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8年11月6日，美國中期選舉將舉行投票。在這場選舉中，美國將重新選舉國會眾議院的所有435個席位、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34個席和39個州的州長。與此同時，還有大量的其他公職與公共政策將被付諸投票決定。在特朗普上任兩年掀起的種種政治震蕩之后，這場選舉可以視為是對其兩年執政的某種評估，與未來美國政治的風向標。

圍繞選舉的動員拉票在美國一早已經展開。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評論人、知識分子都對選舉結果、政治走向進行了調查、研究，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圍繞投票的預測更是俯拾皆是。在這些預測分析之外，中期選舉和美國更長時段政治走向，政經脈絡的關系又是如何？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就這些問題與三位長期關注美國政治的研究者聊了聊。

在三位研究者中，卞中佩是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長期關注美國政經關系。趙蒙旸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美國右翼政治與社會運動。張躍然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美國勞工問題和政治。

一、選戰之外，什么被忽略了？

澎湃新聞：特朗普上臺已經兩年了。他的確像當時很多人猜測的那樣，極大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F在中期選舉臨近，很多媒體文章都認為，民主黨在中期選舉翻盤的可能性很大。你們覺得這種預測會實現嗎？

趙蒙旸：目前的預測大多是參議院不可能，眾議院看運氣。而且所謂“翻盤”，其實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實際上支持率有多少，二是這次的投票率是多少。后者非常復雜，目前各家調查的數據差異不只是一點點。比如，18-29歲的人中，肯定投票的比例，9月時蓋洛普基于固定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數據是26%，但是哈佛政治研究中心根據網上樣本的數據認為是40%。差異非常驚人。但現在一些地區的預先投票數據已經曝光，在田納西、德州、亞利桑那等競爭激勵的州，年輕人的投票比例確實有極大的增長，佐證了一些樂觀的預測。而至于支持率，很多對選情激烈難分勝負的地區的預測誤差可能性基本都在4%到5%，都超過了兩黨候選人的預測選票比例差。也就是說不確定性很大。

卞中佩：眾議院是民主黨占優勢，參議院是共和黨有贏面。但這又牽涉到選情評估的問題。各家的選情評估，其實都是民調加經驗來進行評估，來看一個選區是偏向民主黨、拉鋸還是偏向共和黨，這里面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從選情評估來看，民主黨在參議院上要很拼，比方說田納西州、得克薩斯州這兩個要拿到都很有難度，尤其是后者。

澎湃新聞：在2016年的大選中，桑德斯打出民主社會主義旗號，與建制派的希拉里爭奪黨內提名。特朗普上臺后，民主黨內出現了許多對桑德斯“繼承人”——各種各樣的反對建制派，由更加傾向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桑德斯一派“奪權”的運動。主流媒體還有各種各樣的“美國向左轉”的報道。這個趨勢未來會怎么發展？

卞中佩：關于進步派與中期選舉，我認為進步派其實在中期選舉沒這么樂觀，六月的時候，因為紐約州第14選區的聯邦眾議員民主黨內初選由奧卡西奧-科爾特斯（Ocasio-Cortez）獲勝，整個情勢好像樂觀起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在七月做了一個專題，收集了所有初選候選人的資料，然后去看到底進步派是否真的這么強。我其實有點懷疑他們的分類方式，也想要細看他們分類出來的所謂進步派候選人到底是誰、背景特質為何、到底只是喊個口號還是真的有左翼社運組織背景。

但由于原始資料目前還沒釋出，目前就只能用他們分析出來的結果來看。首先，到七月為止，今年參與民主黨初選的人數大增，而里面進步派也增加，高達41%，但初選獲勝比例只有28.8%，其實比2014、2016的獲勝率低。當然，總的獲勝人數增加了，為81人。第二，大部分進步派初選獲勝的選區都是在共和黨占優勢的區域，也就是說，其實當選率可能會頗低。三是，這些進步派要能持續找到資源參政，才會在日后發揮影響力。

