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黑澤廢墟》譯者序，篇幅原因已作適當刪減。文章作者：鐘志清

《黑澤廢墟》中文版

伊茲哈爾(S. Yizhar)的《黑澤廢墟》是我翻譯的最為撼人心魄的現代希伯來語經典作品之一。

我曾經在《變革中的20世紀希伯來文學》一書中較為詳細地探討伊茲哈爾的短篇小說創作，包括《黑澤廢墟》，當時把此書書名翻譯成《赫伯特黑扎》。此次采取音譯與意譯結合的方式將書名譯作《黑澤廢墟》，能與文中描述的骯臟、陰暗的環境形成某種關照。

《黑澤廢墟》希伯來語版

最初閱讀此書的感覺是，小說雖然篇幅不長，但充分地體現了第一代本土以色列作家的創作特色，注重風光、景物與植被的描寫，用優美的詞語描繪出一幅典型的巴勒斯坦地區風光圖，為推進情節做鋪墊。在語言上，伊茲哈爾的語言十分凝練，又不乏抒情之風。他喜歡把多個名詞、動詞、形容詞連用，其間夾雜著大量的希伯來語日常用語、俚語、阿拉伯語詞匯和《圣經》典故，給理解和翻譯造成了極大難度。因此，當南京大學宋立宏教授推薦我把這部經典小說翻譯成中文時，我開始十分猶豫。最后決定承擔此項工作，也是出于我們這代學者對譯介希伯來文學具有的義不容辭的使命感吧。在這里特別感謝宋立宏教授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汪芳女士的通力合作與支持。

伊茲哈爾(1916—2006)是公認的第一位以色列本土作家。以色列本土作家是指那些出生在巴勒斯坦，或雖然出生在流散地，但自幼來到巴勒斯坦，在猶太復國主義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作家。要研究當代以色列文學，他顯然是一座無法繞過的豐碑。

S.伊茲哈爾（1951年）

伊茲哈爾生于以色列中部的雷霍沃特，是俄國新移民的后裔，父親杰夫·斯米蘭斯基既是教師、作家，又在農業聚居區務農，盡管他在果園里雇用阿拉伯工人，但是相信做“希伯來勞動者”乃猶太人回歸土地的一個基本因素。伊茲哈爾的伯祖是現代希伯來文學史上最早表現阿拉伯問題的作家之一摩西·斯米蘭斯基，他主張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和平共處。舅舅約瑟夫·維茨則主張從阿拉伯人手里贖回土地，希望通過簽訂協議等手段使阿拉伯人放棄自己的地盤，讓兩個自然群體根據自己的自然屬性與信仰分治而居。不過他們都對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做法感到震驚。在這樣家庭長大的伊茲哈爾自幼把阿拉伯人視為巴勒斯坦天然的組成部分，就像他自己所說：“我看風景，并看到了風景中的阿拉伯人。”

伊茲哈爾既是以色列文學的奠基者，也是現代希伯來小說大師，他的創作標志著希伯來文學從猶太文學到以色列文學的變革。他曾親歷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方面把這場戰爭稱作“獨立戰爭”，而巴勒斯坦人則將其稱作“大災難”。作為參戰者，伊茲哈爾在創作中既寫出了戰爭的慘烈以及戰爭對人性的摧殘，也批判了以色列士兵在參與軍事行動時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帶來的災難，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危機。其短篇小說《俘虜》和《黑澤廢墟》堪稱這類題材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俘虜》反映了獨立戰爭期間虐待阿拉伯人這一挑戰以色列良知的事件，并觸及新建以色列國家如何處理阿拉伯人等諸多問題，今天讀到的《黑澤廢墟》則將這一系列問題更加明晰而尖銳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因此這部作品曾引起廣泛爭議。

《黑澤廢墟》發表于1949年5月，當時正值第一次中東戰爭停火四個月之后。其情節圍繞以色列人在戰爭期間驅趕阿拉伯村民展開。

本質上看，小說是采用典型化的手法描寫以色列1948年的戰爭對阿拉伯村民命運的影響，以及對參與戰爭行動的以色列士兵的心靈震撼。作品的細節是寫實還是虛構并不重要，關鍵在于它所涉及的中心事件在戰爭期間具有典型性，黑澤廢墟這個小村莊不過是戰時被毀棄的數十個阿拉伯小村莊的冰山一角，村子里阿拉伯弱者的遭際代表著1948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命運。正是從那時起，伊茲哈爾產生了道德危機意識。

1948年巴勒斯坦難民（書中插圖）

小說所寫的中心事件是征服、毀壞阿拉伯村莊，并驅逐其村民的軍事行動。伊茲哈爾通過敘述人——一個年輕以色列士兵的眼睛，詳細地描述了以色列軍隊如何在命令到達之際朝黑澤廢墟展開攻勢，清洗其已經不見人影、空空蕩蕩的街巷，把尚未逃亡的一些村民帶上卡車運走。

