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開年，世界便頗不平靜，以中東為代表的熱點地區頻發沖突、恐襲事件。

新年第一天，存在感并不算高的“非洲之角”同樣引發國際媒體的關注：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埃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阿里與索馬里北部索馬里蘭地方領導人繆斯·比希·阿卜迪簽署諒解備忘錄，埃塞俄比亞將獲得索馬里蘭港口的使用權，同時將在未來承認后者獨立。

這意味著埃塞俄比亞極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索馬里蘭獨立的國家，而此舉顯然激怒了長期飽受軍閥割據和內戰之苦的鄰國索馬里。埃塞政府始終渴望出海口而不得，但索馬里蘭問題是索馬里政府極為敏感的領土主權底線，同時這個事實獨立超過30年的地區始終不放棄尋求國際承認的機會。一紙諒解備忘錄，令剛剛結束戰火不久的“非洲之角”、紅海之濱再度面臨潛在的安全危機。

歷史與現實難題交錯的產物

要理解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蘭為何會有開年這次“驚人操作”，便要從兩個方面理解各自的動機：一是埃塞俄比亞為何“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得罪鄰國、觸動地區敏感的主權議題；二是索馬里蘭問題緣何持續成為索馬里幾十年來始終難以解決的頑疾。而這兩個問題都是歷史與現實因素糾纏交錯的產物。

在此次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埃塞總理阿比已經將埃塞政府的需求說得明白無疑——為埃塞俄比亞尋求紅海出海口。埃塞俄比亞國土面積超過110萬平方公里，人口多達1.25億，但隨著1993年厄立特里亞脫離該國獨立，埃塞俄比亞便失去了沿海領土，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內陸國家。

尤其在1998年至2000年的兩國邊界戰爭后，由于邊界封鎖，埃塞俄比亞過去長期使用的厄立特里亞海港城市阿薩布淪為“死港”，埃塞政府不得不借用另一個鄰國吉布提的港口，承擔其95%的對外貿易業務。考慮到埃塞俄比亞經濟離不開農產品和礦產資源出口（尤其是占出口收入超過四分之一的咖啡業養活了數千萬人），又依賴石油等重要工業品的進口，該國顯然不能滿足于吉布提一個港口來解決外貿運輸的需求。

厄立特里亞的港口不做指望，吉布提能提供的仍舊不夠，埃塞俄比亞天然地將目光投向了僅剩的現實選擇——索馬里蘭。早在2018年，埃塞俄比亞便與索馬里蘭、阿聯酋迪拜環球港務集團（DP World）簽署協議，獲取索馬里蘭地區柏培拉港19%的股份，而迪拜環球港務集團與索馬里蘭分別控制51%和19%的股份。然而四年之后索馬里蘭便宣布埃塞俄比亞失去了相應股份，理由是“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滿足獲取股份所需要的條件”。

到了去年夏天和秋天，阿比坐不住了。他把獲取出海口稱為關乎國家存亡的問題，還追溯歷史，表示出海口是該國包括海爾·塞拉西在內過去歷代皇帝的首要關切。去年10月13日在埃塞議會發表講話時，阿比引用該國19世紀著名軍事領袖拉斯·阿盧拉·恩吉達的名言：“紅海是埃塞俄比亞的天然邊界。”此外據稱他還在與商界領袖會面時語出驚人：“我們想用和平手段獲得港口。但如果行不通，我們將使用武力。”

此言一度引發周邊三個鄰國的恐慌——厄立特里亞、吉布提、索馬里三國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否定了阿比的說法，尤其是厄立特里亞和埃塞境內民眾擔憂阿比是否會發動針對前者的侵略戰爭。不過時隔三個月的事態變化表明，埃塞政府終究選擇了第三種途徑：沒有錢購置股份，也不能輕易訴諸武力占領，那么便以外交承認的方式換取索馬里蘭回饋柏培拉這一良港的租用權。

根據雙方披露的內容，埃塞俄比亞將在未來某個時間節點正式承認“索馬里蘭共和國”為主權國家，而索馬里蘭同意將20公里的海面提供給2019年重建的埃塞海軍使用，租期為50年。協議中租賃的柏培拉是索馬里蘭唯一的大型港口，每年吞吐量可達50萬標準集裝箱，并得到英國國際投資和迪拜環球港務集團的投資，進行全面現代化建設。

看起來埃塞政府和索馬里蘭做了一筆劃算的買賣，前者不花錢、不打仗便滿足后者的“剛需”，從而為自己拿到了服務于發展外貿和國防建設的出海口，但此舉最大的問題，在于觸及了索馬里的國家主權，尤其是在該國最敏感的領土問題上“玩火”。

1991年1月，蘇聯支持的西亞德政權被推翻，自那以后索馬里便陷入長期內戰與割據中，再無政權能統一、治理該國法理領土全境。1991年5月，索北部地區宣布獨立，成立“索馬里蘭共和國”（至今未獲任何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承認）。2012年，索馬里終于正式成立內戰以來首個聯邦政府，得到其它地方割據政權的先后擁護，唯有索馬里蘭仍拒不接受聯邦政府管治，至今仍處于事實獨立狀態。

