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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私淑高風重拜謁——關于湯志鈞先生的一些個人記憶

戴海斌

2024-01-09 10:33

來源：澎湃新聞

一

2023年12月23日，也是年底倒數第二個周末，全年的課程結束，終于有機會集體出行，我帶學生在江陰（舊屬常州府江陰縣）游學，這是繼2020年踏訪常州市區（主要在武進區，原分屬武進、陽湖兩縣）后第二次到舊常州府地界考察。白天尋訪江蘇學政衙門、江陰文廟、南菁書院舊址（今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晚上回到賓館，正乘興夜聊，有學生刷到手機上的信息，突然告訴我：“湯志鈞先生故去了。”我頓時愕然。2023年夏天，湯先生剛剛度過百歲壽誕（1924年6月25日），我也參加了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主辦的“慶賀湯志鈞先生百年華誕暨湯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湯先生在華東醫院病房與會議現場隔空連線，一身紅色唐裝，說話頓挫抑揚，氣色尚佳。當時我發朋友圈記錄：“湯先生視頻連線，思路清爽，吐屬雅雋，拈出梁啟超故事仍然如數家珍，所謂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也。”（2023年7月9日）而未及半載，教言猶在耳，泰山其頹，哲人其萎，寧不痛哉！

“慶賀湯志鈞先生百年華誕暨湯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現場（攝于2023年7月9日）

夜間思緒紛雜，輾轉床頭，白天訪古所聞所見像過電影一樣在腦間閃回，南菁書院校史墻上的一個個人名由遠及近，碑刻廊上那一塊唐文治題詞“三吳才藪”的刻石尤給人深刻的印象。創建于光緒八年（1882）的南菁書院，以取朱子語“南方之學，得其菁華”而得名，江蘇學政黃體芳在書院兼奉鄭玄、朱熹神主，高揚漢宋兼采之幟，用“經史實學、經濟氣節”訓導書院生徒，流風所披，生生不息，南菁書院在同治以降的書院發展潮流中后來居上，成為清季民初的人才淵藪，而其培養眾多人才中，尤以經學、禮學之士最為學界所稱道。光緒乙酉（1885），二十出頭的唐文治與譜弟曹元弼作為首批南菁弟子一同肄業于書院，到了1935年，他為昔日母校、當時的江蘇南菁中學題辭“三吳才藪”時，已是年逾七旬的古稀老人，正在主持一手創辦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稱“無錫國專”），謀求在現代教育體制中繼承育才傳道的書院傳統。而湯志鈞先生正是無錫國專培養出來的、一位真正跨時代的學者。湯先生是江蘇武進人，舊屬常州府，常州夙為文人淵藪之區，在清代、近代出過很多史學家（著名者如趙翼、屠寄、孟森、呂思勉、陳守實、黃永年等），也是清代今文經學、文學陽湖派的發源地。猶憶2020年在常州遙望紅梅公園內高聳如云的文筆塔，據說迄今已有1500余年歷史，向被視作常州文風的象征。湯先生早年受到家族的影響（常州今文經學的創始人莊存與是他母親的第六代族祖），引發對于經學的興趣，而在無錫國專，直接受教于唐文治（江蘇太倉人）、呂思勉（江蘇常州人）、周予同（浙江瑞安人）等師長，奠立了傳統學問的基礎。家學、地域之學、新舊之學，諸種學問脈絡匯集于湯先生一身，在此意義上，湯先生也可謂“三吳才藪”精氣凝聚的最后一枚碩果。南學菁華，賡續未絕，魯殿靈光，典型猶在。先生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文筆塔始建于南齊建元年間，巍冠郡中，形似文筆，被常州文人視為筆魂

江陰南菁書院舊址

左：唐文治題詞“三吳才藪”，載《南菁學生》1935年第11期；右：“三吳才藪”碑刻，今存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校內

