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呼倫貝爾，在滿洲里鐵路口岸，進出境中歐班列整裝待發（無人機照片）。  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2023年12月7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中國海關總署發布了一組非常重要的統計數據。2023年前11個月，中俄雙邊貿易總額同比增長27%，歷史性地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達到2181.76億美元，其中俄對華出口增長11.8%，達到1178.4億美元，自華進口增長50.2%，達到1003.3億美元。十余年來，雙邊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一直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夙愿，在2023終償所愿，標志著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獲得新動力，進入新階段。

中俄貿易的“天花板”

事實上，早在2022年之前，中俄貿易空間一度遭遇了“天花板”。我國俄羅斯經濟專家徐坡嶺及其合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對此進行過邏輯嚴密、數據翔實的論述[1][2]。其重要論點包括：1）中俄經貿關系已趨近天花板；2）因為它是由俄羅斯一方的進出口能力的上限所決定的；3）比較優勢理論或引力模型只能證實中俄之間“是否”存在貿易可能性（即0到1 的問題），但不能得出貿易規模的“大小”（即1到10的問題）。

具體而言，一方面，僅從國際貿易分工、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角度論證中俄貿易潛力是靠不住的。因為在不只有兩個國家的、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俄各自理論上擁有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如俄羅斯的能源和原材料、中國的工業制成品）并不是獨占性的，它們都面臨著國際上替代性供應商的競爭。

另一方面，將市場規模（GDP、人口）、地理（距離、是否接壤）、政策安排等因素納入測量的引力模型測算法也不可靠。因為這種方法的底層邏輯——均值——過于理想。這種方法的本質是統計回歸，是通過擬合現實中中國與其余國家的貿易量、阻力或推力因素，確定影響因素的權重，然后以此為標準測定中俄貿易，抽象掉了國別差異（如資源稟賦、消費習慣和水平、產業結構、經濟發展階段等）對貿易形式和規模的影響，且諸如特惠安排、一體化組織等被納入引力模型的變量也是一種理想化假定。因此，和許多理論上的計量模型一樣，上述引力模型的實踐價值同樣值得懷疑。

2021年7月24日，內蒙古呼倫貝爾，一列載滿貨物的列車駛出滿洲里口岸。

既然粗略的互補性方法和理想的引力測量方法都不足以成為衡量中俄經貿關系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那這個因素是什么呢？是俄羅斯的進出口能力。簡言之，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對俄羅斯產品的吸收能力和巨大產能對俄羅斯的出口能力，保障了中俄貿易的下限或曰基本盤，而俄羅斯的進出口能力才是決定中俄經貿上限或曰天花板的關鍵。

進言之，俄羅斯的進出口能力又取決于它的購買力（需求）和供給能力（產能）。由于在對華經貿結構中，能源原材料出口占據絕對壟斷地位，機械設備和消費品是主要進口品，俄羅斯的進出口能力即取決于俄羅斯能源原材料產量和國內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和購買力。因此，俄羅斯油氣開采和輸送量達到峰值、對華消費品和工業設備進口量達到其經濟發展狀況下的極限水平之際，即是中俄貿易達到上限之時。

經過徐坡嶺教授2018年的測算，那時1000億左右的中俄貿易已經逼進天花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一次講座中笑稱：中俄關系非但不是“政熱經冷”，而是“政熱經沸騰”。

中俄經貿關系發展的新動力

今天，中俄貿易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等于中俄貿易的沸點提高了一倍。再擺幾個數據便更能體會中俄雙邊貿易的澎湃之勢。

2012-2022年，在俄羅斯外貿依存度穩定在38%左右的情況下，中俄貿易總額從750億美元上升至2000億美元，中俄雙邊貿易占俄羅斯對外貿易比重從9%上升至22.4%。更驚人的是，中俄雙邊貿易占俄羅斯GDP的比重從3.4%升至8.6%。雖然2023年的數據還未最終公布，但中俄貿易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早已躍然紙上。

中俄貿易占俄羅斯外貿與GDP比重。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俄國家統計局、海關總署數據自制

2014年和2022年是中俄貿易取得重大突破的里程碑之年。2014年中俄雙邊貿易占俄羅斯外貿比重突破10%，占中國外貿比重突破2%；2022年又分別突破20%和3%。毋庸贅言，地緣政治經濟危機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2022年，俄烏沖突使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羅斯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強度經濟制裁，俄經濟結構中對西方技術和產品進口依賴較強的行業遭受嚴重打擊，供應鏈和渠道體系亟需重構，貿易轉移勢在必行。在進口替代戰略指導下，中國這個世界上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且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攀升、擁有超大市場的“友好國家”，成為俄羅斯保障供應鏈安全、建立技術主權的主要抓手。

