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出版后，學界為之震動。一時洛陽紙貴，一書難求。當時日本印刷出版技術較中國先進許多，鉛字版較刻板本相比，價格也低廉許多。三年后，《元史譯文證補》再版發行，部分返銷回國內，以解學者之亟需。

梁啟超和李思純對洪鈞的評價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其1923-1924年在清華學校和南開大學授課的講義，第十五章總結清代學者整理史學、地理學成績。他說：“現存正史類之二十四史，除《史記》、兩《漢》及《明史》外，其余不滿人意者頗多。”元代人所修宋、遼、金三史，在諸史中稱為下乘，其中《金史》因官修之舊，較為潔凈，《宋史》、《遼史》較粗。“遼地偏祚短，且勿論。宋無良史，實士夫之恥也。”

梁啟超認同陸潤庠的看法，認為明代所修《元史》，比元代所修宋、遼、金三史更粗糙，諸史中最差。“明洪武元年宋濂奉敕組織撰寫《元史》，二月開局，至八月便成書，可見其潦草程度。蒙古人未入主中國之前，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臺汗、定宗貴由汗、憲宗蒙哥汗四朝，西征中亞、印度，北征俄羅斯和東歐等事件，皆具世界性意義，本為《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明代官修《元史》一概付之闕如。”

乾隆年間，錢大昕銳意重修，雖力所未逮，但做了大量拾遺匡謬工作，撰寫了《遼金元史拾遺》、《二十二史考異》、《元史藝文志》、《元史氏族表》等。乾隆年間，有人從《永樂大典》中抄出《蒙古秘史》和《元皇圣武親征錄》，錢大昕認識到其珍貴價值，并存錄了副本。正是這兩部書的發現，元史學起了一場革命。

再后來，魏源道光間著成《元史新編》90卷（遲至1903年才刻印），張穆將《元皇圣武親征錄》做了校正，李文田為《元朝秘史》做了注釋。

盡管有這些成績，但“元時之修國史，其重心實不在北京史館，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親王合贊之命，著《蒙古全史》，寫以波斯文，實為元史第一瑰寶，而中國人夙未之見。至光緒間洪文卿鈞使俄，得其鈔本，譯出一部分，而元史學又起第二次革命。”

梁啟超簡要概括了二十四史全貌，就元史而言，認為錢大昕是元史學第一次革命，洪鈞是元史學第二次革命，這個評價已是很高了。

李文田《元朝秘史注》十五卷，1903年上海文瑞樓石印版。來源：作者提供

李思純于1919-1922年在巴黎大學師從法國實證派歷史學家瑟諾博司（Ch. Seignobos）學習歷史研究方法，后轉入德國柏林大學。1923年秋回國后，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譯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roriques），這本書是瑟諾博司和法蘭西國家藏書樓主任朗格諾瓦（C. V. Langlois）合著的，承襲德國蘭克（Leopold yon Ranke）歷史研究法。李思純致力于元史研究，1926年出版《元史學》，深得陳垣、王國維、陳寅恪贊許，是當時史學界的新銳。他對洪鈞的評價更高一些：

“洪鈞于元史學之貢獻，蓋空前矣！”“錢大昕以推許《秘史》，何秋濤以校勘《親征錄》，遂并為元史學之兩大紀念，彼《秘史》與《親征錄》，不過中國書籍之未彰者而已。而洪鈞取材乃別出新途，首先于中國舊籍之史料外，更采取西方史籍，以證中國所未確，補中國所未聞，使中國域中之元史學，擴大范圍，而為世界之元史學。”

“洪鈞所驅役之史料，除中國所固有者外，乃及于波斯、阿拉伯、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土耳其諸國。蓋自中西交通以后，用西方之資料，證中國之事實，本為吾人生于今日之職志，而洪氏實首開此例之一人也。”

“（洪鈞）生于歐亞大通之時代，遭際運會，身為公使，乃得編征他方史料，以為參證。彼所取之材料，為中國向來未有之材料。彼之地位，實為中國元史學上之一驕子，而又能濟之以勤劬搜索之才能。故元史學有洪氏，而其參證乃富，規模乃宏，吾人治元史學者，所當奉為先導也。”

