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門中華路有一家中華老字號大富貴酒樓，專營徽幫菜，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1年安徽邵氏開辦的徽州丹鳳樓。在1937年日軍侵略上海的戰火中，丹鳳樓被迫停業，之后重開時沒有再使用原名，改名大富貴，一直延續至今。而在1920年代，在南市地區另有一家名叫大富貴的本幫菜館，曾興盛一時，如今已鮮為人知……

上海中華路上的大富貴酒樓

1920年代的前六年，中國大地正處于軍閥混戰時代后期。與此同時，由于上海地處長江流域廣袤的腹地，憑借租界的特殊地位，呈現出一派畸形的繁榮景象。隨著商貿環境的日益興盛，本地紳商們紛紛辦起各種實業，此起彼伏，不亦樂乎，其中就包括了本文題目中的大富貴菜館。

自1924年2月15日起一連多日，《新聞報》頭版刊有《大富貴菜館開幕廣告》：

本館在上海市中區肇嘉路即舊大東門內彩衣街中市覓屋，組織翻建寬大新廳禮堂，房屋高爽，座位舒暢，治肴務求精良，伺應尤極周到，車馬交通亦甚便利，如蒙事租，價格格外從廉，茲擇于夏歷新正月十七日開幕。邦人士女曷興乎來？

查萬年歷，這年的農歷正月十七，合公歷2月21日。然而1924年2月28日《時事新報》又有一則報道《城內之公共結婚場所，名大富貴菜館，系滬紳所創辦》：

滬上地方紳董李鐘玨、莫錫綸、張煥斗、姚文楠、陸文麓、葉逵、顧履桂、姚福同、姚曾綬等，因查華界自填浜筑路以來，市面日見振興，商業亦漸繁盛，民間對于喜慶等事，咸向北市租界賃定旅館或菜館為結婚場所，多感不便，爰特公同發起糾集股款，在城內彩衣街中段興建大富貴菜館，并在內中附設大禮堂，名曰“三多堂”，現已籌備妥洽，訂于明日午刻舉行開幕禮，預備請帖邀滬上官紳商學各界人士到來參觀云。

按，李鐘玨字平書，姚文楠一名姚紫若，顧履桂字馨一。他們都是上海縣商會的會董，屬于紳商里的頭面人物。而受邀者則囊括了政商學多界，要將這些人湊齊再舉行典禮，大概是需要一定的機緣的。換言之，大富貴菜館理應是在2月21日正式開幕的，而要等上一周才在29日舉辦盛大的開幕典禮。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引申開來可以說，在中國辦事業須取一個好聽的名字，方能趨吉避兇，事事順利。大富貴店名，不外乎此。它源于成句“大富貴亦壽考”，典出宋李昉《太平廣記》卷十九“神仙十九”引《神仙感遇傳》，為郭子儀遇織女事，那六字出自織女之口，為后世常用吉祥語以及吉祥圖畫的題目。

那么2月29日正午的開幕禮，請到了哪些官方知名人士呢？3月1日《新聞報》刊有一則短訊《大富貴菜館股東宴客》，提及“本城彩衣街新開大富貴菜館股東姚紫若等，昨午假座該館，設筵柬邀松滬護軍使何茂如、淞滬警察廳長陸芷亭、上海縣沈蘊石及商界有名人物，至館午餐。一時車馬盈門，頗為熱鬧云”。今按，何茂如即何豐林，字茂如，山東平陰人。先是皖系軍閥盧永祥心腹，后投靠張作霖，東北易幟后，為國民政府陸軍中將。今肇嘉浜路楓林橋，實與楓樹林無關，它原名豐林橋，就是以何豐林的名字命名的。一家菜館竟然請到了地方最高長官撥冗出席儀式，可見股東們是多么神通廣大。

也許正由于該菜館的股東都是一些紳商，剛開幕后的幾個月內，有許多重要活動借此一方寶地舉行，如3月31日《時事新報》報道《參事員宴請官紳》：“本縣縣參事員姚文楠、葉增銘、潘良士、周文熾、趙履信、楊鴻藻、吳履平等，定于四月一日下午六時，借本城大富貴菜館設筵，款請上海縣知事沈寶昌、上海縣議事會正副議長莫錫綸、李味青暨全體議員宴飲。”同一張報紙7月1日報道《浦東同人會董事會記》稱其“假座城內大富貴酒館開董事會……聚餐而散”。次年2月16日，該報還報道《滬城紅會宴請各界》：“假城內大富貴菜館，設宴款請各界，是日來賓之與宴者，有縣商會會長姚紫[若]君、慈善團經理凌伯華、紅會總辦事處議長王一亭以及男女來賓一百馀人……”

