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華（章靜繪）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杜華的研究方向為美國早期史、十九世紀美國史、奴隸制與美國早期社會政治變遷。他最新出版了《美國內戰前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一書，以廢奴運動為中心，分析廢奴主義者如何突破國家權力和白人社會的雙重壓力，推動奴隸制問題的全國化和政治化，推動地方層面的反奴隸制政治的發展，廢奴主義者創造的政治話語和觀點如何影響和塑造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的專訪中，杜華認為：廢奴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核心政治理念。廢奴主義者嘗試打破自由觀念的種族限制，賦予自由以絕對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義了自由這一美國的核心政治理念。

《美國內戰前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杜華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2月版，328頁

1863年1月1日，林肯頒布《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我們從這里談起吧。作為美國首任共和黨總統，林肯對于廢奴問題是如何考慮的？

杜華：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它其實涉及好幾個關鍵問題：林肯是不是廢奴主義者？林肯真的是“偉大的解放者”嗎？林肯到底是如何看待奴隸制的？這些都是美國史學界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這大概是兩方面原因所致，一是從美國的社會政治語境來看，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因此相關的研究深受意識形態影響；二是林肯本人留下的私人材料非常有限，很難清楚地判定他對奴隸制的真實看法。內戰結束以來，在美國的學術界和大眾文化中，林肯一般被視為“偉大的解放者”，甚至是一個出生之時就手持簽署《解放奴隸宣言》的偉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后，隨著美國黑人史學的發展，林肯的這一形象遭到嚴重挑戰，一些學者認為，林肯在黑人解放過程中一直是被動和遲疑的，黑人其實是通過逃跑、暗中破壞種植園、參加當地的起義、為聯邦軍隊服務等方式完成了自我解放。過去數十年中，經過詹姆斯·M. 麥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詹姆斯·奧克斯（James Oakes）等學者的努力，林肯對奴隸制問題的態度大致被清楚地描摹出來了，相關論爭基本得以平息。

林肯對奴隸制的看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林肯對奴隸制的看法與北部州白人社會的主流觀念是一致的。他認為奴隸制是不道德的，但是必須遵守憲法中與奴隸制有關的妥協條款，聯邦政府無權干涉奴隸制，除非聯邦和憲法面臨威脅；黑人應該享有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但黑白種族間無法真正平等；他譴責廢奴主義者的“狂熱”，認為解決奴隸制的最好方式是與奴隸主合作，將黑人殖民到海外。從1854年到1860年期間，林肯從一個地方性政治家成長為北部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對奴隸制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他開始使用廢奴主義者的話語，從道德層面強烈譴責奴隸制，認為奴隸制與美國的政治制度之間存在根本矛盾，主張以聯邦政府的權力來干涉奴隸制，宣稱建國之父們擁有堅定的反奴隸制信條，并大力鼓吹“自由勞動”，從社會和經濟層面攻擊奴隸制。

在內戰期間，林肯對奴隸制的看法發生了根本轉變。內戰爆發之初，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聯邦統一，而且他仍然在嘗試推動漸進的殖民廢奴方案。但是，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的施壓、南部黑奴的大規模逃亡、戰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使內戰從兩支軍隊之間的戰斗轉變為南北兩個社會之間的全面戰爭，奴隸制就成為必須要面對的關鍵問題。在這種局面下，林肯開始考慮解放奴隸。早在1861年7月，他就向內閣成員提出了原始版本的《解放奴隸宣言》。此后，林肯就成為奴隸解放政策的堅定捍衛者。他在戰時重建方案中明確指出，回歸聯邦的各州必須在憲法中廢除奴隸制。1864年夏，北方士氣降到最低點，與南部進行和談的呼聲日益高漲，林肯則堅決捍衛《解放宣言》，拒絕與南部和談。我非常贊同方納教授對林肯的評價：林肯作為政治家，其偉大之處并不在于他生來就與眾不同，而是他能夠不斷成長，“能夠接受歷史拋給他的機會，而且從此力圖實現歷史對他的期待”。

美國畫家威廉·愛德華·斯科特（William Edouard Scott）在1946年所繪的壁畫，題為《廢奴主義者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建議林肯總統招募黑人入伍》。圖片來自：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2010641714/