張躍然：我有個比較跑題的觀察。中期選舉雖然叫“選舉”，但其實它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針對特定的人和特定職位的“選舉”，另外一部分是對于特定政策事項的“公投”。中期選舉的選票是這兩部分組成的。這兩部分的意涵其實挺不一樣，如果說“選舉”本質是間接民主，那“公投”就有比較強的直接民主色彩了，某種程度上來講意義更大。但媒體對公投的關注明顯比對選舉少。今年中期選舉里其實有不少挺激動人心的公投提案的，比如加利福尼亞州會公投決定是否允許政府控制房租上漲（Proposition 10），然后佛羅里達州會公投決定是否廢除終身剝奪有重罪記錄的人投票權的法律（Amendment 4）。推動這些公投提案的往往是各種社運組織、左翼、工會的聯盟。其實很多社會主義組織是拒絕在兩黨政治框架下參與“選舉”的部分、拒絕為哪怕是民主黨進步派的候選人拉票的，但這些組織會很積極地參加公投動員。所以觀察公投的動員情況和結果，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主流媒體對中期選舉里“公投”的部分關注實在太少了，鋪天蓋地都是民主黨重奪議會的概率如何如何、某某人選情怎么樣。比如著名的選情民調數據分析網站FiveThirtyEight，幾乎沒有關于公投民調的報道。一個是選代理人，一個是選民投票直接決定重大政策，我會覺得后者其實更能直接體現選民參與政治的力量，但當這種力量不被媒體強調、不受關注的時候，其實民主的活力也被削弱了。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工會目前也在動員大家積極支持允許政府控制房租上漲的公投提案，但我們在跟人聊天的時候，發現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公投提案的存在，而是覺得中期選舉無非就是選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政客，根本沒興趣去投票。公投提案的存在感過低，應該也是中期選舉一直以來投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另外，就我的觀察看，中期選舉對社會運動的反動員效果還挺明顯的，好多重要的社運組織最近一兩個月基本都在全部精力搞選舉了。比如移民權利方面的組織“United We Dream”，一貫是特別積極于直接行動的，動不動就帶人去占領國會議員辦公室，但現在全在搞中期選舉拉票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一波運動中涌現出來的代表性社運組織“Movement for Black Lives”也是如此。還有之前這一波公立學校教師罷工，雖然逼政府妥協了很多，但還是有很多訴求沒有滿足，但最后教師工會也是說“十一月份票站見”，而不是著眼于直接行動的策略了。

二、進步派為何無法樂觀？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直接民主的路線和進步派在民主黨內奪權參選的路線是矛盾的？

張躍然：我個人根本不看好進步派在民主黨內“奪權”的前景。事實上之前就有過失敗的經驗，1980年代的“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不就是這么想的嗎？結果最后特別諷刺的是，民主黨內反倒是比爾·克林頓這種新自由主義者崛起了。

“彩虹聯盟”是1984和198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提出的設想，借用的是黑豹黨人弗雷德·漢普頓（Fred Hampton）的說法，但漢普頓提的東西可比政黨政治激進多了。杰克遜這個設想就是用一種廣泛的多元聯盟來對抗時任總統羅納德·里根的新自由主義，而且是把反對種族壓迫等訴求和反新自由主義相結合，杰西·杰克遜本人也是黑人。反過來看，最近兩年大家越來越多地說身份政治和政經、階級議題要結合，把這當成一種獨到的洞見，但其實這話三十年前就有人說了。杰克遜1984年宣布參選的時候是一個沒有任何知名度的“小透明”，但最后是黨內初選第三。1988年的時候他一度是黨內初選的領軍人物，最后黨內初選第二。當時黨內競選規則對他也是各種限制。但他的草根動員力不比現在的桑德斯弱，甚至比桑德斯現在還強。

趙蒙旸：是的，但因為杰克遜在黨內受到的阻力比桑德斯更大，所以抵消之后最終結果和桑德斯差不多。

張躍然：當時民主黨內對杰克遜的反撲很厲害。我是覺得，克林頓這種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對“彩虹聯盟”反撲的結果，形成一種“我們不能容許再出這種亂子了”的共識，然后著力培養一波新人。當然也有一個關鍵原因是1988年之后，“彩虹聯盟”那一批活動家留在民主黨內繼續活動的很少。

