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數以萬計受“五四”新思潮影響的新知識女性為尋求自我解放，投身國民革命。革命政權向她們敞開職業大門，為“娜拉”走后擺脫“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困局、實現自我發展，提供了社會空間。在大革命失敗后，一部分新知識女性自覺突破“五四”個人解放話語，由爭取女性經濟獨立、婚姻自主，走向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爭，并在變革社會政治同時，提出了變革主體自身的要求。她們從追求個人幸福、自我解放，到甘愿為大眾的幸福而犧牲自我，為與工農結合為一個更大的戰斗集體而不憚于批判自我、改造自我，代表的是更廣大的新知識青年群體革命化的過程，反映出“五四”新青年對于新生活、新社會、新人格的不懈求索。考察這一過程，有助于理解現代中國革命動力的產生、革命隊伍的集結和革命主體的形成。

關于新青年的革命化，有以下三種論述產生過較大影響。一是“救亡壓倒啟蒙”說。該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以西方個人主義思想啟蒙實現社會進步，但其目標所指仍是國家政治，最終在國家利益和人民疾苦面前，政治救亡主題全面壓倒了個體自由、個性解放的啟蒙主題。個體的我在革命中是渺小的，它消失了。二是對20世紀20年代青年“煩悶”議題的探討。有學者指出，“煩悶”的本質是傳統秩序解體時代青年對于“意義”的苦悶，“主義”提供了一套意義系統和解釋框架，將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合為一體，在政治中解決了人生問題。“主義”不僅關乎救亡，還重構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意義感和世界理解，同時造成了“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現象。三是女性主義論述。一些研究指出，20世紀20年代中國婦女解放的走向之一，是對獨立自由的女性意識的追求，最終為民族解放和國家政治目標所覆蓋。這是一個“從風起云涌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撥弄的歷史變化過程”，一個從“女性解放”漸漸“走進國家”的過程。

以上論述各有側重，但都指向一個問題，即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國族、政治對于個體權利、欲望，乃至價值和創造力的“壓抑”，并引發了關于后革命時代個人主體性的確立及現代社會中個人與國族、政治關系的思考。本文將繼續討論這一關乎中國現代性展開的重要問題，以20世紀20年代新知識女性從追求自我解放到投身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爭的轉向為中心，探討新青年革命化的歷史邏輯，重視歷史語境與個體的身心經驗，關注她們在實踐中的困境、磨礪和主體成長。新知識女性的實踐表明，中國革命歷史時期的救亡和啟蒙、政治和個人、國族和女性等范疇，并非當代個人主義話語理解下的二元對立關系，而是一種辯證統一關系。“五四”知識分子希望通過新文化運動打造一個真誠勇毅、尊重個體、有感通能力、能自度度人的“新青年”群體，作為改造中國的歷史主體，同時開啟了建立中國現代個體和現代國家的議題。新知識女性自覺投身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社會政治秩序的革命運動，經受磨礪、考驗，實現自我成長，代表了一種面向政治和現實開放、不斷吸納外部經驗以形成更大“自我”的主體實踐。研究她們的生命實踐，有助于超越個人主義和身份、性別政治，基于中國實際經驗，思考個體和國族、政治之間的張力關系，進而去想象和踐行一種抱誠守真、剛健不撓、有反思能力、能不斷突破自我本位的經驗和認識，以及向廣闊人類世界開放的現代“自我”。

五四運動期間，上海博文女校師生

參加革命與解放“自我”

20世紀20年代參加國民革命的知識女性，多接受過中等程度的新式教育。她們離家出走的動機主要是逃避包辦婚姻。北伐時期曾任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部長的黃慕蘭，出身湖南瀏陽一個開明士紳家庭，父親是譚嗣同的同窗好友。黃慕蘭自幼沒有纏足，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可與父親平等討論問題。她說：“如果家庭給我包辦的婚姻稱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堅決地走出家庭參加革命，而且又適逢其會地立即投身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當時的知識女性，“大半是為了反對包辦婚姻的封建壓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以《從軍日記》聞名的女作家謝冰瑩同樣如此。鼓動她當兵的二哥對她說：“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參加革命，婚姻問題和你未來的出路問題，才有辦法。”她說：“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為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找尋自己的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軍服，拿著槍桿，思想又不同了，那時誰不以完成國民革命，建立富強的中國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

逃避包辦婚姻，并不等同于追求自由戀愛或創造基于情感體驗的幸福生活。盡管確有一些新女性因追求自由戀愛而進入小家庭生活，但還有一些女性力圖沖破家庭生活的狹窄空間，在更開闊的社會政治活動中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質。對于后者而言，愛情的吸引力誠然強烈，卻不值得因沉溺其中而犧牲前途。謝冰瑩在長沙第一女子師范讀書時，“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一個異性的影子”闖進腦海，盤旋不去，這種感情帶給她強烈的痛苦。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能犧牲我的前途，我不能毀滅我的生命，努力掙扎吧！從苦海中救出自己！……不要忘記了你是個非凡的女性，不要忘記為求學而自殺的苦心。繼續奮斗呵，你應該做個社會上有用的人。”謝冰瑩努力拒斥的是基于情感結合的新式家庭，在尚不具備獨立經濟能力的時候，這會讓她失去獨立的社會生活，陷入逃離大家庭之后的又一重束縛。