面對這一現狀，索聯邦政府疲于應對內部沖突，陷入與反政府武裝“索馬里青年黨”（沙巴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戰爭，更淪為海盜的主要基地，無力解決索馬里蘭問題。與之相反，索馬里蘭內部基本保持和平，被視為這個動蕩地區難得的“綠洲”，雖然其極不發達，但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環境，甚至吸引了一些國際企業無視索聯邦政府的反對前來投資。

歷史上，索馬里大部分地區原為意大利殖民地，但索馬里蘭最早是英國殖民地。現如今，一個不愿放棄主權但后院四處起火，另一個相對平穩力求國際承認。索馬里蘭問題不僅成為索聯邦政府的一個死結，更成為“非洲之角”難得安定的一個癥結。此時此刻，阿比與索馬里蘭領導人的一紙諒解備忘錄，無異于平添了地區局勢的緊張。

“非洲之角”再現安全危機？

目前紅海東岸的也門胡塞武裝正在持續襲擊通行船只，已經嚴重威脅了紅海水域的航行安全。與此同時，處于紅海西岸的“非洲之角”近年來其實始終不太平靜：遠的不說，直至2022年11月，持續兩年的埃塞政府與該國北部提格雷州軍事沖突才告一段落。

顯然索馬里政府無法接受埃塞政府和索馬里蘭地區在新年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在第二天便宣布召回該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同日索馬里舉行了內閣緊急會議，呼吁聯合國、非盟、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國際和地區組織支持該國主權。索總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表態將采取一切合法措施維護領土完整，但沒有明確指出這是否包括使用軍事手段。

外界普遍擔心埃塞政府的貿然之舉不是“和平獲取出海口”，反倒是更大的安全隱患，一個直接原因便在于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兩國關系曾長期緊張，邊界紛爭和武裝沖突一度成為主旋律。1977年至1978年的歐加登戰爭以索馬里失敗而告終，其連帶效應更是釀成了該國持續的內亂。

1988年兩國再度爆發軍事沖突，隨后以達成停戰協議告終。按照協議，埃塞俄比亞同意停止支持索馬里蘭地區分裂勢力，而索馬里承諾不再支持埃塞東部的索馬里民族分裂武裝。在那之后，索馬里陷于內戰，苦苦尋求建立統一政權，埃塞俄比亞則在政治轉型、建立民族聯邦制后致力于經濟快速發展，雙方并未過多插足對方的內部分裂問題。

盡管2024年的諒解備忘錄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但至少在索政府看來，這一次埃塞政府顯然違背了當初的承諾。跳出雙邊關系層面，整個“非洲之角”更是對阿比的最新動作感到擔憂：《紐約時報》指出，厄立特里亞和埃及都擔心埃塞俄比亞會借助出海口和海軍建設，加強其在紅海和亞丁灣的軍事存在。考慮到“非洲之角”的地緣重要性以及地區和國際利益的交匯，地區國家高度懷疑埃塞俄比亞想借此實現其更大的戰略野心，即加強在該地區的主導性影響和作用。

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的歷史恩怨（特別是主權之爭）由來已久，兩國直到2018年才達成和平協議（阿比還因此獲得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由于復興大壩對尼羅河水源流量的影響，埃塞俄比亞與埃及的關系也一度劍拔弩張，特別是2020年埃及試圖在索馬里蘭建立海外軍事基地的傳聞，更是讓雙方發出了動武的威脅言論。

此外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指出，埃塞俄比亞長期被視為西方盟友，而厄立特里亞總統伊薩亞斯·阿費沃基致力于鞏固與埃及和俄羅斯的政治關系。借助域外大國集團對抗、導致地區局勢復雜化，同樣是地區安全形勢的一大變數。

至于另外兩個直接受到影響的當事方——吉布提和索馬里蘭地區，連鎖反應對安全形勢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吉布提同樣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80%的GDP依靠以交通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港口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可取代。僅埃塞俄比亞租用吉布提的港口，每年需給后者繳納15億美元的費用。

有觀察者指出，如果埃塞政府選擇索馬里蘭的柏培拉、放棄吉布提港口，那么一年損失的這15億美元巨額收入（占吉布提2023年GDP總量約40%），足以導致吉布提總統伊斯梅爾·奧馬爾·蓋萊的政權不穩，因為后者過去25年執政在相當程度上受益于這筆“現金流”。

而索馬里蘭這片地區“綠洲”的內部走向，同樣受到這一最新動態的影響。索馬里蘭當局領導人阿卜迪已經“超期任職”，遭到當地反對黨的反對。去年2月持續至今的拉斯阿諾德沖突，導致超過340人死亡、600多人受傷、15萬至20萬人流離失所。“非洲之角”地區形勢高級分析員薩米拉·加伊德指出，正如出海口是埃塞俄比亞攸關存亡的問題，這份諒解備忘錄也是阿卜迪的“生命線”——只有在國際承認上取得突破，他才有更多與當地反對派、索聯邦政府博弈的籌碼。

然而在這復雜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的地區局勢中，戰火威脅引發的經濟崩潰、人為制造的大批量難民，恐怕將是比上述問題更加嚴峻的安全威脅，而且將從“非洲之角”外溢至非洲其它國家乃至地中海彼岸的歐洲，成為跨區域問題。由此看來，各方下一步如何行動，這份諒解備忘錄將在何種程度上得到執行，所有當事人都需慎之又慎，國際社會更需密切關注。

（胡毓堃，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