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禮先生所列書單第一句話，“我國書刊中最早提到馬可波羅的，當推同治時刊行的《中西聞見錄》，當時并有人征求馬可在華的事跡和遺物。”這個說法，學界多認為是出自向達先生。

向達先生的一篇文章

1929年8月，浙江省政府借“北伐告成，南北統一”之機，舉辦了“西湖博覽會”，旨在促進國貨出口。為此，1929年5月，上海《東方雜志》（第二十六卷第十號）發表了幾組文章，介紹“西湖博覽會”概況、江浙地區著名物產。杭州文史方面，有兩篇長文，一篇是竺可楨的學生張其昀撰寫的《西湖風景史》，另一篇是向達先生的《元代馬哥孛羅諸外國人所見之杭州》。

向達先生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畢業后，入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英文見習編輯。1930年被袁同禮先生延攬到北平圖書館當官員。1934年，北平圖書館與大英博物館達成協議，互派館員，向達先生遇上了這次難得的機遇，與王重民兩人前往。向達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期間，譯書之余發表了幾篇論文，受到學界注意，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

向達《元代馬哥孛羅諸外國人所見之杭州》，刊載于1929年5月上海《東方雜志》第二十六卷第十號，第91-102頁。來源：作者提供

向達先生根據英國學者亨利·玉爾（Henry Yule）譯注的《馬可波羅游記》（1903年第三版），譯出馬可波羅記述杭州的章節。同時，他還從玉爾另一部著作《契丹與通往契丹之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中，摘譯了羅馬天主教圣方濟各會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 1265-1331，向達先生譯作奧代理谷）、羅馬教皇使節馬黎諾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 Ba?u?ah，1304-1377）和阿拉伯歷史學家阿布爾菲達（Abulfida，1273-1331）等人書中關于杭州的段落。《契丹與通往契丹之路》共四卷本，1866年初版，1913年再版，是玉爾為譯注《馬可波羅游記》準備的文獻資料匯編，張星烺先生早前介紹過，書名譯作《古代中國聞見錄》，向達先生沿用了這個譯名。

在該文注釋部分，向達先生寫了按語：

“馬哥孛羅，意大利威尼斯人，于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至中國，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扈從科克清伯岳吾公主就婚波斯，遂反故國。馬哥在中國十八年，歷官至樞密副使，宣慰淮東；又曾奉使云南緬甸；在朝時嘗參與密勿。歸國后，以與熱那亞戰，兵敗被囚，在獄中述游記。中古時歐洲人之于馬哥孛羅氏書，幾于家弦戶誦，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亦曾受其影響。至今《馬哥孛羅游記》一書，即就莫理遜所藏版本而言，已有四十種之多；各國文字俱有譯本。至于我國之研究馬哥孛羅氏書者，以余所知，當以同治時同文館人士為最先。同治十三年三月北京刊行《中西聞見錄》第二十一號有映堂居士者作《元代西人入中國述》一文，即記馬哥孛羅之事，文末提及玉爾（Yule）譯著《馬哥游記》，并云‘再傳聞博羅氏在元代曾任揚州總管。未審現時淮揚志乘及藏書家諸君子有無記載，尚祈廣為搜羅。如有吉金片語，務希郵送京師同文館，以便續登為荷。’映堂居士不知何人，論中國研究馬哥孛羅者，不能不以此君為先河矣。”

同文館和《中西聞見錄》

同文館一名宋時已有。王應麟《小學紺珠》卷九四方館條曰：“都亭驛以待遼，都亭西驛以待西番，懷遠驛以待交趾，同文館以待高麗。”北宋時，官設四個旅邸，分別接待來自北（遼）、西（西番）、南（交趾）、東（高麗）四個方向的使者。同文館當專供高麗賓客使用。

據李心傳《高宗系年要錄》卷六三，紹興三年（1133年）二月，“詔以法惠寺為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館高麗使者，言者謂，雖在兵間，不可無學，且恐為麗人所窺。因改除館以待之。”南宋時，將一寺廟改為同文館，接待高麗使者。同文二字，出自《禮記》中庸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有招徠遠人，王者統一之意。