正當謝冰瑩苦悶掙扎之時，北伐戰爭的號角聲傳到了湖南。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隨即成立。學校首開先河招收女兵，這是中國婦女解放史上劃時代的事件。謝冰瑩得到這一消息后，與200多名青年男女踏上長沙開往武昌的列車，對婚姻和愛情的苦悶得到了暫時的解脫。她描述投考軍校途中的情景：50多名女同學擠在一節貨運車廂里，齊聲唱起歌，男同學聽到也接著唱起來，歌聲此起彼伏，“每個人都像瘋了似的在狂笑，在高歌，在跳躍……”一位女生在反對軍校復試的運動中說：“我們脫離了家庭來獻身革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民眾和痛苦的自己……政府既然把男女一同看待，使我們也有效命國家民眾的機會，那是我們婦女的幸福，人類的光明。”

女性飛出樊籠，是為了成為充分發展的、于社會有用的人。這條長路的起點是經濟自主，擺脫對男性的依附地位。國民革命解決了女性獨立最要緊的經濟問題。左翼作家師陀在1934年創作的小說《鳥》中這樣描述新女性投身革命的時代潮流：“大事變之來，往往由不得自己，風勢向什么地方吹，人就向什么地方滾。大家都這樣，便鑄成一種勇氣和力……那時代不同后來；只要伸出兩手往上爬，只要膽壯一些，是不愁皮帶披不到肩上的。于是同學們都小鳥一般盡量往外飛。”“那時代張大著嘴，只貪婪的需要人：什么縣城里，什么后方醫院里，軍隊中的什么部里，處處都向那大的都市招手，永不會饜足。”《鳥》的主人公易瑾，一個小雜貨商的嬌養女兒，此時也和同學們一起離校，到小縣城做“委員”去了。

易瑾的形象塑造有其現實依據。北伐軍攻克武漢后，湖北省各縣開始組織黨部，兩湖女子師范的女生紛紛離校去縣城參加革命。至1927年初，各縣農民協會、總工會及各行業工會、婦女協會相繼成立。縣黨部、青年團、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工會、農會中都有女生任職。在檔案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人的經歷，如陳家瀛，考取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參加國民黨中央婦女黨務培訓班，1927年被中央婦女部介紹到武漢軍事裁判所工作；吳靜貞，丈夫病故，遺產被夫兄剝奪，因生活無著參加婦女培訓班，被介紹到武漢軍事裁判所工作。

1924年至1927年間到底有多少女性參加革命，很難得到準確的數字。例如，成立于1925年5月的廣東婦女解放協會在1926年6月擁有多少會員？廣東省黨部婦女部報告，有5000余人；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報告，有1500余人；廣東婦女解放協會第三屆執委報告，有3000余人。當時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不健全，上級黨部無法準確掌握基層黨部工作情況，因此這種誤差現象比較普遍。廣東省黨部婦女部的一份工作報告中提到，他們曾派人到各地宣傳黨義、組織婦女團體、制定工作狀況調查表分發各縣婦女部進行調查，并要求各縣每兩個月將工作情況報給省黨部，可卻多次遭遇“屢發通告函件均置諸不理”的情況。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革命政權的擴大，國民黨黨員總數迅速增長，各地女黨員和婦女團體數量也顯著增加。根據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工作報告，1924年國民黨在全國共有女黨員2000余人，到1927年3月超過1.3萬人。還有研究表明，1924年12月廣州市國民黨員共15835人，女黨員381人，占總數的2.4%；女黨員中有244人來自學界，占64%。到1927年初，國民黨號稱全國黨員超過100萬，女黨員約占1.3%。

革命政權為新女性敞開職業大門，更明確支持女性擺脫舊式綱常倫理束縛。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即倡導婦女解放。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女子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由、結婚離婚自由等主張。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婦女運動決議案》，提出女子有財產繼承權，根據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原則制定婚姻法，開放行政機關容納女子入職。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宿舍門前大幅對聯寫著“斧鉞綱常”，斬釘截鐵地表示了向舊禮教宣戰的決心。和“斧鉞綱常”一同出現的，是“浪漫女性”成為大革命的一道風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宣傳隊長的朱其華，曾在回憶錄中記述一位同時與三個男性戀愛的女秘書，認為“這決不是黨國之恥，而是黨國之光！我們應該自豪……這是表示我們至少已經相當的戰勝了封建意識”。

向警予曾將20世紀20年代的知識女性分為小家庭派、職業派和浪漫派，并認為“五四”新女性多屬浪漫派。她們的特點是：對現實社會一點一滴都不滿意，卻不負破壞或建設的責任；無偶像，無信仰，睥睨一切，唯我獨尊；追求個人的絕對自由和絕對快樂；一舉一動純任自然，將“做人”與“向上”斥為虛偽；在“社交公開”“自由戀愛”的口號下過著游蕩飄忽的生活，并以為“這就是婦女解放”。她們“從未與社會接近，也從未受過意志的鍛煉”，所以一接觸現實，遇到打擊，就灰心喪氣、偃旗息鼓。當然，向警予不僅看到“浪漫女性”身上的弱點，也看到她們覺醒的自我意識和對真摯人格的要求，以及由不滿走向革命的可能，因而真誠盼望她們能從知識、意志、人格方方面面改造自己。她說，“浪子的心是顆寶”，一旦覺悟，“努力改變浪漫的性質，把伊們自己的言論實際應用到事實上去，而且注重意志的鍛煉和知識的培養，伊們也許可做婦女解放社會改造的前鋒”。