清末邊檄史地學風之盛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之所以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得到如此之高的評價，與當時的學術風尚密切相關。

據王蘧常《清末沈寐叟曾植先生年譜》（臺商務印書館1982年），光緒乙亥（1875年），沈曾植26歲，得張穆《蒙古游牧記》和《皇輿圖》，“稍稍識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得單印本《蒙古秘史》，“如得奇珍，嚴寒挑燈，夜漏盡不覺也。”

光緒六年（1880年），沈曾植31歲，殿試第三甲第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此前會試，“第五策問北檄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則刪節前四篇以容之。”考官王先謙、朱逌然發榜時曰，沈曾植和李慈銘之經策為全考場最佳，學者皆知。主考尚書翁同龢閱卷后，“顧李?伯有負盛名”，對沈曾植“特加獎借”。

由是，沈曾植在蒙古地理學方面的名聲隆起，得以先后交結朱一新（蓉生）、袁爽秋（昶）、李仲約（文田）、黃漱蘭（體芳）、盛伯熙（昱）祭酒、文道希（廷式）、王幼霞（鵬運）、李?伯（慈銘）。“與?伯講習尤契，人稱沈李。”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乙集上），同年10月14日記云：“沈子培來久談，且送其行卷來，近日所罕觀也。”第五策言北檄外諸國，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視余作為精彩矣。”

梁啟超說，自清代中葉錢大昕之后，朝野一直看重西北歷史地理研究，首要因素是因其與國勢邊事攸關。沈曾植和李慈銘之事，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當時學者深知，邊檄史地是朝廷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會試策問必考題目。沈曾植1875年開始下功夫研讀邊檄史地，1880年憑借一篇出色的策問文章考取進士。主考官和考官都是學問淵博、有學術權威之人，由于他們的褒獎，學者們都想一睹沈曾植的卷子。同考場的李慈銘當時已52歲，以學問著稱，看了沈曾植的卷子，坦率承認比自己的答卷更佳。二人自此成為講習學友，人稱“沈李。”

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卷四），從光緒四年（1878年）2月底至4月初，其查檢翻閱的書目中，有涉及邊檄史地的著作：

《南村綴耕錄》三十卷：元陶宗儀著。“非小說家，無精義，然從田間憶朝事掌故如此其詳，記分亦不可及耳。讀《元史》者要不可不見。”

《西征記》一卷：明太祖。《北使錄》一卷：李實。《北征事跡》一卷：尹直。《正統臨戎錄》一卷：哈銘。

《北征錄》一卷，《后北征錄》一卷：金幼孜。所記永樂八年、十二年征胡事。

《北征記》一卷：無撰人。記永樂二十二年征胡事。

《西征石城記》一卷：馬文升。記化成丁亥寧夏土達滿四。

《安撫東夷記》一卷：馬文升。記化成十二年安撫海西建州衛夷事。

《興復哈密國王記》一卷：馬文升。記弘治中立元裔丹巴為哈密王事。

《平番始末》二卷：許近。記前事，許時任其事。

《邊防紀事》一卷：高拱。記隆慶初在內閣等籌慮大邊防事、奏議頗通偉。

《伏戎紀事》一卷：前人。記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招撫封貢事。

《韃虜紀事》一卷：前人。記用張學顏巡撫遼東，御建州夷酋人犯事。

《星搓勝覽》一卷：費信。《瀛涯勝覽》一卷：馬歡。二人永樂間皆從太監鄭和泛海使島夷者，所記略同。

《朝鮮記事》一卷：倪謙。景泰初使朝鮮。《使琉球錄》一卷：陳侃。嘉靖間使。

《譯語》一卷：前人。記間諜所得虜情及虜語。考北塞外地理者宜觀。

趙烈文早年考取功名未果，后“附麗權貴”，充任曾國藩幕僚，后通過曾國藩舉薦，做了幾年易州知事。1878年時，他已47歲，“百事俱灰，立足不搖，心志轉為恬靜一流。”這些書籍大概是他過去備考書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當時學者對邊檄史地之看重。

