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虛構本質上的慷慨是對人類自身有限性的一種補償。”

虛構文化在我們時代的構建與擴張，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理解世界和存在于世的方式。《事實與虛構：論邊界》是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弗朗索瓦絲·拉沃卡的作品，該書完整地評估了關于虛構從古至今的爭議，重新思考文學、電影、戲劇和電子游戲中的虛構界限。本文摘自該書第四章，澎湃新聞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發展心理學研究很早就對兒童具有的區別真實與想象的能力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1970年代末，研究隨莫里森與加德納（Morison & Gardner 1978）、弗拉威爾（Flavell 1987）、迪拉拉與沃森（DiLalla & Watson 1988）等人的成果進一步發展。這些研究修正了皮亞杰（Piaget 2003 [1926]）的理論，提出了兒童本質上無法區分真實與想象的假設。例如沙侖與伍利（Tanya Sharon & Jacqueline D. Woolley 2004: 305）不斷強調一個事實，即當人們要求幼童明確指出不同虛構形象的屬性時，他們經常表現出困惑而非直接弄錯；在3—5歲之間，這種猶豫逐漸消失。耐人尋味的是，兩位作者強調，教育部分地扮演了消極的角色，延遲了這種能力的獲得。在虛構實體的屬性上，父母與教師確實會故意給兒童一些錯誤信息。關于判斷與幼年適宜的非現實主義，西方世界普遍流行著某種文化共識（Sharon & Woolley 2004）。其他研究者側重關注兒童對虛構世界的多樣性及封閉性的感知問題，在斯科尼克及布魯姆（Deena Skolnick & Paul Bloom 2006）看來，這種感知構成了對虛構世界本質的成熟理解。在研究中，斯科尼克與布魯姆向兩組人——一組是兒童，一組是成人——提出了問題，有關一些虛構人物對屬于另一個世界的其他虛構人物的本質屬性做出的評價。問題如下：灰姑娘相信超人的存在嗎？她能看到并摸到超人嗎？實驗者預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兒童如果給出反面的回答，就會被理解為難以在某種非物理條件下采用他人的視角，因而也就是難以理解虛構中之虛構的屬性（Skolnick & Bloom 2006: 813）。

尤其在2000年以后，這些研究者表明自己屬于某個普遍的知識語境，關注虛構性，并對其關鍵作用有很深的認識。他們不斷提醒，我們人生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在不同的虛構世界度過的。發展心理學領域的專家在事實與虛構差異面前，表達了某種明顯具有二元論色彩的觀念，認為對這一差異的理解對兒童來說至關重要。但他們也沒有停留于某個簡單化的二元論，對多元世界的研究，對斯科尼克與布魯姆稱之為“世界間關系”（relations inter-mondes）換言之也即跨虛構性（transfictionnalité）問題的興趣，都表明了這一點。此外，他們視為標準的是虛構世界的封閉性，而非它們之間的交流，在轉敘式（métaleptique）僭越現象（例如2007的《怪物史瑞克3》）大量出現于兒童娛樂業的時代，他們的態度不免有些令人吃驚。不過，邊界僭越的樂趣確實正在于邊界的存在，以及觀眾對這一邊界的感知。無論如何，由這些例子可見，跨學科滲透似乎已是既成事實，尤其當我們將這些例子與奧特利（Keith Oatley）的言論聯系起來看時：1999年，奧特利哀嘆心理學家對虛構不感興趣，因為對心理學家而言虛構是輪廓不清的客體，需要運用有缺陷的經驗方法（1999: 107）。

在邊界問題上鞏固差別主義理解的所有方法中，我們還可以提及神經科學場域內開展的一些研究，后者的目的在于通過磁共振成像的方法，識別大腦中參與現實控制任務的區域。這類研究并非新生事物，2000年以后，此類研究大量涌現，但其前期研究從1980年代初就已開始。在特納等人（Martha S. Turner et al. 2008）或西蒙斯等人（Jon S. Simons et al. 2008）的實驗中，參與者被要求補充完整句子或詞組。參與者隨后必須在他們本人或實驗者的朗讀過程中，辨認出他們讀過或想象出來的詞語。大腦的同一塊區域（前額葉皮層側面位置）被外部刺激或自我刺激（也就是由想象產生）導致的神經元活動激活。不過，通常認為只與自我指稱進程相關的前額葉皮層額極中間區域只在受到自我刺激時才會被激活。此外，特納及其合作者還指出了一個特殊區域，前額葉皮層腹側尾部基底，在編故事時，這個區域的大腦活動較弱，此時主體以為有一種刺激被感知，實際上這只是主體的想象，或者反之。在特納等人看來，這一區域的作用是執行控制任務，大腦可能通過與其他存儲信息的比較，斷定想象出來的事件可靠度低。在特納等人（Turner et al. 2008: 1443）提到的另一項研究中（Frith et al. 2006），對真實事件的感知會引發輕微的認知混亂，而當事件是想象事件時不會發生這一現象。我們由此得以區別事件的性質。同樣地，在虛構癥（confabulation）案例中，被認為用于執行控制任務的前額葉皮層某區域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被激活。這一缺失狀態及與行動力（agentivité）方面有關的錯誤（病人記不起來究竟是他本人還是實驗者大聲念了一個詞），被西蒙斯及其合作者（2008: 455）視作一種精神病癥狀。

