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索爾·貝婁是美國二十世紀極富影響力的文學大家。他是眾所周知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文學之父，但大眾對他的真實內(nèi)心其實知之甚少；他好辯易怒，性情暴躁，但他心底一直有一個溫柔的角落留給他的長子格雷格。在《索爾·貝婁之心》里，格雷格展現(xiàn)了那個不為人知的青年索爾——平易近人，內(nèi)心柔軟，奉行平等主義的社會價值觀，不僅能嘲笑這世上的愚昧，還敢于自我嘲諷?？墒撬鳡柕臏厝峥捎H日漸消失，他的社會觀點日趨僵化。最終變成世人所熟知的老年索爾。這些改變給索爾與格雷格的感情帶來了重創(chuàng)。然而，思想上的齟齬并不能拉開兩人心的距離。在這本溫暖、深情的回憶錄中，格雷格袒露了他與索爾之間的分歧、爭執(zhí)與遺憾，剖析了索爾·貝婁從“青年索爾”到“老年索爾”的巨大轉(zhuǎn)變，為讀者還原了那個盛名之下真實、復雜、有血有肉的人。

索爾在他197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表達了他樂觀地看待藝術束縛人性的普遍性能力。但僅僅一年之后，一種必然是自60年代后期已在他的思想中醞釀的憂郁悲觀情緒便全面出現(xiàn)了。1977年，索爾應國家人文科學捐贈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之邀進行杰斐遜演講（the Jefferson Lectures），這是賦予學術貢獻者們的一項榮譽。他做了兩場嚴肅的講演，第二場講演結(jié)束之際，他表達了對社會、政治結(jié)構惡化的深切擔憂。年輕的索爾浸淫于那樣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中，而現(xiàn)在，所有的人類努力都顯得脆弱無力。

無論以哪種標準來看都是一本陰暗之作的《賽姆勒先生的星球》中，索爾擔憂文明社會的未來會受到威脅。經(jīng)歷了196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大學校園里、各條街道上對民政當局的公然反抗，十年之后，索爾擔憂這些動蕩很可能會瓦解凝聚社會的傳統(tǒng)紐帶。當下獲得政治權力的我這一代人、女性、黑人憤怒地反對社會不平等，這對長達2500年的西方文化構成了威脅，而這樣的文化正是索爾一直研究并奉獻了終身的對象。

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索爾開始批評日益高漲的社會政治正確潮流，并開始在種族與性別問題上采取保守立場。索爾拒絕考慮被剝奪權利的群體應享有的利益，這與人們對他的預期背道而馳。我非常傷心我從越來越憤世嫉俗的父親那里聽到這樣的觀點，它們偏離了我們所主張的公平、尊重與關懷的家庭準則。

他的憤怒干擾了“青年索爾”的那些精妙觀點，使其被他曾經(jīng)一度反對的固執(zhí)己見的強勢所取代。然而，盡管我發(fā)現(xiàn)他的觀點不公正，我還是需要做出重要的區(qū)分：他抵制有組織的群體要求重新分配權力，但他尊重并熱愛那些個體的黑人與女性，包括像20世紀50年代拉爾夫·埃里森那樣的知識分子及后來的黑人樂評人斯坦利·克勞奇（Stanley Crouch）。

我永遠都無法消除我對索爾如此差別對待的不喜，他對個體表現(xiàn)出了尊重與關心，但他卻冷酷地拒絕接受太久以來沒有話語權的群體的要求，而我成了這些群體無可辯駁的支持者。我們之間的爭論或許將我父親最壞的一面展現(xiàn)了出來。與他爭論只會讓他更加兇猛并延長近乎痛罵的長篇大論。但是，即便我克制自己提出反對意見以望盡早結(jié)束那些令人痛苦的謾罵，我還是驚駭于他所說的話。有時候，我覺得抵制是有必要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提醒他他有了怎樣的改變，另一部分是因為我所摯愛的父親嘴里吐出那樣的惡毒言辭令我震驚。

高度贊揚了南方民權運動取得的成功之后，索爾越來越以否定的眼光看待芝加哥黑人的戰(zhàn)斗性。1961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學，在此之前，海德公園早已成了黑人聚居區(qū)。這里從來就不是一片安全的區(qū)域，而現(xiàn)下，學生們一到這兒就被提醒在哪里散步會比較安全。1968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最后一年，一位大學生在校園附近被謀殺了。每個人都很害怕，索爾變得越來越謹慎，他很擔心城市的衰敗正在摧毀他擁有美好記憶的芝加哥。