在建國之初，奴隸制并沒有成為美國政治中的核心問題，對于奴隸制，北部是“期待其理性而漸進地消失”，這種樂觀從何而來？

杜華：北部州政治精英的這種樂觀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美國革命。雖然建國一代政治精英在制憲時默許了奴隸制的存在，但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個人普遍自由和自然權利不可剝奪這兩個原則，對奴隸制構成了巨大的沖擊。因此，很多北部州的政治精英認為，隨著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普遍自由的精神將被更多民眾所接受，人們會采取措施廢除奴隸制。二是啟蒙思想。很多民眾秉持進步主義和人道主義理念，認為奴隸制作為一種違背人道主義精神的、屬于過去時代的制度，必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終結。三是經濟考量。不少白人精英認為，隨著世界市場中的煙草供應量持續過剩，煙草的價格會不斷走低，南部的主要經濟作物將由煙草業轉變為小麥，小麥生產不需要大量的奴隸勞動力，這意味著南部的奴隸制會自動消失。

其實，在美國建國之初，很多南部的社會精英也對奴隸制未來持悲觀態度。不少南部精英也認為，奴隸制是一種道德和經濟罪惡，與自由這一核心的民主理念格格不入，肯定沒有長久的未來。托馬斯·杰斐遜在1785年出版的《弗吉尼亞筆記》中就指出：“我自認為從目前的革命開始以來，已經可以覺察到一種變化。奴隸主的銳氣在低落，奴隸的銳氣在上升，他的狀況在改善，我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正在為全面解放而準備，而且這將按部就班地在奴隸主的同意下做到，而不是把奴隸主徹底消滅掉。”

美國歷史的發展出乎這些政治精英的意料之外，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奴隸制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快速擴張起來，對美國政治帶來巨大影響。如果要從幾個關鍵的時間點或事件來看奴隸制對美國政治的傷害，您認為是哪些？

杜華：在美國建國之初，奴隸制其實引發了一些政治爭議，比如，逃奴問題經常引發訴訟和紛爭；1801年聯邦政府正式決定在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交界處建立哥倫比亞特區，作為新首都，但保留了當地的奴隸制，引發了很多北部州人士的不滿；1807年，聯邦國會討論立法禁止從國外進口黑人奴隸時，國會內部也有激烈辯論。但是這些爭端很快就得以平息下來，并未對聯邦政治造成嚴重傷害。

真正對聯邦政治帶來巨大傷害的是1819年爆發的密蘇里危機。這場危機的直接起源是自由州與蓄奴州在國會中的權力競爭。到1819年時，聯邦內共有二十二個州，自由州和蓄奴州各為十一個。因此，1819年2月，當位于路易斯安那購買領土上的密蘇里要求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聯邦時，遭到國會內部很多北方議員的強烈反對，引發了自制憲會議以來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廣的關于奴隸制問題的爭論。最終，在眾議院議長亨利·克萊（Henry Clay）積極斡旋下，南北達成妥協：密蘇里和緬因分別以蓄奴州和自由州加入聯邦，以北緯36°30′為界劃分余下的路易斯安那領土，此界線以北，除密蘇里之外，一律禁止實行奴隸制。密蘇里危機打開了奴隸制問題這個潘多拉盒子，讓美國的政治精英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奴隸制問題的巨大危險性——聯邦分裂。在國會辯論時，南、北地區的不少議員都放出“狠話”，聲稱如果對方不同意，就將退出聯邦和發起內戰。1820年4月，已入暮年的托馬斯·杰斐遜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道：“這個重大問題，就像深夜中的火警鈴聲，將我驚醒且充滿恐懼。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聯邦的喪鐘?！蔽C之后，主要的政治精英在奴隸制問題上達成共識：維持聯邦和尊重密蘇里妥協，避免就奴隸制問題展開辯論，一旦奴隸制問題引發爭議，立即擱置爭議、達成妥協。182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政治進入了由民主黨和輝格黨主導的第二政黨體系時期。因擔心奴隸制問題會導致聯邦和政黨分裂，兩大政黨都盡量壓制極端地反對或擁護奴隸制的聲音，試圖避而不談奴隸制問題。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兩大政黨爭論的焦點問題是合眾國銀行、保護性關稅、聯邦政府資助的內部改進、安德魯·杰克遜的領導方式等問題，奴隸制問題被雙方心照不宣地擱置起來了。

1820年密蘇里危機時期的美國地圖，紅色區域為蓄奴州，綠色區域為自由州，藍色為尚未加入聯邦的西北領土。圖片來自：https://moraluniversecynthia.wordpress.com/2014/08/20/the-moral-universe-bleedin-missouri/