清代同文館，為外國語言學館。咸豐十年（1860年），文祥、恭親王奕?等聯名奏請，建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商大臣、外國語學館等，獲準。奕?于1861年被授以新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負責外交事務。由于1858 年清政府與英國和法國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有英語和法語文本為條約唯一正本的條款，因此，從履行條約等實際事務方面考慮，中國方面也亟需培養訓練有素的外語人才。

同文館于同治元年（1862年）創設，最初的計劃是仿照俄羅斯館例，通過考試，從八旗中遴選天資聰穎、年在十三四歲以下的少年，學習西文和中文。當年諸大臣一份聯名上疏曰：“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必當諳其語言文字，方可不受人之欺蒙。今各國皆以重金禮聘中國之人，講解文藝，而我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者，恐無以悉其底蘊。”

1864年，美國長老會教士丁韙良（W．Martin）作為英文教習加入同文館。1867年，著名的學者型官員、《瀛寰志略》作者徐繼畬被委任為專管大臣，這所學校逐漸有了小型文學院的規模，學制定為8年，前3年專攻語言，后5年攻讀各門科學和綜合課程。同年，丁韙良回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1869年獲博士學位返回中國，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同文館是中國最早的外交學院，從中走出很多外交官員，如武廷芳和唐少儀。

1872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丁韙良和英國倫敦會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人在北京發行了期刊《中西聞見錄》第1號。當時，香港、廣州、上海、寧波等地都已有報刊發行，《中西聞見錄》是北京第一份報刊。《中西聞見錄》每月出一號，每號發行1000份，大部分免費散發，主要限于北京，偶爾也行及外省。刊物由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61年創建于北京的京都施醫院（協和醫院前身）主持。除丁韙良、艾約瑟外，編輯中還有英國圣公會傳教士包爾騰（John S. Burdon）和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德貞（John Dudgeon）。1875年8月（光緒元年七月）《中西聞見錄》停刊，總計出了36號。1876年2月，《格致匯編》（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于上海創刊，成為《中西聞見錄》續刊。

《中西聞見錄》的創辦、撰稿、編輯、印制和發行等各方面，都是由丁韙良等西方傳教士主持的，他們與京師同文館師生以及一些洋務官員之間，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系，由此不難看出他們在近代西學傳入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向達先生猜測，我國最先注意到馬可波羅的人當是同治時同文館人士，多半也是因為《中西聞見錄》由同文館人士主辦，且文章說如有讀者來信，也請寄送同文館。

1872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丁韙良和英國倫敦會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人在北京發行了期刊《中西聞見錄》第1號。鉛字版，字體考究，版式清晰。第一號有編者按：“中西聞見錄系仿照西國新聞紙而作，書中雜錄各國新聞近事，并講天文地理格物之學，每月出印一次，如中西士人有所見聞或自抒議論，亦可寫就送至米市施醫院艾先生處，或東交民巷包先生處。”來源：作者提供

1991年是馬可波羅離開中國700周年。同年10月，中國和意大利兩國專家在北京舉辦學術討論會，重要論文收入中國國際文化書院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馬可波羅》一書，1995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有余世雄的論文《馬可·波羅游記中幾個主要問題評述》，文中提到，“中國研究馬可波羅學的歷史，從1874（清同治十三年）出版的《中西聞見錄》第21號刊登映堂居士所寫第一篇有關馬可波羅的文章《元代西人入中國述》開始，已有117年的歷史，發表論文近兩百篇，著作7種，譯作8種。”

該書還收錄了顧衛民的論文《中國的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1874-1990年）》，文中說：“據著名的中西交通史專家向達先生的考證，中國之介紹馬可波羅和他的《游記》，似始于1874年，當時北京同文館出版的《中西聞見錄》第22號上有映堂居士寫的《元代西人入中國述》，首先介紹了馬可波羅的事跡，并期望讀者發掘揚州志及藏書家的記載，搜羅郵寄北京同文館。”