國民革命吸收了很多“浪漫女性”，她們多在婦女部、政治部等機關任職。1927年曾在武漢政府任職的女作家白薇描寫過她們的形象。茅盾早期的小說也塑造了一批革命隊伍里的“浪漫女性”形象，最典型的當數1927年至1928年間創作的《蝕》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中的主人公。她們徹底打破了貞操觀念，在兩性關系中熱烈開放，令那些賢淑女子相形失色。有學者從女性主義理論出發，認為她們既是欲望主體，也是人格主體，顛覆了性別權力關系，反映出茅盾的女性主義立場。

激進女性主義認為婦女解放的目標之一是控制自己的感官享受，由男性欲望的客體反身成為欲望的主體。正如美國性別研究學者阿莉森·賈格爾指出：“激進女權主義政治最緊迫的目標就是為女性重新獲得她們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后五四時期的中國婦女解放程度高于整個中國革命的婦女解放實踐，前者提出了女性的自我發展、身體自主等議題，肯定了自然人性和欲望的正當性，后者則在強調男女平等同時，更關注國家、社會等整體性目標。

然而，以西方女性主義視角審視中國革命，不能忽視戰后西方歷史語境與中國革命歷史語境之間的距離，以及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女性的女權訴求與后五四時代新知識女性的解放斗爭在身心經驗、行為邏輯和政治目標上的差異。歷史研究的意義正在于力圖回到歷史情境當中，把握歷史發展的真實脈絡，以打破從當下觀念和話語系統出發建構的歷史想象，從而將歷史實踐轉化為歷史認知，真正變成我們的歷史經驗。在反思大革命的語境中，茅盾作為親歷者塑造的“浪漫女性”形象具有怎樣的歷史認識價值？國共兩黨的激進婦女政策和茅盾等人的文學實踐所共同構造的“浪漫女性”話語與大革命女性真實經驗之間有著怎樣的張力？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真誠—創傷”邏輯與個體解放的困境

國民革命中激進的婦女政策和“斧鉞綱常”的倫理實踐是否構筑了兩性平等？欲望自主的摩登女性是否體驗著真正的身心解放？革命潮流中的“娜拉”經歷了怎樣的真實人生？茅盾在作品中留下了他的觀察與反思。文學形象是基于特定話語系統對于社會現實的想象性建構，不能直接還原為客觀實存的歷史真實。但茅盾在大革命后的文學書寫卻有著相當深刻的現實依據和歷史認識價值。作為早期中共黨員、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武漢中山大學講師和《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他親歷大革命的開展和失敗，試圖通過描寫他最熟悉的群體反思那個變動的時代。他的創作活動本身即是一種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政治實踐。

關于《蝕》三部曲的女性形象塑造，茅盾說，1926年上海有幾位女性的思想意識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女學生或女性知識分子頗以為不進革命黨便枉讀了幾句書，并且她們對于革命又抱著異常濃烈的幻想”，這幻想便讓她們參加了革命；也有人在生活上碰了釘子，便憤憤然要革命，“她對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點懷疑的心情。”懷有這樣思想意識的女性也出現在武漢，并且性格更加鮮明。大革命失敗，茅盾眼見“許多‘時代女性’發狂頹廢，悲觀消沉”，于是便以三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女性作為《蝕》三部曲的主角。不過，他“沒有寫一個真正革命的女性”。

茅盾對于新女性的困境有著清醒的認識，但他筆下的“浪漫女性”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會現實？曾有學者指出，《動搖》中孫舞陽一類的女性形象具有抽象性，缺乏現實依據。她們特立獨行，不受社會關系羈絆，“仿佛生活在激情的歷史里，逸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既帶有蘇俄革命勝利初期“杯水主義”的色彩，又有英法“頹廢”文學中的“尤物”的影子。身處大革命血腥殘暴、光怪陸離的背景中，這樣的女性形象既給都市小資產階級讀者帶來刺激，也“折射出一個男性作家的革命想象與疑慮、苦悶與希望”。大革命失敗后，茅盾一度脫黨，以撰稿為生，其創作既臣服于印刷資本的商業機制，又有心以城市小資產階級為預想讀者。那些欲望主體的塑造或許也和這種處境相關。

但正是這種帶有想象性的將女性能動性與開放性推至高峰的文學形象塑造，反過來顯示出以欲望覺醒、身體自主為表征的婦女解放話語的迷思。《追求》中的章秋柳是“浪漫女性”的極致，是放浪人間、熱烈爽朗的唯我主義者，身體解放也很徹底。她不愿為別人的幸福犧牲自己，也不能完全拋開享樂生活，走上艱苦的革命道路。然而當大革命失敗，理想中的熱烈生活僅剩下縱欲無度時，她反觀自己“在污泥中掙扎似的生活”，難免心中“充滿了寂寞和荒涼”，分不清究竟是快意還是無聊，最終不得不承認，“所謂快意者，到過后思量仍不過是悲涼而已”。

