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先生與世長辭。億萬讀者哀悼之余，又掀起一場解讀金庸和他的著作的熱潮。筆者自2008年編寫《金庸圖錄》結識他老人家以來，陸續深入研讀了他的生平事跡和各部小說、論著，有些新體會，寫出來供大家批評指正。

是文化人也是企業家

早在50多年前，金庸先生就在自由市場的香港創出了《明報》及明報系的一片天地，是香港當代報界的先驅、“老行尊”。想當初他創辦《明報》時，首先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他們起先要出版十日刊小說雜志《野馬》，開業之前兩三個月，在市場調查中接受了發行商、報販等人士的意見，說旬刊甚至半月刊的小說雜志，不如報紙天天出，賺錢更容易。于是《明報》在1959年5月20日誕生了。《明報》后來的成功說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媒體首先關注的是受眾市場。

查先生在報刊業的實踐還證明，報刊要爭取良好的經濟效益，未必以嘩眾取寵或者媚俗甚至低俗為必由之路。1966年1月創刊《明報月刊》前他就特別闡述自己的經營理念：“不可能以‘中國士大夫’的方式來辦這本雜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一個事業長期維持，必須企業化的經營和管理。但也不是純粹的生意經，因為它是‘不盈利’的。”不賠不賺辦一本純學術性的期刊雜志，成為當時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溝通的橋梁。

1968年11月金庸先生又創辦了《明報周刊》。這是一本文藝娛樂類雜志，它以演藝、娛樂、明星為目標，以廣大市民為主要市場定位，以營利為目的，取得巨大成功，引來業界競相效法，后來香港市面上出現了幾十種此類刊物。娛樂類刊物至今仍是香港期刊雜志的主體。1991年3月22日，30多年前以10萬元起家的《明報》系，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三份刊物之合并出版產權估值為5.8億港元。這份成功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借鑒。

而早在少年時代金庸先生就表現出卓越的經商天賦。1939年春，初三畢業前夕，年僅15歲的他發現不少報考初中的小師弟們缺少考試輔導資料，于是與兩位同學一起搜集當時許多中學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于翻查的方式，編輯了《獻給投考初中者》一書，結果大獲成功。該書在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所在的浙南麗水縣出版，一直行銷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而這本書的收益，足夠支持他們三人讀完高中，又到重慶去讀大學。他后來總結說：“對于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費者的需要，用簡捷的方式來滿足他們。以后我創辦《明報》而獲得成功，大概就源于這種洞悉讀者心里的直覺能力。”可見市場直覺對企業管理者的重要性。

金庸先生用過的眼鏡。金庸先生提供。

是文化人也是政論家

金庸先生不但是一代文學巨匠，同時也是把文章與經世聯系在一起的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是影響中國歷史的一代文化巨人。他的“新武俠”小說“功夫”只是表現形式，“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才是他賦予筆下的英雄人物的靈魂，這就超越了傳統俠義道報仇雪恨、為朋友兩肋插刀等境界。他筆下的少數民族姑娘往往是純潔善良、天真無邪的好姑娘，比如維吾爾姑娘香香和霍青桐姐妹、蒙古姑娘華箏公主；少數民族男子、即使敵對一面的，也往往是正直勇敢、知恩圖報的好男兒，比如大理“南帝”段智興、蒙古人阿合臺。這源于他開放的民族觀，認為民族融合、甚至是“五胡亂華”，都發展壯大了中華民族。

作為一代報人，他創辦和主持《明報》、《明報月刊》，以“公正、善良”為宗旨，以“獨立、自由、寬容”為信條，客觀報導和深度評論本港與國內外大事，比如1962年“五月人潮”內地移民問題。內地“文革”期間，他在《明報》上連番發表社評，批評這場政治運動，抨擊林彪、“四人幫”禍國殃民，并預言他們的覆亡。他支持周恩來、鄧小平在逆境中領導國家建設，認為這是未來中國終究會走上的道路，因此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等政策大加贊賞，為國家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由衷高興。內地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專門單獨接見的第一位香港客人就是金庸先生。他回憶說：“鄧小平先生邀請我到北京，見了面才知道，不光是因為他喜歡我的武俠小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江青、四人幫批彭德懷、鄧拓，我反對；后來他們又批鄧小平，我堅決反對，寫了很多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當時他看到了，所以一見面就說，我們是老朋友了。”