多年以后，海上漱石生（孫玉聲）在《金鋼鉆》報“滬壖話舊錄”專欄（篇名《南北市菜館之變遷》，刊1932.11.23）透露，此地原為“故紳李晉三君舊宅，改設一大規模菜館，曰大富貴”，開業以來，因“屋址寬展，廳事軒昂，足供近日假設婚喪喜慶等之禮堂，以是恒座客常滿”。查1919年12月1日《申報》報道《變賣市房招人投標》，其中“滬城彩衣街六十九號七十號巿房兩幢，現開西書廳茶館，為李竹如之產”，那房產經過估價，值“九百元，已于昨日出示發貼西書廳前，仰諸色人等到廳投標”。又見1929年10月1日《申報》所刊《聽稗瑣談》文中，稱“城內西書廳（即今之大富貴菜館地址）”，可知李竹如或即李晉三。

行文至此，本文的主角陶吟樓遲遲未登場。君不見，美食界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不懂吃的人是‘吃飯店’，懂吃的人是‘吃廚師’”。這一判斷或許卑之無甚高論，但著實道出了菜館吸引顧客的主要理由，或其立身之本。這句話出自陸文夫的散文《吃喝之道》，此文可視作其中篇代表作《美食家》（刊《收獲》1983年第1期，獲1983—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的創作談。有意思的是，陸文夫本不諳烹調之道，這句話的實際版權來自老作家周瘦鵑，畢竟“美食家并非天生，也需要學習，最好還要能得到名師的指點。我所以能懂得一點吃喝之道，是向我的前輩作家周瘦鵑先生學來的。”——陸作家在文中如是說。

陶吟樓何許人也？現有資料很少，我最早是在編《嚴獨鶴文集·散文卷》時，偶然間發現他的。在名為《滬上酒食肆的比較》（《紅雜志》1922年33期至35期）一文中，嚴氏寫道：

酒館旅館以外，尚有包辦筵席之廚子，亦不乏能手。以余所知，城中陶銀樓，實為最佳。其次則為馬榮（永）記。陶所做菜，皆能別出心裁，異常精致，且濃淡酸咸，各有真味，至足令人嘆美。惟燒魚翅著膩過多，亦一缺點。馬榮（永）記之烹調方法，頗近于一品香，而味似轉勝。舍陶馬之外，則廚子雖多，皆碌碌無足稱述。

按，銀樓、吟樓諧音，前者市井，后者雅致，而作為人名或字號，在當年可并行不悖。鑒于1931年版《上海商業名錄》，大富貴菜館的經理為陶吟樓，故本文以此稱之。

（《上海商業名錄》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

嚴獨鶴是與周瘦鵑齊名的《新》《申》兩報著名副刊編輯，亦同為狼虎會成員，他的這篇長文是應《紅雜志》理事編輯（相當于執行主編）施濟群之邀而撰，副標題為“社會調查錄之一”，文中又有“值此春酒宴賀之際”幾字，顧名思義，嚴氏是忙里偷閑，憑借其幾十年豐富的居滬用餐經驗，趕在1922年春節之前，精心編撰，才成就如此經典名篇的吧。

再對文章的具體內容略作分析，嚴氏舉出兩位名廚，排在首位的是陶吟樓，他做菜頗費心思，精致是指菜品色香味俱佳，別出心裁是說他能推陳出新，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創新。又在調味上適應眾口，濃淡相宜，只是燒魚翅的時候，著膩（即勾芡）太厚，算是僅有的一處缺點。與之相提并論的馬永記廚房，只說比一品香番菜館的味道稍好，便一筆帶過。亦可見對于前者的推崇之高。

嚴獨鶴慧眼獨具，已見出陶吟樓廚藝高妙，果然沒過幾年，他就與人一同創辦了大富貴菜館。消息見諸1924年9月18日《時事新報》上《內地菜館》一文之末：

今春有專門婚喪人家包辦酒席之廚子，名陶銀樓，糾合股東，集資在大東門肇浜路，創設大規模之大酒館，其市招曰“大富貴”，房屋寬廣，除精制延（筵）席外，并租給婚喪人家，陳設禮堂靈堂之用。開辦以來，生意尚屬不惡，惟為招徠主顧起見，定價較大眾為廉，故非特不能盈馀，聞且虧折焉。

