覲見中國皇帝的時候，跪還是不跪，這是一個纏繞在18世紀到19世紀泰西各國赴華使節頭上的問題。

清朝朝廷也沒料到，在這個中國人看來理所當然的禮節方面，不得不與泰西各國先后爭辯，發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甚至沖突。1859年進北京換約的美國公使華約翰，就遇到了這個棘手的問題。

為了清楚起見，我們先來簡單地梳理一番清代中西交通上的叩頭史。

清代泰西赴華使節叩頭小史

清代中西叩頭一事鬧得最大的，當屬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不過，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不是第一個對叩頭提出異議的西方使節，也不是所有的歐洲使節都拒絕行叩頭禮。

泰西赴華使團中最早遇到叩頭這一禮儀的，是1656年即順治十三年抵達北京的俄羅斯使團。該使團于1654年由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 （1629-1676）派遣，以費爾多?伊斯科維奇?巴伊科夫（Feodor Iskowitz Backhoff）為首，行經內蒙古歸化城，于1656年3月3日抵達北京。

巴伊科夫不肯向中國皇帝行跪拜叩頭禮，明確表示即便在俄國他們也不向沙皇行如此禮節，因而只能向中國皇帝行深深的脫帽鞠躬禮。8月21日，清廷再次要求巴伊科夫覲見之時行叩頭禮，后者再度婉拒。雙方雖未再就此交涉，但俄羅斯使團最終并沒有能夠成功覲見順治皇帝，很快于8月31日離開了北京回國，相當于被清廷禮送出京了。

第二個遭遇叩頭問題的西方使團，是1656年7月份抵達北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該使團從廣州出發，在巴伊科夫使團抵達北京的4個月后進入北京，目標是擴大在華貿易范圍。荷蘭人對雙方形勢認識的比較清楚，所以一開始就答應會順從叩頭儀節。8月14日，禮部派員帶領荷蘭人演儀，為正式覲見前的演習。此種演習自明朝以來就存在，來自朝鮮、琉球等國的貢使經常參加，在中國朝廷眼中，此種演儀的目的是“風四夷”，即以中國之禮儀風化四夷。荷蘭人遇到的恰是此種傳統。

19世紀初年廣州港口的幾個外貿國家商棧，最右邊的為荷蘭。

禮部帶領荷蘭人演儀之時，贊禮官高喊一聲“跪”，荷蘭人皆跪；又喊“叩頭”，眾人皆叩頭三次；再喊“起”，眾人皆站立。這樣先后進行了三次，是為三跪九叩頭，乃有清一代對天子所行之大禮。

10月2日，順治皇帝于凌晨兩點鐘接見了荷蘭使團，眾人按照8月14日的演習，均行了叩頭禮。清廷遂允準荷蘭國每八年一貢，朝貢使團不許超過100人，準許進京者20人。

這次覲見，使得荷蘭成功登上了大清的正式朝貢國家名單，而且清廷還認為“荷蘭在東南海中”，赴華朝貢實屬不易，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加推恩典，準許其國五年一貢。朝貢和貿易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由十年改五年，在北京眼中系懷柔遠人的恩典。

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后，俄國曾派遣一名丹麥的旅行家和外交官伊維特?斯布蘭特?伊戴斯（Evert Ysbrants Ides，1657-1708）作為大使，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抵達北京，但這位大使并沒有留下覲見康熙皇帝時候所行禮節的記錄。

1719年，彼得大帝（1672-1725）派遣本國的利奧夫?伊茲邁洛夫伯爵（Leoff Ismailoff）帶領使團前往中國。翌年（康熙五十九年）11月29日，伊茲邁洛夫伯爵一行高高興興地進入北京。清廷官員在饋贈俄人皇帝賞賜的珍饈美味之余，要求俄國人覲見之時行叩頭禮。伊茲邁洛夫伯爵表示不同意，說他是代表了俄國的君主，而俄國君主和大清皇帝乃是平起平坐的。同時，他也要求必須親自把國書遞交到康熙皇帝手中，而不是通過其他人之手，這一提議是不符合清廷禮儀的，于是與叩頭禮一起，成為雙方爭執的所在。

最后，康熙皇帝表示破例允許俄使親手遞交國書，并且說日后清朝的使臣去俄國的時候，也會按照俄國的禮儀對俄國君主行禮；這樣，伊茲邁洛夫立即答應可以向康熙皇帝行叩頭大禮。當時在北京的耶穌會神父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6）記載說，康熙皇帝派了 一個高官去向伊茲邁洛夫攜帶的沙皇的信行了三跪九叩禮，這使俄使當即決定對康熙行一樣的禮。無論如何，雙方達成了一致意見。12月21日，伊茲邁洛夫在圓明園覲見了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禮，并親自把國書交到了康熙手中。