這里面的悖論在于，進步派想要“奪權”的話，是需要草根動員的。但圍繞選舉政治的草根動員恰恰是不可能持久的，尤其是在“奪權”出現大的挫折的時候，草根動員的這部分能量很容易散掉。1988年，“彩虹聯盟”的活動者都覺得，1984年他們從小透明開始進入主流，積蓄了四年力量，1988年選舉應該志在必得吧，結果沒成功。

澎湃新聞：所以，1988年被民主黨建制派阻擊，對整個“彩虹聯盟”的路線傷害特別大？

張躍然：正是這樣。1984到1988年間發生的事情，和當下形成了非常好的對照：越來越多的人在2016大選之后，抱著一種2020年民主黨進步派志在必得的強烈憧憬。但過往的歷史讓我們可以預見，2020年民主黨建制派對進步派的抵制和反撲肯定是異常兇猛的，進步派能挺住嗎？一旦2020年不成功——不管是被建制派打壓還是進步派自己“叛變”，基層的動員能量會不會像1988年一樣很快散掉？所以我們看到今天越來越多的進步派把寶押在“奪權”上，其實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一種策略。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好的跡象了，奧卡西奧-科爾特斯不就在逐漸主流化嗎。她拿到初選提名之后不是陸續表態支持以色列，澄清自己支持廢除移民局不等于自己不支持遣返無證移民，并且發推懷念麥凱恩嗎？而且她是為了選舉才加入了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SA）的。

趙蒙旸：諷刺的是，當年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內部因為種族歧視沒有支持杰克遜。DSA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期，在那個年代是個相當保守的民主社會主義組織，主要借著其他激進組織的衰落和分裂吸引新會員。早期因為成員以白人男性為主，他們內部有嚴重的猶太復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F在這個組織內部，激進派勢力因為年輕人的涌入確實壯大了很多，但上層決策投票都被老人控制著，和任何公司一樣官僚。今年紐約DSA在討論是否支持民主黨辛西婭·尼克松（Cynthia Nixon）競選的時候，各分部嚴重分裂，最后也是上層定奪決定支持。

回到“彩虹聯盟”的問題，其實那時候很多草根運動家已經覺得聯盟被杰克遜一個人壟斷了，成了他個人的宣傳平臺。所以不完全是民主黨建制派的阻擊導致了失敗，激進派的內訌也早就在發酵?，F在回眸，80年代激進派唯一的一點選舉成就，就是在芝加哥推選出了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市長哈羅德·華盛頓 （Harold Washington），可惜他第二任剛開始時突然去世了。

張躍然：是的，這一點也很重要，“進步派”這個形象往往到最后聚焦在一個人身上，這也是非常危險的?，F在也面臨同樣的情況，桑德斯基本代言了整個民主黨反建制派運動。

三、奧巴馬時代為特朗普鋪平了道路

澎湃新聞：在特朗普當選時，許多人都在討論“被遺忘”的白人無產階級、銹帶工人和他們對特朗普的支持。現在兩年多過去了。美國的整個經濟大背景有什么變化？

卞中佩：現在美國的經濟情況呈現經濟增長率高、股市飆高及失業率新低。特朗普說這是美國歷史上經濟最好的時期，雖然其實比起二次戰后的黃金時代還是差了不少，但的確是黃金時代后經濟成長最強的時期。

這樣的情況有幾種原因，第一，奧巴馬時代對2008年的救市政策有效，失業率在2010年左右約10%高峰后就一直在降低；第二，美國經濟的復蘇，美聯儲的持續加息，加上許多新興市場不穩，大批資金回流美國，推升美國股市；第三，減稅政策有短期刺激效果。

這樣的情況在政治上明顯的效果是，包括貿易戰的影響都被經濟走強稀釋，這波失業率下降，是白人、黑人、拉美裔都受益，民主黨無法以經濟問題攻擊特朗普，民主黨會集中在“metoo”運動、移民議題、大法官議題上，一定程度也是因為這個背景。

