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筆墨見真章”：從《趙寬碑》讀到陸柬之、司馬光

澎湃新聞綜合報道

2024-01-11 16:46

來源：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獲悉，臺北故宮博物院數月輪換一次的專題陳列“筆墨見真章——故宮博物院書法導賞”今日（1月11日）更換展件。新一期“筆墨見真章”展出東漢《趙寬碑》、唐代陸柬之《文賦》、北宋《司馬光拜尚書左仆射告身》、明張弼《雜書》等古代書法珍品，呈現歷代書法發展的歷史脈絡。本次展期持續至2024年4月7日。

秦漢時代是書法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三代以來古文大篆書寫、銘刻分歧的現象，歸于統一，產生標準書體小篆；另方面春秋戰國時代萌芽的新興書體隸書，也在此際從篆書簡省蛻化成熟，發展為漢代通行的書體。由于時代潮流趨向簡便快捷，隸書又持續蛻變分化，遂有草書、行書和楷書的形成。書體遞變原非朝夕立就，因此進入魏晉南北朝之后，過渡型書風以及各體參雜的混合書風時而可見，顯示書體蛻變遷延歲月，方能在結構和筆法上建立自己的規律。

隋唐時代是另一個關鍵時期，政治統一帶來南北各地書風會流，筆法發展臻于完備，從此楷書成為歷代通行的書體。入宋以后，為保存前賢書法長遠流傳，刻帖日漸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繼承傳統為足，書法取向表現個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繼起，轉而提倡復古，晉唐書法傳統得以延續。然而，不受傳統束縛的意念也活躍起來，至明代浮現縱橫跳脫的氣息。明人書法面貌至為紛雜，行草書尤其活潑自由，適與當時依循傳統法度者形成對比。其間突顯個性自成一格的書家，也走出實現自己的路徑，不為時代潮流所吞沒。

清代以降，三代秦漢古文篆隸陸續出土，堪稱是得天獨厚。在務實的學術風氣影響之下，清人摩挲碑版，從而與刻帖相互為用，書法發展的視野得以串聯古今，終能在篆書、隸書兩方面汲古創新，引領新方向。

東漢佚名朱提造魚鷺紋瓦當

瓦當是一種傳統建筑的屋頂構件之一，約起源于戰國時期，具有擋住瓦片、保護檐頭的作用。漢代瓦當表面多有圖案、文字裝飾，兼具實用和藝術功能，并承載許多歷史信息。

本幅東漢佚名《朱提造魚鷺紋瓦當》為東漢朱提郡(今云南省昭通市)遺址所出瓦當的拓片。篆書西元100年銘款居中，兩側飾魚、鷺紋，這種樣式和當地出產的銅器非常相似，極具地方特色。

東漢佚名趙寬碑

本幅《趙寬碑》拓本，原碑是1941年在青海省樂都縣出土。碑立于180年，碑主趙寬(88-152)是浩門縣長特聘“三老”之一，協助地方教育。他的孫子趙璜(活動于2世紀)為了顯揚家族名聲而立碑，所以碑中敘述祖先世系與功業，又贊揚趙寬獻身教育的事跡。通篇隸書，字形端正，線條多稜角，書法風格接近165年《華山碑》、175年《熹平石經》。

唐陸柬之文賦（局部）

陸柬之(活動于7世紀中期)，史載他善于模仿舅父虞世南（558-638）及王羲之（303-361）的行、草書，但缺乏獨創的風格。

本卷文字內容與9世紀編《文鏡秘府論》收錄者大致相似，其中的異體字與避諱方式，也多能與唐代資料呼應，可見此卷頗具《文賦》的古鈔本面目。通篇以行書為主，間有草書，風格與《蘭亭序》非常接近，符合史料對陸柬之書法的記載，故自元代以來傳為陸書。

北宋魏宗式等司馬光拜尚書左仆射告身（局部）

北宋魏宗式等司馬光拜尚書左僕射告身（局部）

北宋魏宗式等司馬光拜尚書左仆射告身（局部）

“告身”是古代政府頒授官職或勛獎的憑證。按等級高低，形制各有不同。本幅是司馬光(1019-1086)在1086年拜相的告身。它由翰林學士擬主文、再經門下省官員審讀、皇帝“制可”、尚書省官員簽署、吏部鈐印等程序，是為“制授”告身，用來代替“冊授”宰相的典禮，反映北宋政府在1082年改革官制的情形。通篇多大字行書，筆法流暢、結構緊飭，表現挺健、開張的氣勢。按制度，應由吏部令史魏宗式(活動于11世紀)等人所書。

明張弼《雜書》（局部）

張弼（1425-1487），字汝弼，號東海，今上海人，明代云間書派的代表書家。此卷作于61-62歲之間，全是他寫給好友司馬垔（1439-1484以后）的信札與詩。通篇以行草、狂草為主，又摻入章草筆法。字體大小、字形長短、線條的粗細對比很強。不在線條起收、轉折處表現精致的筆法，只凸顯凌厲的筆勢與輕松自然的情調。因此他自擬為“野鶩”，以別于朝廷中“館閣體”的唯美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