奴隸制是聯邦政治帶來的另一個傷害是奴隸主權勢（slave power）的興起。奴隸制在南部和全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蓬勃發展的勢頭，都促使南部的奴隸主精英竭力獲取全國性的權力，以保護和擴張奴隸制。聯邦憲法以模糊的方式處理奴隸制，并就逃奴、奴隸貿易、蓄奴州的代表權、聯邦征稅權等問題與南部蓄奴州達成了一系列妥協，為南部奴隸制精英提供了獲取全國性權力的制度空間。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逐步進入民主黨與輝格黨主導的第二政黨體制時期。新一代政治家大多出身平民家庭，以政治為職業，缺乏強硬的意識形態，善于談判和妥協，以贏得競爭為最高目標，霍夫斯塔特將其稱為“安撫性政治家”。由此形成了一種黨派利益至上的現代政黨文化，這更有利于南北之間在奴隸制問題上達成妥協。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奴隸制已經成為一種異常強大的政治權勢，南部蓄奴州全面控制聯邦政府的各個分支。在聯邦國會中，蓄奴州議員人數雖不占優勢，但構成了強大的政治勢力。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臨時議長等關鍵席位，長期被蓄奴州所占據。聯邦政府行政和司法部門的重要職位，也被奴隸主把持。安德魯·杰克遜在1829至1837年間擔任總統。他從年輕時就開始從事奴隸買賣，逐步成為南部地區最富有的奴隸主之一。有學者統計表明，在杰克遜當政時期，百分之五十七的聯邦政府高級職位均被南部所掌控。杰克遜任命的八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六名是奴隸主。

總之奴隸制已經成為美國民主政治的“癌癥”（這是廢奴主義者威廉·加里森對奴隸制與美國政治之關系的比喻），使美國的政治制度在奴隸制問題上失去了自我革新的空間和動力。一方面，奴隸制與自由這一美國民主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嚴重損害了美國民主的普遍性價值，并阻礙了美國民主體制的健康運行，危及聯邦的統一與和諧。另一方面，奴隸制又深刻地寄居在美國民主的肌體之內，從民主體制中獲得維持和發展的養料，不僅發展成一種強大的全國性政治權勢，控制和挾持了聯邦政治，還從尊崇公眾意見的民主社會中獲得了消滅廢奴聲音的力量。而且，奴隸制這顆“毒瘤”并不會隨著時間發展而自動消失；隨著奴隸制不斷地向西部地區擴張，南北之間的妥協空間將越來越小，它極有可能會演變成美國政治的不治之癥。

美國廢奴運動的重要領袖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圖片來自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2017660623/

您寫作此書的目標是“把廢奴運動拉入到美國政治史的敘事之中”，探討廢奴主義者如何推動了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廢奴運動是一場什么樣的運動？當時南北方社會如何看待廢奴主義者的？

杜華：我個人認為，廢奴運動是一場政治抗爭運動。我們可以從縱橫兩方面做比較，來理解這個所謂的抗爭性。在縱向上，可以把廢奴運動與美國歷史上的其他反奴隸制活動做對比。從殖民地時期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社會出現了多種解決奴隸制問題的方案。它們都通過影響政治體制內的精英人士，以立法、制定政策等措施來漸進地廢除奴隸制。與之不同，廢奴運動不依賴現有的政治體制，而是訴諸全體美國民眾，通過改變人們在奴隸制問題上的觀念來立即廢除奴隸制。在橫向下，可以把廢奴運動與同時期的其他社會改革運動進行比較。

內戰前數十年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改革時代”，廢奴運動與同時期的其他社會改革一樣，深受福音派宗教復興運動的影響，其觀念和話語具有明顯的道德特征。但是，與同時期的其他社會改革者不同的是，廢奴主義者又具有敏銳的政治意識，試圖聯合道德和政治的力量，打破奴隸制政治權勢對全國政治的控制，以最終消除奴隸制。同時，廢奴運動也具有跨越種族、性別、教派的多元化特性，這一點在1832年12月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激進廢奴組織——美國廢奴協會身上就表現得很明顯。這個最終的成立大會上，六十二名正式出席者具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宗教信仰。阿瑟· 塔潘（Arthur Tappan）和劉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兄弟代表了紐約市的福音派商人，詹姆斯·G. 伯尼（James G. Birney）、小伊萊澤·懷特（Elizur Wright, Jr.）、西奧多·D. 維爾德（ Theodore D. Weld）則是俄亥俄州西北部和紐約州的福音派代表。塞繆爾·梅（Samuel May）代表了一些新英格蘭地區的一位論派（Unitarian）信徒，約翰·格林利夫·惠蒂爾（John Greenleaf Whittier）則是三十一名貴格派參會者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貴格派參會者中還有四名女性和三位黑人。

