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師一直喜歡日常這個詞，而居住問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時期，任何發達國家都最日常和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私有化空間能被’科學’地組裝在都市中，那些高大上的公共空間才有存在的必要。”

“我作為一個職業建筑師可以用專業善待身邊的人和改變社會，不能放過。”本文是建筑師張佳晶對自己創辦的建筑師事務所的刊物《聊宅志異》和從中生發出的公租房項目的實現過程的一次回顧。

研究屬于這個時代年輕人的住宅

隨著高目建筑設計事務所的發展，我們經歷了研究住宅的雜志《house  chatting 1》和《house chatting 2》的制作。

到了《house  chatting 3》的時候，已經大概到了2007年，那個時候80后基本大學畢業開始工作了。我們當時招了兩個外地的八零后男同學，水平都還不錯。

我曾經在一次研討會上和另一位建筑師張斌說，我們都是三房兩廳的受益者（趕上了好時候以合理的價格購置了大戶型——編者注），我們現在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便開始研究屬于那個時代年輕人的住宅。當時我發現，他們每天來上班都討論租房子，好像很為難。我問他們居住現狀，不可能獨租一套三房兩廳這樣的住宅，都是三個同學租一套三房一廳或群租。

他們有很多麻煩。比如，萬一有人談戀愛了，女朋友來住，很不方便，因為只有一個衛生間，隔音也不是特別好，他們很苦惱。比如有人換工作，他們三個都住在徐家匯，萬一有人跳槽到浦東，他們之間的組織架構就會被打破，所以他們經常很苦惱。或者房東突然要賣房，他們三個人要同時找一個在一起的房子。所以他們非常困難。

那個時候我們正好想研究一下符合年輕人需要的住宅。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自己研究你們想要的房子吧。所以《house  chatting 3》開始聊宅“志異”，表達一下對當時的現狀有一些不太滿意。

“house chatting 3”，被我們認為是在“house  chatting”里跨時代的一個產品。當時我們想，為什么年輕人沒有地方住。

當下社會，資本集中在有錢人手里，服務對象是富起來的中產。但我們覺得這個城市的年輕人不是窮人，他是暫時不太有錢，這些人是將來社會的中堅力量。在這個時候你被這個社會壓榨得過于殘酷的話，也沒什么幸福感，對整個社會也不是很好。

當時學院里的老師們都賺很多錢，做很多活。我們當時正好沒有活干，拼命做研究，這是非常有趣的錯位。

當時有一個“廉租房”政策，針對特別窮的人。我們說，“窮得掉眼淚的人”不是我們關注的對象，政府會安排。而“經濟適用房”是一個偽命題，即你不是很有錢，但你可以買經濟適用房，其實一般人也買不起，而經濟適用房可出售。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只要可售，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公益性產品。

而普通商品房越來越貴。那個時候，我自己買的房子已經漲了幾倍，再也買不起，再也跟不上了。還有一些雙限房，限面積、限價、限人數。比如你是體制內的一個公務員，你有權利買這么一個類似人才公寓的雙限房。

這中間有一個非常灰色的地帶，年輕人既不窮，享受不了廉租房，又買不了經濟適用房，買不起商品房，又不是體制內的，怎么辦？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住房保障體系做了一點研究。我們叫它“青年保障住宅”。我不是針對社會上特別窮的人，那個應該是政府要解決的，而“青年保障住宅”是可以通過技術解決的。當時我們從2007到2008年，開始了一年的研究。

我記得，杭州一個女孩在研究過程中，正好加入了我們公司。那個時候有開心網，她在開心網發表了投票，調查1250個人對公共空間戶型的想法。其實這個結果也不是很專業，是先有一個想法。調研的結果自己已經想好了。其實它指向做一個小的、公共空間豐富的、年輕人為主、并不那么在意日照和朝向的住宅產品。

如果是學者研究這樣一個社會住宅，會有很多旁征博引。但我們最后發現，針對當時上海或中國所有的問題，把兩件事做好就可以了：第一，縮小空間使用面積，不是130平米一套了，可能50平米一套就夠了，40、70平米都是可以出現的；第二，中國對都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尤其是新的商品房，由于資本為權貴服務，就會把所有的容積率、品質做得特別不利于都市發展。

我有一個特別深刻的印象，一九九幾年我剛出來做設計的時候，多層的社區容積率是1.5，小高層11層到12層容積率是2.0到2.2，結果到后來做到2007嘉定新城規劃的時候，1.7容積率最高做到24層。越來越低的密度，越來越奢侈寬闊的住宅間距，越來越嚴苛的交房規范，越來越嚴苛的城市條例，越來越嚴苛的日照時數計算……所有的法規和房地產業，共同把這個城市推向一個低效率、為富人服務的城市。

住宅規范內，探索設計的極限

所以我們后來的經歷跟這個都是息息相關的。第一個，我們研究怎么縮小戶型。我當時碰到一個開發商。這個開發商跟我談了一個項目，我沒有做成，但他很有意思。他說我們對特別小的戶型有興趣，我說你有多少興趣。他說你到我辦公室來，我給你看一個。他自己做了2米長2米寬2米高的一個桑拿房，他說你看，我的研究認為2米立方的房子什么功能都有。

我當時還是很受感動，因為他只想研究這么一個東西，做了一個我們專業界該做的事情。2米立方能滿足人最基本的需求，睡覺、洗澡、衛生間都可以滿足。當時看了他的小樣本間，我一下茅塞頓開。當時我們開始研究上海市，他的樣本間太小了，我們想試試做一些折中的東西。