俄國使團離開七年以后，1727年（雍正五年）5月份，葡萄牙派遣以亞歷山大?麥德樂?墨乃祖斯（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1687-1766）為首的使團經澳門抵達北京。麥德樂使團巧妙援引了1720年俄國伊茲邁洛夫使團的前例，得以親自呈遞國書至雍正帝手中，并行三跪九叩禮。

西方使節對清帝行三跪九叩，原本并不是行不通的事，但1793年抵達北京的英國的馬嘎爾尼，碰到了不愿在禮節上妥協的乾隆皇帝，雙方終將這一問題做成了不可調和之局。因此馬嘎爾尼一行，是清代叩頭史上的轉折點。

此事中西敘述，足可汗牛，在此不必多講，只提其中的一個環節，那就是馬嘎爾尼在清朝方面要求其覲見之時行三跪九叩頭禮的時候，提出清朝的官員也要在他所攜帶的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畫像前行同等之禮。這一提議，和1720年俄國伊茲邁洛夫所做的基本一致，康熙皇帝當年拍板決定可以這樣做，馬國賢神父也說的確有中國官員跪拜彼得大帝親筆國書的發生。然而，馬嘎爾尼抵達中國的時候已經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彼時大清國早已平定了準回各部，統一了天山南北，昔日西域顯赫一時的王公貴族甚至越南國國王也都親自到熱河或北京覲見皇帝并行跪拜大禮，乾隆皇帝也已經打算以“十全老人”名垂后世，整個大清國正處于巔峰時期。當此之時，讓大清國的官員對著遠在重洋的區區英國的一個國王行三跪九叩大禮，不啻是天方夜譚。和伊茲邁洛夫相比，馬嘎爾尼的不幸，在于遇到了一個已經一統天下的體制化了的大清國。

1793年9月14日馬嘎爾尼在熱河避暑山莊大萬樹園內單膝叩見乾隆皇帝。

最后，馬嘎爾尼提出單膝跪拜乾隆皇帝，此系在英國老家對英王所行之大禮。乾隆皇帝允許了這一做法，從馬嘎爾尼的隨行代表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1737-1801）12歲的兒子喬治?托馬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的日記來看，英國人的確是單膝跪地行了禮，此事也為中西學者們的長篇累牘的考察所證實。然而，乾隆皇帝的心里是不痛快的，接見了英國人以后，就把身邊的軍機大臣連同沿途招待過英國使團的地方官們數落了一通，再趁著這個機會，把英國提出的擴大通商地域以及公使駐京的種種要求，逐個婉拒，最后寫了一封上諭給英國國王，把馬嘎爾尼一行打發回了廣州去。

因為這種不算愉快的在禮節上的遭遇，馬嘎爾尼使團開始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頑固自閉的老大帝國，這對當時代的歐美國家以及后來以歐美歷史和文明為中心去闡釋整個世界歷史的人們理解清代中國的時候，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而且是非常片面化的影響。近年以來也有歐美學者仔細考察了這種影響的學術史脈絡。

馬嘎爾尼之所以不愿屈從于叩頭禮，主要是堅信他是英國君主的代表，不能以匍匐于中國皇帝腳下而使英國主權、國體和君主顏面受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歐洲人都這樣認為。馬嘎爾尼走后兩年，1795年1月，也就是中國人正在喜迎春節的乾隆六十年臘月，從廣州北上的荷蘭使團抵達了北京，并且很快就隨同朝鮮貢使和蒙古王公們一起，對乾隆皇帝行了跪拜禮。荷蘭人和以前一樣，樸素而務實，雖然飽經臘月北京的風雪冰冷之苦，但在儀節方面并未留下任何讓北京朝廷不快的事情。

