議院聯盟黨黨團副主席瓦德普爾率代表團來華交流等。

在德、法主動加強對華交流后，2023年6月，我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訪問上述兩國。李強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共同主持了第七輪中德政府間磋商，以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挖掘雙邊合作新機遇。李強總理訪法期間，與法方領導人進行了交流，提升了雙邊政治互信。他還參加了法國組織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

良好的政治互動為中德和中法經貿交流奠定了基礎。在歐洲鼓吹“去風險”論調背景下，2023年中德經貿關系逆勢上揚。以投資為例，在德國總體對外投資下滑情況下，近年德企在華直接投資占德國對外總投資比例持續上升，2019年上半年為5.1%，2022年上半年為11.6%，2023年上半年攀升至16.4%。中法經貿交流也有發展。2023年1-8月，中法進出口貿易額達3725.8億元人民幣，法國實際對華投資增長105.6%，法已成為中國在歐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法國在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

除德法恢復和加強對華關系外，西班牙也深化了對華合作。2023年3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訪華。此訪恰逢雙方建交50周年。桑切斯還出席了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除領導人會晤外，2023年中西還舉行了雙邊外長會晤。

上述德、法、西等歐盟大國恢復和強化對華關系的舉措，在整體和基本面上促進了中歐關系良性發展，為恢復和推進中歐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

三、若干中小國家也積極尋求對華合作機遇

在歐盟及其大國積極改善和深化對華關系同時，其他歐洲國家對華政策因各自利益和立場差異顯得各不相同，其中若干國家采取了繼續深化對華關系舉措。

首先，匈牙利強化對華友好。2023年10月，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率團在中國進行了為期近一周的訪問。歐爾班還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是唯一有政府首腦或國家元首參加此次高峰論壇的歐盟成員國。

其次，希臘尋求拓展對華關系。2023年11月，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率團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訪華期間他高度贊賞中方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秉持的公正立場，并表示希臘愿成為中歐合作的橋梁。其中部分訪華人員還參加了11月5-10日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進博會。

第三，塞爾維亞加強對華關系。2023年10月，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來華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訪華期間，兩國政府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中期行動計劃、產業與投資合作諒解備忘錄等多項合作文件。值得關注的是，雙方還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簽署的首份自貿協定。

此外，2023年丹麥、瑞士和部分中東歐國家也曾派員訪華。其中，2023年3月，丹麥外交部常務秘書葉普赴京舉行中丹副外長級政治磋商；11月，丹麥議會外交政策委員會代表團訪華。2023年3月，瑞士外交部亞太司司長來華進行政治磋商。另外，2023年5月和11月，中國寧波和滄州分別舉辦了第三屆中國-中東歐國家博覽會和第五屆中國-中東歐國家中小企業合作論壇，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官員和企業皆積極參與上述兩個國家級機制平臺的活動。

四、歐洲對華政策暗含結構性隱憂

盡管2023年歐盟及一些歐洲國家主動恢復和發展對華關系，但中歐關系中一些長期存在的矛盾因素，成為中歐關系中的長期隱憂。

首先，“經濟與科技競爭”政策下的“去風險”。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去年4月訪華前再次重申了實施對華“去風險”政策，以代替“脫鉤”政策；7月德國發布的該國首份“對華戰略文件”也將對華“去風險”與“脫鉤”相區別。德國總理朔爾茨強調他“反對（對華）脫鉤”，并表示“去風險化不是去中國化”，等等。然而歐洲所謂的“去風險”含義模糊不清，歐洲各界均沒有充分確定需與中國“去風險”的具體范圍或領域，也沒有達成內部共識。

從2023年實際情況來看，歐洲對華“去風險”范圍實際上超越了經貿領域。除呼吁歐洲企業在關鍵原材料和投資市場等方面降低對華“依賴”，從法律角度推動“供應鏈法（草案）”“反脅迫工具法”等制訂外，歐盟和部分成員國還在高科技和高等教育合作及人員交流方面對華施限。因此，“去風險”政策不僅已嵌入中歐經貿領域，更延伸到了非經貿領域。

其次，“制度性對抗”政策下的雙邊沖突。歐盟自2019年將“制度性對手”作為定位中國在歐盟對外戰略中的角色之一，這將觸發中歐多方面政治沖突。盡管2023年歐盟在地緣政治領域和中國發生沖突的案例和程度并不顯著，但部分歐洲國家推動對華地緣政治沖突的意愿在增強。這包括但不限于：通過北約和七國集團等西方多邊機制，部分歐洲國家試圖將北約勢力延伸到中國周邊；在“印太”地區與美國和與中國有地緣政治競爭國家的安全與戰略合作；在芯片領域附和美國的對華政策訴求等。

此外，有些國家在雙邊層面主動損害對華關系，這包括有意加強與中國臺灣的政經聯系，以及在其他涉華議題上干預中國內政。一些國家有意抨擊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以及詆毀或退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等。

第三，經貿領域的新舊挑戰。2023年歐盟對華經貿領域的不滿情緒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對華貿易逆差、新能源汽車補貼及嚴格的市場開放政策。自疫情以來，歐盟對華貿易逐漸出現大量逆差（如2022年逆差約為4000億歐元），盡管其形成出于市場供需而非中國政策實施的結果，但逆差成為歐盟指責中國的一大把柄。另外，歐盟在2023年6月決定對我國對歐新能源汽車出口實施反補貼調查，受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此外，歐盟基于安全對我國赴歐投資限制及歐盟抱怨我國對歐盟資本在眾多行業的限制，使雙方都不滿對方針對自身的投資政策。市場準入將成為中歐經貿中一個長期的沖突焦點。

中歐關系近期展望

展望2024年及將來一段時間，歐盟對華政策回暖趨勢還會繼續，但能否持續更長時間，重構中歐長期友好關系，將取決于以下幾方面因素：

第一，美國因素。盡管歐盟領導人聲稱其對華政策獨立自主，但實際上受中美博弈和美國影響甚深。以中歐峰會為例，它是歐盟堅持在歐美峰會舉行、歐美協調對華立場后才舉行的一場峰會。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將會深刻影響跨大西洋關系，也將因此對中歐關系帶來影響。

第二，俄烏沖突的因素。俄烏沖突成為歐盟決定對華政策重要因素。中國如何對待俄烏沖突及俄烏沖突最終結局，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歐盟及其成員國對華政策。若不久的將來俄烏沖突得以結束，則歐洲因解除了東部安全威脅而在對華政策上采取更為負面的舉措，或因不再受制于美國的安全制約而愿采取更為靈活與舒緩的對華政策，這取決于歐盟和歐洲各國的戰略認知及對中國在俄烏沖突立場上的態度。

第三，歐盟選舉因素。2024年歐洲議會及其機構領導人的改選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歐盟對華政策。歐洲議會的成員構成、新當選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和歐洲理事會主席對華立場，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歐盟對華政策。

無論如何，從宏觀角度來看，歐洲對華政策在未來較長時間內會因經濟領域不可完全脫離的相互依賴及在氣變等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需要而尋求一定合作，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遷和全球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情勢，中歐關系的復雜性和挑戰性也會日益增多，沖突性合作或合作中沖突將成為中歐關系的新常態。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本文原標題《2023年歐洲對華政策：暖中有寒》，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