1837 年，廢奴主義者、詩人約翰·格林利夫·惠蒂爾（John Greenleaf Whittier) 的反奴隸制詩集《我們的同胞在枷鎖中》（Our Countrymen in Chains） 中所附帶的木刻畫，描繪了一個帶著鐐銬的懇請中的奴隸。圖片來自：https://www.loc.gov/item/2008661312/

十九世紀初以來，雖然南北地區的白人群體對奴隸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幾個關鍵問題上達成了基本共識。奴隸制的確具有天生缺點，但它是英國留下的不良遺產，美國人民不應對其負責；奴隸制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美國歷史和現實之中，如果貿然將其廢除，會侵犯南部的州權和奴隸主的財產權，導致聯邦分裂，甚至引發黑白種族之間的戰爭；黑人在各方面都落后于白人，不能享有與白人同等的自然權利，且難以融入白人社會?？傊?，奴隸制是一種“必要的惡”，處理奴隸制的最好辦法是將其命運交給上帝和未來，期待其理性而漸進地消失。與之相比，廢奴主義者所提出的立即廢奴觀念顯得過于激進。因此，在南部和北部地區，廢奴主義者均被視為“瘋子”“狂熱分子”，遭到各種敵視和攻擊。從1833年起，北部自由州發生多起針對廢奴主義者的暴力事件，激進的反廢奴人士騷擾廢奴主義者的會議，搗毀廢奴主義者的印刷廠，并對廢奴主義者進行人身攻擊。在南部蓄奴州，對廢奴主義者或有廢奴嫌疑之人濫用私刑的行為屢見不鮮。

1837年12月7日，廢奴主義者伊萊賈·洛夫喬伊（Elijah P. Lovejoy）在伊利諾伊州的奧爾頓（Alton）為保衛自己的印刷廠時被一群暴徒攻擊致死的情景。圖片來自：https://www.history.pcusa.org/history-online/presbyterian-history/honored-names/reverend-elijah-parish-lovejoy

這種艱難的處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廢奴運動的精神氣質。成為一名廢奴主義者，并不需要傳統的宣誓發言，因為加入廢奴協會的行為，本身就意味著對廣為接受的社會慣例的蔑視，意味著將自己置于可能招致反對、驅逐乃至人身攻擊的位置。正因為如此，廢奴主義者之間以兄弟姐妹相待，將其他成員視為為了實現廢除奴隸制這一正義目標而甘冒生命危險的英雄。這種在宗教組織中才具有的集體認同感和責任感，在廢奴運動中被世俗化了，內化為激進政治的一部分。像后代的激進改革者一樣，廢奴主義者將加入改革運動視為一樁改變生命（life-transforming）的個人事件和一次令人興奮的加入“至善共同體”（the Beloved Community）的經歷。半個世紀之后，廢奴主義作家莉迪亞·瑪利亞·蔡爾德（Lydia Maria Child）曾這樣描述當年的“兄弟姐妹”：“人類從未像早期的積極廢奴主義者那樣如此高傲地遺忘自己。”此論雖懷有“鄉愁式的夸張”，但是準確地捕捉到了廢奴運動的高度道德主義的精神氣質：與奴隸制和種族主義的罪惡一刀兩斷，建立一個平等、自由、慈愛的模范社會。

您在書中研究了郵件運動，這個視角很獨特。您指出郵件運動具有明顯的“非政治性”特征，其目的是“制造轟動”，對南部社會精英進行“道德說服”。利用郵政系統進行的道德說服與美國政治傳統中的集會、游說、演講的不同是什么？

杜華：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對美國的聯邦郵政體系有了解。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美國已經建成了大西洋世界范圍內最強大的郵政體系。到1831年，郵政體系成為美國最大的聯邦政府機構。聯邦郵政部雇用的郵政局長超過八千七百名，占聯邦公職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三還多。直到鍍金時代美國最大的企業賓州鐵路公司成立之前，沒有任何一家企業的雇員人數超過聯邦郵政部門。早在1827年，美國的郵政網絡已經超越了大西洋沿海地區，覆蓋到西部的邊疆地帶。在郵政體系資助下建立了全國性的公共馬車系統，使旅行者和信息可以更便捷地穿越鐵路尚未到達的廣袤的南部和西部腹地。如果沒有這種完善的郵政體系，美國廢奴協會是無法發動郵件運動的。