二

我后來查到，湯先生大約在1940-1942年就讀于無錫國專史地科，后返常州，在武進中學教書。據他在口述自傳中交代，“唐文治先生辦了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我父親是唐先生的學生，見我國文基礎好，就叫我到他的學校里去讀書”，又說“父親是清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畢業的，就是現在的交通大學，是唐文治的學生”。（《湯志鈞：我的學術生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9年6月10日）求學期間，正值抗戰時期，無錫國專已經遷到上海租界，地點約在今天的陜西南路、陜西北路附近，一屆學生有一兩百人，湯先生是班中年紀最小的。他晚年憶及在無錫國專受教于唐文治先生的場景，仍然非常生動——

那個時候唐文治先生70多歲了，已雙目失明，講一口太倉話，廣西、廣東的同學都坐在后面，根本不聽，因為聽也沒有用，一句都聽不懂。我是常州人，離太倉不是太遠，所以能聽得懂，就坐在第一排。唐先生講課也沒有系統，想到什么就“啊啊啊”地講，有一個叫陸修祜的助教給他做翻譯。他當時主要講十三經，講課并不生動，跟呂思勉先生不能比。

在其他場合，湯先生也談到呂思勉與周予同兩位先生在經學、禮學研究方面給予他的影響——

呂思勉先生本來和我是同鄉，但我沒見過他，在無錫國專的時候是第一次見到他的。我和呂先生還有一些親戚關系，但是呂先生一直是住在外面的，就是日本人來的時候，他一個人回到常州避難。……呂先生上課不帶講稿，第一堂課，講的就是《史記》，講《史記》的三家注。后來呢，他也沒有題目了，就說“你們有什么問題，提問后我就講解”。他也沒有講稿，又沒有準備，當場提問當場解答。哎喲！呂先生可真厲害啊，記憶力超人??！我們讀書啊，最困難的就是禮，三禮啊，《周禮》《儀禮》、《禮記》。有人去問他周代的禮制，他用圖解，一個個畫了出來。譬如三廟、五廟、九廟，一個個畫，記憶力好得不得了！所以呂先生后來講課，你們問什么，他就講什么，他又沒有講稿，一講就是一節課。

周予同先生講的是《經學史》，他不是根據自己的《群經概論》來講的，專門講經的學派，今文學派啊，古文學派啊，以及最近經的研究情況，講得津津有味?！芟壬茄芯拷?，不是專門去讀經。當然我是受到周先生經學方面的影響，但是受影響更深的，是受我們常州人的影響。因為我母親是莊氏后人，莊家又是今文經學的創始人。那個時候周予同先生已經出版了一本《群經概論》，他自己也注釋了一本筆記類的《經學教科書》。（戴海斌、沈潔采訪整理：《湯志鈞先生訪談錄》，《史林》2014年增刊）

抗戰勝利后，湯先生又從常州回到上海，繼續求學。據其自述，“先到復旦，沒有多久又回到無錫國專了，幾年前任教的老師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呂思勉先生還在，周谷城到內地去了，周予同回家了”。此后，便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睖壬螌W規模宏大，其嘗自謂：“少年讀經，中年讀史，由經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古代也只是對兩漢的經今古文作了一些探究。近代又從今文經學而康有為、梁啟超，古文經學而章太炎、劉師培。”（《經與史：康有為與章太炎》，中華書局2018年，前言，第1頁）就學術理路而言，湯先生學術之路的起始點和立足點都在經學，他的近代史研究的真正切入點也在經學。經學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湯先生由今文經學而關注康有為，由康有為而研究戊戌變法；由古文經學而關注章太炎，由章太炎而研究辛亥革命。（參看周武：《匯通經史之學：湯志鈞先生其人其學》，《社會科學報》2014年10月9日）湯先生的大格局、大學問、大貢獻，學界自有公評，許多前輩、專家已有很好的闡發，我作為受湯先生學問滋養、從中受益而稍得成長的后輩后學，沒有資格說逾矩的話。前面這一段引子，只是拉雜想到，湯先生之學，所謂“博學有淵源，高談見根柢”，此種由經學史切入近代史的研究路徑，確乎是與絕大多數近代史家的最大不同所在。故而讀他筆下展開的中國近代史，無論議題設置，還是資源援引，往往別出一格，大不同于一般的“近代史話語”。