金庸小說在臺灣從1957年最初出版到1979年一直列為禁書。臺灣著名武俠小說家古龍，回憶當時每天一早到一家出版社門口，等待出版社老板托香港朋友，用醬甕夾著連載金庸小說的舊報紙，把《射雕英雄傳》“偷渡”至臺。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先生以《明報》記者的身份到臺灣訪問、參觀，會見了除晚年患病中的蔣介石之外幾乎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所有主要人物，包括副領導人嚴家淦、行政部門首長蔣經國，參觀了當時正在進行的石門水庫等基建工程、仍在炮戰中的“金門防線”的地下坑道及地下“擎天廳”。此行撰寫《在臺所見·所聞·所思》長篇通訊3萬余言，開篇第一段只有一句話：“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結尾兩句話：“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到這樣的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愿望。”

參與起草基本法

作為香港知名人士、社會活動家，上世紀80年代，他就香港回歸祖國的許多社評、政論準確預見了香港回歸歷程。如1981年2月19日社評《必須使三方面都充分滿意》，指出九七問題“不能稍有損害中國的榮譽和民族尊嚴”，“中國政府決不簽署任何喪失領土主權的協議”。2月20日社評《關于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建議中英兩國發表一份“聯合公報”，申明：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香港現狀不變。這與鄧小平先生1982年9月24日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闡述的中國政府的立場有許多相似之處；1984年12月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也與他預見的方向一致。他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稱贊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想，“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

金庸先生顯然沒有停留在“文人論政”紙上談兵的階段，而是親身參與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作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及政制小組負責人。草委會分五個專題小組，他被任命為“政制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同時擔任經濟專題小組成員。從1985年7月5日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手中接過任命書，到完成基本法起草，大約花了5年時間，查良鏞負責的政治體制專題小組開會最多，達15次。可以說，基本法特別是其中第四章凝聚了他的心血。

金庸先生早年心愿是做一名外交官，他在大學里學的是國際法，1950年11月在香港《大公報》發表論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提出海外財產應歸新中國所有，引起國際法專家梅汝璈注意，推薦他北上到國家外交部服務。他辦報寫社評、處處用到國際法等法學知識，早早實踐了政治家辦報的理念。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是他在法學實踐上的最大貢獻。

金庸的寶劍。金庸先生提供。

是好老師也是好學生

這幾年來，我因工作關系先是幸數次蒙金庸先生安排專訪，無拘無束地長談，后來就成為他的小朋友，連我的兒子也叨光容列“小友”隊伍。查先生是馳名海內外的文化名人，但我們感覺不到他有半點名人的架子。談起來有時海闊天空，古往今來，信馬由韁；有時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筆者印象最深的是，每當他談到自己研究的課題，或是感興趣的學術問題，他就神采飛動，臉上掛住微醺一樣的微笑，眼睛泛出睿智的明光，思緒如行云流水，談吐如飛玉走珠。劉勰《文心雕龍》說的大學者“席珍流”，大概就是這樣吧！末了，常常輕扶一下眼鏡，手從腦后掠過，眼睛注視著我們，就又回到了現實世界。

交往中，筆者另一印象是，他對人謙遜而和藹，一副謙謙君子、溫厚長者的風度。插架的書籍，“你們看好的就拿一本，我送你們。”有時同行的朋友們帶上很多他的小說請他簽上名，他都一一滿足。

他是1999年3月應新浙江大學之邀，出任該校人文學院院長，為新浙大人文學院的創立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達到他為人師者生涯的頂峰。2005年10月，金庸因年事已高及馬上就要前往劍橋大學，提出辭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職務，校方再三懇請他留任，終在2007年11月改任名譽院長，一如既往繼續關心支持浙江大學及人文學院的發展，并常常回學校開設講座并與學生交流。他去講課時，本來只能容納百余人的講堂，往往引來幾千人報名，校方只好計算機預約和隨機抽簽派籌。他還曾到北京大學等內地多所大學講學，接受他們給予榮譽教授職銜不是“徒有虛名”，而是定期前往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如2007年參加北大國學院創辦15周年的慶典活動期間，在北京大學作學術演講，并且通過新浪網與網民對話。他的不少學術觀點是在演講會上闡發的，北大演講錄《我的中國歷史觀》、《談武俠小說》等，都是具有精辟見解的學術論述。由此人們也可看出，查良鏞是一位既“作”又“述”的人。

到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決定，是2005年6月22日查良鏞到該校接受榮譽文學博士期間作出的。利用外國保存的有關中國歷史的資料以全面揭示中國歷史真相、看看外國研究者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以知己知彼，是他要到國外做研究的動機之一。《金庸作品集》每卷卷首收錄的反映歷史背景的文物圖片，就有不少是外國人描寫中國歷史的圖片。