上海住宅規范規定，層高不能超過3米6，也就是我們從2.7米到3.6米任何一個數字都能算一層。3.6米這個空間極限，往下是多少，可以做兩層？我們研究了3米4的極限，為什么？當時我們畫過一個剖面，如果兩個人都站著，3米4是分不了兩層的；如果上面是躺著的空間，下面是站著的空間；或者下面是沙發的空間，上面是站著的空間，最極限的使用，這么算來，3米4是我們當時認為設計兩層的極限。

我們當時覺得，能利用豎向空間，才是我們真正的空間。我們畫了很多設計圖，不考慮其他，只考慮實用性的情況，所以做3米4左右的戶型研究。也不考慮平面，當時還是受了2米×2米哥們的影響，我們做了一個4米見方的設計。我認為它太小，我覺得應該做四個2米x2米，因為在上面睡覺、儲物空間，一個小茶幾，這樣16平米，套內的什么功能都可以用。當時房價本身是1萬一平米，如果這個實現，這個房子要16萬，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費用，一共23萬，是年輕人可以享用，買得起，也可以租得起的住宅。

當時做完全虛擬的研究，我們也開展了建模，跟現在很多學生做的一樣。現在我提醒年輕建筑師，圖紙還是要看得清楚，圖紙一定要表達出你的目的，常常聽起來很漂亮的東西，其實什么用都沒。當初我們也會有這種毛病。

從研發到實踐，這個過程中完全沒有實現的希望，也沒有人讓我們干這個活。完全就是一些意外的事情，利用碎片時間，做了很多這樣的研究。

這個時候，一根筋要把戶型做小，看是否有可能探討這種極限。我們覺得，中國內地住宅太過于奢侈，我們去看香港日本。當時日本電視臺采訪我的時候，導演非常驚訝，我能住這么大的房子。他工作一輩子，在東京才住著70平米（當然是使用面積），我買了120多平米。我就覺得我們是有些東西過于粗線條。

當時建的模塊中，還包括儲物空間。空間小但也不能永遠這樣壓抑。因為實際功能滿足之后，心理功能也需要探討。

在研究3米4之后，標準層高應該是多少呢？我當時像一個老師一樣，給事務所的年輕人出題目，我們有一個說可以做2米8，最小的一種可能性，因為2米8沒有垂直的變化。在平面里摳這個尺寸，是否可以做到所有功能都滿足？我們發現，也基本可以。保證一張床，一個過道，標準的廚衛這樣的空間，有一個書桌，上面還有一個電視，還有一些邊角的櫥，就很像日本迷你小酒店的做法。我們通過圖紙的繪制，發現是可以接受的。

當時也做了一些透視圖。你進門的時候有什么感受，在門里向外看是什么樣的。所有的風格都希望通過薄的、可變化的窗簾來隔斷。后來很多小裝修都是這么做的。因為室內空間不變了，就會覺得很小，可變就是可大，床可以翻起來。當時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探討，把馬桶間單獨盥洗空間拉出來，通過功能、時間性因素放大戶型的面積，做了很多這樣的嘗試。

我希望這樣的居住狀態能滿足剛畢業的學生需求。我的理由是，你上個月還在四人間待著都不抱怨，現在一個人獨門獨戶，已經夠了。從學生剛步入社會的過渡期，他對居住的要求也不像有家庭有孩子的人。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需求是被尊重的，是我們期望的結果。

難的是組合

研究住宅只研究單體是沒有意義的。這個單體以什么方式變成一個標準，以什么方式變成一棟樓，再以什么方式變成一個梯塊，這才是真正最難的事。剛才前面說了有兩件事情要做，一個是縮小住宅面積，一個是增加土地利用效率，也就是提高容積率，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進行了“極限挑戰”。我們給自己做一個基地，100米乘100米的方陣，如果不考慮周邊人群，再高也是100米立方，我們可以容納多少住宅。當時我們基本發現，它是最大化的周長，最大化通風采光，雖然不一定能滿足現在日照的規范。

我們研究出基本容積率可以超過6的一個空間架構。如果在市中心，本來當時規劃只能做2.5容積率的住宅，因為上海市中心住宅的容積率基本都是2.5。我的理由是，我不是做公益，可以說服開發商、政府，做到在容積率為6的情況下，賺得更多。而且它的好處是，這些住戶的車位配置都不需要那么多，地下室壓力也很小。開發商賺得多，政府又能容納那么多年輕人。我們當時想，何樂而不為。

大家想得比較天真，也不知道房產背后還有很多因素，我們只是從理工科的思維方式去探討一個地塊的價值，覺得是雙贏。社會效益也有，開發商效益也有保證，同時也能讓城市不再擴張。因為我寧愿在市中心住這樣一個小戶型，也不愿意去郊區住一個大的，市中心對人還是有巨大的吸引力。

后來有很多人說，我的性格永遠喜歡在那抗爭，永遠是不服。我當時跟別人說這么一句話，我這個東西不是創新，是你們走得太歪了。大家被所謂的價值，被房地產或者父母、同學、朋友制約，永遠按照這樣的方式去思考。結果就把中國推向一個跟世界每個國家都不一樣的國家。

當時提出這種觀點，很多人認為我有病，這種事用你考慮？你一個事務所，一天活都沒得干，還考慮社會關懷的事情。我當時說，我也不是有那么多善心，我身邊有一些人遇到這樣的問題，我作為一個職業建筑師，可以用專業善待身邊的人和改變社會，不能放過。

我們只是做一個極限的探討。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可以讓住在小戶型里的人有一點尊嚴，如果真的有這樣一棟樓也挺漂亮的，也可能有上千個年輕人在一塊，有很多公共空間在下面，他們也會覺得非常有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