湯志鈞：《經與史：康有為與章太炎》上下冊，中華書局2018

三

不賢識小，我只能從個人讀書、研究的經驗中，講一些與湯先生有關的小事情。所謂管窺蠡測，小的故事或許可以反映湯先生大學問的一些側面。

我的研究方向是晚清史。從研究生年代，就讀湯先生的書。湯先生著述很多，《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康有為與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史》、《近代經學與政治》、《戊戌時期的學會與報刊》這幾種經常翻閱參考，而讀得最多、最熟的一本書，可能相對生僻——《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年份較早，印量也很少，當時北大圖書館竟然未藏，也找不到電子版，我只能從國圖“館際互借”，并復印了全本。此書近年已有新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全書分四卷，主要內容是作者“在旅居日本時期搜集整理的近代史料，調查訪問、講課記錄，以及由此寫出的一些論文、札記”。湯先生交代此書的緣起——

中國和日本，鯨波渺渺，一葦相通，有著悠久而密切的文化交流關系，研究中國歷史，就不能忽視中日的交往和日方收藏的圖書檔冊。過去，我在整理康有為和章太炎的論著時，總感到他們留居日本的時間很長，一定有資料留存，即使是片鱗只羽，也是彌足珍貴的。1978年以后，在日本朋友的幫助下，我看到了一些留存在日本的論著、散札，更感進一步求索的必要。1983年11月，應國際交流基金會的邀請，至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講學和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也專程相邀。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飽覽書藏，飫聞瑰詭，獲得了不少可貴資料。（《乘桴新獲·前言》）

《乘桴新獲》新、舊版本封面

上世紀80年代，湯先生利用日本訪學機會，在完成講學任務和學術交流之外，開拓性、高效率地展開“海外訪史”工作，有的放矢，而大有斬獲。據其自述：“我想，這次訪問恰是一次很好的機會。但時間僅六個月，書檔如煙海，怎樣利用這有限的時間，尋覓這無窮的資料呢?當時考慮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古籍善本，二是近代史料。”他走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外務省檔案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東京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圖書館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等重要圖書機構，獲得大量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時期的寶貴資料，并結合長年積累，作了詳實的解讀，為中國近代史學界提供了一份厚重的歷史文本。

《乘桴新獲》收錄了一篇在晚清史研究領域很有名的文章——《關于戊戌政變的一項重要史料——畢永年的〈詭謀直紀〉》（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1期）。他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畢永年《詭謀直紀》這一重要史料，“記錄政變前夕，后黨環視，陰云密布，康有為、譚嗣同等籌商對策的具體情節，多為一般史籍所為載”，對于晚清政治史研究、特別是戊戌變法史研究有極大推動之功。（幾乎同時，楊天石先生也通過“海外訪史”，不約而同發現并利用這一史料，可見發現史料的機會實有待于有準備的頭腦。參其《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跋畢永年〈詭謀直紀〉——讀日本外務省檔案之一》等文。）在《乘桴新獲》這本書里，我也初次讀到《伊藤博文關系文書》、《宗方小太郎關系文書》、《井上雅二日記》等海外文獻，以及湯先生討論戊戌前后史事，尤其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一系列論文。講學而外，兼有實行，湯先生關于“日本康、梁遺跡”調查記、與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孫文研究會”以及近藤邦康、小島晉治、島田虔次、狹間直樹等東瀛學人的交往實錄，原汁原味，信息量豐富?？梢哉f，這本書啟發了我對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解，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讀書旨趣以及后來治學道路的選擇。