這之后，1805年即嘉慶十年，俄羅斯的一個以外交家尤里?亞歷山大洛維奇?戈羅夫金（Yurii Alexandrovich Golovkin，1762-1846）為首的使團發往北京，并于1806年1月中旬抵達了庫倫（今烏蘭巴托）。清朝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在庫倫設立了辦事大臣，所以戈羅夫金抵達庫倫以后，就得以通過當地官員與北京溝通。在這一過程中，戈羅夫金明確拒絕向中國皇帝行叩頭禮，并說英國馬嘎爾尼就沒有叩頭，足見馬嘎爾尼使行對歐洲理解對華外交的影響。清廷通過庫倫大臣賜宴俄使之時，地方官亦要求戈羅夫金朝著代表皇帝的一個屏風和一張鋪著明黃色布的桌子叩頭，但戈羅夫金再次拒絕，結果該宴也就沒有賜成。一個月之后，清廷就禮送俄使一行出境返國了。其實，清朝官員對這位戈羅夫金的家世恐怕也沒有弄清楚，戈羅夫金的曾祖噶菲拉?伊萬諾維奇?戈羅夫金（Gavrila Ivanovich Golovkin，1660-1734）曾經是彼得大帝身邊的紅人，于1707年晉升神圣羅馬帝國的伯爵，1710年封俄羅斯帝國（沙皇俄國）的伯爵，長期把持沙皇俄國的外交政策，為人孤傲不馴。其曾孫在這種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如果能夠對叩拜中國皇帝的禮儀表示接受，才真是咄咄怪事。

十年以后的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繼馬嘎爾尼使團之后，派遣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帶領使團前往北京，再做交涉的嘗試。有關這次使行的研究也非常之多，不必贅述。簡單來說，就對皇帝叩頭問題，阿美士德提出了和馬嘎爾尼一樣的建議，即如果中國和他身份相等的官員對英國君主行同樣的三跪九叩禮的話，他就對嘉慶皇帝行這樣的禮。清廷自然不肯妥協，嘉慶帝也很生氣，于是阿美士德一行雖然進京了，卻最終未能覲見天顏。

阿美士德使行的失敗，在歐洲引發了很多討論，大多數的人認為赴華使節代表的是本國的國王，是和大清國皇帝平等的，因此不能匍匐于皇帝腳下。曾在1793年以12歲的年齡跟隨馬嘎爾尼一起覲見了乾隆皇帝并獲賞荷包等物的小斯當東，后來在東印度公司從事工作多年，并在1816年充任了阿美士德使團的副手，他是英國公認的幾個為數不多的能夠讀懂中文以及被認為是了解中國的人。他對中國抱有很多好感，但是也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明確表示，若以文明層級而論，當前的中國的確處于底層。這種評論，自然也使得大部分出身富貴的英國和歐洲的外交官們不會向中國皇帝低頭。

1793年單膝跪見乾隆皇帝的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后來小斯當東贊成英國對華使用武力解決貿易糾紛和其他問題，是為鴉片戰爭。

然而，在針對中國的這種禮儀評論之中，至少有一個著名的歐洲皇帝做了很不一樣的評論。彼時，那位皇帝剛剛兵敗被流放關押于西非的圣赫勒拿島，他就是拿破侖（1769-1821）。拿破侖說：

大使們（ambassadors）既不與其君主平等，也不能代表其君主；君主們從來都沒有平等對待過他們。大使們代表其君主的這一錯誤觀念，是封建習俗（feudal customs）的一個傳統；在這種習俗之內，一個大諸侯國是派一個大使來代表其奉行效忠的，而這個大使也因為其君主的緣故而受到同等的尊榮。……中國皇帝有權要求使節叩頭。你們執迷于一個假設，就是用英國王室（Court of St James's）的一套去衡量北京宮廷的禮儀；其實最簡單的原則早就在那里了，那就是在交涉和禮儀交往中，一個大使不能代表其君主，他只具有在出使國當地獲得和他同等官銜的要員們同等對待的權力，以及去處理問題和克服困難。俄國和英國應該訓令他們的大使們在北京叩頭，并要求中國大使在倫敦和彼得堡按照本國王公大臣們應行的禮節行禮。只有尊重一國之風俗，你方可讓自己的風俗更得尊重；而在一外國之內對其國君恭行儀節，也是非常合適和受人尊敬之事。你們國家里任何一個有判斷力的人都可以考慮拒絕叩頭，只要不計這樣做所帶來的非正當以及非常不幸的后果的話。

可以想見，假若拿破侖沒有兵敗而是繼續統治下去并派遣使節到中國的話，他的大使一定會對大清皇帝三跪九叩；然而，歐洲只有一個拿破侖。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以后，于1842年同英國簽署了《南京條約》，但該條約以及嗣后的同一時期的中外條約還并未涉及歐美公使入京之事，所以并未對覲見大清皇帝禮儀造成任何影響。