此文署名“木二”，本尊不詳，但他對于當時本埠菜館業態的分布與興盛變遷頗有見解，如稱“當租界未繁盛時，本埠之商業重心，集中于南市，故十六鋪及小東門內，均有大酒館”，而“自租界興盛，南市商業，漸移于北，各酒館生意日衰。……迄今南市已無大酒館”。可知大富貴開在南市，離租界略為偏遠，要想讓它免受商業大勢不振的影響，立于不敗之地，是需要具備一定勇氣和策略的。

菜館開辦一年之后，其營業狀況如何呢？食客們自有發言權。

1925年10月28日《時事新報》刊春繭《述我之吃·六》：

有庖人曰陶銀樓者，以烹調著于城內，縉紳大族，每逢宴會輒召陶廚。陶已自營一肆于彩衣街矣，肆名大富貴，就餐其中，以整席為宜；若夫零食，則一味冷碟，取值至大洋三角，一器湯炒，竟至半元大洋，味雖美而值太奢，得不償失矣。

陶滬人也，顧其所治之肴，能兼各派之長。奶油魚唇，川菜中之卓著者也；魚皮餛飩，粵館中之獨擅者也，陶皆一一優為之，且其味絕勝，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陶更以八寶飯著。陶所制之八寶飯，既糯且香，亦甘亦美，無油膩之氣，得清芬之致。自食八寶飯以來，未有勝于陶制者也。

整席取值，其廉特甚。八元一席者，有六大菜，六湯炒，四熱盆，四冷盆。兩道點心之多。大菜之中，有“蟹黃魚翅”“清蒸全鴨”等等；湯炒之中，竟用“奶油魚唇”“口蘑川筍”之屬，而又參以西式。有馬永記、宋桂記之風味，惟盛肴之器，質而不華，重實輕華，銀樓有焉。

作者春繭，應即作家張恂子，他與顧佛影、王小逸并稱“浦東三杰”。（其詳細生平，可參劉祥安《挑開宮闈繪春色的畫師：張恂子評傳》，南京出版社1994）據他所述，陶吟樓的特色在于博采眾長，既能取各派之長，還能得出藍之勢，實屬不易。而在烹制家常點心八寶飯時，他也能做到清香甘美，又不油膩，的確是獨出心裁了。至于整席便宜，單買價貴，是當時各菜館的常態，估計整席能做到集中采購，盡量降低經營成本，類似打包批發的概念吧。

陶是如何成才的？他拜誰為師？曾在多家不同菜系的館子里實習過？抑或是味覺細胞異常發達，能靠著靈感在短時期內無師自通？因文獻不足，無從知曉。目前能查到的，為1918年3月7日《時事新報》“本埠時事”版，報道《上海庖人之團體思想》，稱上海縣廚業同業，于去夏在南市藥局弄購得鄭姓基地及樓房，加以修繕，作為集議辦事之所（即廚業公所），定名“鼎和堂”，并于上年12月9日開會，公舉胡樹根、顧連生和錢金壽三人分別擔任中市、南市和北市領袖，高菊亭、陶銀樓、趙文祥等三十人，為幫辦員。并訂立行規七條，如規定“公舉業董一人、領袖三人、幫辦三十人。每次十二人，四月輪辦、經理業中一切事宜”；“每人各繳行單費洋一元，掣領行單，如有婚喪喜慶及請客等各生意，不論包辦代買，而承接生意者，至少每月捐洋四角，即做長生意及包伙食者亦然。凡幫工者至少每月捐洋二角”；“各人生意，不得任意謀挖；各人各做，違者議罰”等等。而能做到三十名幫辦員之一，足見其在業內地位之高。

1925年11月11日，在《時事新報》“青光”副刊版面的一角，刊出《上海紅人錄》，將陶銀樓這位廚司紅人，與相面紅人王喬松、中醫紅人夏應堂以及雙簧紅人蓮姑娘相提并論。按，“上海紅人錄”前后連載20多期，多由讀者自由投稿，每次披露若干位業界“紅人”，雖說這些人多半上不了臺面，但總也要積累起一定的社會知名度，才能“榮登”榜單。總之，將陶氏視為彼時滬上阛阓精英，應是恰如其分的。