如前所述，中俄經貿關系發展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俄羅斯的進出口能力，因此可以說，俄烏沖突的爆發徹底改變了俄羅斯外貿需求結構和資產專有性，西方制裁在擊碎俄-西方供應鏈網絡的同時，也擊穿了中俄貿易的結構性天花板，真正意義上釋放了中俄貿易的互補性。

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

與此同時，以俄烏沖突為主要因素，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也從另一側賦予中國企業新的動力。中美戰略競爭、新冠疫情、英國脫歐、俄烏沖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改變著公司找貨、生產和分銷的方式，改變著食物擺上餐桌、商品擺上貨架的方式，推動全球供應鏈重塑，加速“后全球化時代”到來。

2022年10月19日，青島，上合國家商品展示中的俄羅斯商品。

中國企業在此背景下積極謀求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俄羅斯及歐亞經濟聯盟國家對華關系穩定，坐擁1.85億人口，并能充分輻射至北歐（芬蘭）、東歐（立陶宛、拉脫維亞、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波蘭）、中東（土耳其）等地區的諸多經濟體。在“一帶一路”倡議指導下，近鄰的歐亞地區成為中國產業界不能忽視的業務增長點。2023年，莫斯科各種國際展覽會中的中國參展商占比從未低于三成，甚至時常超過五成，越來越多的大中型民營企業在曾經主要由國有部門和戰略性企業擔綱的中俄貿易中嶄露頭角。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1月末，俄羅斯科學院普里馬科夫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帶有年終總結意味的“普里馬科夫論壇”。因俄總統、外長等政要以及世界各國權威專家學者的常年出席，該論壇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列入世界十大重要會議。2023年該論壇的主題即是“后全球化的視域”。

俄羅斯戰略界慣用充滿詩意和哲思的詞匯描述國際局勢，此次使用的“視域”一詞（俄文作горизонт，德文作horizont, 英文作horizon）也并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地平線”，而是現象學語境下對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在俄方專家看來，“后全球化”的內涵即是美國式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其外延包括廉價資本、廉價勞動力、廉價能源、廉價物流等全球化基本要素的消失，以及基于西方規則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失效。

“后全球化”并不是一個新思想。1999年西雅圖世貿組織峰會抗議活動、2001年“911”恐怖襲擊早已使人們開始反思全球化弊病。該思想在俄羅斯也一直經久不衰，但由于被認為是俄羅斯構建多極世界[3]、進行主權模式競爭[4]的思想源流，該思想也一直處于引而不發的狀態。直到2023年，當我們真正感知到后全球化的“客體化世界”和“生活世界”之時，年末的普里馬科夫論壇終于想要對“美式全球化終結”下一個一錘定音式的論斷。

在這樣一個后全球化時代，國際經貿關系正在從經濟效率驅動轉向經濟安全驅動，國際政治經濟競爭范式正在從全球價值鏈向戰略價值鏈轉變[5]。除了歐盟“戰略價值鏈”政策以及美國供應鏈“武器化”之外，中俄從國家到社會各級經濟活動主體在彼此經濟安全中的作用凸顯、戰略稀缺要素互補性的上升以及可替代性的下降，也是這一范式轉換的注腳。

以生物醫藥、石油化工等領域為例，俄羅斯在研發、轉化、生產、創新、消費能力領域均落后于國際主流，如此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亟需中國的產業參與。因此，只要西方制裁一天不解除，中俄經貿合作就會一天天不斷加強。考慮到未來貿易再轉移的巨大退出成本和實際經營成本以及俄羅斯商業文化中的短期性與惰性，多年以后，面對質變的中俄貿易，我將會回想起2022年2月24日那個遙遠的早上。

（華盾，俄羅斯科學院普里馬科夫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訪問學者，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西索觀歐亞”是教育部、上海市和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即“西索”）共建，并由上海外國語大學負責運營的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俄羅斯-歐亞研究團隊的集體專欄，堅持以多語種為前提、多學科交叉融合為方法，提供有關俄羅斯、東歐和中亞的可信可靠的在地知識。

參考文獻：

[1]徐坡嶺,段秀芳.中俄經貿合作中的政治因素與經貿合作水平評估——中俄之間是否存在“政熱經冷”？[J].東北亞論壇,2019,28(06):63-80+125.

[2]徐坡嶺,那振芳.貿易潛力與中俄經貿合作的天花板及成長空間問題[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5(04):1-16.

[3]Скородумова Ольга Борисовна Пост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как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 Манускрипт. 2016. №4-1 (66).

[4]Евстафьев Д.Г., Межевич Н.М.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оделе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ов как основа перехода к постглобальному миру.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Европа, 2022, № 5, с. 146-159.

[5]余南平,欒心蔚.國際政治經濟競爭范式的轉變：從全球價值鏈到戰略價值鏈[J].歐洲研究,2023,41(04):79-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