我對郵件的分析，受到了查爾斯·蒂利的抗爭政治理論的影響。郵件運動其實是廢奴主義者所采用的一種全新的“抗爭劇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與反奴隸制人士采用的國會請愿、政治游說、巡回演講等傳統的“抗爭劇目”相比，郵件運動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廢奴主義者與奴隸主之間有著直接的利益沖突，可能會引發后者更加激烈的反對。因為這些廢奴宣傳物是直接寄往南部的，收信人是近兩萬名南部社會精英人士，包括牧師、報紙編輯、公職人員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奴隸主。美國廢奴協會利用城市地址簿、宗教團體記錄和地方名人概覽，找到了這些人的具體地址。二是廢奴主義者的抗爭行為是在郵件體系所構建的更廣泛的公共空間內進行的，能產生更大的動員效果。富蘭克林等建國時期的政治精英認為，在一個共和制的國家，公民只有得到足夠的信息，才能具備足夠的自治能力，避免道德上的墮落，也唯有如此，共和試驗才能長久。所以，他們積極推動郵政體系的建立，并倡導以此來郵寄報紙。1792年聯邦郵政法案規定，國會為報紙的流通提供資助，只向進入郵政體系的報紙收取數額極低的郵費，報紙郵寄一百英里，僅需支付一美分郵費，而一封四頁的信，其重量與當時的大部分報紙差不多，但是郵寄三十英里所需的郵費是二十四美分。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聯邦郵政為網絡，由各種報紙和各種出版物構成的公共空間，各種力量都參與其中，相互辯論，以贏得公共意見的支持?？傊?，這兩大特點使得郵件運動可以推動奴隸制問題進入全國性公共生活，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抗爭政治的理論提醒我們，社會運動到底能產生多大的政治影響，不僅是有運動本身決定的，也與國家權力卷入社會運動的方式和程度密切相關。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來，隨著棉花種植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交通運輸技術的突破、國際市場上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南部快速發展成為一個以奴隸制種植園為基礎的“棉花帝國”，并開始積極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擴展奴隸制，因而加劇了南北雙方在資源和權力方面的競爭。這樣的歷史語境，極有可能導致郵件運動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1835年7月，南部的極端擁奴團體從郵局搶走美國廢奴協會的郵件并當眾燒毀。圖片來自https://postalmuseum.si.edu/america%E2%80%99s-first-direct-mail-campaign

您認為，廢奴主義者的抗爭行為都是在當時美國政治框架內“合法”展開的，他們之所以能夠打破奴隸主權勢對聯邦政治的控制，從話語、制度、立法等方面推動反奴隸制政治的興起，不僅是因為他們具有堅定的斗爭勇氣和高超的斗爭策略，也與他們所處的歷史語境有很大的關系。如您所說，“內戰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非常有利于邊緣性群體的社會改革運動的發展”。那么，這個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有什么特點？

杜華：這是我在研究這段歷史的過程中的粗淺的感受，也是一些關于十九世紀上半期美國政治史的基本常識，分享出來供大家批評。

首先，廢奴主義者之所以能抵擋住州和聯邦權力的鎮壓，持續從事抗爭活動，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他們處于一個法制社會中，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請愿權等基本的公民權利。盡管聯邦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奴隸主政治權勢所控制，北部州在南北的政治競爭中也處于弱勢地位，但是聯邦政府和北部州政府始終沒有通過限制上述公民權利的法律。而且，美國的反國家主義傳統和民眾對公民權利的珍視，使得州和聯邦政府對廢奴運動的鎮壓，反而有助于奴隸制問題演變為關于公民權利的政治問題，引起更為廣泛的政治爭論，并激發部分北部民眾對廢奴運動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在美國早期的聯邦制中，各州享有相對完整的主權，州權主義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這給廢奴運動和反奴隸制政治帶來了深遠影響。蓄奴州一直強調奴隸制是南部的內部體制，譴責廢奴主義者侵犯了它們的州權。為了“合法地”廢除奴隸制，廢奴主義者只能將改變公眾意見作為核心廢奴策略，試圖從根源上切斷美國政治體制對奴隸制的保護。在州權至上的歷史語境之下，北部自由州則成為廢奴主義者的庇護所。從1835年郵件運動開始，無論南部蓄奴州對廢奴主義者有多么嚴重的切齒之恨，也無法讓北部自由州政府制定剝奪廢奴主義者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這使得廢奴主義者的聲音一直在北部自由州的公共領域中回蕩，持續對公眾意見產生影響。

