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志鈞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在國內國際學界享有盛譽，是上海近代史學界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一生以學術為志業，集萃于史學，可以說是為史學的一生。

初識湯志鈞先生，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這批人，是“文革”結束后入學的歷史系1977、78級學生。當時歷史系主任吳澤先生邀請了一批史學名家到華東師大講學，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二位。一位是蘭州大學的趙儷生，一位便是湯志鈞先生。趙儷生先生講土地制度史，連續講了一星期。湯志鈞先生講近代史，重點講述戊戌變法，除人物、事件之外，還講解了眾多重要的期刊、報紙，隨口而談，講誦如流。湯先生與吳先生是同鄉，常州人，他的聲音也非常好，就像常州“說書”一樣，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在講課中，他對史料的重視與熟悉程度，讓同學們都很驚訝，對當時初學歷史而尚陌生于史料的本科生而言，也是一種極大的震撼。他任職于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同時也兼華東師大中國史學研究所教授。在此后我們幾個讀碩士、博士時，湯先生均是論文答辯委員會的評審委員，受到了其諸多有益的教誨。

1980年代，華東師范大學論文答辯會，左二為吳澤先生，左三為湯志鈞先生

作為一位學者，湯志鈞先生長期堅持不懈地從事史學研究，具有其顯著的特點。一是重視挖掘史料。湯先生認為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因此高度重視新史料的發現與開掘。即使遭遇到那不正常的年代，他仍利用晚上時間，堅持閱讀史料、摘抄資料，寫下了不少學術筆記，在當時的環境下，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隨著新時期的到來，這一時期湯先生一連出版了《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下冊）、《康有為政論集》（上、下冊）、《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冊），以及《陶成章集》《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等重要的資料集和著述。更不必說其花了幾十年心血編纂的《梁啟超全集》，實為集大成的典范之作。二是注重撰寫著作。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湯先生撰寫了大量的著作，除以戊戌變法為主題的幾種專著外，還包括《近代經學與政治》《西漢經學與政治》《經學史論集》《湯志鈞史學論文集》等論著，可謂碩果累累，著作等身。三是不斷修訂舊作。從其早年的《戊戌變法史論叢》《戊戌變法簡史》《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到《康有為與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史》《戊戌時期的學會與報刊》，以及《章太炎傳》《康有為傳》《梁啟超其人其書》等，其中一些著作都反復修改，幾經修訂。無論是史料還是觀點方面，均斟酌再三，增新舍舊，力求臻于完善。這些均體現了湯先生的治學精神與學術成就，由此形成了其鮮明的治學特色。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處的時代和現在我們不一樣。今天我們擁有好多新資料、好多影印本，又有電子化的文本、數據庫、e考據，史料的獲取與之前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從這樣的視角來考察，湯先生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注重搜集資料，考訂史事，并取得如此豐厚的成績，真的是一種非常艱辛的“深挖”，一種鍥而不舍的著述精神。湯先生一生的經驗是“持之以恒，言之有故”，正是其治學的箴言，為后人樹立了典范，是值得珍視并加以繼承光大的。

同時，在改革開放早期的中外學術文化交流中，湯先生也做出了實在的業績和貢獻。眾所周知，在1980、90年代初期，要出國訪學、開學術會議，并非如今天那么方便，渠道也不那么暢通。湯先生等是最早到香港、日本、美國等參與中外學術交流的一批學者。他早年就讀于無錫國專，奠下了堅實的國學根基，淵源深厚。無論是在國際學術會議上，還是在海外講學中，湯先生以其精熟的史料功夫，深厚的學識，優雅的風度，充分展現了作為一個史學研究者，一個飽學的中國學人的形象，在日本學界尤有影響。在對外交往中，他始終保持著學者本色，以文會友，所到之處，多方交結學界友人，共商舊學，探討新知；還非常勤勉地收集各種資料，所獲頗豐。不僅給中外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中國學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再舉一例。如清末民初以來盧梭《民約論》在中國的傳入及其影響，最初是通過中江兆民《民約譯解》漢譯本而進入中國的。關于此書版本的發現，還有一段中日學術史上的故事，與湯志鈞先生直接相關。1981年6月初，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島田虔次在湯先生陪同下，到上海圖書館看書，特為詢問此書，館長顧廷龍先生即派人取出，其封面為“人鏡樓主人”題簽，是一種早期的鉛字排印本。在上海圖書館發現《民約通義》譯本之后，島田教授高興極了，返國后即寫信給湯先生，特別提到此事。在信中他甚為興奮地談道：此次來上海，“更大的收獲”是“終于發現了《民約通義》”，稱該書雖然早有所聞，“但是該書由誰在何時何處出版？尚無一人所知，究竟是否出版成書，也一直是個謎，沒想到此次親眼目睹該書的存在，喜悅之情不必多說，這可真稱得上是我近來最為愉快的一件事”。后來《中江兆民全集》在日本出版，島田還專門介紹了有關此事的詳情。這或許只是中外學術交流中的一個花絮，也反映出中國學術走向世界之歷程，總是需積跬步，日積月累，深化交流互鑒，方能至千里。以上這些，均可見湯志鈞那一輩學者，在改革開放早期積極開拓海內外學術交流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為一名學人，湯志鈞先生所從事的史學研究，為后人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其學術成就無愧于他所處的時代。他以百歲高齡而逝，其主持編纂的眾多史料集和撰寫的史著，實在是嘉惠學林，功德無量。我們今天紀念他，自應尊重前輩學者的創獲與辛勞成果，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發揚其優秀的治學精神和傳統，努力作出無愧于新時代的新貢獻。

202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