美國公使華約翰對叩頭的態度

1859年5月28日，華約翰以新任美國駐華全權公使的身份，乘坐蒸汽巡防艦寶哈坦號（Powhatan）抵達上海，其使命是與北京交換1858年的天津條約，并遞交美國總統布坎南的親筆信。

欽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納早已在上海等候，并與華約翰以及英法兩國公使一起商談下一步計劃。三國公使著急進京，但兩位欽差卻不溫不火，以至于華約翰使團的第一秘書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認為，中國人不認為按期換約是多么重要的事情，顯然還沒有學會西方的外交準則。

衛三畏是美國傳教士兼漢學家，早在1848年就在紐約出版了《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乃當時很多西方讀者和外交官了解中國情形的流行參考書。中方當時叫衛三畏“衛廉士”，并視其為美國使團的“副使”。

衛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國總論》內的一幅洋溢著中國風情的插圖，上面的幾個人物包括了官員、隨從、小販、行者和婦女；牌坊上書“中國總論”四字，內配英文標題The Middle Kingdom。牌坊左右為楹聯一幅，上聯書“仁者愛人由親及疎”，下聯書“西方之人有圣者也”，均系孔孟之言，而選擇這兩句放上去，顯然亦有深意在。

華約翰一行很快北抵天津，并于7月8日在北塘會見直隸總督恒福以及布政使文煜，說明了來意。會晤進行的很順利，事后恒福和文煜上奏咸豐皇帝說“米酋華約翰”等人“詞意頗為恭順”。

經過一番交涉，華約翰被允許由北塘登陸進京，除書寫中國字的10人員役之外，使團自身不得超過20人，這個人數其實是清朝對待一些朝貢外藩的進京使團限額，不過美國人并沒有明白這一點。華約翰很快組織了20個人的使團，但其中有一個人生病不能前往，因此最后動身進京的一共19人，加10名書員，共計29人。在19人主要成員之中，除了全權公使華約翰以及其他的一些軍官之外，還包括兩位美國公使館秘書，其中一人為衛三畏，另外有兩位協理秘書，而其中一人是丁韙良，即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

美國使團進京途中。選自丁韙良：《花甲記憶》(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6)，第203頁。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于1850年來到中國寧波傳教，于1858年協助當時的美國公使列衛廉同北京簽署了中美天津條約，現在又隨同新任公使入京換約。丁韙良日后基本都生活在北京，參與了中國第一份國際法《萬國公法》的編譯，陸續出任了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以及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習的職位，乃近代中國歷史上影響頗大的一位美國傳教士。本次使行主要是丁韙良擔任的翻譯。

清朝從大臣到皇帝對美國人進京換約之舉，有著各種不放心，總覺得美國人舍棄英法俄等國單獨進京，殊為詭異，而美方要代俄國公使捎給俄國駐京人員的信，也讓北京朝廷懷疑美俄二夷意欲串聯。于是，就美國人進京的路線，君臣上下也大費周章地討論了一回。恒福和文煜向咸豐帝提議華約翰入京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北塘陸路走到天津，然后由水路抵達通州后入京，另一條是由北塘陸路行至香河，自香河由水路抵達通州后入京，然而天津人煙稠密，夷人經過的話恐怕驚擾當地，所以不如走香河；如果“米夷”拒絕此條路線，那再走天津不遲。此時防守天津的僧格林沁也上奏說，米夷意圖不明，不能讓他們經過天津城，以免發生沖突之類。咸豐皇帝回復說，這兩條路線由美國人自己選擇一條，斷不可勒令其只走香河，以免對方懷疑，可見也是吸收了剛剛和英法在大沽口外發生戰事的經驗。

恒福、文煜和僧格林沁商量以后，決定讓美國人先從北塘登陸，然后陸路行走至軍糧城，由軍糧城到北倉上船，水路直抵通州后入京。北倉距離天津城二十里，所以美國人雖然行走了天津地面，但是難窺天津虛實。華約翰一行果然是按照中方這條路線進京的，自北塘騎馬經過軍糧城，到北倉后乘坐兩艘中國大船北上，抵達通州，于7月28日進入北京并入住早就被安排好的館舍。中方早就責令負責護送的清河道崇厚等人和沿途文武各官一起，一路上要“不動聲色，密加防范”。中國對外國人的這種懷疑戒備之心，從來沒有消失。