國際學術新趨向之驅動

沈曾植年譜中提到，1893年，即洪鈞去世那年，“俄羅斯使臣喀西尼以俄人拉德祿夫蒙古圖志中唐闕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廻鶻可汗碑景本，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為考釋。公時在譯署，因作三碑跋以覆俄使。俄人譯以行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時他塔拉文貞公（志銳）方為烏里雅蘇臺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盛伯熙祭酒，祭酒跋之，公覆書其后，于是三碑始漸著于世。”

這段話所說的是著名的鄂爾渾碑銘。1890年前后，俄國考察隊在葉尼塞河（Haut Ienissei）上游和鄂爾渾（Orkhon）發現大量古代碑銘。俄國學者拉德羅夫（W. Radloff）1893年將若干圖片結集出版，題為《蒙古古代文物圖集》。由于對碑銘內容不解，俄國大使將書送至總理衙門，請中方學者幫助考釋。當時沈曾植在譯署，為三篇碑文撰寫了跋文，拉德羅夫方知這些碑文是古代突厥文，并根據碑文中文對音，初步識別突厥文，于189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蒙古的古突厥文碑銘》，附上沈曾植跋文，稱“總理衙門書”。1897年出版《續編》，1899年出版《三編》。

這些碑文是公元7世紀、8世紀的遺跡，是突厥民族最早的文字記錄，其民族學、語言學、歷史學、歷史紀年學價值無可估量。拉德羅夫書發表后，頓時引起歐洲各國及土耳其學者的關注，轟動一時，由此開創突厥學新紀元。由于拉德羅夫書中所引“總理衙門書”，是破解這些碑文最為關鍵的文獻，后為西方學者反復引用，“總理衙門”學者亦因之受到西方學術界的尊重。

沈曾植所撰寫鄂爾渾碑銘釋文，引用了耶律鑄的詩文《取和林》。耶律鑄是耶律楚材之子，字成仲，號雙溪，其母親蘇氏，是蘇東坡四世孫、威州刺史蘇公弼之女。耶律鑄文學修養很高，詩集名《雙溪醉隱集》。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六卷。《取和林》詩在卷二，有注文如下：

“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北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開元壬申御制書闕特勤碑。按《唐史突厥傳》闕特勒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開元十九年，闕特勤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攜璽書使北吊祭，并為立碑。上自為文，別立祠廟，刻石為像其后，迄今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為特勤。勤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并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當以碑文為正。”

沈曾植據此從《唐書》抄出碑文原文，改過勒（勤）、毗（苾）二字，稍加說明，即成此事。由于此事，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大顯于世，耶律楚材的《西游錄》和《湛然居士文集》也備受重視。耶律鑄之子耶律希亮也被發掘出來，清中期尚有人見其詩文《素軒集》，但已很久不傳。此后幾十年里，一直有學者在搜尋。

四庫全書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二，《取和林》詩文及注釋。來源：作者提供

俄國大使請總理衙門幫助考釋鄂爾渾碑銘時，珍妃堂兄他塔拉（志銳）任烏里雅蘇臺將軍，他將闕特勤碑拓片送至北京，盛伯熙寫跋，附沈曾植釋文。于是，盛伯熙以考據三碑而稱名于世。

清末民初之際，蒙古史、突厥史均為世界性重大研究課題，而蒙古史學為核心，歐美日諸列強政府和學者無不亟亟奔走，爭先恐后。通過鄂爾渾碑銘一事，中國學界亦深知元史研究之重要性更甚于過往。因是之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恰逢其時，甫一出版，即得到一致好評。

內藤湖南名著《近世文學史論》論，昭和14年（1939年）出版。來源：作者提供

內藤湖南之觀察

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第十章第二節“元代的書及史料”中，將耶律鑄的書置于很靠前的位置。他說：“元初有一位特別不可思議的人物，即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鑄，他著有一部《雙溪醉隱集》。”可以看出耶律鑄對歷史尤其是古代地理很有興趣，文集中很多關于地理的內容，詩里有各種關于地理考證的綿密注釋，頗為有價值。“近年在調查和林蒙古人所造萬安宮遺址時，此書就成了重要的材料。”由此可見，內藤湖南對耶律鑄的書是多么看重。

