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8日是馬可波羅去世700周年的日子，眼下意大利政府、學術界及許多社會團體正在籌備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不久前，威尼斯市政府召開咨詢會議，研究如何辦好2024年的大型展覽。威尼斯東方大學校長里皮埃羅（Tiziana Lippiello） 提議為馬可波羅建立一座雕像，理由之一是中國游客總是詢問“馬可波羅的雕像在哪里”。據(jù)悉，意大利至今尚無一座馬可波羅的雕像，而中國至少已有兩座，一座在北京元大都遺址公園，另一座在杭州西湖邊。此外，揚州還建有一座馬可波羅紀念館。

威尼斯圣馬可圖書館在2018年4月完成了一個醞釀多年的項目，用最新技術精確制作了一批馬可波羅的遺囑副本，作為面向世界各大圖書館、博物館的高端文化收藏品。2021年9月27日，圣馬可圖書館向世界旅游聯(lián)盟（WTA）捐贈了一份。鑒于世界旅游聯(lián)盟總部和秘書處設在杭州，意大利媒體報道此事時，用了“意大利向中國贈送馬可波羅遺囑”、“威尼斯向杭州贈送禮物”這樣標題。杭州蕭山已建成一座頗具規(guī)模的世界旅游博物館，這份來自威尼斯的珍貴禮物將永久地保存在這里，并向公眾展出。

意大利上一次舉辦大型的馬可波羅紀念活動是在1954年，紀念馬可波羅誕辰700周年，為此發(fā)行了紀念郵票兩枚，郵票上有中文“歐亞聯(lián)璧”四字。當年6月19日，意大利政府在威尼斯總督府大廳舉行了一場活動，意大利總統(tǒng)、教育部長、眾多學術界人士領袖和外國政府代表參加，羅馬大學羅伯托·阿爾馬吉亞教授（Roberto Almagia）做了主題演講。當時，馬可波羅去世的具體時間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威尼斯檔案館館員奧蘭蒂尼（G. Orlandini）1926年發(fā)表關于馬可波羅家族檔案的長篇論文，認為馬可波羅去世的日期當為1324年1月8日。阿爾馬吉亞在此次演講中，代表意大利學術界正式認可了奧蘭蒂尼的結論，解決了這個問題。

意大利1954年發(fā)行的馬可波羅誕辰700周年紀念郵票  來源：作者提供

1954年，朝鮮戰(zhàn)爭剛結束，冷戰(zhàn)已全面展開。美國知名學者哈德森（Geoffrey F. Hudson，1903-1974）同年4月26日在羅馬召開的一個馬可波羅紀念會上演講，首先提到同日召開的日內瓦會議，說這是“一個有趣的巧合”（an interesting coincidence），來自倫敦、巴黎、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的代表正在日內瓦出席一個國際政治會議。日內瓦會議的議題是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由蘇聯(lián)提議，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先達成協(xié)議，周恩來總理親率中國代表團和蘇聯(lián)、美國、法國、英國的代表全程參加，是新中國首次以大國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哈德森以1931年出版的《歐洲與中國》一書成名，對東西方關系史有深刻見解，他的這篇演講稿發(fā)表在1954年9月《地理雜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上。哈德森說，馬可波羅時代，倫敦、巴黎和北京和今天一樣，分別是英國、法國和中國的首都。馬可波羅的書中雖沒提及莫斯科，但描述了俄羅斯。撇開美國這個后世才建立的國家不談，其他四個大國代表了“馬可波羅世界”（Marco Polo's world）的兩大主要陣營。

哈德森認為，東西方的地理界線在馬可波羅時代就已形成，這種對抗有深厚的歷史根源。在13世紀下半葉，也就是馬可波羅在東方旅行的時代，從法國大西洋沿岸向東延伸至匈牙利，有許多獨立的王國和城市共和國，它們都承認羅馬教皇的宗教管轄權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政治地位，構成拉丁基督教世界，今天英國和法國代表著中古歐洲文明的繼承者。這個世界的東面，從喀爾巴阡山脈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岸，是蒙古帝國，有四個主要區(qū)域，金帳汗國囊括俄羅斯，伊兒汗國是波斯和伊拉克，察合臺汗國覆蓋中亞大部分地區(qū)，最高的汗位屬于中國元朝的大汗。蒙古帝國是通過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建立的經(jīng)濟和軍事同盟，正如蘇聯(lián)和中國的這種聯(lián)系。伊朗和伊拉克暫時不在“鐵幕”的背后，但馬可波羅的旅行路線穿越了這里，它完全可以在這個陣營的界內，和13世紀的伊兒汗國一樣。