除錯誤感知問題外，還有假性記憶問題。假如我們自己的記憶不可靠，那么我們與現實和虛構的關系又將如何呢？在福爾曼（Ari Folman）的電影《與巴希爾共舞》（Valse avec Bachir）  出品的同一年，神經科學家施耐德（Armin Schnider）出版了一部著作，并意味深長地為它取名為《患虛構癥的心靈——大腦如何創造現實》（The Confabulation Mind. How the Brain Creates Reality 2008），對思考上述問題深具啟發性。

《患虛構癥的心靈——大腦如何創造現實》這一書名緊跟時代潮流，很吸引人也很容易引發警覺，盡管如此，施耐德完全無意宣告一切對現實的感知都是虛假的，或者說任何能被接觸到的真實都是被歪曲的。他的學說主要在于區別患病主體制造的現實變異與健康主體的虛假記憶。盡管從治療角度來看，施耐德最感興趣的是病癥，但是最能解釋我們所關心的問題的是后一類人，施耐德在全書第六章對其進行了談論。記憶的弱點、目擊證詞的不可靠性很久以前就已被證實（Kraepelin 1921）。在這一點上，施耐德的觀察不但沒有什么不同，用他本人的話說，甚至還有些令人氣餒：“令人不安的結論是，人類大腦借助其聯想能力，能夠創造虛假的記憶，后者與真正的記憶有著相同的真實外表以及相同的神經生理學支撐。”（Schnider 2008: 154）仿佛記憶與想象力產物雖被大腦以不同格式存儲，但隨著時間流逝，產生了彼此侵蝕的傾向。實際上，很容易誘導別人給出虛假的童年回憶：在一組被測人群中（此前實驗者已向被實驗者講述了一個事件，這一事件被指曾發生于被實驗者童年時期，但真實情況并非如此），25%的主體承認自己能想起這件事（Schnidere 2008: 199）。很可能虛構人物、童年時讀過的書從這種記憶磨損中受惠，漸漸被當作很久以前認識的人或經歷過的事。無須提及壓抑機制，記憶本身構成了我們的認知機制中薄弱的一環，想象與現實的分隔墻上的一道裂痕。然而，在感知現實方面，我們原則上有進行區別的方法，后者尤其在于“消退”（extinction），也就是學習預想事件不會發生的能力。在正常思維下，想象的事物沒有現實性（也即沒有成為現實的可能世界）。而虛構癥患者無法區別對現實沒有影響的思想（比如當病人宣稱要為一群不在場的人準備晚餐時）與對現實有影響的思想。這些患病主體欠缺消退能力，其原因可能在于執行這一功能的細胞受到了錯誤引導（Schnider 2008: 291）。

一切似乎都表明，我們擁有一臺精密的認知“儀器”，能夠區別想象、回憶與感知，但這臺“機器”可能出現故障，而且很容易就產生變異。我們很難理解虛構（例如童話故事，童話故事代表愿望實現的狀態，有點類似虛構癥患者感知到的世界）在上述狀況中所起的作用。是否應該假設，虛構促使主體——尤其當主體是兒童時——在想象與現實之間進行必要的認知區分？實際上，兒童確實很早就懂得，通過魔力實現愿望的事情只發生在虛構世界。或者說，應該認為虛構構成了現實與想象之區分的對立面，由此允許我們嘗試或者說在認知層面模擬一種類似虛構癥患者的精神狀態？目前沒有任何實驗支撐或證實這些假設。

有關區別事實敘事與虛構敘事的能力，今日（至少據我們掌握的資料）也不存在涉及神經科學的測試。海沃德（Malcolm Hayward，從教于英語系）的研究處于文學與心理學研究的交叉點。在一篇發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他提到一項實驗，接受實驗的是45名年級不同的文學系大學生，還有幾位老師，他們被要求辨認40個短句，這40個短句是從隨機選擇的史學著作或虛構作品中抽取出來的，這些作品全部出版于1900—1975年間，且其作者全部是美國人。歷史小說、傳記、回憶錄及后現代小說被排除在外，因為它們可能會主動模糊界限。實驗結果表明，錯誤率比較低，且與研究水平無關，當短句中的詞語數量增加（從5個增加至15個）時，錯誤率隨之降低。事實文本中抽取的句子引發的錯誤超過虛構文本，因為虛構標記更為明顯。對于虛構性標記，實驗參與者提到了專有名詞、對話、第一人稱的使用，尤其是段落的語氣（虛構作品的語氣被認為更具“戲劇性”）。這些標記出現在事實文本中時常會引發誤判。不過，一切會出問題的情況都被排除在外，因而對調查結果的解讀也變得困難。