眾所周知，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連帶緊密，研究中國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日本因素”非常重要。我理解這里有雙重的重要性：（1）近代中國和日本的現實關系非常重要；（2）現存日本的文獻資料（包括日本所藏的中文圖書檔冊、以日語文獻形式留存相關史料）對研究中國近代史非常重要。正因日本因素如此重要，研治晚清史，尤其甲午至辛亥這一段歷史，凡重視中、日兩方面文獻的綜合利用，強調以互補（證）視角重建史實、解釋史事者，往往取得良好業績。在這方面，以湯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前輩學者做出了極佳的示范。要知道，湯先生訪學日本是在1980年代中期，《乘桴新獲》正式出版是1990年，這樣的學術工作，就尤顯得難能可貴。用后視眼光衡之，這一冊在當時絕對生僻、印量很少的學術書，其實是真正的“預流”之作，而且將在更長的時間里，顯示出它的學術價值。稍后于湯先生，李廷江、李吉奎、桑兵、廖梅、茅海建、鄭匡民、夏曉虹、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等學者的工作，都是在這一條學術路徑的延長線上繼續掘進，將對日本所藏和日語文獻中的中國近代史料的發現與利用推上新高度。

1983年，湯志鈞先生在日本東洋文庫書庫

1983年，湯志鈞先生在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作報告

我有意追隨研究先進的腳步，繼續這方面的探索。2008年，在博士研究生階段，有機會赴東京大學交流訪學，當時給自己設定的一個工作目標，就是努力搜尋晚清旅華日本人存世的相關傳記、書信、日記以及與中國人交往的資料。在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東京大學圖書館、東大法學部資料室等處，我查閱了“宗方小太郎關系文書”及相關研究文獻，在順著這些線索爬梳過程中，卻意外地發現：宗方文書資料的一大部分（尤其是存世日記的主體部分）竟藏在中國國內，具體地點為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也即湯先生所在的工作單位。而不久后，我從學校畢業，恰有幸進入這一單位，成為湯先生曾經長期擔任主任的近代史研究室的一份子，并與其哲嗣湯仁澤老師成為了同事?？梢哉f，這里面大概真有一點緣分。2014年，我和沈潔在訪問湯先生時，將自己的論文《宗方小太郎與近代中國——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藏宗方文書閱讀札記》（《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敬呈湯先生，我想向最早啟發、影響自己研究的前輩表達感念。最近手頭有一本接近完成的書稿，正在修訂中，擬名《旅華日本人與晚清中國——從甲午至庚子（1895-1900）》，或許在潛意識里，也有向湯先生致敬的意味。

四

湯志鈞先生學術貢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近代人物研究以及相關史料的整理工作。湯先生的《康有為傳》、《章太炎傳》自不必說，他最早有一本用文言文撰寫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1958年就投稿中華書局，當時年僅三十多歲。湯先生在接受訪談時，告訴我：“我當時寫了一部稿子，叫做是用文言文寫的，寄給中華書局。一寄過去，就被張靜廬（時為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組組長——筆者按）看中了，他給我出的?！?span style="color:#999999;">（戴海斌、沈潔采訪整理：《湯志鈞先生訪談錄》，《史林》2014年增刊）后又憶述：“蓋余所撰各書，以此書繕寫最具功力也?！?span style="color:#999999;">（湯仁澤：《百歲湯志鈞：為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大思想家的深入研究探索之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3年6月25日）該書初版于1961年4月，1982年經“大量的補充、修訂、改寫”后，以增訂本再版。此書于我，常翻常新。

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上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

湯先生與中華書局淵源很深。據統計，湯先生是在“在書局出書最多的作者”，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主要圍繞康有為、章太炎的研究，一共有12種，其中著作八種，編纂整理的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記4種。（歐陽紅：《湯志鈞先生與中華書局》，《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3年9月24日）中華書局長期經營的、在近代史學界有深遠影響的“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日記叢書”，湯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出于其手的《陶成章集》、《王韜日記》（與方行先生合編）、《康有為政論集》、《章太炎政論選集》、《章太炎年譜長編》，都是我常置案頭的必備書。尤值得一提的是，湯先生和顧廷龍先生溝通合作，利用上海圖書館藏近代期刊資源，主持出版《中國近代期刊匯刊》，包括《強學報》《時務報》《湘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民報》《譯書會公報》《實學報》《昌言報》《集成報》《國風報》等十余種。這套書自上世紀九〇年代初由中華書局陸續影印刊行，對于專門的報刊史研究、或更廣義的近代史研究，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可以說，在報紙期刊電子數據庫成熟流行之前，這是學界最為倚重的一套報刊資料叢書，從中開出許多研究題目，澤惠數代學人。

