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界考古界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將“終身成就獎”授予北京大學的嚴文明教授。

嚴文明教授近照

作為世界考古論壇頒發的最高榮譽，終身成就獎是專門表彰在全球范圍內享譽盛名、學術造詣深厚、對考古學領域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學者。在之前幾屆，這一獎項分別授予了科林·倫福儒勛爵、布萊恩·費根教授、白簡恩院士等。這是論壇首次將這一獎項授予中國考古學家。

頒獎詞

從物理到考古

1932年，嚴文明生于湖南，他的名字是父親取自《尚書·舜典》中的“浚哲文明”，寄托著“智慧卓越”的期盼。在家人美好的祝福與希望的寄托下，從小嚴文明也不負期待，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

1953年，嚴文明從長沙一中畢業，并將高考的第一志愿定為北京大學物理系，但卻陰錯陽差地進了歷史系。

當時的北大歷史系有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學3個專業，大學二年級分專業，時任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聽說嚴文明的理科成績不錯，便動員他選擇考古，但嚴文明卻直言自己對于考古一無所知。聽到嚴文明的回答，蘇秉琦笑了，并對他說：“那正好，你學考古。考古盡管也劃在歷史系里面，但是它所要求的知識和研究方法都跟歷史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考古要測量、要統計，數學、物理這些知識考古都需要。”帶著對這一領域研究的好奇，嚴文明被蘇秉琦領進了考古之門。

正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越深入其中，嚴文明越能感受到考古研究的奧妙。

考古學授業于田野之間。大四那年，嚴文明在邯鄲澗溝、龜臺等遺址參加考古實習，從調查、挖掘到整理、編寫報告，一個學期下來，對考古的熱愛愈加強烈。而在逐漸深入的研究學習中，嚴文明在考古領域展現出的天賦也逐漸被“領路人”蘇秉琦看到。大四畢業之際，

蘇秉琦給嚴文明安排了新的任務：留校任教。

當時，北大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和商周考古都有老師，只有新石器時代考古沒有老師，而嚴文明的職責就是填補這一空缺，專攻新石器時代考古。

沒有教學經驗，嚴文明就去全國多個文物研究所，看他們庫房里的東西，做筆記。他希望自己教授的課程，不只是填補學校的教學空白，更希望他能將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出門道來，在整個考古學領域發揮作用。從1961年秋正式講授“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程算起，嚴文明在講臺上一站就是半個多世紀。他編寫的《中國新石器時代》（講義初稿），是北京大學考古學第一部教材，后來被各大高校考古專業沿用，為我國考古教學作出了突出貢獻。

《中國新石器時代》（講義初稿）

從仰韶到良渚

從事考古研究，嚴文明始終提倡不要局限于書本上的知識，要立足田野展開實踐調查。

在考古界，一直有一個關于仰韶文化的未解之謎，這還要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說起。彼時，瑞典學者安特生在中國發掘出仰韶遺址，在此之后有關仰韶文化的研究就頗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有關仰韶文化的爭論仍然此起彼伏，仰韶文化的類型劃分和來龍去脈一直是縈繞在考古界的一個謎團。

仰韶村遺址（谷艷敏攝）

為了解開這一謎團，嚴文明帶領團隊開始了漫漫探索路。

1960年，嚴文明第一次帶領學生去洛陽王灣考古實習，他指導學生以地層清楚、分期細致的王灣遺址為標尺，來衡量附近的仰韶遺址分期。后來，他通過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陰村、廟底溝、三里橋、半坡等遺址材料，闡明了仰韶文化從半坡類型到廟底溝類型的發展軌跡，將仰韶文化的發展整體劃分為“兩期四段”，一舉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礎。這項研究之后被蘇秉琦評價為“找到了一把開啟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鑰匙”。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澤良渚踵相連。開辟沃野千百里，首創石犁耕稻田。”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良渚文化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多年來，嚴文明曾先后十多次帶領團隊到良渚遺址學習和考察，并被聘為良渚遺址群保護專家組成員，為此撰寫了這首《良渚頌》，在考古圈中廣為傳播。

在此之后，他在論著中最先提出的良渚遺址的“中心區也應是一座城址”或“莫角山遺址是一座臺城”的判斷，成為良渚古城發現的先聲。2007年，一座約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終于出現在世人面前。嚴文明認為，良渚古城的發現對整個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營盤山遺址出土良渚文化陶人

幾十載的考古生涯，嚴文明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發掘或調查項目，足跡遍布大江南北，而正是這種立足田野的厚積薄發使他具有了學術上的前瞻性。在他的推動下，北京大學考古系正式組建了全國高校第一個考古學系，對我國考古學科建設和考古人才培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嚴文明的獲獎感言

當得知獲得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時，91歲的嚴文明表現得十分淡然，他說：“感謝給我崇高的榮譽，我不過勤于耕作，不問收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