茅盾筆下的“浪漫女性”是可愛的人，也是受傷的人。她們身體健康，充滿激情，有向善的焦灼，卻往往所遇非人。她們目睹大革命失敗的血雨腥風，不愿投降魍魎世界，又不能投身工農革命。她們解放了身體，但繃緊了神經，精神極度苦悶，毅然決然而無處施力，出路與絕路形影相隨。與其說茅盾推崇女性主義，不如說他看到，女性作為欲望的投射物，在社會動亂中承受著可怕的暴力，反身成為欲望主體并不能改變女性的真實處境，欲望的追逐不是婦女解放的標志而是迷途。更重要的是，透過“浪漫女性”的掙扎和迷茫，他寫出了個人解放的歷史困境，反映出對“五四”話語的深刻反思。與向警予一樣，茅盾在“浪漫女性”身上看到的也不僅是欲望覺醒和身體解放，更是一種覺醒的內在“自我”和真誠、反抗的人格，以及這種真誠的“自我”在現實中無路可走的扭曲和畸形發展。

《幻滅》中慧女士的浪漫，起于男性對她的傷害。她說：“像我，在外這兩年，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嘗遍了！現在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好人，人類都是自私的，想欺騙別人，想利用別人……用真心去對待男子，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里……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慧女士是剛強狷傲的人，當她第一次被男性欺騙后，就打定了報復的決心。她對于男性只是玩弄，沒有愛，對于過去只是憤怒，沒有悔恨。她跳出了道德的圈套，無視旁人的譏笑。然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一種有出路的反抗。事實上，她在內心深處仍然渴望著男性的真心對待和一個以婚姻為保障的“終身歸宿”。她的浪漫不過是撫慰受傷心靈的無奈之舉，失落的傷痛更多于解放的愉悅。

“真誠—創傷”的邏輯在《一個女性》中得到再現。瓊華以誠摯光明待人，得到的是欺騙，她藏起“真我”，用私心鄙棄的“假我”待人，卻在社會上高高升上去。她由憎恨現實到為現實所同化，“想不出一條路給自己勇敢的活著，沒有勇氣在這罪惡的世間孤身奮斗了”，最終被社會遺棄，悲慘地死去。扼殺她的不再是舊禮教，而是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結成的社會，它復制了舊社會的虛偽、殘酷，仍是覆滅“真我”的泥潭。

“五四”知識分子痛感傳統禮教秩序僵化、人與人之間相互隔膜，渴望去偽存真，建立一個尊重人性、人人平等、具有感通力的新文化和新青年主體。葉圣陶說他寫小說是想暗示“人與人的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有一天“大家會赤裸裸地相見。到時，各人相見以心不是相見以貌”。茅盾則以天真潔白的女性被男性摧傷的命運，喻示了真誠的“自我”在腐惡社會現實面前遭受的傷害，寫出了“五四”個人解放話語的局限，呈現了新女性在動蕩、匱乏的半殖民地社會里的掙扎和無所適從。“（她們）是被覺醒了，是被叫出來了，是在往前走了，卻不是到光明，而是到黑暗！吶喊著叫醒青年的志士們并沒有準備好一個光明幸福的社會來容納那些逃亡客！”

大革命失敗后，還有許多像茅盾一樣關注與思考新知識女性的命運和出路，并付諸文學實踐的作家。師陀小說《鳥》的主人公易瑾在“一九二×的波濤”中投身革命，六七年間，“她由白褂青裙而軍服，由軍服而短袍，再改穿長袍”。她受到所謂“同志”的蹂躪和侮辱，雖計劃過復仇，可是總沒有機會，也想到過自殺，又憐惜自己的生命。她的未婚夫在1927年國共分裂時下落不明，她前后有過三個孩子，但都不曾出世，自己的路也越走越狹。她原想做一番事業，“后來就單單希望一個愜意的丈夫”，再后來只望別人不要將她隨隨便便拋棄。最終，遇到“裁員減費”，竟連一個“可以馬虎下去”的職位也丟掉了。小說情節至此終止，師陀沒有為他的主人公想到一條出路。

師陀1910年生于河南杞縣一個小地主家庭，大革命時期在開封讀中學，大革命失敗后，他親眼見到很多同學被捕，后來寫過幾篇大革命后青年探尋出路的小說。1931年，他加入中共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同年以蘆焚為筆名投稿給《北斗》，得到主編丁玲來信鼓勵，并拒絕了信中詢問他是否愿意加入左聯的邀請。與茅盾的視角不同，師陀無意塑造自主的摩登女性，他準確把握了大時代面前人們隨流沉浮的現象，塑造了一個思想較盲目、性格較軟弱的女性形象。易瑾投身革命有追隨潮流的性質，但與身邊各種齷齪的男性和放浪的女性相比，她仍是真誠善良而有所持守的人。師陀揭示了革命隊伍中的女性不僅受到來自敵人的威脅，還會遭受身邊男性的傷害，除非再起革命、根本改造社會，否則她們仍是無路可走。

