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舉辦的2018“柳葉刀-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會議”上，臺灣陽明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副教授范佩貞闡述了其最新研究結果。她的研究顯示，2015年，中國65至85歲以上老人的自殺率是一般人群的2.75至7.08倍。其中，農村自殺率顯著高于城市。在農村，每10萬65歲以上老人中有21.99人自殺，對85歲以上的老人，這一數字上升到每10萬65.60人。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生活在農村地區。年輕一代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使許多老人留守農村，缺乏資源來應對臨終關懷和死亡壓力。這些農村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財政和社會資源較少，無法享受臨終關懷服務，在購買人壽保險、簽署遺囑、尋找護理設施以及選定埋葬地點等方面，均存在缺失或困難。

中國農村老人如何談論死亡并通過作臨終的準備來理解生命？

帶著這個問題，2016年，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施瓦克（Gertina Schalkwyk）和她的學生在中國南方一村落開展研究，走訪了14位47至85歲的中國農村老人。受訪者均已有孫輩，因為根據農村傳統，這是步入老年的標志。

施瓦克團隊發現，雖然中國農村老人和城市老人為死亡做的準備存在著某些不同，但是通過死亡準備獲得生活、臨終和來世的平靜感以及平衡個人和家庭之間的利益，卻是不變的共同點。

死亡如草枯

“每個人都有那一天……這就是命。人的命，天注定。”

“當那一刻到來時，順其自然就好了。老天什么時候要我，我就什么時候去。”

“死亡來臨時就像睡著了一樣，我什么都不能做。”

受訪的老人認為死亡是個人命運的一部分。人死后可能會上天堂，也可能會下地獄。對他們而言，天堂是每個人都希望到達的最終目的地，但決定權并不在自己手里。在很多情形中，自然死亡意味著一生的完美終結，因此更容易獲得后世子孫的崇敬。

相比之下，意外身故、手術失敗或自殺等非正常死亡會給人帶來負面的影響，甚至讓人死后成為地獄中的流浪鬼。71歲的高老伯特別提到：“一個人沒到該死的時候就去喝藥自殺，那么他將找不到通往地獄的路……地獄都不會要他。”

有人會認為談論死亡和準備身后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禁忌，但施瓦克團隊發現，這些都是農村老人比較常見的行為。對他們而言，談論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為死亡做準備的行動既是個人的需要也符合農村社區的期待。這與此前中國城市人口研究報告中的結果相一致。

59歲的歐女士平靜地描述了她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土改”期間的自殺企圖、父母的死亡和葬禮過程，以及28歲那年她在醫院瀕死的經歷。最近，她為死亡做的準備則是給她自己和丈夫分別打了棺材。

老人還會用“草”的生命周期來比喻人的生老病死：正如草的季節性生長和枯萎，人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也有必須做的事，比如結婚、生子，然后像冬天的草一樣干枯老去。這樣的死亡敘述往往與農村環境有關，以草作比喻的表達方式相對于一生在農田工作的老人來說是獨一無二的。

期待好死 無子不得善終

“人活著是為了啥？無非是為了生而有后，就像草留下根一樣。”80歲的白老伯告訴施瓦克團隊。這是農村老人的一種普遍信念，即便是那些得不到孩子贍養的老人也如是認為。育有子女，特別是有兒子和孫子，對一個人而言人生才完滿，這意味著此生好死、來世有福。

一個人若然兒孫缺失，無論是生前還是去世時，都會被其他老人羞辱。對老人們而言，沒有兒孫將無法進入生命的輪回投胎轉世。高老伯說：“生養后代是中國社會的延續……如果生而無子，延續就會被斷掉……祖輩兒人也認為，沒有子孫的人是沒有資格葬到家族墳墓里的。”71歲的孟老伯也表示：“養個好兒子辦一場體面的葬禮，就像有個好父親操辦一場隆重的婚禮。”

對兒子的偏愛根植于中國的傳統觀念，因此，不難理解一場“完美”的臨終儀式需要子女圍在床邊，特別是父母去世時，長子需要執行第一個禮節。之后，孩子們將父母的遺體入殮，并舉辦隆重的喪禮儀式，最后將父母埋葬到家族墓地中。

據歐女士解釋，鄉民最重視的儀式環節式是讓某人“抓住將死之人的最后一口氣”。也就是說，如果期待好死，在呼出最后一口氣時，家中的長子要趕緊抬起父母的身體，然后其他子女為父母更換壽衣。因為在這一時刻，已故之人的身體依然溫暖而柔軟，適合更衣穿戴。

民間普遍流傳的說法是，如果祖先轉世順利并受人祭拜，他將澤蔭后人，使之避禍趨福。因此，老人也會在去世前妥善安排好未竟之事，原諒別人對自己犯下的罪責。

在回憶中，受訪老人講述了過去曾面臨的挑戰、人際沖突以及子女的不孝行為。不過，許多老人也都表示當時確實也無能為力，在即將到來的死亡面前，他們希望能了卻這些恩怨，以期待好死。

家庭支持是中國農村老人實現好死的重要因素，在這一點上，中國城市的老人、越南農村居民以及西方的老人，其情形大抵一致。但是在亞洲文化中，長子的精神價值卻分外關鍵，被視為實現老人好死和轉世順利的重要手段。老人去世時需要長子陪護這一理念，一般是年輕人在社區通過和老人的日常互動培養起來的。