不過目前整體的欣欣向榮背后仍有很大的危機，其實薪資成長率仍然不強，盡管制造業雖然有復蘇，但主要還是低薪服務業在增加工作，更嚴重的是，貧富差距持續拉大。貧富差距這個造成特朗普上臺的一個因素，之后或許也會以別種民粹的形式爆發政治效應，這部分，左翼進步派正在累積能量。

澎湃新聞：但是奧巴馬時代的經濟狀況其實已經在好轉，為何反而促成了特朗普的崛起？

張躍然：我想強調的一點是，雖然奧巴馬在2008年上臺之后的救市政策維護了美國現行經濟制度的穩定，但這些政策的再分配力度很弱。換句話說，奧巴馬實施的一系列經濟干預，背后的意圖是為資本進一步積累創造條件，而不是為了保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下的普通人，這和1929年的大蕭條形成鮮明反差。那一場大蕭條最終帶來羅斯福的新政，直接重塑了美國資本主義，開啟了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時代。而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奧巴馬的作為依然延續了新自由主義框架，他的經濟總顧問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是徹頭徹尾的新自由主義者。

很多人都已經指出，面對2008年金融市場崩盤，奧巴馬上臺之后迅速出臺了大手筆的救市政策為大型金融機構輸血，卻沒有對那些因為付不起房貸而不得不將房產抵押的普通人提出什么救助措施。這樣強烈的對比之下，普通人的被剝奪感是相當強的，這也是2010年茶黨運動崛起的重要原因，當時茶黨運動在動員基層時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就是：堅決反對大政府，因為政府干預是為了掠奪普通人補貼華爾街。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出現也是源自這個背景。茶黨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雖然一個是右翼運動一個是左翼運動，但同樣都是對奧巴馬“過分照顧”華爾街的反應和挑戰。

另外，雖然2010年美國出臺了新的金融監管法案，但聯邦政府沒有對2008年這一波金融危機中從事違規交易的任何金融從業者提起訴訟，這也讓很多人詬病。奧巴馬傾向資本的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另一個表現是，2009年美國的各大工會曾經聯合起來努力推動一項讓工人更容易成立工會、進一步限制資方反工會舉措的法律提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這項法案也獲得了民主黨內的一些支持，但奧巴馬不僅沒有努力推動這項法案進入國會的立法議程，而且甚至都沒有站出來公開表示支持這些法案，導致最終這項法案不了了之。

卞中佩：奧巴馬一開始也走貿易保護，但后來也向自由貿易派妥協，而他的社會福利政策，其實就是上面說的細節比重問題而已，而這個其實也受到共和黨右翼動員的挑戰。另外更深層的問題是，民主黨的社會福利政策能抵擋全球化的沖擊嗎？我覺得要好好處理阿巴拉契亞山區的政治。阿巴拉契亞山區就是美國最窮白人居住的區域，也是從肯尼迪時代就設專區重點扶持，民主黨的工會過去在這里勢力強，但被大環境沖擊后，工會崩解、失業率居高不下，整個就變成特朗普的選區。我算了一下阿巴拉契亞山區的投票，在許多州都變成扭轉選情的關鍵。這個區域和鐵銹帶有重疊，但面對的問題不同。

澎湃新聞：傳媒似乎仍然對這些地區的特朗普支持者有一種景觀化的想象。

趙蒙旸：嗯，阿巴拉契亞山區很多是當年的愛爾蘭移民，萬斯的《垃圾白人的挽歌》那本書說的就是他們。但歷史學者Elizabeth Catte今年出版了一本書《你理解錯了阿巴拉契亞》，專門反擊萬斯那本書強化的刻板印象。她指出其實阿巴拉契亞山區的人口構成很多元，也有很多激進的社會運動。

至于銹帶，是另外的問題。比如賓夕法尼亞西北部是重要的馬塞勒斯頁巖區（Marcellus Shale），過去幾年都在進行水利壓裂采頁巖氣。所以那里現在環境污染很嚴重，地下水不能喝。能源開采公司和拆遷補貼一樣給當地居民錢，換來在他們后院開鑿的權利，開采到的頁巖氣會被進一步精加工用于化工和塑料行業。這些傳媒幾乎都沒有報道。