再次，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美國的國家權力尚不具備完全滲入和控制公共領域的能力，這意味著廢奴主義者可以憑借公共領域來對抗國家權力的鎮壓。這一現象在1835年郵件運動中表明得尤其明顯。盡管南部州試圖利用國家權力禁止廢奴主義者發聲，但是根本無法阻止廢奴主義者的觀念在北部州的廢奴公共領域中傳播。

更重要的是，內戰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非常有利于邊緣性群體的社會改革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初期美國民主化進程的發展，使得對公眾意見的尊重乃至膜拜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交通條件的改善、印刷媒體的盛行、電報的發明，使得信息流動變得越來越自由和快速，將人們從地方精英或地方多數的“暴政”中解放出來，使政治從地方領導人之間的敵對游戲變成了對公眾意見的爭奪。在這樣一個公眾意見至上、信息流通便捷的時代，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勢力都會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公開化、最大化，以壓制或淹沒對手的聲音，影響和塑造公眾意見，使自己的聲音成為公眾意見的代表，以最終改變公共政策。這意味著在內戰前三十年中，政治不僅僅是選舉、擔任公職這種對制度化權力的競爭，而是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發生的對公眾意見的爭奪。所以，當時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決定奴隸制命運的場所不是國會或法庭，而是公眾意見。就如林肯所言，“我們的政府是基于公眾意見的，誰能改變公眾意見，誰就能改變政府”。這種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使得廢奴主義者這樣觀點激進的少數派，也可以通過改變公眾意見，對州和聯邦層面的民主政治施加重要影響。

奴隸制所造成南北政治文化分裂，同樣在客觀上推動了廢奴運動和反奴隸制政治的發展。1835年郵件運動之所以會不斷升級，關鍵原因是南部將捍衛奴隸制作為第一選擇，而北部則將捍衛自由的價值作為底線，二者在自由與奴役這個問題上無法調和。這種分裂的政治文化好像是一堆極為干燥的柴火，廢奴主義者灑出的幾點小火星，就極有可能引發一場超出他們意料之外的熊熊大火。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內戰前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比如“鉗口律”的廢存之爭、自由土地運動、反對1850年聯邦《逃奴法》運動，會發現廢奴主義者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是類似的。在很多時候，廢奴主義者之所以能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不僅是因為他們的持續抗爭，也是因為南北雙方在奴隸制問題上已經產生了嚴重分裂，極易就廢奴主義者提出的問題展開激烈論戰。

您認為，廢奴運動是美國人第一次嘗試利用社會抗爭來解決常規政治中無法解決的難題，開創了以社會抗爭推動政治變革的社會運動模式。這個遺產在后來美國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能否請您舉例說明，這一遺產在今天的美國還有多少保留呢？

杜華：廢奴運動的這一遺產，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廢奴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核心政治理念。廢奴主義者嘗試打破自由觀念的種族限制，賦予自由以絕對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義了自由這一美國的核心政治理念。他們一再引用《獨立宣言》，強調美國政治具有道德性，即人人生而平等。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公民資格理念，認為應該由聯邦政府來界定和保護公民權利，要求把被解放的奴隸作為正式成員納入美國社會和政治中去。他們還提出 “平等保護”原則，認為自由黑人的公民權利在每個州都應享受平等的法律保護。政黨政治家們最初并不接受這些帶有鮮明的平等主義色彩的觀念，認為政治必須是與道德分離的。但是，由于廢奴主義者堅持不懈的努力，這一道德性政治觀念逐漸通過廢奴話語和思想進入聯邦政治之中，最終成為聯邦政治的基礎，林肯的《奴隸解放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說》是二者融合的標志。重建時期通過的憲法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則意味著廢奴主義者的道德性政治理念重塑了美國憲政體制。可以說，正是廢奴主義者的努力，極大地推動了平等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理念。這一改變對美國歷史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在此后的歷史中，當邊緣群體和底層民眾在發起社會運動以追求平等權利時，他們所能憑借的最主要的制度資源，就是重建時期的憲法修正案所確定的平等原則。

美國弗朗西斯·B·卡彭特（Francis B. Carpenter）于 1864 年所繪，描繪了林肯總統在1862年7月22日首次在內閣宣讀《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的場景。圖片來自：https://www.loc.gov/resource/pga.02502/