與村子里阿拉伯老人、女人的正面接觸成為推動情節發展并展開以色列士兵心靈沖突的一個途徑。以色列士兵碰到的第一個阿拉伯人是一個長著白色短胡子的老人，他畢恭畢敬，擺出一副順民的架勢，希望以色列士兵允許他與馱著家居日用品的駱駝一起離去，但一個以色列軍官卻讓他在生命與駱駝之間做出抉擇，并承諾不會把阿拉伯人殺掉。以色列士兵在是否放走阿拉伯老人這件事情上意見不一，有些人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認為對一個老人來說把他放走即可；但以阿里耶為代表的另一些人則稱如果雙方角色發生對換，那么自己肯定為阿拉伯人所害，因此竭力主張要置阿拉伯人于死地。

從今天回看，這樣的爭論似乎在以色列政治話語中延續了數十年，在某種程度上暗示著，在阿以問題上，許多人依然堅信非黑即白、你死我活，表現出一種純然的二元對立。折中主義或者左翼人士的主張盡管人道、理性，卻往往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堪一擊。

以色列士兵面對手無寸鐵毫無反抗能力的阿拉伯村民而產生的心靈沖突，折射出過去數十年間以色列猶太人一直無法擺脫的自我意識與集體主義、良知與責任、個人信仰與國家利益的矛盾。圍繞著究竟是否把阿拉伯村民從他們生存多年的村莊驅逐，運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遠不能回歸這樣一個放逐行動的爭論、反省與類比中，這些矛盾達到了高潮。

1948年采法特被棄的阿拉伯村莊（書中插圖）

具體地說，作家描寫了以色列士兵的心靈沖突，將這種沖突置于戰爭的背景之下，透視出戰爭的殘酷性，以及具有道德意識的個體在國家利益與道德規范面前陷入舉步維艱的兩難境地。被迫參加驅逐行動的以色列士兵首先把驅逐阿拉伯村民之舉視為“骯臟的工作”，隨即向自己的指揮官發出抗議：“我們真的要把他們趕走嗎？”指揮官則回答說：“行動命令中就是那么說的。”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這在戰爭期間似乎成為一條準則。但是它與猶太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的“愛鄰如己”的宗教理念、與阿拉伯人在一塊土地上和平相處的復國理念、作為普通人的人道主義情懷發生抵觸，因此以色列士兵對己方的行為發出譴責：“這真的不對。”“我們沒有權利把他們從這里趕走。”

說到底，敘述人所面臨的這種道德困境實際上體現了伊茲哈爾本人的道德理念與在1948年戰爭中身為猶太士兵應采取何種行動之間的沖突。在這方面，小說并沒有給予清晰的審視，或者說，身為以色列猶太人，伊茲哈爾從內心深處一直在回避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何在以色列建國過程中，能否以道義手段對待另一個民族的生存權利問題始終無解的緣由所在。而近年的后猶太復國主義理論家則直接認定以色列國家對巴勒斯坦災難與創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最初理念中便有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計劃。

戰爭挑戰著人類良知與人類道德底線，難民問題是任何戰爭無法避免的問題。《黑澤廢墟》涉獵的只是冰山一角。戰爭把難民問題白熱化，阻止難民回歸的政策也便應運而生，這便是戰爭的悲劇所在。從1948年阿以戰爭的交戰結果來看，阿以雙方均傷亡慘重。以色列陣亡約6000人，約占當時以色列國家人口的1%；阿拉伯方面的陣亡人數約為以色列的2.5倍。在戰爭期間，有幾十個阿拉伯村莊的村民遭到以色列士兵的驅逐，背井離鄉，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近一半的阿拉伯村莊遭到毀壞。根據統計，在聯合國分派給猶太國的領地上，曾經有大約85萬阿拉伯人；但是到戰爭結束后，只剩下大約16萬人，這些阿拉伯人成為新建猶太國家內的少數民族。而被毀壞的阿拉伯村莊有的成為以色列的耕地，有的成為猶太人定居點。

1948年采法特被棄的阿拉伯村莊（書中插圖）

失去土地和家園無疑導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仇恨，也埋下了日后巴以沖突的禍根。小說通過對一個阿拉伯女子及其手中領著的一個七歲孩童的描寫，典型地再現了被驅逐的阿拉伯百姓的悲傷、絕望和無奈。

按照作家的描述，這位女子堅定、自制，臉上掛滿淚珠，“似乎是唯一知道真正發生了什么的人”。孩子也似乎在哭訴“你們對我們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們的步態中似乎有一種吶喊、某種陰郁的指責。女子憑借勇氣忍受痛苦，即使她的世界現在已經變成廢墟，可她不愿意在我們面前崩潰。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蘊含著某種東西，某種待他長大之后可以化作他體內毒蛇的東西。