當那些民選的黑人官員興高采烈地表示要掌握政治權力時，索爾極為惱火。他們其中一些人發(fā)表了許多反猶言論，指責猶太醫(yī)生們在非裔美國人的社區(qū)內(nèi)散播艾滋病，索爾對此怒不可遏。他進行了公開地反擊，指責黑人政治家與記者們并沒有反駁那些言論。他找到了第二任市長戴利作為其同盟，他們后來成了朋友。戴利拿出了自己的律師身份，要求黑人領袖為那些具有煽動性的指責提供證據(jù)。索爾認為站在那樣立場上的戴利是位英雄。

“老年索爾”逆轉(zhuǎn)了自己的社會文化觀點，這體現(xiàn)的是個體層面和代際層面的變化，這兩者在我看來都同樣令人反感。曾經(jīng)反叛的、沒有宗教信仰的兒子現(xiàn)在卻越來越關注前代人的智慧，在我成長的階段遠離猶太之根的他也越來越關注猶太人的根源。

我相信我父親對黑人反猶主義的惱火交織著一些代際問題，他此時對這些代際問題的觀點也發(fā)生了逆轉(zhuǎn)。鑒于猶太人在民權運動中做出的貢獻，剛剛獲得權利的黑人提出的要求讓他覺得就像是曾經(jīng)被溺愛的孩子長大了，他們忘恩負義地給了早年為他們做出犧牲的父母一巴掌。索爾的態(tài)度與他自己的父親對待那些沒良心的孩子的態(tài)度很相像，他們通常開著玩笑，說出的話卻極為刻薄，指責孩子們不感激他們長期受苦受難的父母，他們還總在孩子的賬單到期前為他們買單。即便我是自己支付了我的孩子們的牙齒矯正費用，索爾還是忍不住經(jīng)常用些妙語，那些妙語揭示了他對后代人忘恩負義的深深怨恨，他是這樣說的：“孩子們長了一口好牙齒的好處，就是他們會在哺育過他們的那雙手上留下清晰的牙印。”

憤怒的索爾在麥克阿瑟基金會董事局任職時故意挑釁。他對女性及黑人申請者們的作品中的智力素質(zhì)感到不滿意，便反對給他們撥款。他公開問道：“祖魯人的托爾斯泰是誰？”這使所有人都感覺受到了冒犯。他為自己做了極為站不住腳的辯護，聲稱自己曾有幾年是人類學專業(yè)的學生，他那么說是在可讀寫的社會與沒有文字的社會之間加以區(qū)分。他的解釋難以讓人滿意。

康迪絲·福爾克（Candace Falk）是索爾以前的學生，也是無政府主義者愛瑪·戈德曼（Emma Goldman）論文集的前負責人，她給我講了一則故事，完美地捕捉到了索爾對激進的黑人與女性的觀點以及他對妙語的熱愛。作為一名研究生，康迪絲參加了索爾講授的關于詹姆斯·喬伊斯的研討課。那一時期爆發(fā)了一場學生罷課浪潮以抗議轟炸柬埔寨事件及囚禁黑豹黨人博比·西爾（Bobby Seale）事件?？档辖z非常禮貌地找索爾商量，并請求他取消研討課以表達他的政治觀點。后來，當她站在全班同學面前規(guī)勸他們與她一起離開進行罷課時，索爾回應說，“我要是支持任何與博比·西爾有關的活動我就不是人?！苯又终f，“你們這些女性解放者十年后唯一能為你們的運動展現(xiàn)的就是下垂的乳房?！笨档辖z受辱又垂頭喪氣地離開了課堂。

索爾反對那些要求獲得發(fā)言權和一席之地的黑人與女性，這在我看來與20世紀40年代信奉新教的歐裔美國人主導的英語系對待猶太人的態(tài)度極為相似。索爾會忽視這樣的相似性，這表明他非常惱火，也說明學術界的權力爭斗深深地刺痛了他。到1982年他寫作《院長的十二月》時，索爾嘲笑的對象也開始包括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與種族混亂，他認為它們此時已經(jīng)徹底影響了社會，他還譏諷了政治正確對大學的深刻影響。