1996年，南開大學教授楊志玖先生發表長文《百年來我國對馬可·波羅游記的介紹與研究》，分兩部分刊載于《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2、3期。文中提到：“在我國，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聞見錄》第21號上發表《元代西人入中國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紹馬可波羅的文章。”

以楊先生在學界中的地位和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說明此事在學界已成定論。

鄔國義檢出“映堂居士”是梅輝立

2006年，上海師范大學鄔國義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發表《映堂居士究竟是何人》一文，解決了“映堂居士”的身份問題。鄔教授注意到，同期《中西聞見錄》（第21號）上，載有映堂居士撰寫的另一篇文章《英京書籍博物院論》。該文介紹了大英博物館的建筑外觀、閱覽室、借閱書籍手續、藏書量、書刊館藏制度等等，斷定若非親臨博物館，難以寫得如此細致入微。由此，提出作者可能是西方人。

鄔教授從近代書刊雜志中，檢出曾慶榜編著《萬國奇人傳》（1897年在長沙刊出）卷一之“梅輝立、德約翰、壁利南、丁韙良”條，該條目云：“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字映堂。恂恂雅飾，被服儒生，聰麗權略，望之一若城府深秘不可窺測者。抑能強恕接物，無猜疑嫉妒之心。光緒丁丑，曾惠敏以承襲候封入都，梅氏偕其國人艾約瑟、德約翰、壁利南及美人丁韙良，先后訂交。丁氏為同文館總教習，取西書之有益中國者翻輯成書，梅氏則取中土載籍有裨于公若私者，敷陳其義，撰為西文。”

該條目明確說明，“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字映堂”，與丁韙良、同文館關系密切。文中還提及曾惠敏在“光緒丁丑”年間，與梅輝立等人有交往。

曾惠敏即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惠敏是他的號。曾紀澤早年跟隨在曾國藩左右，1870年（同治九年）以二品蔭生補戶部員外郎身份入京，在戶部陜西司學習。1872年曾國藩病故，曾紀澤回籍丁憂守制。期間母又病故，至1877年守喪期滿，承襲一等毅勇侯爵位入京。光緒丁丑即1877年（光緒三年），這年8月24日（七月十六日），曾紀澤受到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召見。翌年9月，派充出使英國、法國大臣。

鄔教授再查《曾惠敏遺集》卷二，有題為《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一文，知曾慶榜編著《萬國奇人傳》中的文字，多出自曾紀澤這篇碑銘。該碑銘顯然是在梅輝立病故后，曾紀澤專為其所作。碑銘云：“君諱輝立，字映堂，配某氏，子二人。”1878年仲春之初，“梅君將暫歸其國，過余話別，方攜手殷殷與訂后會，俄而噩問訊傳，則梅君已炎病卒于滬瀆，春秋才三十有八耳。”

碑銘還敘述說，光緒三年，曾紀澤來京覲謝，住紫禁城東南，“與泰西諸國朝聘之使館舍毗鄰，于是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偕副使壁君利南聞聲見訪，縱談竟日。”梅輝立病故后，丁韙良、艾約瑟、德約翰、壁利南等對曾紀澤說：“梅先生得交于上國士大夫莫如子焉，所謂道義之好也。梅先生之逝，子不可以無言。”曾紀澤因此作了這篇碑文，謂西方人習俗并不“以歸骨故鄉為重”，梅氏后即葬于上海。

陳垣先生嘗言：“考證貴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鄔教授提出的文獻論據充分、有力，合理地證明“映堂居士”即是梅輝立，體現了中國學術的考據精神。2012年，鄔教授在《學術月刊》同年第8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擴充了題目的范圍，增補了很多資料。在上述兩文中，鄔教授對梅輝立生平和學術成果也有相當充分的介紹。