內藤湖南于1866年生于秋田縣，名虎次郎，其父內藤調一是舊南部藩儒。內藤湖南精通漢語，自1899年始，曾來中國10次，與文廷式、沈曾植、柯紹忞、鄭孝胥、羅振玉、王國維等相熟。他的《中國史學史》第十二章“清朝史學”部分，底本是他1925年在日本京都大學授課稿。該章“西北地理之學”一節，對于清末民初元史研究評述詳實有據，可觀中肯，有獨到的洞見。

內藤湖南認為，清末元史和西北地理研究達至鼎盛，除國勢邊關因素之外，也與盛昱（伯熙）有關。盛昱是清室宗親，是清太宗皇太極的直系后裔，祖父是協辦大學士敬徵，父親是左副都御史恒恩。盛昱于光緒二年（1876）考取進士，授編修，后任國子監祭酒，精通經史輿地及清代掌故。內藤湖南說，“盛昱本人的著述不過是對《闕特勤碑》的考證而已，但他感召了一些有才志的清流派文士。”

正是盛昱得到了蒙文《元朝秘史》，并促成了李文田、文廷式等人的研究，他們二人和繆荃孫、沈曾植都經常出入盛昱的府上。清末后期致力于西北地理研究者，皆是進士中的優秀人物。洪鈞以進士及第狀元，文廷式為進士第二名，李文田為進士第三名。可惜，盛昱歿于1899年，才50歲。李文田40多歲去世，文廷式也不到50歲。由于過早去世，他們都沒留下很多著作。

內藤湖南又說，洪鈞也是壽不長，兒子也死的早。由于將書稿委托了陸潤庠、沈曾植，經此二人之手得以出版。《元史譯文證補》與以往引用西方材料的書，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不同，它的確是直接引用歐洲人著述的著作，是空前的。唯一遺憾的是，此書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并未完成。他雖然翻譯了拉施特書，但遺漏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五、六個傳。

徐繼畬的《瀛寰志略》，道光戊申年（1848年）廈門刻本。來源：作者提供

內藤湖南與沈曾植有過交往，關于洪鈞未及完成的稿本，內藤湖南書中寫道：“據沈曾植本人對我說，此稿本雖散亂，但大多保存在他那里。可惜直至沈曾植去世，也未能將其完成并予以出版。”“文廷式生前就說過，沈曾植是當時中國史學第一人。”“總之，沈曾植具有比洪鈞更加廣泛的歷史知識，在西北地理學方面，是洪鈞以后第一流的人物。他與那珂通世博士同年。”

“洪鈞作為公使曾住俄國、德國，那時，他已有志于使用外國的材料研究元史，知道了波斯人拉施特（Rashid- eddin）著作《史集》（Djami ut-Tevarikh）的存在。但由于不懂波斯文，于是努力尋找譯文，終于找到著名的多桑（D’Oh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后來，雖然見到英國人霍渥思（Howorth）的《蒙古史》，但此書并不是拉施特書原本的翻譯。他知道對拉施特的書來說，最為正確的譯本是俄國貝勒津（Berezin）的翻譯。此外，洪鈞還找到了俄國喀山大學教授、德國人哀忒蠻（F. Erdmann）的《古代突厥、韃靼和蒙古諸民族概況》，該書將拉施特書中《部族志》摘譯成德文。如此，歐洲人關于蒙古史的著作，洪鈞大都見到過。”

“洪鈞通過研究發現，拉施特關于成吉思汗的記載，和《圣武親征錄》是同一個來源。那珂通世博士之所以急于見到《圣武親征錄》，就是因為他讀了《元史譯文證補》。錢大昕以來，學者最重視的一直是《元朝秘史》，至洪鈞的書一出，人們才開始注意到《圣武親征錄》的價值。當然，《秘史》也有勝過《親征錄》的地方，但無論如何，《元史譯文證補》不論對中國或日本的蒙古史研究來說，都是一部劃時代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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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