其實我很喜歡作家潘卡伊·米什拉的一篇文章，叫做《被高估的奧巴馬時代》，雖然他不是一直靠譜，但把脈還行。現在回望奧巴馬時代，就拿移民來說，被遣返的人也沒少多少。其實，美國作為移民國家，其實從歷史上到現在都是非常排外的。

四、特朗普時代的民主黨與美國工人

澎湃新聞：在這次中期選舉中，特朗普政府和支持他們的美國工人之間是什么關系？

卞中佩：我覺得田納西州的參議員選舉很反映當下美國政治尤其是工會的情況。這次田納西州由民主黨前州長菲爾·布雷德森（Bredesen）與共和黨的瑪莎·布萊克本（Blackburn）競爭。除了布雷德森有政治實力挑戰田納西這個長期由共和黨占據的州之外，田納西州本身也是農業區的邊緣，整個東部是阿巴拉契亞山區，又剛好是陽光帶（Sunshine Belt）的最北，這就呈現幾個當前主要議題拉扯的中心。一是農業區是當前中美貿易戰的焦點，挺特朗普的田納西州農民，是否會因為關稅報復的影響，改為支持布雷德森或者就不投票了？二是阿巴拉契亞山區因為鋼鋁關稅及重開煤礦的競選承諾給了特朗普大批選票，在后者選后也真的干了這些競選承諾后，煤礦工會（UMWA）也是挺特朗普的，但當然后來UMWA因為共和黨對于煤礦業退休金的政策不好，仍選擇支持布雷德森，但下面的會員和居民怎么想的，恐怕很難說了。

陽光帶主要就是在當年里根對日本汽車威脅進行貿易報復，要求日本汽車廠在美國設廠。第一例就是日產汽車選擇無強大工會勢力、又有“right-to-work”法案的田納西州設廠，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當年和這次一樣，也是支持里根的政策，也歡迎尼桑設廠。因為整個勞動法傾向資方，UAW在田納西州始終很難取得什么成果，1989、2001年，尼桑的工人都拒絕成立工會，2014年田納西州的大眾汽車廠也拒絕。UAW在田納西實力太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UAW會支持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而這些無工會汽車廠的工人則因為特朗普貿易政策有害汽車出口、銷售，而與資方一起站在反特朗普貿易保護的立場，所以一切在這里就變得很諷刺與吊詭了。

基本上我是認為從里根到現在，美國的工會的經濟主義還是太重，里根及特朗普的貿易報復政策不得不跟，但這兩個執政團隊，卻也是在法律上對于工會團結權傷害最大的，后者真的造成工會的傷筋動骨，我認為這次也不會例外。要是布雷德森靠著不滿意特朗普的農民及無工會工人當選，民主黨會怎么看待這些工會及無工會工人？

張躍然：這里提到里根，其實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大家一般認為里根打擊工會最有代表性的標志事件是1981年鐵腕鎮壓空中交通管制員工會（PATCO）的罷工，但PATCO恰恰在1980年總統大選時候是支持里根的。而且這還不是孤立事件，像Teamsters這種物流業大工會在1980年也支持里根。

為什么這些工會支持里根呢？除了一定程度上被里根競選時候的種族主義話語吸引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對當時的民主黨總統卡特失望。卡特從1979年開始鐵腕壓通脹，搞財政貨幣雙緊縮，任命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為美聯儲主席，已經在鎮壓工會了。1980年大選的時候，大家普遍認為卡特是反工會的、里根是親工會的。所以其實是民主黨背叛工人階級在前，里根上臺在后。

實際上1970年代后期開始，民主黨在政綱上已經把工會拋棄了。但工會經過里根時代（1980-1988）之后意識到，共和黨更可怕，所以不得不繼續支持民主黨。導致的結果就是工會被逼無奈不得不繼續作為民主黨選舉機器的一部分，但民主黨不回應工會的訴求。工會更多的是依賴民主黨，但缺乏制衡民主黨的能力。