我覺得索爾從反叛之子的角色轉(zhuǎn)向大家長式父親的角色是最痛苦的，因為那需要他轉(zhuǎn)變自己對待權威的態(tài)度，與之相伴的是服從權威的壓力，那會在數(shù)十年里成為他的痛處。索爾容忍我少年時期的頂撞，那樣的時候已經(jīng)一去不返了，8歲的亞當努力為自己辯護之后，索爾會告訴他要“尊敬你的父親”。我女兒朱麗葉20世紀90年代在東海岸上大學，后來又在那里進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她當時去拜訪了她的祖父。朱麗葉盼望著能與索爾進行學術方面的討論，但他卻讓朱麗葉很惱怒，因為他反復地避開她挑起的關于藝術與文化的話題，反而勸她30歲前結(jié)婚組成一個家庭。

索爾反對年青一代的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和缺乏尊重老一輩的態(tài)度，1968年他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做講座期間發(fā)生的事更加深了他的反感。在這動蕩的一年里，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校園被搞得四分五裂。這個事件幾乎一字不落地進入了《賽姆勒先生的星球》。講座結(jié)束后，一位聽眾大聲喊叫阻止我父親繼續(xù)說話，說他年老、不合潮流還性無能。我不知道對索爾來說什么更糟：是對他男性生殖力的攻擊，對他政治重要性的貶損，還是教職工中沒有人站出來維護他。索爾受到了嚴重的冒犯，這次的刺痛許多年里一直沒有消解，他本就反對那些輕率的激進左派以及那些容忍如此傲慢無禮行為的自由主義學者，這次事件使他越來越負面的情感更加具體化。

目擊了當時場景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索爾似乎不會回避那種其他學者不得不學會預料并平安度過的攻擊，他就聽任那些批評傷害了他，用憤怒做出回應與反擊。索爾沒有積極地為迫切需要的西方文化傳統(tǒng)進行辯護，而是讓盲目的憤怒引導他表達了自己的社會政治立場，他的那些政治立場是如此令人厭惡，甚至我都忘記了我們對于那些故去的白人男性關于政治生活與人類經(jīng)驗的話語的重要性曾共同持有的基本觀點。

1987年，艾倫·布魯姆出版了《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他在書中論證，過度的自由主義態(tài)度實際上假借開放的名義封閉了美國精神。我仔細閱讀了這本書后發(fā)現(xiàn)，該書提出的觀點與我從我父親那里聽來的觀點是如此相似，我覺得它是兩位思想體系方面越來越接近的朋友共同智力冒險的結(jié)果。布魯姆提出的許多觀點迎合了里根入主的白宮里社會、文化、政治方面的保守黨人，索爾并不反對自己被列入他經(jīng)常與之意見相合的那些思想家之列。我和索爾討論艾倫的這本書時，我表達了我的憂慮，因為我認為這本書中到處都是那些“贊成貴族政治的概念”。他對我的描述保持了沉默，我將他的沉默視為默認，視為衡量我父親思想的標準，以確定他對除了“高級”形式的文化之外的任何事的封閉程度，他的態(tài)度近乎我在艾倫的書中發(fā)現(xiàn)的精英主義，與我理解的“青年索爾”的那些觀點完全相反。布魯姆公開傷害他的敵人們，就像索爾私下里對我所做的那樣，帶著怨恨、嘲弄與蔑視，目的是消除反對觀點而不是考慮那些觀點中任何潛在的價值，也沒有提出與之相反的看法。

當“青年索爾”轉(zhuǎn)變?yōu)椤袄夏晁鳡枴?，我的父親從一個頭腦里滿是問題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腦中滿是答案的老者。索爾早年關于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樂觀精神幾乎已經(jīng)消失不見了。在我看來，更糟糕的是，他失去了對人類本性的困惑，而那是我曾與他共同珍視的?！袄夏晁鳡枴比缃駥Υ恳患虑椋ㄋ约?，都過于認真，以至于他喪失了嘲笑自己或是嘲笑生活中種種矛盾的滑稽面的能力。早些年，他犀利地質(zhì)疑那些對受苦受難的人類起不了多少幫助的抽象解決方法，這在我看來是將偉大的思想家拉回現(xiàn)實的一種平衡方式。我父親現(xiàn)在卻是與他曾經(jīng)質(zhì)疑的那些思想家抱有同樣的想法，為社會問題與個體問題提供一系列的答案與解決方法。我覺得這些答案與解決方法明顯是家長制的、獨裁式的、等級制的。對于索爾的這些逆轉(zhuǎn)性的觀點——他放棄的是我成長的過程中他曾經(jīng)教會我的家庭基本準則中的公平原則——我直觀的印象從未改變。我曾經(jīng)、現(xiàn)在仍然感到難過的是，索爾的幻滅感與悲觀情緒給他自己也給我們造成了巨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