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收》成了“主義”主義者的《哈姆雷特》：不同的話語體系通過解讀，完成了它的再次創作。遺憾的是，由于“女權”和“男權”，“中產”和“底層”被粗暴劃分，雙方更愿意封閉在自己的話語體系里積累草根的憤怒、中產的失望。可是，無論女權與否，草根與否，“主義”本身包含的偏見，預設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拍他性，使得它在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帶著那場徐童目睹過的“集體狂歡”的暗影，而明天勝利的，還是站隊伍文化。

《麥收》海報

沒有結束的《麥收》之爭

撰文：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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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收》在香港“翻紅”那天，導演徐童沒在場。不過從9月26日決絕影展的回饋中，他大概能想象那兩個小時，有點煎熬，意料之中。

抗議者有備而來，他們擁擠在狹小的走廊中，舉起黑旗擋住放映機，撥亮手電筒隨時準備晃屏幕...不過民間武器沒能派上用場-《麥收》以叫停的方式結束了這場沖突。

抗議者勝利了，在影展方決定以辯論和民主投票得到放映許可的那刻起。“他們初現之時，即使篤定要阻止放映的“暴民”。”策展人聞海回擊到。

香港并不是第一個發起抵制麥收放映的城市-北京、云南、上海...女權、妓權和其他NGO組織將矛頭從導演本人擴大向獨立記錄片拍攝方式甚至是自我道德層面。這場曠日持久的針鋒相對，一晃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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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并不知情。她正忙著做飯，父親趴在炕上，架子上掛了半瓶剩下的點滴。吃過飯，苗苗遞過一沓錢，母親接了，粘上口水，一張一張點過，整平塞進褥子。“你得夠花了。”母親邊點邊安頓。

“要不你再給回我十個？”

2008年的夏天，北漂苗苗鎖好城中村10平的租屋，跨上自行車回老家高碑店，電線桿和麥田在前方張開，又在身后緩緩合上。

父親病了，她不得不頻繁地往返于老家的麥地和醫院，掛號，取化驗單，買藥，有時候在門診，也有時候去婦產科。樓道狹窄無光，她孤零零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待意外懷孕或婦科炎癥的宣判。比起疼痛繁瑣的檢查，苗苗很是心疼錢。“小姐”的生意不固定，單次一百，包夜三百多， “媽咪”要抽將近100塊的回扣。苗苗抽完一支煙，罵了句臟話。

開塔吊的“對象”常來吃燒烤，吃著吵起來，一杯啤酒下肚又和解。城郊的麥子熟了，風雷翻滾，暴雨接踵而至。“對象”被姐妹搶跑，打來電話分手，文縐縐地背起來“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她掛了電話。

“到底怎么回事兒啊？”徐童問。

“背著我嫖娼。”苗苗站在田埂上，泥水如同時間，在土坷中蝕出溝痕。

沒客人的時候，姐妹們聚在一張床板上，議論嫖客或講黃段子。她們拉上紅窗簾，放開音樂跳舞，曖昧出一幅歲月靜好。不過，對攝影機和導演身份的不適漸漸浮出水面，“媽咪”以及其它“小姐”的抗拒姿態出鏡。捏起大約一分鐘的捂臉，擺手，"別拍"等場景，徐童把雪球扔給觀眾。"紀錄片的導演是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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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出生于六十年代，天安門給日頭燙得紅艷，人們熱切將意識形態的對壘化成手中具體的仇恨。男孩兒趴在墻頭，聽見誰的媽媽被判成“五一六”，誰的爸爸成了“右派”，并不知道自己將被命運卷入一場相似卻更漫長的風波。

鏡頭對準苗苗的那天，徐童已過不惑之年。二十多年來，在社會罅隙間奔走謀生，長期混跡于城中村的農貿市場、五金店或者小理發店，徐童感到“撲面而來的生活，不拍都對不起它。”

《麥收》袒露出"大器晚成"的慨嘆，他把'數字電影紅變色龍大獎'從高樓林立的首爾帶回老家，高碑店的秧苗換了新茬。他記得，苗苗曾赤腳踩在去完麩皮的麥粒上，細心將麥場攤勻，麥子需要陽光，而生活是沉重的。

《麥收》陸續受到電影節和學術討論的邀約，夾在掌聲間，不乏緘默、質疑和愈演愈烈的聲討。一元公社、紫藤、女權之聲以及其它NGO組織先后發起了抵制運動。相較于徐童構建起底層社會的“野心"，反對聲尖銳而具體。在微博上擁有18.1萬粉絲女權之聲抗議到，徐童帶來的震撼是以對性工作者的隱私侵犯為前提。