這里面深層原因是因為二戰后美國勞工運動開始走向經濟主義、官僚主義，遠離底層動員、遠離社會運動，高度依賴體制化的集體談判和政黨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工會建制對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新左派運動基本不為所動，雖然很多少數族裔和女性勞工致力于工人運動和民權運動相結合，但基本沒能影響僵化的工會建制。所以到了民主黨背叛工人運動的時候，一些工會先是和共和黨勾搭，但發現不行，于是回來繼續依賴民主黨，根本上就是因為工會缺乏大規模動員直接行動來向體制施壓的能力。最后結果就是工會被打擊得越來越慘。

我個人認為這就是造成特朗普上臺的直接原因之一。一方面是工會已經衰弱到連選舉機器的角色都不能有效勝任的程度了。2016年大選中，工會會員及家屬這部分選民里支持希拉里的51%，支持特朗普的43%，這是里根之后共和黨表現得最好的一次。要知道，這次大選中幾乎所有的美國主要工會都是官方表態為希拉里背書的?？梢姽蠈庸俜綄鶎訒T的動員力弱到什么程度了。

趙蒙旸：我記得UAW的背書引發了很多勞工的不滿？

張躍然：對，那個是因為UAW在民主黨初選時候為希拉里背書。

另一方面是工會本身頻頻受到毀滅性打擊。2016年大選時候有幾個州是屬于2012年奧巴馬巨大優勢獲勝、但2016年希拉里微弱優勢丟掉，這個是特朗普得以當選的關鍵。密歇根和威斯康星都屬于這種情況，而恰恰這兩個州分別在2012、2015年通過了right-to-work法案。right-to-work法案的意圖就是鼓勵大家搭便車、退出工會，對整個勞工運動打擊非常大，勞工運動崩潰的后果最后直接反映在選舉結果上。如果細看2016投票結果的話，會發現特朗普相比2012年羅姆尼來說得票數增長很有限、甚至還下跌了，但2016希拉里比2012奧巴馬的得票數跌了非常多。這個和工會被打擊導致無法為民主黨動員選票是有很大關系的。

特朗普當選之后，工會這塊整體上還是反特朗普的，雖然一部分工會頻頻表態愿意在貿易保護議題上和特朗普合作。美國勞聯-產聯的主席就說過一段話，大意是我們歡迎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措施，雖然堅決反對他搞種族歧視。這些和特朗普眉來眼去的主要是傳統制造業工會，但近年來美國勞工運動的新動向主要是在白領和藍領服務業這塊，和傳統制造業沒有太大關系。

趙蒙旸：工會和社會運動的關系上，過去十年最重要的就是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IU，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支持發起的Fight for $15，爭取每小時15美金最低工資運動，動員紐約等大城市快餐服務業員工爭取更高最低工資。曾經還是有一定成果的，而且民主黨2016年大選基本完全采用了最低工資的議程。但這更多是一個異常值?，F在SEIU在川普任下情況就很糟糕了，會員數停滯不前，被迫削減內部經費，曾經給快餐行業社運動員的錢也少了很多。今年6月底最高法Janus一案判決后，公共部門工會不能再讓不在工會的員工付代理費，SEIU等工會也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張躍然：民主黨特別善于收編社會運動，然后把社會運動的動能往選舉方向導。就比如今年這波公立學校教師罷工，是基層教師自我動員、自我組織發起直接行動的典范，直接把工會領導層丟到一邊去了。但從罷工開始之后，民主黨這邊的州議員就拼命把自己塑造成維護勞工權利的形象，然后跟大家說根本的辦法就是中期選舉給民主黨投票。媒體也跟著造勢。因為這一輪教師罷工主要都集中在紅州，所以那些自由派媒體就出了一堆文章講“教師罷工會不會帶動紅州翻藍”之類的。其實也比較無奈，因為美國人理解社會運動的主流方式確實是比較工具化的，覺得直接行動最終還是為選舉服務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黨內所謂進步派和勞工運動之間的聯系也是非常有限的。