廢奴運動的運動模式也頗具影響力。雖然有約翰·布朗（John Brown）發動的武裝暴動和零星的暴力營救逃奴事件發生，但總體而言，絕大多數廢奴主義者仍然對美國的政治抱有信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以和平的手段來廢奴。他們通過建立社會組織、印發廢奴出版物、召集公眾集會、舉行公共演講、發動公共請愿活動等各種方式來宣傳廢奴理念，把奴隸制所造成的法律與良知、秩序與正義、道德與利益的矛盾展現在北部州公眾面前，揭開了國家權力和社會精英對奴隸制問題所設置的“封印”，推動奴隸制問題進入全國性公共領域和政治辯論的中心，將反奴隸制的道德理念注入公共意見之中。在此過程中，廢奴主義者與制度性權力之間也存在間歇性互動：廢奴主義者對北部州的普通選民和政治精英進行了反奴隸制教育，與同情廢奴事業的政治精英合作；部分聯邦和州層面的政治精英，出于利益或道德訴求，也開始借鑒廢奴運動的理念和話語。這種以基層社會動員進行更徹底的政治變革的社會運動模式，在十九世紀末的女權運動、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民權運動中，都體現得很明顯。甚至，在3K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保守主義運動身上，也能看到這種運動模式的影子。

廢奴運動的另一個特點是兼具道德主義和行動策略。毫無疑問，廢奴主義者具有堅定的道德勇氣，他們冒著巨大的風險，持續地與強大的奴隸制權勢和種族主義斗爭。但是，他們也不是拒絕一切政治活動的極端理想主義者，而是靈活地采用各種策略，動員一切力量來消滅奴隸制。這一特點在廢奴運動的話語方面頗為明顯。廢奴主義者借用宗教思想來強調奴隸制的巨大罪惡，即違背上帝的旨意，使人失去上帝賦予的平等的理性、自由和權利，墮入非人的深淵。與此同時，廢奴主義者又充分調用自由、平等、權利等美國政治核心的理念，突出奴隸制與美國政治制度與理念之間的巨大沖突，以此來證明廢奴運動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他們發明了一套以基督教、普遍自由、自然權利、共和主義為核心的“道德-權利話語體系”，以此來動員民眾。如果我們閱讀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所發表的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可以看出其話語與廢奴運動十分類似。廢奴運動的這一特點，也體現在其參與者的多元化上。廢奴主義者雖然在內部雖然存在矛盾，但是他們超越了種族、性別和階級的界限，在廢奴這一公共的事業上進行了最大可能的聯合，這對此后的社會運動者啟發很大。

在今天的美國學術界，廢奴運動的上述遺產已經得到充分的認可。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曾說：“廢奴主義運動比其他任何運動都更能展現美國是如何做到激進變革的。”另一位著名的內戰史家詹姆斯·M. 麥克弗森認為：“廢奴運動是美國歷史上偉大的社會運動”。廢奴運動研究的領軍學者馬尼莎·辛哈（Manisha Sinha）則宣稱，“廢奴主義者之后美國的激進主義者，一直將廢奴運動視為行動主義的典范和社會運動的模板”。在今天的美國，很多社會運動人士，包括種族正義者、環保主義者、人權主義者，都以“新廢奴主義者”（New Abolitionists）自居，認為他們在對抗各種新型的奴隸制。

與此同時，廢奴運動的歷史遺產也遇到了很多挑戰。保守主義者對平等理念發起了全面抨擊，認為過分追求平等，讓美國丟失了其靈魂——自由。社會運動人士則更強調小群體的認同和尊嚴，對大規模的群體聯合缺乏興趣。更重要的是，不少社會運動人士要么對美國政制失去了信心，要么缺乏足夠的政治技巧，導致社會運動與高層政治割裂，無法推動聯邦政治變革。馬尼莎·辛哈教授最近在接受Slate雜志的訪問時就指出，美國的控槍人士應該向廢奴主義者學習，把控槍運動與選舉政治結合起來，讓控槍理念寫入民主黨黨綱，以最終推動控槍立法。

美國內戰最終廢奴了奴隸制度，然而自內戰結束至今一百五十余年，種族問題始終存在，在近年更趨緊繃，您認為原因何在？

杜華：這個問題太難了，無數的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回答。我只能從自己的領域出發，為大家提供幾個思考的角度。