12月8日，《時事新報》又有海上漱石生的連載文章《上海沿革考》，記“本地菜館著名食品”，先是提及歷史最為悠久的人和館，“開設已歷百年，昔時著名之菜，為翅三絲、三鮮湯、八寶鴨、紅燒蹄子、糟炊青魚、蜜炙一封書火方、走油肉金銀蹄等。菜必滿碗，堪供老饕家一飽；熱炒則花色不多，恒為蝦仁雞片、魚片、腰子、炒事件等刻板食單。今此館尚在，雖已烹調略有改革，然欲與京川閩廣等各館相較，此樸彼奢，相去遠甚”。緊接著推薦大富貴菜館，稱“近歲彩衣街所開之大富貴，亦本地館，館主陶吟樓，素精烹飪，所煮特別之菜甚多，有煮面筋等，堪稱異味。故南市及城內紳商，皆贊許之，將來本地菜館中，其足雄占一席歟？”雖然說他能煮許多特別之菜，卻只舉了一道極普通的菜，其結論也是一句疑問句，但是仍不難從中讀出推崇與期許之微義。

到了1926年，大富貴里的聚餐活動得以延續。1月3日《時事新報》報道《瞿直甫醫院開幕》，稱“該院于元旦日正式開幕，……晚間設席大富貴酒樓，宴請政紳商學醫各界到者，不下百馀人，觥籌交錯，頗極一時之盛”。3月24日《民國日報》，報道《金銀業工潮解決》，“于昨日下午八時，在大富貴酒樓公宴調人，到者有工商友誼會童理璋等”……

值得一提的是，5月9日《民國日報》報道：“國民外交會，該會定今日上午十一時，假南市大東門內大街大富貴酒樓，舉行聚餐會，以志紀念。”次日的《民國日報》披露了聚餐活動具體信息：“首由主席周霽光報告，詞甚痛切，次徐翰臣、吳山等演說，末痛飲而散”。不料11日的《笑報》三日刊，“怪風”（即作家秦瘦鷗）撰雜文《五九大富貴敘餐》，辛辣地指出“聚餐是聚些同志，大家談談，吃喝著說笑”，但是在國恥日聚餐，“許多熱血的志士，大家聚著，演講國恥的痛史，要使全國同胞，臥薪嘗膽，雪恥復仇，順便一同吃喝著說笑”，似乎不合時宜。不知這些冷言冷語是否會牽累該菜館的聲譽。

1927年，還有：“江蘇醫科大學旅滬畢業同學會成立以來，已屆五載，前假大東門彩衣街大富貴菜館開春季常會，到者二十馀人。”（《蘇醫大旅滬畢業同學開春季會》，《申報》1927.4.19）“上海中城商界聯合會，于昨日下午二時，假座肇嘉路大富貴酒樓開六周紀念改組大會，到者會員百馀人。”（《中城商聯會改組會紀》，《申報》1927.12.29）與此同時，也見到至少兩則法院公告：“一件判決，裕昌火腿行與大富貴貨款涉訟一案（主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洋三千四百三十四元七角六分，訟費由被告負擔。”（《申報》1927.9.24）“一件判決，蔣金寶與陶銀樓貨款涉訟一案主文，被告應償還原告貨款洋三百二十九元七角六分五厘，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民國日報》1927.12.15）似乎表明其流動資金出現了問題。

除了社會團體的聚餐活動，婚喪儀式開在大富貴的，亦復不少。舉三則名人為例：1925年5月10日，《申報》編輯許窺豹與周志琴女士“結婚于大富貴，本社（黃）文農、（江）紅蕉繪一五彩《文豹彈琴圖》，并題韻語，贈許為祝”。（《晶報》1925.5.9）此外，1928年4月10日，前駐芬蘭公使李家鏊（蘭舟）的靈柩，在此公祭。1929年12月28日《申報》稱前江蘇教育廳長沈商耆的奠儀，也將于下月“五日在大東門大富貴領帖開吊”。

然而俗諺云：“世事無常，興盡悲來。”1930年1月1日，《民國日報》《申報》《新聞報》等先后刊出啟事，以《民國日報》為例，題為《沈星俠律師代表衛松記、聚大、裕昌、孫許生、陸金記、福康、沈阿能、恒隆，警吿南市大富貴菜館》，律師受“當事人衛松記魚行、聚大鮮肉莊、裕昌火腿行、陸金記鮮肉莊、沈阿能雞鴨行、福康南貨行、恒隆海味號、孫許生蝦行”等八家共同委托，依法辦理，登報警告，并已向法院申請假處分。幾天后又有閔和記雞鴨行、姚靜山、秦阿榮、孫春炳加入，共計12家債權人（主要為供貨商）。按，“假處分”是司法保全程序的一種，指“法院因債權人提出保全其金錢以外的請求權將來得以強制執行的請求而就其請求標的為一定處分的程序”。（《法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