這些研究在目標、方法及其想揭示的能力方面顯然存在很大差異。兒童區分真實與想象實體的能力（取決于他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以及他們在某個特定時期的認知發展），成年人區別感知、想象與記憶的能力（尤其屬于神經元進程），還有區別事實敘事與虛構敘事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從閱讀經驗中獲得的類型符碼的吸收），我們不能將這些能力置于同一個層面進行討論。

然而，在海沃德的實驗中，大學生提出的非敘事學標準意味著還有可能從認知角度給出答案，從源頭就不同于給文本貼上事實或虛構標簽的做法。對語調的關注令人聯想到，辨認虛構性主要是一個風格問題，除此之外，將專有名詞作為重要標記也值得一提。具有事實的或虛構的專有名詞的場景很可能確實會引發不同的神經元進程。無論如何，這是亞伯拉罕（Anna Abraham）及其合作者進行的兩項研究（2008、2009）的結論。我們后面還會提到這兩項研究。

近期的神經科學研究在涉及事實與虛構區別問題時，并不太關注讀者判斷藝術品屬性的能力。這些研究更為關注同一個文本在被標記為虛構或記錄時，所引發的對立的認知反應。

這一問題在基德和卡斯塔諾（David Comer Kidd & Emanuele Castano 2013）的一項實驗中順帶得到考察。實驗結束后，基德和卡斯塔諾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獲得學界及大眾的一致好評。他們宣布的實驗結果確實很吸引人，因為研究結論清楚無誤地證實，閱讀文學虛構能比閱讀通俗文學作品或非虛構作品（遺憾的是，研究完全沒有說明使用的是哪一類事實文本，是報紙還是電話號碼簿）帶來更多的好處。在文學作品閱讀過程中暫時被改進的是心智理論（ToM），心智理論由一項測試得到衡量，在測試中，被測者要觀看一些有表情的雙眼的照片，并為這些眼睛配上合適的情感（RMET）。不幸的是，這項實驗結果近期受到幾個科學團隊的質疑，因為后者證實這一實驗無法復制。如果說，與一群什么都不讀的人相比，在有閱讀（無論何種讀物）經驗的主體人群中能夠觀測到心智理論有些許的改進，反過來，閱讀過虛構文本（無論文學性如何）或事實文本的主體身上體現不出任何差異（Panero et al. 2017）。

這一令人失望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后果：它應該會促使當前那些大肆吹捧虛構的人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即神經科學無法為某些判斷提供不容置疑的科學依據，這些判斷通常是純粹的假設，根據這些假設，閱讀虛構文本能夠培養共情能力與社會能力（尤其參見Zunshine 2011）。盡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清楚表明，閱讀虛構文本或事實文本時，主體的神經元進程確實有所區別。雅各布斯（Arthur M. Jacobs）所屬團隊的研究尤其具有代表性（Altmann et al. 2011; Schrott & 2011; Jacobs 2015）。他們進行的實驗內容是向兩組讀者分發同樣的文本，但把給一組的文本標明為事實文本，把給另一組的文本標明為虛構文本。研究表明，虛構文本與事實文本都會激活與想象和模擬（simulation）相關的進程，但激活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將“模擬”一詞泛泛地理解為對行動的再現與摹仿，那么事實文本與虛構文本一樣，都能激起模擬進程。不過，虛構激活的是大腦中與模擬相關的區域，且此時模擬被理解為假想性情境的建構（Altmann et al. 2011）。虛構所引發的文學閱讀模式促使讀者進行更為緩慢的閱讀，關注每一個詞（Zwaan 1994），其目的在于重構人物的動機。這種閱讀模式也有利于思想的神游，更注重可能發生的故事，而非采集信息或召喚存儲于情景記憶中的現實回憶（Jacobs 2015）。

虛構文本與事實文本引發的閱讀模式毫無疑問是彼此有別的，即便虛構能夠改善理解他人動機的能力（ToM）的假設并沒有得到證實。

綜上所述，不同領域的多項研究給差別主義假說帶來了重要論據。研究表明，我們擁有一種認知結構，能夠辨別真實與想象，在涉及記憶進程時尤其如此，即便這一認知結構并不完美。這些結果產生自一些實驗，其間實驗者通過不同方法，對人類區別實體、感覺及指稱現實的文本的能力進行了測試。當其他類型的問題被提出時，實驗結果也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在情感與信仰確立模式等領域進行的研究確實傾向于模糊事實與虛構的邊界，或從連續統的形式來考察這一邊界。這些理論時常與領域內兩個頗具影響力的隱喻相伴出現，即轉移隱喻和模擬隱喻。

《事實與虛構：論邊界》，[法]弗朗索瓦絲·拉沃卡著，曹丹紅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