2007年，金庸通過碩士論文《從玄武門看早唐皇位繼承》答辯。他認為“歷史是文人受命而寫，皇帝為了穩固自己的皇權，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寫歷史不可避免”。去年9月金庸取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此次論文研究唐代盛世時期，東宮太子繼承皇位制度，由開國的唐高祖到唐玄宗，不但厘清唐代太子禮節、職責、繼位儀式及東宮影響力，更透過整合中外文獻史料和參酌東西史學者的研究成果，揭示太子繼位牽涉的宮廷政治及權力斗爭。安祿山叛變時，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兒子榮王平亂，后來榮王戰死，正史沒提及死因，“我找了很多證據，證明這個事件是歷史上造假，其實是太子在發動政變，把弟弟殺掉，而且他(太子)占有軍隊，連父親也不敢動他。”他的導師麥大維評價說：“沒有學者對此作過如此深入的研究。”

查先生曾對我們說，他起先也曾想將漢代、匈奴歷史作為研究課題，導師說你要花幾年時間學匈牙利語，再花幾年時間學那幾國歷史，最后才進入你的課題。他說太費時間，還是選了他擅長的英語，如此直奔主題。

筆者2009年4月與金庸先生、饒宗頤先生在一起。

晚年潛心學術研究

與金庸先生交往讓我體會到：所謂大師，非但謂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亦非唯“誨人不倦”，還需像孔夫子提倡的那樣，把“學而無厭”的精神發揚光大在學人中。早年為編寫電影劇本，他發明了“邊學邊用”的學習方法。有一次金庸先生、饒宗頤先生兩位大師聚會，查先生說：“我若是再年輕幾歲，真想跟饒先生再學習學習國學。”其實查先生無論中學還是西學，都有極高造詣。“教學相長”、“學無止境”，他以自己的才智、毅力，實現了一般知識分子無法一生同時經歷的知、行體驗。

2009年春天，查先生獲得由中國內地、香港、東南亞、美加等地最富影響力的十余間華文媒體舉辦的“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頒獎禮上他說，如果說我有什么值得學習的地方，那么就是永遠不停地學習。這是他的由衷之言。9月，被聘請為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2010年4月24日，獲2010大本鐘獎個人獎之“終生成就獎”。4月27日，金庸獲2009香港藝術發展獎的“終身成就獎”。9月，接受香港樹仁學院榮譽文學博士稱號。在這些榮譽上，有些他是為了報答或支持授予者的。比如接受作協名譽副主席職銜，表達的是對國家的愛；接受樹仁學院榮譽學銜，是對老朋友胡鴻烈、鐘期榮夫婦數十年堅持辦學的支持。

這兩年他看的書有內地出版的“近代中國”和有關孫詒讓、王國維、陳寅恪等國學書籍。孫、王兩位都是浙江人。王國維寡言少語，學生問他某個問題，他只用浙江話答一句：“弗曉得”；學生又闡述半天，又答曰：“弗見得”；學生越說越離譜，他再贈三個字：“弗的確”。按明報老人的記憶，查先生在語言簡練方面，與他的這位鄉賢有三分神似；但我們跟先生求教、聚會時，先生一般都是很健談的。

不少朋友猜測金庸先生有什么養生秘方，其實沒有，如果說有，那就是生活要有規律。查先生每天“黎明即起”，在跑步機上邊走邊看晨早新聞，鍛煉身體15到20分鐘，然后用早餐；上午看報、讀書；中午不休息，看看電視；下午有時到寫字樓辦公室會客，不去的話，就留在家中書房里看書，再就是查資料、做功課。“學習最樂”，他樂此不疲。

查先生辦報時常常是一份盒飯就當一頓飯，但我發現其實他很懂美食，浙江菜、淮揚菜、廣東菜都喜歡；不喜歡多飲酒，只喝幾杯紹興花雕、女兒紅。回到學生生活的查先生，對故鄉一往情深，每每跟夫人提起家鄉的山水如何令人流連忘返、某一道菜如何膾炙人口，讓身為香港人的查太只能“精神享受”。

他對服飾儀表也很是講究，整理他各時期照片就看到，凡會客、參加社會活動都是西裝筆挺、發型整齊，頗有“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的風范；他也是香港較早擁有高級私家車的文化人，允合“（司馬）相如庭戶，車騎雍容”的氣派。他的言談舉止既有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遺風，又有英國紳士風度，頗能體現香港中西合璧的城市特色和他本人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精神氣質。