1878年一則關于梅輝立的訃聞

梅輝立并非籍籍無名之輩，迄今尚未被學界注意到的相關文獻資料仍有很多，其中一些值得補充。

梅輝立本名威廉·梅耶斯（William S. Frederick Mayers），1831年生于澳大利亞，父親是牧師。梅輝立早年所受教育情況不詳，28歲那年（1859年）來到北京，在額爾金（Lord Elgin）所率侵華英軍中擔任見習譯員。1860年，梅輝立被任命為“聯合委員會”（the Allied Commission）譯員。當時英法聯軍占領了廣州，這個委員會由3人組成，英軍、法軍各派一人，加上譯員，相當于廣州臨時政府。

1861年，英法聯軍撤出廣州，梅輝立任廣州領事館譯員，1863年任副領事。1870年，轉任煙臺芝罘（Chi-fau，Chefoo）領事，當時英國在芝罘港設置了一個領事館。1872年，梅輝立被任命為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參贊。1878年3月24日，梅輝立在上海死于斑疹傷寒，時年47歲。曾紀澤為其撰寫的碑銘中，稱其“春秋才三十有八耳”，有誤。

1878年出版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年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8, Vol.10）刊布了一則訃聞，稱梅輝立的病逝之于英國“漢學界”（Chinese scholarship）和外交界都是“一個重大損失”（a severe loss）。訃聞說，梅輝立在中國的這一時期，英國和清政府之間的關系極為緊張，談判和交涉頻繁。梅輝立先生作為使館譯員，任務非常艱巨，但他仍抽出時間，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根據莫倫多夫（Mollendorff）編寫的《中國書目手冊》，到1875年年中，梅輝立在國內外不同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不少于59篇。梅輝立還出版了多部著作，它們“不會曇花一現”（will not be ephemeral）。他的《漢語詞匯手冊》（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將是今后幾年首屈一指的漢語教學參考書，《英中歷史紀年對照手冊》（The Anglo- Chinese Calendar Manual）、《論中國與外國的條約》（On the Foreign Treaties with China）以及他與丹尼斯先生（Mr. Dennys）共同編輯的《中國通商口岸》（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都可以在這本書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他去世的時候，另一部書《論中國政府》（O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正在排印中。大家也都知道，他已在朝鮮語語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篇訃聞最后一句是，“我們必須要記住，他最主要的功績，是最近為大英博物館獲取了著名的《永樂大典》（Imperial Compendium of Chinese Literature）為數不多的副本5020冊”。

《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年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8年 Vol.10，pp.XII-XIV，刊布的梅輝立訃聞，明確說明他為英國劫取了《永樂大典》5020冊。來源：作者提供

《永樂大典》之散失

《永樂大典》之纂修，始于永樂元年（1403年），于永樂六年（1408年）十二月全書告成。《大典》全由楷書繕寫而成，共有22877卷，凡例并目錄60卷，裝潢成11095冊。每冊書高約一尺六寸，寬約九寸五分，封面硬裱，以黃絹連腦包裹。

《大典》編纂抄寫完成后，置于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年）還都北京，《大典》隨之，置于北京皇宮文樓。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宮中失火，雖幸未損，然明世宗擔心散失，于是下詔摹寫副本，至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始畢。原本仍存于北京文淵閣，副本存于皇史宬。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縱火焚城，《永樂大典》原本被毀，副本亦散失十分之一。

清世祖順治時，乃將《大典》副本自皇史宬移至翰林院。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全書》館纂辦《大典》佚書之校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校勘纂修官黃壽齡遺失《大典》六冊，高宗降旨查明嚴緝，盜者不敢存留，置書于御河橋畔，遂失而復得。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京。繆荃孫《永樂大典考》追記親見親聞云：“原書萬余冊，恭庋敬一廳，蛛網塵封，無人過問。咸豐庚申（1860年）與西國議和，使館林立，與翰林院密邇，書遂漸漸遺失。光緒乙亥（1857），重修翰林院衙門，庋置此書，不及五千冊。嚴究館人，交刑部，斃于獄，而書無著。”