極度注重史料工作，是湯志鈞先生鮮明的學術風格。從湯先生豐富的著述目錄，就可以看到他在近代人物文集、日記、年譜編纂與近代報刊搜集、輯印方面，前路先驅，貢獻卓著。從1982年到2018年，湯先生與其子湯仁澤花費36年的時間，合力編成20卷本、總字數1500余萬字的《梁啟超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更可謂集大成之作。湯先生從事此類工作，好像全然沒有他人操作“重大項目”的那種儼乎其然，其看待史料工作，包括這一部獲譽“目前為止規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啟超著作集”，態度似極平易：“1994年，我70歲的時候退休了。退休以后還是堅持不懈地寫些東西，繼續編纂《梁啟超全集》，反正我也無所謂退休不退休。研究總是要看史料的，史料這個東西，現在沒有用，將來也是有用的，就是看它有沒有需要，將來值不值得研究，有用就抄下來?！?span style="color:#999999;">（《湯志鈞：我的學術生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9年6月10日）史學大家陳垣在談到資料工作和工具書時說：“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能得其用?！?span style="color:#999999;">（《中西回史日歷序》）湯先生長期堅持、全力投入的近代史料事業，秉持的也是一份樸素而徹底的學術觀念，自己任其勞，居其難，而使讀者受其逸，樂其易，學術“公器”乃得公用，最終實現人我兩利。

湯先生的史料工作和研究工作，不是兩截的、疏離的，而始終是緊密結合、彼此促進的。他在處理史料問題時，尤其注意與歷史問題的結合，通過細節厘清，從而解決問題。這是令我感受最為深刻的。前面提及“乘桴新獲”之域外史料、章康研究之傳記史料，都有很多這方面的例證。此處可再舉一些很小的例子。湯先生對報刊史料尤多加以措意，即出于他深感到的“近代和古代的不同”——

古代主要看人物結集和史傳記載，近代則報刊林立，時有借經言事之作，而這些“時評”，很多在“結集”時刊落，有的著作還倒填年月，引起誤解。例如章太炎早年在《時務報》發表的《論亞洲宜自為唇齒》《論學會大有益于黃人亟宜保護》，在《經世報》發表的《變法箴言》等都沒有收入《章氏叢書》。在《國粹學報》第二年丙午第八、九號連載的《諸子學略說》，雖在《國學講習會略說》《章太炎文鈔》輯入，《叢書》還是刊落了?！率稀吨铝碇\書》說“今《叢書》中已經刊削，不意淺者尤陳其芻狗”，表明他是故意“刊削”的，是為了“十數年前狂妄逆作之論”而“刊刪”的?？芍獙宋锏脑u論，不能限于結集所載，還應注意早期報刊所載。（《經與史：康有為與章太炎》，前言，第1頁））

湯先生是大陸學界對近代文獻的“版本校勘”問題最先有所敏感、并在研究實踐中多所創獲的學者之一。此類研究意識，在文獻學蔚為顯學、誰都可以高談幾句“文本批判”的當代，似乎卑之無甚高論，但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湯先生借助其版本目錄學、校勘學和出版史研究領域長期積累的功力，有針對性地處理近代文獻的疑難問題，并直接推進相關研究的工作，至今仍有其前瞻性和典范意義。（參閱《近代史研究和版本校勘、檔案求索——〈戊戌政變記〉最早刊發的兩種期刊》，《歷史檔案》2006年第2期）此前，我曾經討論過晚清日本人在華所辦中文報紙《亞東時報》的問題，這也是《清議報》而外，最早發表譚嗣同《仁學》的一份報紙。關于這份報紙，既有研究多模糊影響之詞，且有很多因襲的說法。湯先生在研究《仁學》版本時，已注意到這份報紙，考證指出《亞東時報》上發表的《仁學》，系唐才常所藏譚氏稿本或另一抄本，與較早前《清議報》連載者各屬于不同底本。（《〈仁學〉版本探源》，《學術月刊》1963年第5期）這篇論文并非專門的報刊史研究，也不是僅從報紙本身就事論事的研究，特別注意前后左右基礎史實的厘清，對我們了解《亞東時報》創辦、編輯、發行過程中的人事變化極有助益。坦白說，湯先生這種元元本本、實事求是的研究，是我最欣賞，也最覺受用的。從這樣一篇篇幅不大、但言之有物的文章中，得到的收獲，要比那些喜歡標榜自己是XX史、從XX視域出發、用XX方法、XX理論的研究大得多。