哈德森1954年討論馬可波羅與東西方歷史分界線時，雖然強調的是西方對東方的優(yōu)越性和文化霸權，也就是薩義德（Edward W. Said）后來所批判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但他所闡述的是基本的歷史事實。歷史的基本法則是，熱烈的觀念和偏見總是有著令人敬畏的幻覺力量，但通常還是冷冰冰的現(xiàn)實擁有最終的決定權。70年后的今天，隨著中國、俄羅斯、伊朗及中亞地區(qū)之間聯(lián)系日益加強，哈德森所提到的“馬可波羅世界”已然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課題。曾經(jīng)高唱入云的“東方主義”當然還存在，但只能以更加隱蔽的方式表現(xiàn)著，西方學術界不能不公開承認，成吉思汗、忽必烈和蒙古帝國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史詩時代”（Epic Times）。羅馬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2023年9月2日訪問烏蘭巴托時，也盛贊了蒙古帝國的“非凡能力”（remarkable ability）和“杰出品質”（outstanding qualities），認為蒙古帝國模式“應該在我們這個時代得到重視并重新提出”，恢復曾經(jīng)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

關于1954年紀念馬可波羅誕辰700周年一事，方豪先生1954年4月曾發(fā)表一文，題為《國人關于馬可波羅之著作》，收入1969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卷）中。文中說：“今年是13世紀偉大旅行家馬可波羅誕生700年紀念，意大利學界正籌辦盛大慶祝。我國胡適之先生、袁守和先生及作者本人都已接受邀請，或前往出席紀念大會，或寄送論文。”“袁守和先生從美國哈佛寄來國人研究馬可的著作目錄，囑再補充。”

方豪于1910年出生在杭州一個圣公會家庭，1920年全家改信天主教。方豪11歲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修業(yè)，學習拉丁文，自修文史，后入寧波神學院精研拉丁文，學神學。1926年，年僅16歲的方豪違反修道院嚴禁與外界通信的戒條，通過在杭州啟悟公學教書的哥哥傳遞，偷著給陳垣先生寫信求教。此后多年，陳垣先生每信必復，“函授”指點，寄送書籍和參考資料。方豪一直自認陳垣先生門下“有朋之末”，陳垣先生的學生們也認方豪為同門。陳垣先生以學問精博、考究嚴正、誨人不倦、廣澤后進而著稱，教澤廣被，弟子眾多。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白壽彝、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鄧廣銘、牟潤孫和啟功，都曾師從于他。在眾多杰出的學生中，方豪被認為是最特別的一個。

中外關系史這門學問，民國初年稱中西交通史。按方豪界定，中西交通包括“民族之遷徙與移殖；血統(tǒng)、語言、習俗之混合；宗教之傳布，神話、寓言之流傳；文字之借用；科學之交流；藝術之影響；著述之翻譯；商貨之交易；生物之移殖；海陸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維系（使節(jié)之往還、條約之締結等）；和平之破壞（糾紛、爭執(zhí)與大小規(guī)模之戰(zhàn)斗等）。”范圍極廣，不是幾本書就可以全然覆蓋的。

研究中西交通史有兩大困難，一是史料搜集，二是語言文字。歐洲傳教士早年在中國的撰述非常豐富，他們多用拉丁文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文等拉丁語系文字，一般學者既難以接觸到，也看不懂。方豪精研過拉丁文，且可利用教內文獻，研究中西交通史乃事半功倍。他在20歲左右就開始撰寫《中國天主教人物傳記》，其中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等人的傳記，考證精詳，文筆流暢，皆為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

方豪是李敖在臺大讀書時的老師，講宋史。方豪在臺出版過一本《宋史》，鋪排別出機杼，全書分二十二章，第一章是“研究宋史之參考資料”， 而關于治亂興衰、典章制度、財政經(jīng)濟、社會人口、交通城市、文學史學，則散見于各章，并以“地理學”作為全書最后一章。方豪作為史家，十分看重成書的各種史料。他在該書里開篇處就言明：“研究任何一代之歷史，當代而又為當時所留之史料，實為最有價值之參考數(shù)據(jù)。”體現(xiàn)了陳垣先生的學風。

李敖寫過多篇回憶文章，描述方豪先生“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據(jù)李敖撰述，方豪于1949年2月經(jīng)胡適寫介紹信，得以到臺大教書。李敖有篇扎記《誰追國民黨？》，文中說：“方豪神父告訴我說，在國民黨兵敗山倒四處逃亡之際，他在廈門《中央日報》看到有標題是：‘我軍一撤千里，共軍追趕不及。’我傳出這一名句，它就流傳至今。”李敖還說，1970年代初，李敖入獄，擔心母親生計，方豪每月付李敖母親3000元，直到李敖出獄為止。

方豪對史學界貢獻最大、影響深遠的力作是《中西交通史》，于1953年初版。由于史學界極缺乏這方面的著作，向達先生的《中外交通史》、馮承鈞先生的《中國南洋交通史》、白壽彝先生的《中國交通史》和張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都多次再版重印，而方豪的書完成較晚，引用的文獻更豐富，內容安排也更完整，敘事簡明扼要，至今仍被國內學界所推重，幾成為該領域唯一的權威論著，不斷被重印，國內目前已有多個版本。

