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問我為何會對明末儒學感興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為明末儒學中有一些西方式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萌芽，而是我意識到，由朱子學與陽明學的矛盾糾葛而催生出的深刻的體認之學，不僅對后來的思想界有重要意義，而且最終會成為我的思想源泉。

我曾有一段用西方的學術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經歷，我將自己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定為《朱子學的存在論》就是最好的證明。那篇論文用西方的存在論分析了朱子學的理論與實踐，并認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許多共通之處。當時我對自己的觀點充滿自信，現在看來，這種比較犯了不識自家珍寶的錯誤。

作者: [日]岡田武彥

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出品方: 華章同人

譯者: 吳光 錢明 屠承先 譯 錢明 校譯 / 錢明

出版年: 2023-5

大約四十年前，我對大家研究傳統中國哲學的方法進行反思，最終深刻體會到，如果忽略體認自得的實踐而空談理論，是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學的本質的。就中國哲學的實踐層面而言，如果只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來闡明，不過是提倡尼采的權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直覺主義罷了，仍然只是空談。對于中國古代縝密深刻的學說，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體認，終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在當今以中國哲學研究為主業的學者中，仍不乏沉迷于依據西歐思潮和西方學風來解釋中國哲學的人，他們以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創造性的”“嶄新的”方法。然而，這些研究方法和真正的“創新”相差十萬八千里。關于這一點，我在三十多歲時已有所覺悟，于是從那時起便從外層表面的研究轉向內在深層的探索。雖然這樣做可能會被誤認為崇尚注解和詮釋而非真正的內在研究，但我還是心甘情愿地進行這樣的探索。

那么，我是出于什么動機而立志于中國哲學研究的呢？

說來并非偶然。由于種種原因，我曾在中學時代陷入深深的苦惱中。為消愁解悶，我開始閱讀哲學書，并對禪學產生了興趣，一直持續到高中畢業。由于家境貧寒，高中畢業后我不得不放棄上大學的想法。幸好我當時遇上急公好義的熱心人——日本電氣公司的創始人渡邊斌衡先生，渡邊先生資助我離開家鄉兵庫縣姬路市，進入福岡市的九州帝國大學學習。

我本打算上東京帝國大學或京都帝國大學，師事于和辻哲郎或西田幾多郎，專攻西方倫理學，但此愿未遂，只好進了九州帝國大學。當時難免有些憤懣和無奈，不過，也許是上天眷顧我，我在九州帝國大學遇上了德學兼備的杰出導師楠本正繼先生，從而決定了我研究中國哲學的方向，這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在整個大學期間，為了從杰出的導師那里學到更多知識，我如癡如醉、竭盡全力地學習。當時先生剛從德國留學歸來，我們的對話多以德國哲學為中心。先生也常用西方哲學解說中國哲學，所以我寫那篇朱子學的論文是有淵源的。

大學畢業后，我因家庭原因不得不離開恩師，回到家鄉姬路市去做中學教師。在那段時間里，傾心于宋明哲學的我雖然把禪作為第一要義去追求，卻始終不能專心致志地坐禪。幾年后，我如愿返回福岡，重新回到恩師門下聆聽他的教誨。那時戰爭已臨近，我仍然堅持在恩師家里閱讀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并整理恩師的語錄。遺憾的是，我所記的原稿在美軍空襲期間被弄丟了。當時我發現恩師的學術風格已不同以往，而我也深刻體會到從事表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內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棄西方哲學研究而致力于中國哲學研究，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一點，那就是我從孩提時期起，就常聽父親追思其師長、“播磨圣人”龜山云平先生的逸聞軼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學者），他遵藩主之命就學于江戶（今東京）的昌平黌，其間讀過來訪的水戶藩儒者藤田東湖所著的《弘道館記述義》，并為之傾倒，返回姬路藩后還出版了《標注弘道館記述義》一書。云平先生歸隱家鄉后，我父親曾在神宮聆聽過他的教誨，并在云平先生的長子任校長的小學里教書。父親喜歡喝酒，沉默寡言，和氣溫厚，從不對人發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父親常教導我內心修養的重要性。這也許是我內心深處對儒學感到親切并熱心于研究儒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師門下學習，恩師培養和給予我克服苦惱的信心和勇氣。我之所以偏愛陸王心學，正是因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時代也有過深深的苦惱。因此，我認為即使是讀儒者的書，也是讀語錄和行狀比讀論說更能打動人心。這大概是我痛感內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內在緣由。

所謂“內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個人的哲學思想時，設身處地地感受他的體驗，而不僅僅通過科學的實證研究來分析他的思想。我把科學的實證研究稱為表象研究，當然，這種研究是必要的。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在西學流入東亞后，都專注于運用這種方法來整理和研究東亞的哲學思想，這一成績應予以高度評價，我也期望大家今后用這種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不過，考慮到東亞哲學思想有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獨特之處，我們就應該關注和重視內在性研究，而這一點卻正在逐漸被人遺忘。而且，當我們反思東亞哲學思想對于現在和未來思想界的意義與價值時，我們就會強烈地感受到，現在正是內在性研究比表面研究更應受到重視的時候。這是我三十歲至四十歲時的切實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經激勵自己的陸王心學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蹤跡，而明末哲學思想自然也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對象。通過這樣的探索和研究，我更加懂得了應以真切的體認之學為本，并深刻感受到靜坐體認方法的必要性。

四十四五歲時，恩師贈給我其祖父楠本端山的遺書。拜讀之后，我被體認之學的深潛縝密所震撼，并最終有了繼承道統的自覺。恩師將家學精神融會于學術研究中，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優良的學術風格，其學術成果可從《宋明時代儒學思想之研究》一書中窺見一斑。端山先生專攻宋明儒學，并繼承了山崎暗齋的朱子學，是幕末維新時期的著名儒學家。恩師的學風就承繼了其家學傳統。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在恩師門下受到這種學風的熏陶比其他人更多。如今，具有這種學風的學者還有幾個人呢？

正因為深感內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體認方法解釋宋明思想時，與別的學者不同，我會讓思想家用自己的語言說明其思想，我在其間只起輔助作用，或者說，我只是履行了“助產婦”的職責。當然，在學術實踐中靈活運用體認方法時，可能會產生理論上的矛盾，存在缺乏統一性的缺陷。但我在做理論研究時絕不躊躇不前，否則的話，“以體認為本”的思想之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對這一思想的理解，絕不可陷入教條主義。當王陽明得知有人記錄其言論時，他說：

圣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傳習錄·序》）

《王陽明與明末儒學》實拍圖

如前所述，因《王陽明與明末儒學》一書寫于三十年前，所以讀起來未免有些生硬，但無論從什么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讀者能顧及我的上述立場。在我看來，明末儒學處于儒學思想發展的頂峰，可以說是對未來世界有深遠影響的體認之學。我期望讀者能從本書中領悟到這一點。

寫作本書時，我以靜坐體認為自己思想的本源。我想，三十多年過去了，自己的思想應有所發展。這里雖未涉及這一點，但我想指出的是：運用內在性研究的方法做學問，不僅能領悟東亞傳統哲學思想的要義，而且還能進而創造出匡時救弊的具有獨創性的哲學。東亞的思想創新與西方的不同，必定從回歸傳統中產生。我在這里雖然省略了解說，但只要指出無論怎樣的創新，其根基必定存在于傳統之中這一點，也就足夠了。

原標題：《岡田武彥：明末儒學，是對未來世界有深遠影響的體認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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