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貧窮、動蕩，女性普遍被局限在家庭生活中，人們往往將革命隊伍中的女性陷入各種戀愛關系視為“浪漫”。謝冰瑩就是時人眼中的“浪漫女性”。她晚年說：“兩個人一定要有愛情……要合不來的呢，不要勉強，就離婚，分開。我的思想是很新的……所以后來很多很有名的人都罵我說謝冰瑩是浪漫主義，吹了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都吹了，真是浪漫得不得了。”大革命失敗后，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解散，謝冰瑩無奈回到家中，為反抗包辦婚姻再次出逃，一連四次才成功，到上海掙扎求生。沒有了革命組織的庇護，職業、生計、前途重新成為問題，很多人在四處彌漫的恐怖、頹靡和失望情緒中墮落下去。謝冰瑩目睹身邊的女性，有的做了軍官的姨太太，有的成了大都市中的色情商品。曾經為反抗封建婚姻不惜自殺的女孩，卻逃不脫奢靡享樂生活的引誘，多少善良的青年在物質的誘惑下走上歧途。她不禁感慨：“上海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謝冰瑩想求學，想尋找自由，“求自我獨立，不倚賴別人”。她說：“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以一個單身女子能夠自始至終不向金錢物質投降，寧愿忍受三天三夜的饑餓，喝自來水當飯吃……我沒有像那幾位主張‘識時務者為俊杰’的小姐一樣，走上交際花、明星之路，過著燈紅酒綠糜爛浪漫的生活。”她拼命寫作，憑借大筆稿費赴日留學。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政府加強了對留學生的防范，中國學生不但被嚴密監視，還經常受到侮辱。有日本教員在課堂上公然宣稱日本占領東北是中國人的幸福，有日本小孩一邊叫著“支那人”，一邊向謝冰瑩丟石子。她說，“我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每天下課回來，大家互相訴說著被侮辱的情形”，“日子越來越難過了……每個人都感到沉重的壓迫”。1931年10月，留日學生在東京召開的追悼東北死難同胞集會遭到日本軍警鎮壓，謝冰瑩被驅逐回國。這次短暫的日本之行，讓她深刻體會到貧弱國家國民的屈辱。全面抗戰爆發后，謝冰瑩抱持“只有抗戰才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參加這樣的抗戰，中國婦女才能得到解放”的信念，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奔赴淞滬抗戰前線。她說，“北伐后婦女的活動被‘到廚房去’的口號封鎖過”，今后婦女能不能“從家庭中打出一條血路來”，取決于她們是否能到前線去。

謝冰瑩的好友白薇，也是時人眼中的“浪漫女性”。她15歲陷入包辦婚姻，受到婆婆和丈夫殘酷虐待，死里逃生后輾轉來到日本，靠當女傭謀生，自修考入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7年，白薇在武漢總政治部國際編譯局工作，兼任武昌中山大學講師。她與左翼詩人楊騷的愛情幾經波折，半生受著病痛折磨。謝冰瑩說，白薇是中國所有作家中“最窮困，最凄苦，也是最孤獨的一個”，而她是個倔強不屈的女性，有反抗精神，有正義感。白薇在《悲劇生涯》寫了自己的經歷，這是一個出走的娜拉的掙扎：“她的想向上，想沖出一切的重圍，想爭取自己和大眾的解放、自由，不幸她又是陷到甚么世界，被殘酷的魔手是怎樣毀了她一切。”她說，那些不近人情的仿佛是虛構的悲慘故事，“都是百分百的事實！”

關于白薇和各種男作家的戀愛傳聞是不是真相？她的領悟是：“在這個老朽將死的社會里，男性中心的色彩還濃厚的萬惡社會中，女性是沒有真相的……全由社會、環境、男人、獎譽、毀謗或謠傳去決定她們！”然而一個出走的又在前進中的娜拉，不在意世人的評價，“她只抱著一顆鮮紅熱烈的向上的心……只愿生活，生活，真摯地去生活，受難地去生活。生活就是她底整個。”

白薇有著清醒的女性自覺，終身書寫著婦女的苦難、不幸和反抗，她認識到“男人的社會總是替男人說話的，女子沒有正當的出路和給女子的公理”，但這不是兩性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問題，被壓迫的婦女是所有被壓迫大眾的一部分。她在給謝冰瑩的信中說，中國婦女的地位對于整個中國的進化，就像鍋爐和煤對于火車一樣重要，“我們為甚么活著？……就是要對萬眾的耳朵吶喊：不準對行駛的火車撤煤毀鍋爐！……婦女們應該聯合起來，為祖國的前進而奮斗！”1933年中華婦女解放促進會成立，白薇是發起人之一。她與同儕在建會緣起中寫道：“只要是一個中國人，只要是一個被壓迫的大眾，他就有起來為著自己，為著整個被壓迫大眾而戰斗的使命……我們要把一切被壓迫的婦女們團結在一條戰線上，一面為著整個被壓迫大眾的解放而斗爭；一面促進婦女自身的解放。”

實踐中的覺悟與重塑“自我”