繆荃孫說，他于1867年入翰林院，前輩云，“尚有三千余冊”。至丙戌（1886年），“前后閱過九百余冊”，余則“零落不完”。“癸巳（1893年）起復詢之，則剩六百冊。”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四庫藏書，散佚過半”。后經清廷檢理，《永樂大典》僅存一百余冊，遂交學部收存。由是，《永樂大典》幾于散盡，現多存于英國。

繆荃孫是清末著名學者，他說得很清楚，《永樂大典》大部分，失于1860年至1889年間，因使館與翰林院比鄰，“無人過問”，漸被西人設法劫取。

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發布的上述訃聞，印證了這一事實。梅輝立死于1878年，他為大英博物館劫取了5020冊。威妥瑪（Thomas Wade）擔任英國駐京公使有10年之久，于1883年返回英國。威妥瑪的中文水準也是一流的，他于1888年向劍橋大學贈送了4304冊從中國劫取的“珍本書籍”，因之而謀得了一個教授職位。他帶回多少《永樂大典》副本，未見劍橋大學圖書館詳細說明，但從梅輝立一事看，數量當不會少。

《永樂大典》的價值無可取代。1941年夏，楊志玖在西南聯大讀元史方向研究生，指導教師是姚從吾和向達二先生。向達先生讓楊志玖閱讀他從大英博物館摘錄的《永樂大典》副本筆記，楊志玖在向達的筆記中，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經世大典·站赤》中一段重要文字，據此撰寫了成名之作《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

梅輝立的《漢語詞匯手冊》

梅輝立的代表作是《漢語詞匯手冊》，書名的副標題是“人物、歷史、神話和文學”（biographical, historical, mythological, and general literary reference），于1874年由上海美國長老會傳教團出版。除了這個最初版本外，目前至少還有另外兩個版本：1910年倫敦版和1968年美國底特律版，足以證明這本書有其價值，不是“曇花一現”。

僅看該書所列出的部分中文參考書目，就能感受到作者之不同凡響：蕭智漢《歷代名賢列女姓氏譜》（1793年，共100卷）；廖賓于《尚友錄》（1617年，20卷，1000多個人物傳）；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1777年，3卷）；李兆洛《紀元編》（1800年前后）；錢大昕《疑年錄》（1818）；吳修《疑年續錄》（1818）；《列仙傳》（兩卷，道教神話人物）；王應麟《小學紺珠》（《玉海》第76-78卷）；王世貞《凰洲綱鑒》（30卷，明代）；應劭《風俗通義》（東漢，考古價值高）；《淮南子》（題《鴻烈解》，占《漢魏叢書》5卷）；顧炎武《日知錄》；《康熙字典》；陶潛《群輔錄》（晉代編，公元前5世紀始）；董斯張《廣博物志》（32冊，50卷，1607年，價值很高）；華希閔《廣事類賦》（40卷，《事類賦》擴充）；趙翼《陔馀叢考》（很有用的筆記，8冊，43卷）；司馬遷《史記》；朱熹《通鑒綱目》（以司馬光《資治通鑒》為基礎）；宮夢仁《讀書記數略》（54卷，1707）。當然，該書所引用的書目，遠遠不止于此。

梅輝立《漢語詞匯手冊》（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實際上是一本漢英字典。這是1874年上海版，第二部分，第354頁。來源：作者提供

梅輝立寫馬可波羅一文的意圖

了解到梅輝立的中文程度和學術水準之后，就不難理解他“聞聲見訪”曾紀澤，二人何以一見如故，“縱談竟日”了。也可認真讀一讀這篇題為《元代西人入中國述》、署名“映堂居士”的著名文章：