發生了什么事呢？上述啟事邊上還有《大富貴菜館債權人公鑒》：“查南市大富貴菜館現籍股東兼經理陶吟樓逝世，店務人負責對于結欠同人一切賬款，竟致托詞推宕，同人等在此年關結束，自應聯合訴追，以維血本……”

1月8日的《時事新報》，報道《大富貴菜館聲請假處分，總理病逝債權恐慌》：

滬城大東門內彩衣街大富貴菜館，創設以來，已自多年，規模宏敞，為城中首屈一指。該館總經理陶吟樓，因交游廣闊，揮耗不貲，致成外強中干，歷年虧負有數萬金之巨。日前陶忽因病逝世，店務乏人主持，嗣各債權聞悉該菜館有出盤與人消息，是以邀請律師，已向地方法院聲請假處分，在訴訟未結束前，任何人不得受盤。

文中舉出造成菜館虧損的理由，“交游廣闊，揮耗不貲”，似乎言之成理。但其實兩天前的《申報》，已可見到陶吟樓遺孀陶蕭氏授意律師發出通告：《朱希云律師代表大富貴菜館宣告清理并召盤店基生財通告》：

本律師茲受南市大富貴菜館已故陶吟樓之妻陶蕭氏委托，代表該館清理并召盤店基、生財等語前來，據此務希該館各債權人于一星期內，攜據前來登記，以便查核所有各債務人，亦希于上開期內，將欠款交來取回收據，免予訴追，如欲受盤該館店基生財者，亦請至本事務所接洽可也。特此通告。

論態度之積極，實令人感佩。同時也表明區區數萬元并不能使陶家破產。換言之，菜館利潤豐厚，若將歷年積蓄拿出來，并對店基（固定資產）和生財（即存貨）加以清理，足以還清債務。

1933年10月12日，《夜報》刊出新聞《大富貴經理家中失火毀屋三間》，稱“城內肇嘉路大富貴菜館經理周某”，可知該館由此人接盤，繼續經營。

當《申報》再一次提及陶吟樓的名諱，則已到了1934年4月28日。這次的主角是陶的兒子陶阿炳。

東唐家弄破獲紅丸毒窟：除秘密銷售紅丸外，并設煙榻供人吸食

小南門內東唐家弄第三十三號門牌內、近由前大東門肇嘉路大富貴酒菜館經理本地人陶吟樓之子陶阿炳（現年三十二歲），集資在彼私設紅丸毒窟一所，除秘密銷售紅丸毒品外，并設榻供人吸食，詎因事機不密，昨為市公安局偵緝隊偵悉，撥派領班陳才福等，會同該管一區三所警士王棟甫按址馳往該處，但見有煙客多人，正在窟內吞云吐霧，吸食紅丸，乃即上前分投拘捕得將窟主陶阿炳及煙客陶王氏、錢阿虎、王阿四、孫雙慶、楊月樓、嚴龍壽、宗三寶、楊子良等九名，并予逮獲，連同搜出之大批紅丸煙具，及鈔洋三十二元、小洋二十四角，帶入該所。旋經所長金殿揚略事詰訊后，即交來員帶局究懲。

紅丸，一說來自日本帝國主義，用嗎啡加糖精制成，以大連為制造基地，初時銷往東北，后流入上海。一說自香港進口，成分是“面粉加海洛英（因）加嗎啡”。

見此新聞不禁讓人懷疑，曾經生意興隆的大富貴菜館經理的故世，是否與其不肖子的吸毒惡行有關聯？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滬會戰爆發。11月10日，《新聞報》報道《滬西南市大火》，起火原因說是漢奸放火。大火整整延燒了22天，整個南市大部被毀。據12月6日《申報》刊《南市建筑物焚毀詳情續志》，老西門的丹鳳樓菜館被大火波及；“肇嘉路一帶之火線，能直貫二三里路，橫貫馬路五六條”，“向東則彩衣街大富貴菜館……一帶房屋，亦十去其六”。

1940年，市面稍定。10月5日，丹鳳樓在原址重建開幕，取更有人氣的“大富貴酒館”之名，以“堂皇禮廳、華貴筵席、應時和菜、經濟小吃”十六字，迎接新食客。幸運的是，這家新“大富貴”日后生意興隆，盛名不衰。也許一切皆非易易，冥冥之中由它接續了老“大富貴”的福運吧，盡管其風格與菜品已與那家老店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