投身革命運動、接觸廣大民眾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讓底層民眾的痛苦進入了婦運工作者的視野，階級話語也被納入婦女解放實踐。新知識女性在實踐中認識到，女性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離不開社會政治與風俗人心的深刻變革，婦女解放是這一整體性變革的組成部分。只有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婦女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大革命失敗后，武漢國民黨中央婦女部解散，原婦女部干事陸晶清回到北平繼續學業，同時擔任《河北民國日報副刊》主編。她想借這一刊物“闡揚革命理論”，“實行革命的文藝政策”，同時反省大革命中的婦女運動，思考今后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

陸晶清是20世紀20年代文壇活躍的女詩人，出版過《低訴》《素箋》《流浪集》等多部詩歌、散文集。她出身昆明一個小古董商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在校時曾編輯《京報》副刊《婦女周刊》和《世界日報》副刊《薔薇周刊》，與魯迅有較多交往。陸晶清和劉和珍、許廣平都是女師大學生運動骨干，參加了女師大風潮，在三一八慘案中受傷，后經李大釗、隋廷玫介紹加入國民黨，進入中央婦女部工作。

陸晶清從婦女解放實踐的現實問題而非激進革命理論出發，首先將目光投向革命中舊式婦女的遭遇。她看到，自從“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口號提出后，大量被丈夫拋棄或離婚后無法獨立生活的婦女到婦女協會求援。她們在家庭中沒有經濟地位，在社會上沒有謀生技能，一被遺棄就失去生活保障，孤苦無依而淪落者有之，瀕于絕境而自殺者有之。雖然國民黨明令經濟上男女一律平等，女子有財產繼承權，離婚男子應付給妻子贍養費，但事實上很少能履行。陸晶清認為，婦女協會不能空喊解放口號，而要在實際上為女性解除痛苦，在提倡婚姻自由時必須切實解決離婚女性的生存問題，如設立臨時收容所，籌辦婦女職業學校、培訓女子職業技能等。

當時的一篇文章寫道，革命后一般新人物“第一個想的就是得一個時髦的太太”，重做新郎，又是蜜月旅行，又是新婚攝影，對于鄉下那個無知無識，“做過機械式的太太，生過不期而遇的小孩”的舊女子，自然因其不革命而拋棄。“新女子解放了，舊女子應該入地獄嗎？”陸晶清更進一步指出，時下號稱“革命”的青年，豈只否認家庭代辦的妻子，就連自由戀愛的妻子也隨時拋棄，我們并不是反對男女自由結合自由離異，乃是認為今日“女子還禁不住這樣的踐踏”。

女子既受舊道德壓迫，又遭“新青年”踐踏，說明在大多數女性尚無獨立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而需要男性提供生活保障的歷史條件下，片面強調自由和欲望的合理性，并不能給女性帶來真正的解放和平等，反而掩飾了舊的禮教秩序瓦解后、新的倫理規范確立前，許多“新青年”的道德虛無狀態和女性實際承受的傷害。陸晶清等人不僅清醒認識到女性的處境，更將討論延伸到兩性關系之外，提出了男女青年同樣面臨的經濟壓迫問題。她看到革命隊伍中窮苦的男青年同樣處于受剝削的地位，喪失了人的尊嚴。她的小說《妻的像》，寫1927年夏武漢政權的風雨飄搖中，一個在某軍部任職的青年因軍部欠餉無力維持家庭生計，妻子被迫淪為舞女的故事。主人公地位低微，生活窮困，他的才力不算宏博，也無進身之階，只能默默承受社會的欺凌。小說的技法雖不高超，卻真實展現了大革命中部分青年的窘況，揭露了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矛盾。

大革命中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使工農群眾的痛苦和革命要求進入了婦女解放的視野。謝冰瑩說，“五四”以來的婦女運動只看到“封建”的痛苦，忘記了女工是更苦的人，今后婦女運動要幫助女工實現“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優待童工及孕婦……種種最低限度要求”，為她們爭得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陸晶清更認識到，過去婦女運動失敗的最大原因，是未能深入下層群眾，忽略了領導農工婦女共同革命，不但失去婦女運動的基礎力量，且不切合“婦女解放”的真義。此外，國民黨各縣市黨部婦女運動負責人能力薄弱、行動幼稚，不能深入底層，了解貧苦婦女的訴求，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如今革命勢力崩潰，婦女運動不能不隨之消沉，欲重振婦女運動，必須先挽救革命。

中國共產黨婦女運動的先驅向警予，深入女工之中開展工作，較早認識到女工的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最富有解放的精神與魄力，是婦女運動真正的基礎。大革命后，女工工作的重要性成為國共兩黨的共識。1928年，原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干事劉蘅靜出任國民黨上海市黨務整理委員。她認為，中國的婦女運動已“過了女權運動的時期而入于婦女解放運動的時期”。然而，“婦女”不是一個獨立的范疇，其中有農婦、女工、學生、其他職業婦女和家庭婦女，她們的經濟地位不同，找不出共同的利害和需要。例如，參政權為知識女性所重視，農工婦女看得并不重要；結婚離婚自由為女學生所重視，靠丈夫養活的婦女則最反對，她們更關心蓄妾問題。此外，女學生“智識能力在一般婦女之上，領導婦女運動本該由她們負責”，而上海的女學生大多“思想落后，行為腐化，重虛榮，輕人格”。惟上海女工在全國最多，她們受苦最深，要求解放最迫切，“是婦女運動的基本部隊”，是目前工作急需注意的方面。