筆者編寫的《金庸圖錄》。

亦莊亦諧，可敬可親

有一次我們約定辦公室見。到了嘉華國際中心樓下，正好查先生也來了。他的夫人林樂怡走在后面，手里端著玻璃的旅行茶杯。我就開玩笑：查先生是“入八分公”。查先生聽到這句古典今用的話樂了。“入八分公”，是清朝皇帝給宗室“公”爵中的一部分人的“特殊待遇”，享受更高一級的“貝勒”、“貝子”才有的八種待遇，其中一項就是“茶壺”，即出行的時候可以帶著水。查先生《書劍恩仇錄》等以清朝歷史為背景的小說，常常涉及到這些歷史掌故。

與查先生相處，既真切地感受到這位著作等身、學貫中西、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師的淵博學識；也每每聽到他談論時事，入骨三分，流露出政論家慧眼獨具；又見到他與朋友們談天說地、對八方軼聞饒有興致，小說家本色不改。

有一次香港作家孫立川先生說起2006年3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到少林寺比武的逸事。話說為迎接普京總統到訪并與少林高手比武，國家有關方面和少林寺方面事前半年多就開始準備。少林的武僧能否打得過普京、敢不敢把普京打倒、如何掌握分寸，都是未知數。這可是有關“國際影響”的大事。有關方面于是挑選了一些各方面都合格的優秀人才，開始作為少林弟子，以便屆時與普京總統比武。

查先生越聽越引人入勝，小童似的急切地望著孫立川，問：“那后來怎么樣？”孫立川見吊起了胃口，說：后來雙方一合計，少林寺打敗了普京總統，不但普京本人沒面子，也有損國格；可是若是普京打敗了少林寺，少林英名豈不毀于一旦，同樣也傷了中國人的感情。只見查先生笑瞇瞇的，腦筋顯然在隨故事情節快速運轉而不時點點頭，并也預見到一個合理結果。孫立川接著說，于是末，到了臨場就臨時改成普京在武打圈里，近身觀看少林高手打斗比武，總算過過武打癮。逗得先生樂了，孫立川就拿出一大摞金庸小說代朋友求查先生簽名留念。

記得剛認識查先生時，查先生問：“姜先生寶號怎么稱呼？”我想起老父親講的故事。說山東軍閥張宗昌的父親是吹鼓手，后來兒子發跡了，老子當然不再干老本行了。有一次張宗昌在東北大宴賓朋，不知哪一位客官問“老太爺大號”，張老太爺答道：“大號早賣了，二十年前就不干了！”這位老太爺把“大號”會錯了意。查先生聽后也笑起來。

秉承著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基因，他對琴棋書畫無所不好，其中尤其醉心于圍棋，是中國圍棋協會授予的圍棋名譽六段。朋友們說，他的棋藝在業余級里屬于高手。但查先生本人卻直言自己棋力“相當低”，在《“明月”十年共此時》里寫道：“他（胡菊人）是我的圍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說都相當低。臺灣的《圍棋》雜志給我的稱號是‘香港棋壇聞人’，倪匡兄對這稱呼大大贊賞，因為這表明名字倒眾所知聞，棋力之低，卻也可想而知）。”

他在初中時候學會圍棋，興趣一直不減，大公報時代與梁羽生是棋友，經常用筆名發表一些頗有見解的評論文章。他回憶說：“那時聶紺弩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他最大的興趣是跟文統（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兄和我下圍棋。三個人的棋力都差不多，經常有輸有贏，我和文統兄常常聯手對付他一個……往往殺得難解難分，常常下到天亮，聶紺弩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明報》時代，他與胡菊人是棋友。他說愛下棋只是著迷，覺得圍棋有助于訓練邏輯思想和推理，能活躍人的思維；只為喜歡，不求勝負。為鉆研棋藝，他博覽棋譜，對其中理論實戰見解精辟的則反復研習，翻爛了再買。

上世紀80年代他還曾正式拜聶衛平、王立誠等為師，直至將他們請到家中住下，晝夜切磋，達到如癡如醉程度。陳祖德、錢宇平、羅建文等國內棋壇高手都是他的座上客，還與棋壇前輩吳清源、著名科學家楊振寧等切磋棋藝，以至有了“木谷實（日本圍棋大師）眾弟子圍棋段數最多，查良鏞眾師父圍棋段數最多”的佳話。

“金庸”是個奇跡：金庸小說從讀者上分，既有鄧小平同志等最高領導人，也有楊振寧、于光遠這樣的科學家，更有億萬普通人，用金庸先生話說，是在實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金庸在文學、新聞、社會活動、經營管理等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也有待人們總結借鑒；而金庸先生持續讀書學習，也是“活到老、學到老”，永無止境——這真是讀不完的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