考元世祖時，有泰西義大理越尼思地方人博羅氏兄弟者，以賈為榮，嘗貨殖于泰西迤東各回國。

宋景定間，行至欽察地方，見其可汗，頗優待之。適有元使臣至彼，聞博羅氏弟兄之名，請見之。與言甚洽。公事畢，將反命，顧謂博羅氏曰：“今吾與子同往和林，可乎？”曰：“可。”于是馳驅就道，寒暑閱四時，始至。引見世祖，命侍左右，細詢泰西諸邦國制，以及山川道里風土人情。博羅氏備述以對，世祖善遇之。

迨后，世祖特給文書令其持回泰西。于宋咸淳二年啟行，在途三載，乃至越尼思原籍。見長兄所生之子名瑪格者，業已年十有五。家居僅二載余，遂攜博羅瑪格東往。旅行三載有半，抵蒙古國都。

世祖見博羅瑪格儀表聰明，便令在朝供職，御前隨侍。后十七年，又從世祖入中華，曾為揚州總管。暨出使緬甸，安南各國，均不辱命。復充內臣多年，于元至元二十六年乞休歸國。從海道回泰西，至成宗元貞元年，博羅瑪格隨同父叔始克旋里。

斯時也，博羅氏出疆二十有六年矣。其歸也，鄉黨宗族覿面初不相識。之三人者，于本國語言亦多所遺忘。迨博羅瑪格年老，始將平生遭際，并在蒙古、中國等處所見聞者，輯成一書，頗稱賅備。及博羅瑪格故后，其書經人鈔寫流布。至前明中葉，已歷二百余年，其書始行刊刻，厥后次第翻譯各國語言。

現因各國來中國者眾，參閱中國歷代載籍，更得其詳。是以法國博學之士，曾于數年前將此書譯成法語，同時亦有英國精通地學、史材兼備之致仕武員，譯成英文。復以元代著作中西各書，詳加考核，與博羅瑪格所傳，頗屬符合。先時從博羅所傳，未甚明晰之處，至此方稱了然。邇日將所譯此書，從新刊印，庶觀者不無裨益，亦可藉傳永久云。

再傳聞，博羅氏在元代曾任揚州總管，未審現時淮揚志乘及藏書家諸君子，有無記載，尚祈廣為搜羅。如有吉金片語，務希郵送京師同文館，以便續登是荷。

在這篇文章里，梅輝立將意大利威尼斯譯為“義大理越尼思”，將馬可波羅譯作“博羅瑪格”，雖覺不便，但對文章無傷。該文只有700余字，遣詞用句都很講究，對馬可波羅故事的敘述很完整，要點無一遺漏。文章中，有幾處值得指出：

（1）幾個年代，宋景定間（1260-1264年）、宋咸淳二年（1266年）、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馬可波羅書中自然是沒有的，頗節和玉爾的書也不會這樣寫，只能寫公歷。梅輝立在《漢語詞匯手冊》中的第三部分，訂定了中國歷史紀年表，所以他能夠根據學者們估計的年代，換算成中國歷史年號，以方便中國讀者。在當時的西方學者中，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也屈指可數。我國歷史學者要到1905年后，逐漸開始具備了這方面的知識。到1926年陳垣先生發表《二十史朔閏表》后，才有了一本對照中西歷史紀年的工具書。 

梅輝立《漢語詞匯手冊》（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第三部分是中西歷史紀年對照表。這是1874年上海版，第385頁、286頁。來源：作者提供

（2）梅輝立簡要介紹了馬可波羅書在歐洲的流傳過程，提到“法國博學之士”數年前將此書譯成法語，“同時亦有英國精通地學、史材兼備之致士武員，譯成英文。”這里所說的“法國博學之士”，無疑指的是法國漢學家頗節（Guillaume Pauthier），頗節這個譯名為馮承鈞所用，方豪譯為包梯愛，耿升譯為鮑迪埃。頗節的書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是對一個古法文原本的注釋本，扉頁有一中文副標題“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這本書至今仍是最有權威的法文《馬可波羅游記》注釋本，至今仍在出版。頗節的注釋本有兩大卷，價格高昂。法國人沙海昂（Joseph Charignon）把頗節的書簡寫，于1924-1928年間在北京出的一個現代法文本，原書副標題為《蒙古軍大元帥馬可孛羅》，馮承鈞譯的中文譯本所依據的就是這個版本。