這些實踐中獲得的覺悟與反思，說明經過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中國的婦女運動已經突破“五四”個人解放和女權話語，成為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認識到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底層的痛苦與力量，并不意味著能立即投身于組織和動員民眾的政治實踐。若想成為一個知行合一的革命者，乃至堅強的、有覺悟的革命主體，還要經歷艱難的求索和痛苦的鍛造過程。

國共分裂后，原武漢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干事胡蘭畦仍留在國民黨左派陣營中，擔任漢口市黨部婦女部部長、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兼湘鄂贛婦女運動指導委員。她看到國民黨中有很多青年對時局不滿、立志改造社會，認為國民黨還有革命的可能，遂與另一名婦女部職員一起，團結一批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和原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同學，繼續奉行孫中山的農工政策。他們每天下工廠與女工建立聯絡，還將推糞車、倒馬桶的女工組織起來，成立了有兩千多會員的肥料工會。桂系軍閥控制武漢后，這些國民黨左派又聚集到江西，想在朱培德的勢力范圍下干一番事業。他們擁護鄧演達的平民革命思想，主張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對內打破軍事獨裁，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平民政權，創造生產的、勞動的文化。胡蘭畦擔任革命行動委員會江西省委委員及南昌市委組織部部長，委員會在工人和學生中都有骨干，在政治和宣傳上頗有影響。1929年4月，陳果夫曾致電蔣介石，稱胡蘭畦等11人寄生江西省政府內，陰謀破壞國民黨，請電令拘捕，“處以嚴辦”。朱培德起初為他們提供了保護，但隨后反蔣派系發動“護黨救國運動”，朱培德又轉而與蔣介石合作，國民黨左派“聯朱反蔣”的計劃就落空了。

多年的闖蕩求索讓胡蘭畦的思想漸漸發生變化，從最初追求女性個體和性別解放、謀求女性經濟獨立、不參與政治，到接受反帝反軍閥、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革命思想、加入國民黨左派，再到在一次次反蔣斗爭中看清了國民黨左派的弱點。她認識到，國民黨左派總想避免劇烈的階級斗爭，從對立的兩極中尋求妥協折中之道，但他們“既無得力干部，又脫離廣大工農群眾”，在強大的反革命勢力面前缺乏力量，擔負不起改造中國的重任。1930年，胡蘭畦在柏林經廖承志介紹加入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這是一個新的開端，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她帶來空前廣闊的視野和前所未有的精神成長。1932年12月，胡蘭畦在德國共產黨反法西斯大會上演說，得到德共創始人之一、世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杰出領導人蔡特金的鼓勵，受到巨大鼓舞。

1933年，希特勒制造國會縱火案，逮捕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胡蘭畦也被投入監獄。在獄中，歐洲革命婦女的熱情、勇敢、忠誠、對同志的友愛和不屈不撓的斗爭，使胡蘭畦深受震撼。她說：“她們是英勇的創世者……像冒著霜雪正向春天生長的花木，在她們這一群光輝燦爛活潑潑的人面前，我只有慚愧，我只有警惕，我只有發憤……鼓起新鮮的勇氣，來踏上艱難的路程。”在宋慶齡、魯迅等人的努力下，胡蘭畦終于獲釋。她寫成《在德國女牢中》一書，告訴所有“被壓迫的姊妹們”，在這個人欲橫流的世界上，“要得到真正的同情和愛撫，只有在革命的隊伍里”！

只有在革命的隊伍里奮斗，才能實現婦女乃至全人類解放的理想，這也是黃慕蘭較早就明白的道理。但她還要在革命隊伍里經歷很多的困難和考驗。黃慕蘭天資聰穎，受過良好家庭教育，既能寫文章，又能做群眾動員組織工作，在武漢“是紅極一時的人物”。1927年武漢“分共”前夜，已是中共預備黨員的黃慕蘭和丈夫宛希儼一起秘密轉入地下，開始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在陳潭秋領導的中共江西省委擔任秘書和機要交通員。1928年4月，宛希儼在贛南領導農民武裝斗爭中被國民黨殺害。黃慕蘭在晚年回憶說：“這是我生平遭受的最嚴重的打擊，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遠難以平復的創傷……我只有忍痛節哀，更加發憤地努力工作和學習，以在革命實踐中的奉獻繼續他未竟的事業。”

同年12月，黃慕蘭接到黨中央調令轉往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受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兼組織部部長周恩來領導。一次，她在工作中受到委屈，又不慎丟失中央會議記錄簿，自知犯了重大錯誤，竟縱身跳入黃浦江，幸而獲救。周恩來批評教育黃慕蘭，“我們既已把生命獻給了黨，那就不是屬于自己的了”，自殺輕生，是小資產階級的感情沖動，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是嚴重的錯誤。至于同志間的誤會、批評，更當虛心反省，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不能產生悲觀消極情緒。他說：“你既已獻身革命，就要一切從革命大局出發，而不應斤斤計較個人之間的恩怨。你是熟讀古書的人，就應有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即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修養。”這番嚴肅深長的教誨，將共產黨人的行為要求和古圣先賢的人格理想貫通起來，在崇高的信念、大局觀和歷史責任感下，召喚主體超越個人局限，實現人格的升華。黃慕蘭晚年在自傳中說：“我心中豁然開朗，永志不忘。從此以后，我在革命征程上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曲折，受到多么嚴重的挫折、打擊和誤解，我都能以堅強的意志承受之。”