《方豪六十自定稿》沒有再版過，已不易覓得。該書分上下兩卷，共2430余頁，收錄了方豪先生的大量論文，所涉范圍極廣，材料扎實渾厚，某些細小的文獻，也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1792年春天，在馬嘎爾尼使團從英國出行來中國之前，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帶著他的兒子托馬斯·斯當東（Thomas Staunton）赴意大利那不勒斯羅馬天主教宣教學院，招募了兩名中國留學生任使團翻譯。那個時代，歐洲與中國的聯(lián)系甚少，除了這個宣教學院，在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無法找到一個人勝任翻譯之職。英國人很清楚，如果沒有忠誠可靠、能力合格的口譯員，使團就不可能完成任務，甚至得不到中國宮廷體面的接待。

托馬斯?斯當東在1856年出版的《自傳》中追憶，他父親當年帶他穿越了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許多地方，觀摩了法國第一屆國民議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激烈辯論，在巴黎杜伊勒里宮（Palais des Tuileries）的一個小教堂里見過被扣押的法國王室成員，這些都在他腦海中留下了印象，也有啟發(fā)性，但對他而言，并沒有那么深切的興趣。“正是在那不勒斯，我第一次見到了中國人。正是從那里返回英國的旅途中，以及隨后前往中國的航行途中，我開始漸漸熟悉了那種語言的聲音。”

從1792年春到1973年9月使團在熱河覲見乾隆皇帝時，小斯當東已經(jīng)通過中國老師學習了一些中文，不僅可以說，而且可以抄寫。馬戛爾尼的侍衛(wèi)埃內斯?安德森（Eneas Anderson）的報告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記述：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是以最隆重的方式接受了使團所呈的（英王）陛下信函。皇帝還很高興地得知，13歲的斯當東少爺，喬治?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會說中文。他好奇地召他上前問話，似乎對這個孩子言行舉止都頗為欣賞，并對這位年輕紳士能說幾種不同語言的能力表示欽佩。皇帝不僅親自贈送給了少爺一把非常漂亮的扇子，還從腰間摘下一個荷包給他，以表達對這個孩子的認可。荷包并不華麗，是用黃色絲綢做的，上面有藍色刺繡，繡著幾個韃靼字樣。”

英國漢學家威廉?馬斯登（William Marsden）在其1818年出版的《馬可波羅游記》英文譯注本前言中說，上面這段記述令人震撼，與500年前馬可波羅的父親向忽必烈汗引見自己兒子的場景驚人相似。

從馬嘎爾尼使團的報告和各種記錄中，只知這兩位中國人的拉丁文名字，一位叫柯保羅（Paulus Ko），一位叫李雅各（Jacobus Ly）。柯先生留在廣州，未隨使團北上。李先生作為使團正式成員，履行了翻譯的使命。由于不知其中文姓名，二人之生平事略及之后蹤跡亦無從尋覓。

方豪先生《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一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卷）中。該文引用了王重民先生上世紀30年代從法國皇家圖書館抄得的一則以中文留名題詞：“徐格達（Cajetanus Siu）、陳廷玉（Marus Cin）、李汝林（Michael Ly）、范天成(Sinom Fan)、柯宗孝(Paulus Ko)、賀明玉(Nicolaus Ho)、王英(Petrus Van)、李自標(Jacobus Ly)，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來此共觀帝制書館。”

該題詞下，有一似帶隊神父Ven Presbytero Ducoone Palledini的簽名。另有圖書館館員用法文寫的說明：“1773年8月30日，中國青年8人，道經(jīng)巴黎，前往那不勒斯書院，參觀皇家圖書館，其中一人，以漢字簽全體名字如上。”

這份名單中，有柯宗孝(Paulus Ko)和李自標(Jacobus Ly)。根據(jù)方豪先生所列留學生名錄，1792年從那不勒斯宣教學院回國的有四人，柯宗孝（河北人）、王英（陜西渭南人）、李自標（甘肅武威人）和嚴寬仁（福建龍溪人）。英國使團報告中也提到，隨船帶回的中國留學生不止柯宗孝和李自標二人，馬嘎爾尼使團原計劃順路出訪日本，并向日本派遣了代表前去接洽，其中至少一位中國人充譯員前往。

如果不是方豪先生保留并發(fā)表了王重民先生所抄回的這份珍貴資料，對于馬嘎爾尼使團的這一重要細節(jié)也就很難弄清了。

方豪先生《國人關于馬可波羅之著作》是篇短文，放在下卷第2130-2132頁。1954年紀念馬可波羅誕辰700年，是對之前100余年馬可波羅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總結。但如果沒有方豪先生這篇文章，我們對于這次紀念馬可波羅的活動，也就沒有什么好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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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