頗節的書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兩卷本，是對一個古法文原本的注釋本，第一卷扉頁有中文副標題“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來源：作者提供

頗節、沙海昂的書名以及“孛羅”這個譯名，都包含著一個歷史學上的錯誤，就是把馬可波羅與元代歷史中的“孛羅丞相”混同為一人。這個訛誤源于意大利學者，通過頗節而影響了很多人，其中包括玉爾、沙海昂、張星烺和向達。向達先生前文也有“馬哥在中國十八年，歷官至樞密副使，宣慰淮東。”英國史學家巴克爾（E. H. Parker）1904年1月在英國《亞洲評論季刊》（Asiatic Quartly Review）發表文章指出了這個錯誤，說《元史》清楚地說明，孛羅早在1275年馬可波羅到來之前，已經被忽必烈汗授予很高的職位。1929年，伯希和確認了巴克爾的結論，這個錯誤才改正過來。1936年馮承鈞所譯的中文本書名，并沒有采用沙海昂的原有的錯誤書名，而是直接稱為《馬可波羅行記》。

梅輝立文中所說的“英國精通地學、史材兼備之致仕武員”，自然指的是亨利·玉爾。玉爾是張星烺用的譯名，馮承鈞譯為玉耳，耿升和張緒山都用裕爾。玉爾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軍隊中服役多年，退役回歐洲后，專心學術，以亨利·玉爾上校（Colonel Henry Yule）聞名。玉爾于1889去世后，他的朋友、法國漢學家亨利·考迪埃（Henri Cordier）撰寫的紀念文章，題目就是《亨利·玉爾上校》（Le Colonel Sir Henry Yule）。所以，梅輝立特意提到他是“致仕武員”。

（3）“再傳聞，博羅氏在元代曾任揚州總管，未審現時淮揚志乘及藏書家諸君子，有無記載，尚祈廣為搜羅。”這句話是該文寫作意圖。

亨利·玉爾書致謝名單中有梅輝立

玉爾的《馬可波羅游記》英文本于1871年出版，1875年初就出了第二版。之所以這么短時間就重新修訂再版，玉爾在第二版前言中解釋了其中的原因。首先，該書甫一出版，即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熱烈反響，尤其是在中國。當時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都已有由傳教士、使團官員和商人組成的西方人的圈子，他們通過發表文章和通信等方式，對該書一些內容，尤其是中國地理問題提出意見。玉爾首先感謝了在上海的英國圣公會牧師偉烈亞力（Mr. A. Wylie），說他對該書修訂做出的貢獻最多。玉爾列出的致謝名單中，也有梅輝立的名字。

亨利玉爾《馬可波羅游記》第二版前言所列出的致謝名單中，也有梅輝立的名字“Mr. W. F. Mayers, of H.M.’s Legation at Peking”。 來源：作者提供

第二個原因是，自1871年之后，在中國和中亞都有很多重要的地理發現，亟需將這些內容補充進書中。德國地理學會會長李希霍芬（F. vox Richthoiex）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在中國內陸進行了長途旅行，提出了“絲綢之路”概念。英國人伊萊亞斯（Ney Elias)在1872年從張家口（Kalgan）到阿勒泰，穿越幾乎不為人知的西蒙古地區。1872年9月2日，英國駐北京使館派出一支考察隊，穿越長城進入內蒙古，在多倫諾爾西北約25英里處，找到馬可波羅描述過的上都（Shangtu），也是英國著名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夢境中的“Xanadu”（上都）。該遺址東面是木蘭圍場，再向南是熱河城（承德）。考察隊還重走了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走過的道路，經古北口返回北京。考察隊的報告在英國引起了轟動，1874年被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授予特別獎項。