結語

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婦女解放和女性主體意識經歷了一個從“自我”到“革命”的轉向。婦女解放從沖破強制性社會制度與習俗的束縛，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發展到要求與男性共同承擔民族解放和階級革命的重任，革命者自身也在自覺承擔歷史責任、重新落實倫理價值的過程中發生改變，成長為“新人”。這一轉向的過程并非國族、政治對女性主體的“壓抑”，而是新知識女性自覺的認識和選擇，以成為政治主體和歷史主體的方式形成女性主體，體現出一種突破“自我”、獲得成長，超越個體、成為主體，立足女性、高于女性的現代中國女性意識。

自20世紀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以女性視角反思民族國家宏大敘事的研究逐漸成為婦女研究主流。有論者指出，女性主義倫理的目標在于提供行動指南和對道德本質的理論理解，使任何女性個體或群體的利益不會或公開或隱秘地屈從于任何他人或集體的利益。它提供了一種批判視角，讓我們得以發現中國革命的婦女解放實踐中潛在的壓抑機制，以及被國家、社會等整體性目標遮蔽的個體和身體訴求。然而，在這一倫理目標和研究視角下，中國革命女性那些不能為女性主義所整合的生命經驗和主體實踐，卻常常處于失語狀態。

有學者在1980年日本女作家田畑佐和子與丁玲的相遇中敏銳把握到這種“解釋的焦慮”。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啟發而參加女性解放運動、曾從丁玲作品中獲得激勵的田畑，在會見丁玲后坦言自己的失望。她發現丁玲對她興致勃勃談論的西方女性解放運動不感興趣，且對女性話題有意排拒。“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納入自己所設定的‘女性主義’脈絡，但被視為‘先驅者’的丁玲卻固執地不肯‘就范’……其實是丁玲豐富的人生實踐和文學寫作實踐，讓田畑和她的同人們的‘新女性主義’論述遭遇到了挑戰和考驗。”

本文研究20世紀20年代中國婦女解放與女性主體意識轉向的歷史過程，試圖把握新知識女性從“自我”走向革命的歷史語境、生活實踐、價值觀念和主體意識，理解這一轉向的歷史邏輯。可以說，西方女權運動是在一個完整的國家結構和政治秩序已經確立的情況下，女性通過個體聯合形成社會組織、進行社會抗議，去改變性別歧視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觀念。現代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則是在國家分崩、列強環伺的局面下，與革命和建國運動同步展開的過程。一些女性從清末起就以“國民”的自覺意識投身政治運動。向警予認為：“女權運動的真意義，絕不是性的戰爭……若婦女心營目注的只一個‘女權’，而于‘國權’漠不關心……是先已自己剝奪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觍顏以求女權，豈非天下大愚！”在她們看來，“解放”意味著有資格去承擔責任，女性只有成為政治主體，才能成為女性主體。

性別差異和性別的自我限定性也是中國革命女性力求突破的。紅軍女戰士曾志是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唯一的女生，她說：“男女平等，男的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男的做得更好……我克服了生理上的種種不便和不利，要咬緊牙關戰勝困難……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個女性。”這種精神氣質在極度艱苦的戰爭環境和特殊的政治生活中得到強化。1944年《新民報》主筆趙超構參加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他寫道：“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邊一位C女士說：‘你們簡直不像女人！’她反問道：‘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這種執拗的答語，竟使我無辭可駁。政治生活粉碎了她們愛美的本能，作為女性特征的羞澀嬌柔之態，也被工作上的交際來往沖淡了。因此，原始母權中心時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漸在她們身上復活了。”

20世紀20年代投身革命的知識女性往往有著鮮明的個性和內在“自我”，因而能起身反抗壓迫、限制女性自我發展的社會環境，同時又對社會公正和普遍的人類幸福懷有熱望，認為女性從事自我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應當“朝個較高的較進步的理想走”，“以社會人群全體的幸福做個目標”。正是對民族國家和更廣闊人類命運的責任感，一種“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覺悟，讓她們走向革命和社會主義，歷經挫折磨難而不失掉在歷史中實現人類解放的信念。丁玲在晚年說：“人生啊，實在是太曲折了，也太痛苦了。我們要革命，要做工作。可是，我們不容易取得很好的條件和環境，發揮自己的能量。有時我們得在很重的壓力底下，倔強地往上生長。”她們的歷史實踐和身心經驗，應可為今日女性的自我理解、精神解放和人格成長提供豐富的啟發，也有助于我們立足中國經驗，思考現代化進程中的個體性、價值建構等問題。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5期，原題《自我與革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新知識女性的主體意識轉向》，作者李志毓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