然而，近些年來，年輕一代外流加劇，通過日常互動了解父母期望的機會也隨之減少，老人想按習俗準備身后事時有些束手無策。

自我犧牲和無助下的報復

雖然對多數老人來說，為死亡做準備對實現好死和順利轉世至關重要，可是施瓦克團隊發現，也有老人認為選擇如何死亡是犧牲自己以使下一代免于災禍的一種方式。

以馬婆婆為例，當她的健康狀況出現問題時，她拒絕去醫院治療，因為這樣可以為兒子節省不少錢。“我老伴說我應該去醫院，但我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經71歲了，就算想要治愈也是不可能的……兒子們回來看我時也經常給我錢，但我不想要。”

76歲的聶婆婆則認為自我犧牲可以避免兒子遭受羞辱：“當死亡來臨時，不管多痛苦，我都會忍受。我不會考慮別的方式，因為自殺會給家庭帶來很壞的影響。”

相比這些老人的“自我犧牲”，還有些老人選擇自己結束生命，以盡量減少貧困生活和不孝子女帶來的痛苦。在村子里，成年兒子的家庭有義務照顧年邁的父母，可老人還是覺得會在最后的日子里孤獨無助。

68歲的鄧老伯表示會考慮自殺，并借此懲罰不孝的兒子和兒媳：“我和老伴兒靠不了孩子了。當我們不能做飯、吃飯或生病快死的時候，我會弄一小瓶殺蟲劑隨身帶著。如果我痛苦或挨餓時沒人照看我，我就擰開喝掉，然后躺在床上等著見閻王……村里人肯定會說兒媳對我們不好。我想要這樣的社會批評。”

施瓦克團隊認為，鄧老伯的意圖符合此前學者對中國農民自殺動機的四種分類：為了自己的利益（如結束痛苦）；為了他人的利益（如為子女顏面考慮）；進行報復（如懲罰不孝子孫）；以及自身的無助感。

不同于那些為死亡做準備并期待美好來世的城市老人，像鄧老伯一樣的農村老人愿意放棄理想化的未來而甘愿自殺成為地獄的“流浪鬼”。

“都已經準備好了”

采取行動去準備與死亡有關的物品對受訪老人而言是關鍵的一步。馬婆婆說：“棺材應該提前準備好，你看他現在很健康，但誰也說不準哪天就突然沒了。到那時再匆匆忙忙地準備棺材，一定會被別人笑話。”

老人沒有依賴子女或者社區，而是自己作準備以實現好死。這些準備活動一般在老人身體健康的時候就開始了，以確保舉行葬禮時棺材和壽衣等物品齊全。多年前丈夫生病的時候，歐女士就為他備下了棺材。白老伯和老伴辦置了兩次棺材，因為60歲時的一場大火把棺材給燒毀了。白夫人說：“棺材打好以后，兒子就不用擔心這事了……他知道都已經準備好了。”

施瓦克團隊觀察到，老人們的內心是自豪的，因為他們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迎接死亡。馬婆婆很驕傲地講述了為自己和丈夫的葬禮做的大部分準備工作，因為當死亡來臨時，“兒女們不知道從哪里開始，他們太年輕，不了解這些東西……制作棺材的木頭是我自己弄來的，沒有花孩子們一分錢。”有些受訪者甚至擔心，如果自己不去準備，不孝的子女很有可能什么都不做，致使家庭的聲譽進一步受損。

與死亡有關的物品和象征物由地方文化決定，并取決于逝者是否有人壽保險、簽署了遺囑或選定了埋葬地點。對于農村老人來說，為死亡做的準備就是自己制作棺材和壽衣，讓兒孫守在床邊，或者決定自殺的手段。

此外，農村老人也會提前處理個人財產。比如，馬婆婆讓孫子帶了一些東西回家，因為“在我看來，把東西留給下一代能讓他們記得我。”通過提前分發財物以加強同后代的良性關系，也是為死亡做準備的方式之一。這確保了一個人死后會被后代紀念，同時給后代留下遺產，以期待好死和體面的葬禮。

為死亡做準備的現實訴求需要更多關注

老齡化和死亡心理學專家卡斯登邦（Robert Kastenbaum）在《死亡、社會與人類經驗》（Death, Society and Human Experience）一書中提出了死亡系統，死亡相關的交談以及相關物件的制作均暗含在其中，這一系統在農村老人死亡準備機制中發揮著作用。

作為一種認知機能，談論死亡和準備身后事可以幫助老人更好地接受死亡。與普遍看法相左，施瓦克團隊走訪的農村老人大多熱切地談論死亡以及為好死所做的準備，同時也會向子女傳達自己的意愿。但那些考慮自殺的老人，往往經受著一些痛苦，包括所謂的不孝子女或者子女生活太遠無法得到照顧。自殺這種非自然的死亡可能會剝奪他們的來世，同時也剝奪他們為好死做準備的獨特精神吁求。

施瓦克團隊建議，政府在完善既有福利政策時應將老人的死亡準備需求考慮在內。準備身后事的習俗對農村老年人而言十分重要，政策修訂也需要加強老人的家庭成員對父母臨終準備需求的教育力度。

農村地區的社會服務還應考慮為非城市人口提供護理計劃，并為其家庭成員提供初級保健服務。考慮到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高出城市老人數倍，有必要進一步調查農村老人為什么會認為自殺比獨自老死更好。這些老人可能需要其他形式的幫助，這樣他們至少可以將好死作為一種選擇。

施瓦克團隊呼吁護理人員、社會工作者、老年中心和醫療機構更多地關注農村老人為死亡做準備的現實訴求，并在他們需要時提供及時的幫助和治療。

[本文整理自學術論文“中國農村老年人的死亡準備”（Death preparation of Chinese rural elders），收錄于期刊《死亡研究》（Death Studies）, 2018年9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旗下在線學術平臺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發。文章作者Yanping Liu和Gertina Schalkwyk均來自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