梅輝立1861年就已成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他也是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員。1872年，梅輝立曾回英格蘭探親，并接受英國外交部的任命。當年8月，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在布萊頓召開研討會，梅輝立宣讀了他寫的一篇論文《云南之路》（the Pathays of Yünan），討論了從云南通往四川、緬甸和安南（越南）的主要道路，這些路都是馬可波羅曾經走過的，也是英國當時非常急于了解的。

梅輝立對于玉爾的書、當時的學術動態、英國使館派遣考察隊等事，理應非常了解。他在文中提到，玉爾所譯的馬可波羅書，將“從新刊印”，以期“藉傳永久”。梅輝立了解馬可波羅書中說，他曾在揚州任過總管，而這方面的文獻，特別是淮揚地方志，尚未經過仔細翻檢。梅輝立希望中國藏書家能夠留意，或許能得到證實這一說法的“吉金片語”。

亨利·玉爾書引文中有梅輝立

目前通用的玉爾《馬可波羅游記》版本是1903年第三版，由考迪埃負責編輯。第三版第二卷第134頁，有個注釋。玉爾寫道，關于《馬可波羅游記》（第一版）第二卷第97頁“火葬”（Burning of the Dead）一條，“一位重要的漢學家”、英國駐北京使館的梅輝立先生在1874年9月19日從北京來信，提供了一份材料。

關于火葬問題，顧炎武（Ku Yen-wu）《日知錄》卷十五，有題為“火葬”（Huo Tsang）一文，云：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六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蒸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梅輝立英文譯文：The practice of burning the dead flourished (or flourishes) most extensively in Kiang-nan, and was in vogue already in the period of the Su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 in the 27th year of the reign Shao-hing, a.d. 1157, the practice was animadverted upon by a public official. Here follows a long extract, in which the burning of the dead is reprehended, and it is stated that cemeteries were set apart by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poorer classes.】

“景定二年，黃震為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梅輝立英文譯文：“In A.D, 1261, Hwang Chen, governor of the district of Wu, in a memorial praying that the erection of cremation furnaces might thenceforth be prohibited, dwelt upon the impropriety of burning the remains of the deceased, for whose obsequies a multitude of observances were prescribed by the religious rites. He further exposed the fallacy of the excuse alleged for the practice, to wit, that burning the dead was a fulfilment of the precepts of Buddha, and accused the priests of a certain monastery of converting into a source of illicit gain the practice of cremation.”）

梅輝立提供顧炎武的文章，是為了說明在宋代，江南也有火葬之習俗，附和馬可波羅的說法。梅輝立對這兩段話的翻譯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譯法，前一段是直譯，后一段是意譯。兩個年號，宋紹興二十六年和景定二年，他分別注明是1157年和1261年。這自然也是《日知錄》原書中所沒有的。

玉爾在其書第三版第二卷第150頁，關于1276年伯顏丞相率蒙古軍攻取南宋一節，引用了梅輝立1868年在香港雜志《中日釋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馬可波羅關于伯顏的傳奇》（Marco Polo's Legend concerning Bayan）。梅輝立在文中說，元代陶宗儀《綴耕錄》一書有江南謠（Kiang-nan Prophecy）一條，引《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If Kiang-nan fall, a hundred wild geese will make their appearance），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

在中文里，伯顏和“百雁”、“百眼”諧音。馬可波羅書中說：“伯顏丞相，猶言百眼之伯顏也。先是，蠻子國卜其國運，知其國只能亡于一百眼人之手，其心遂安。蓋世上絕無百眼之人，緣其不知此人之名，因而自誤。”梅輝立認為，中國歷史上常有類似諺語，這一條只因其與馬可波羅的故事聯系起來，才值得注意。

梅輝立另有幾篇論及馬可波羅的文章，限于篇幅，留待其他題目時再討論。簡而言之，在中國馬可波羅學術史上，“映堂居士”梅輝立自然是無法被輕輕略過的一個人，他是歷史上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應該為他寫一篇專文，立個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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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