《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書影

譚嗣同：《仁學自敘》，《亞東時報》第5號，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七日（1898年6月25日）

古語云“私淑高風重拜謁”。我從湯先生處得到的教益，主要來自他的文字文章，湯先生先后出版的著述，從吾所好，都力所能及收集，可能不下十余種。但直接拜謁湯先生的機會不多。2009至2015年，我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工作期間，先生已經退休，平時也很難見到。幸運的是，有過兩次難忘的經歷，得以親炙謦咳，沐其高風。一次是十年前，2013年6月18日，歷史所為湯先生祝賀九十大壽，湯先生專程來所，做了非常精彩的公開講演，回顧其漫長而豐富的學術生涯，引文用典，信手拈來，而語帶詼諧，尤見精神。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湯先生，并獲贈當年出版的《湯志鈞史學論文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3年），扉頁有湯先生親筆題簽，于我而言，是一份極為珍視的紀念。

湯志先生題簽的《湯志鈞史學論文集》（2013年6月18日）

第二次是2014年1月14日，我和沈潔一起至天山西路湯先生寓所，差不多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與湯先生面對面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學術訪談。這次訪談沒有任何背景，完全是我們自行起意，出于對于湯先生學問的尊敬以及向湯先生問學的動力而進行的。因為湯先生實在輩分太高，我們事先都很緊張。我提前擬議了訪問提綱，能問什么、問到什么程度，心里都沒底。但見到湯先生后，事情比預想的要簡單和順利。湯先生態度親切、思路清楚，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我們聽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很多。訪談當時，湯仁澤老師也一直在場，并給予了很多幫助。訪談結束后，湯先生還帶我們參觀了他的書房。印象中，書桌臨窗，小而整潔，書房藏書不多，都歸置于老式木質書柜中。湯先生當時似乎正在為中華書局修訂《陶成章集》，隨手抽出一些相關資料，為我們展示，特別說明修訂內容的一些細節。訪談記錄后經整理，在《史林》發表（戴海斌、沈潔采訪整理：《湯志鈞先生訪談錄》，《史林》2014年增刊），似乎得到不少讀者的注意。這個工作微不足道，但能保留一份有關湯先生“求學與治學經歷”相對詳盡的口述記錄，彌足珍貴，令人欣慰。

與湯先生合影，右為沈潔（攝于2014年1月14日）

時間悄然又過去了十載。本年夏天，我們曾非常欣喜地迎來湯先生百歲華誕，我到會慶祝，表達敬意，深感與有榮焉。然而，歲暮天寒，音容宛在，斯人遽逝。12月29日，在湯先生追悼會上，湯仁澤老師引用乃父自嘲句“閉戶甘寂寞，啟卷苦饾饤”，而謂“他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人生”、成為“他們那一代讀書人艱苦卓絕的縮影”。古人講“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湯先生跨越了百歲人生，這是以讀書、著述為安身立命的百年，有過艱苦卓絕的經歷，也有等身著作的余澤，終可謂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默誦追悼會上那一幅挽聯：“七十載治學著述等身史苑永留盛譽；一百年修德兒孫滿堂絕學幸有傳承?！蔽蚁肫鹎迦孱櫻孜涓嬷T生門人語：“與君輩相處之日短，與后世人相處之日長?！?span style="color:#999999;">（《日知錄》）近人張舜徽先生本于此義，生前亦作有“吾離后人近，而離今人遠”之言。（《愛晚廬隨筆》）此處“長”“遠”所指，皆就學術、著述而言。在此意義上，湯先生卓然成家，已然不朽。吾后輩小子，讀其書，念其人，見賢思齊，能無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