一部作品有時會喚起一個民族的良知。《黑澤廢墟》不僅是希伯來文學作品中少見的反映以色列獨立戰爭歷史的小說，而且成為以色列歷史，至少是以色列集體記憶中一篇重要的文獻，在以色列民族記憶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它將歷史書寫、對過去的記憶以及歷史含義這三個被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哈伊姆·耶路沙米視為《圣經》中相互關聯的要素整合起來，且隨著以色列社會與政治的變遷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

1978年，一向對歧視、社會不平等、戰爭倫理與以色列的貧窮問題等主題感興趣的導演拉姆·萊維將丹妮埃拉·卡米根據《黑澤廢墟》改編的腳本拍成影片，且邀請了四個阿拉伯村莊的村民擔任演員，扮演包括帶小孩的阿拉伯女子在內的角色。

影片《黑澤廢墟》演員（書中插圖）

與小說相比，影片顯得比較柔和，甚至加進了小說中并不存在的年輕女話務員達利亞與青年軍官調情、相戀等細節，給乏味的軍旅生涯增添了幾分浪漫色彩。影片以充滿鄉愁的柔和的口哨音拉開序幕，隨之畫面立即轉向嘈雜的軍事基地，年輕而充滿激情的士兵們接受命令前去征服阿拉伯村莊。對此，阿拉伯村民沒有任何抵抗，而是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

造成小說記憶與影視記憶差異的原因主要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現實環境發生了變化。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和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之后，以色列在國際社會范圍內逐步確立了其合法性，舒緩了其民眾的心理壓力。其次，1961年的艾希曼審判使得以色列人意識到流亡中的猶太人在歐洲的無助，對猶太人的流亡體驗報以同情和理解，乃至與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境遇發生共情。最后，就在影片拍攝期間，以色列正在與埃及進行和平談判，和平進程的開啟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們重新審視歷史沖突。

但是當時以梅納赫姆·貝京為首的右翼政府將這部作品視為反以色列的宣傳素材。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在影片上映前夕下令禁映，20多位作家對此提出抗議。

這一事件不僅涉及媒體自由問題，也涉及以色列公共生活是否有道德勇氣進行真正的自我評估問題。人們甚至把請愿書送到了高級法院。反對派中一個名叫馬克·塞戈爾的新聞記者指出，影片制作人的目的并非是要藝術地再現戰爭，而是要表明猶太人是侵略者，阿拉伯人是烈士，進而具有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含義。一位以色列國會議員甚至主張，這部影片應該與阿拉伯人屠殺以色列人的紀錄片一起上映。最后，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取消了禁令，影片在以色列得以公映，引起軒然大波，作家、導演和編劇均受到了攻擊。

《黑澤廢墟》的上映可以說重新塑造了以色列人對1948年戰爭的記憶，這部影片雖然講述的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但上映后，以色列國內外的觀眾會認為自回歸錫安運動開始以來，猶太人的行動基本上就是趕走阿拉伯人，殺害無辜，驅逐老人、婦女和孩子。但是，正像猶太歷史學家夏皮拉指出的，并非是《黑澤廢墟》小說或影片本身破壞了以色列人的聲譽，而是把一個民族從其土地上趕走這個行動本身是不光彩的，定居到人家的居住地的行動是恥辱的。

伊茲哈爾的小說反映出獨立戰爭時期的歷史真實，批評這篇小說與阻止影片的上映無異于試圖掩飾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實現自己返回錫安的夢想過程中的劣跡。就像奧茲所剖析的那樣，“我們的做法就像把一具死尸藏在地下室里”，“我們正在掩飾將要化膿的傷口”。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以色列人正是在復國與負疚的困擾中不得釋懷。

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黑澤廢墟》在參加過以色列獨立戰爭的人們中間引發的是一場道義的爭論，那么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以色列經歷了“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兩次黎巴嫩戰爭、兩次巴勒斯坦人起義后，政治現實又發生了變化，新歷史主義思潮興起，曾經伴隨著1948年戰爭結束而淡出人們觀察視野的諸多問題此時又浮出地表，以色列人更為關注的則是由道義延伸開來的國家政治形象問題，以及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問題。戰爭歷史本身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是歷史學家、文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對戰爭的解析依舊在進行中。

在這方面，以伊茲哈爾為代表的一批希伯來語作家采用多種藝術手法詮釋了七十余年來以色列歷史、記憶與以色列人的心靈沖突。他們所創作的作品，既蘊含著深邃的歷史記憶，又具有強烈的現實回響，表現出具有良知的以色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反思。而伊茲哈爾譜系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奧茲在訪問中國時直陳其“兩國論”的主張，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國家，與以色列毗鄰而居、和平共處，則代表著左翼知識分子對巴以兩個民族和平前景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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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澤廢墟》
作者：[以色列]S.伊茲哈爾
譯者：鐘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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