她們認為，徐童既沒有告訴被拍攝者他的目的，又沒有理會拍攝方的“嚴正交涉”。據女權之聲披露，苗苗在抗議無效后選擇了沉默，她的同伴格格在網上留言：“我覺得我馬上就活不下去了…徐童，你站在我的角度為我想好不好。難道你真的想把我們都逼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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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在前面走，徐童跟在后面。她停下來，身旁鋁合金門上掛著鮮紅的“福”，那是第一個“老板”陳哥租的炮房。時逢公安局嚴打，下了四道通緝令，陳哥以“組織賣淫嫖娼的黑惡勢力”被抓，連帶著買好了票，第二天要回家過年的“小姐”。

反對聲并非毫無道理。經歷了十幾年松散的管控后，性產業正在當局的打壓下步步退守。根據潘綏銘教授在2015年的調查指出，當局對性產業的打擊，主要因為既得利益團體被認為形成，甚至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事實上，轟轟烈烈的“天上人間”掃黃打非，就發生在兩年之后。所以只犯了治安處罰法的陳哥，會以“黑惡勢力”的罪名被判處五年。

而在大環境隱秘博弈的背景下，《麥收》中，正是勢單力薄的個體成為“游民”和“性產業”這兩個邊緣話題之上易捕的浮塵。而苗苗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擔如此宏大的命題？在80多分鐘瀉盡的日復一日里，人們的房前屋后，一蔬一飯，歡愉和苦處，相聚與別離，大抵都是一樣的。

指控不止于隱私，關于《麥收》的爭議似乎脫離了徐童的本意，向著學術的羅生門奔去。2011年底，在上海舉辦的“華人女性與視覺再現國際研討會上”，呂頻（自由職業者，女權主義者）抨擊徐童“男權主義”以及"中產階級"，幾次高喊要讓徐童道歉，場面一度失控。對此，呂新雨教授詳盡地重梳了《麥收》爭議，這里不再贅述。

只是，也許呂頻并不知道的是，對徐童影響頗深的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正是一個強硬的女權主義者，也是她說出“別忍著，叫那混蛋滾。”正像呂新雨也許并不知道，在她看來激進的紫藤組織，曾在香港的街頭和社區，真真正正地幫助很多“小姐”躲避警察和司法處理。

至此，《麥收》成了“主義”主義者的‘哈姆雷特’：不同的群體通過不同的話語體系解讀，完成了自己第二次，第三次…的重塑。遺憾的是，由于“女權”和“男權”，“中產”和“底層”被粗暴劃分，雙方更愿意封閉在自己的話語體系里積累草根的憤怒、中產的失望。可是，無論女權與否，草根與否，“主義”本身包含的偏見，預設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拍他性，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帶著那場徐童目睹過的“集體狂歡”的暗影，而明天勝利的，還是站隊伍文化。

在“當權者控制主流媒體話語權”趨勢下，如何增強中、底層的話語力量，似乎成中最不重要的問題，讓位于與攝像機的角度，拍攝者該是男是女，導演有沒有“嫖”。

苗苗在徐童的鏡頭里輕唱，“伸出你熱情，伸出你雙手，讓我擁抱著你的夢。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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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曾在某次訪談中感謝了“那些坦然分享生活的人”，因為沒有她們，自己無法跨過紀錄片道德的深淵。人們奉獻出對導演的欽佩，并樂于想象這樣一群人，身懷熱血與勇氣，深入草根之間，揭開游民社會粗糲的生活圖景。

然而苗苗，格格，“媽咪”紅姐，以及更多紀錄片中的被拍攝者，只是以"完成時"出現在爭執或辯解里，接受人設上的評價以及強制性的保護。他們在面對曝光時壓力，在拍攝過程中的付出的時間、精力、忍耐和妥協，在拍攝之前所鼓起的勇氣和熱血，卻鮮少得到觀影者同等的敬意與感謝。

正如非虛構作家伊莎貝爾維爾克森所說，我們無法想象自己的故事會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有超過100萬人接觸你最內在的想法。《麥收》僅在某視頻網站的播放次數是2200萬，不乏過激的彈幕，獵奇的觀眾。所以，即使紀錄片排除萬難，即使影展和組織不斷努力，在社會擁有更寬容開放的空間之前，在觀眾成為"好觀眾"之前，《麥收》引出的多方的失望依舊是意料之中。

“勿同情，勿惋惜，勿憎惡，唯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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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已經倦于解釋，“決絕”需要幫助的秋天，離高碑店的麥田被齊齊刈去已過10年，離呂頻在會場上大喊“讓他道歉！”已過7年。正在云南參與拍攝的他轉來一位教授的評論。

另一個秋天，父親的病更重了，隨時可能因為腦缺血或心臟驟停而死。燈光窸窸窣窣撒在床上，床上被子散亂，苗苗坐在被子的空曠里，如同身處收割將盡的麥田。

哭著哭著，苗苗抬起頭問：

“還拍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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