五、“制度約束”是否還成立？

澎湃新聞：說回選舉，輿論紛紛看好民主黨，但剛才大家也提到，種種結構性問題對民主黨，對民主黨內的進步派來說很難處理。特朗普上臺的兩年多之后，美國社會中其實出現了許多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比如女權運動，metoo運動等等，這些運動在政治上的影響是怎樣的？

趙蒙旸：整個metoo運動發展了一年多到現在，成果頗豐，但其實也出現了很大的輿論反彈。比如《經濟學人》的這個調查，發現相比2017年數據，2018年時更多受訪者有了指責受害人（victim blaming）的傾向。當然一次調查不一定可靠，但我覺得大趨勢是符合我的直覺的。

Metoo運動的長處是借助社交媒體進行去中心動員，最終被證明也是最大的弱點。出來的全是“hashtag feminism”——關鍵詞女權主義。作用都局限在運動的早期曝光階段，對不論是街頭實力還是政策改變，都沒有多大的作用。特別是大法官卡瓦諾事情發酵后，大家紛紛跑到社交媒體上去說I believe her，“我相信她”， 完全把運動搞成了兩種信念、甚至政治宗教上的沖突，這對保守派的有利之處在于他們就完全可以弄出“I believe him”——我相信他——來反擊。而且這個口號框架強調自我的”I”, 而不是像”we shall overcome”，“我們會勝利”這種集體的概念，看上去就更加主觀和原子化，“believe”也不是一種行動的話語而只是一種消極的觀念站隊。

其實我一直有個有點陰謀論的假設，就是美國“metoo”的形式選取，本來就是白人女權要繞開種族團結和多元交互性的話題，所以選取了一個比較個人主義的抗爭路徑，這樣黑人女權和亞裔女權就不會跑出來說“去你媽的團結”。我學校的黑人女生對主流metoo都是持呵呵的態度，她們覺得白人女權從70年代開始就利用和劫持少數族裔女權，包括metoo的口號也是黑人女權主義者很久以前提出的。

張躍然：我說個和metoo運動相關的吧，之前阻擊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的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雖然民主黨幾乎團結一致反卡瓦諾——49個參議員只有一個“反水”的。而且，他們在議會里特別積極，但卻沒有涉足草根動員、沒有號召大家游行示威。主流自由派組織也冷眼旁觀居多。反倒是激進左翼組織在這個運動里特別活躍。10月4號反卡瓦諾的全國行動日（National Day of Action）是左翼女權社運組織“世界婦女大罷工”（International Women’s Strike）發起的，好多地方的示威活動都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這種組織搞的。

澎湃新聞：這樣的情況是怎么出現的？可能很多人都以為這些運動都是民主黨主導的。

張躍然：完全不是，真正號召人上街的不是民主黨，而是最左翼的一群社運運動人士。給我的觀感就是民主黨純粹想通過這事給中期選舉撈取政治資本，說得難聽點就是作秀。這很能說明民主黨對社會運動、對草根動員的態度——利用社會運動、收編社會運動然后再消解掉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沒法指望民主黨主動擁抱社會運動，他們對社會運動的這種態度也是由來已久了，2004-2008年對反戰運動的策略也是這樣。

澎湃新聞：中文互聯網上在特朗普當選之初，有一種很強烈的聲音，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和分權機制能約束特朗普，讓他不能為所欲為?，F在看來這種判斷還成立嗎？

卞中佩：我認為現在還能成立，比方說比起巴西，極右翼都能與司法及警察單位組成同盟，美國現在仍在斗爭時期，特朗普和其反對者仍必須在一個個位置進行斗爭，中期選舉這種就是一次開獎，大規模地決定立法權。

趙蒙旸：最近太多人把巴西右翼的情況和美國類比，但其實差很多。我覺得巴西情況要糟糕很多，特別它們是成年人強制投票的，投票率有八成多。美國中期選舉投票率一般都非常低，之前都是四成，這次估計會高一點但，也就最多可能一半？所以無論怎么說，美國的中期選舉最后都是很大程度上看投票率。

卞中佩：其實青年投票率真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