第一，奴隸制與種族主義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眾所周知，種族主義是奴隸制的思想根基，奴隸制也讓種族主義更為穩固和強大。但是，作為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種族主義并不僅僅存在于奴隸制之中，而是在更為廣泛的社會領域之內。而且，在近代誕生的“科學”種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話語體系，它基于膚色等所謂的生物性特征對劃分人類群體，并規定不同群體之間的等級秩序。這個話語體系有著極為復雜的知識-權力根源，既具有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特征，又與人類通過他者來界定自我身份的傳統又密切關系，同時又被各種權力精英所教育和強化，因為很難被一勞永逸地消除。這就意味著種族問題很難被徹底解決。近些年來，多次發生的警察對黑人公民過度施暴的行為，就表明社會和心理層次上種族偏見仍然深深地根植在美國的社會生活之中。

第二，反奴隸制就是反種族主義嗎？在今天，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美國，會發現二者還真不是一回事。在當時，種族主義是絕大多數美國白人所共同分享的一種意識形態，他們認為種族之間的不平等是一種自然的、正常的狀態。與之相反，種族平等才是一種邊緣性的極端思想。即便在廢奴陣營內部，也只有極少數極端的廢奴主義者支持種族平等。就個人權利而言，大多數奴隸制的反對者都支持黑人擁有自然權利（《獨立宣言》中所列舉的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和基本的公民權利（人身自由權和財產權），反對其擁有政治權利（選舉權）。絕大部分美國白人也反對“社會平等”（social equality），尤其是種族間的通婚。很多黑人也持同樣的觀點。所以，在內戰前的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有“問題”的不是種族，而是奴隸制。他們認為奴隸制是不道德的，會阻礙自由經濟的發展，腐化民主政治，最終導致共和試驗的失敗。事實上，在內戰之前，絕大多數奴隸制的反對者都認為反對奴隸制與反對種族主義之間沒有系統的關聯，不少廢奴主義者本身就具有種族主義觀念。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內戰終結了奴隸制，但是沒有消除種族主義。

女性廢奴主義者、女權主義者Lucy Stone（1818-1893）在波士頓的家中舉行的聚會，包括Samuel May、William Lloyd Garrison、Elizabeth B. Chase、Theodore D. Weld等多名重要的廢奴主義者。照片由波士頓的一家公司拍攝，具體拍攝日期不詳.圖片來自：https://commonplace.online/article/memory-as-history-memory-as-activism/?print=print

第三，當我們在談論“種族問題”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是提醒大家注意到種族問題的復雜性。首先，種族問題不單單是“黑人問題”。雖然非裔美國人的權利和地位是美國最核心的種族問題，但美國一直是個多族裔的國家，而且其族裔組成始終在發生變化，所以白人與其他族裔的關系，以及少數族裔內部的關系，同樣也存在諸多問題。比如，美國社會對亞裔的歧視是長期存在的；而很多亞裔，因為對黑人和美國歷史的不了解，對黑人也懷有很深的偏見，殊不知他們在今日美國所享受的很多權利，其實是非裔美國人通過數代努力爭取而來的。其次，種族問題至少存在兩個維度：作為事實描述的種族問題，作為話語的種族問題。前者是美國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問題，少數族裔在社會領域遭到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以及由此引發的貧困、犯罪、族裔間關系惡化等問題。后者則是一種被權力操縱的意識形態話語。比如，當今美國社會就存在一種說法，認為美國精神的核心是自由，即個人應該憑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來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美國社會之所以出現很多問題，就是因為給予少數族裔太多的平等權利和機會，導致自由這一美國的靈魂墮落了。這種說法貌似有理，其實是以所謂的自由選擇和公平競爭來掩蓋種族主義。事實上，因為種族主義的廣泛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種權力結構，使得少數族裔難以獲得平等的競爭機會。而且長期被邊緣化的歷史，也意味著他們在起跑線上就落后了。比如，內戰之后，黑人雖然成為美國公民，其實他們并不能在一夜之間成為與白人具有同樣的競爭力的“社會人”。民權運動之后，黑人雖然獲得了平等的政治權利，但是并未得到穩定的經濟權利，容易陷入到貧困之中。再次，種族可能并非是所謂“種族問題”的唯一決定因素。當今美國社會出現的很多問題，比如居住隔離、社會貧困、犯罪率高、社會認同撕裂，雖然是以種族面貌出現的，但是也與階級、資本主義、全球化、社會資本衰退等問題密不可分。如果回到種族主義這個概念本身，我們會發現，種族問題在本質上就是不平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來說，迄今為止，“種族問題”是人類社會普遍遇到的難題，只不過在有些區域，它不是以種族面貌顯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