副使衛三畏詳細記載了他們一行的入京路線，上圖系其報告之一部，可見“軍糧城”、“北倉”、“西提[堤]頭”還特意標出了漢字。這條路線是恒福和僧格林沁特意制定的。

抵京后，美國人立即遇到了叩頭禮的挑戰。在與桂良和花沙納的面談中間，桂良等人承認美國不是像朝鮮、越南和琉球那樣的朝貢國家，沒有攜帶貢物來京，覲見大皇帝之時亦不必行三跪九叩禮，但是作為中國的與國即友邦，當考慮行一跪三叩頭。美國人立即表示了猶豫不解，因為事前在上海中方并沒有提到這件事，而且中美條約上也未涉及覲見一層，覲見亦不是北京允許美國公使進京的前提條件。

就此，華約翰在強調了他對中國皇帝所懷的尊敬之余，表示自己不能在覲見之時下跪磕頭，因為即便在美國他也不向美國總統行這樣的禮，而美國所有的駐外代表也不曾行叩頭禮。華約翰強調說，下跪在他看來是一種宗教上的禮儀，他只在上帝面前才下跪（副使衛三畏記載說華約翰說他只對上帝下跪，然而丁韙良卻記載說，華約翰說他只對上帝和女人下跪）。就此，花沙納反對說，兩國的君主是平等的，中美雙方的代表也是平等的，則如果美國人不下跪，那么就和中國的同行們不平等了。華約翰回答說，中美雙方的代表應該按照自己所代表的君主行禮，美國代表們不能在國外做有損榮譽之事，如果硬要下跪而內心不愿意跪，就成了偽君子了，因此對中國皇帝行鞠躬禮的話，照樣可以表達對皇帝陛下的崇敬之情。

美國人順勢反問花沙納和桂良說，中國代表難道愿意在海外做有損榮譽之事或者有悖良心之事嗎？他們原本以為中國人會說不，詎料桂良當即回答說他愿意在華盛頓叩頭，或者做一切與美國總統相見之時被要求做的事情，而且假如必要的話，他也可以在美國總統跟前焚香。這種坦率的回答讓美國人一時不知所措。桂良的助手進一步強調說，如果不跪拜皇帝就是不敬，中國人跪拜上蒼亦是如此。

在烈日炎炎的8月2日，雙方又進行了一場5個小時多的會談，再次在跪拜禮儀上糾纏了一番。中方堅持說，下跪這種禮儀在歐洲的朝廷覲見場合也是有的，例如英國就是這樣，所以華約翰完全可以跪拜中國皇帝，正如歐洲人在羅馬跪拜教皇一樣。美國人則解釋說，英國朝廷也不是凡事都下跪的，只有在授勛的時候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場合才有下跪禮儀，而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使臣也從來不對英國女王或者羅馬的教皇下跪，而女王和教皇也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因此在中國亦不能跪。

2011年10月12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加封英國演員布魯斯?福賽斯（Bruce Forsyth, 1928-2017）男爵。布魯斯單膝跪在一個小凳墊子上，此系英王室現在加封爵位時候的跪禮情景。

和美國人交談的欽差花沙納，按照我們今天的標準看，也算是曾經出國公干過的人：他早就于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的時候出使朝鮮冊封王妃。然而，他所看到的世界不外乎是常被我們稱之為東亞禮儀秩序的世界，朝鮮自臣服大清以來行事一貫謹慎，事大之禮無稍怠慢，所以花沙納也實在沒有見到過這個秩序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中美雙方代表們的世界觀念，差別極大。

禮儀交談陷入僵局，桂良等提議說，面見皇帝之時，中方可以安排在華約翰前面放置一張圍著布簾子的桌子，讓華約翰看上去似乎要跪拜，具體操作方法是：覲見之時，華約翰做出欲跪之勢，此時兩名宮廷侍從連忙上前挽住華約翰的胳膊并說“不要跪、不要跪”。桂良等欲以此折中辦法來做調和，但咸豐皇帝和華約翰兩方面都沒有認同這種做法。丁韙良事后回憶說：“我寧愿認為他們[指宮廷侍從]是要按著讓他下跪，而不是要阻止他跪。”丁韙良也記載說他們聽說皇帝為此非常生氣，但依舊允許他們到北塘換約。

覲見最終沒法舉行，華約翰把國書交給了花沙納和桂良，由他們代遞給咸豐皇帝。8月10日，華約翰一行開始離京回返天津。回到北塘的時候，助理翻譯葉韙良（William Aitchison, 1826-1859）病情加重，不幸逝世，被埋葬在北塘的船只停泊地。在他的文書里，同事們發現了一份葉韙良提前寫好的令人傷感的挽詩：

勿讓周圍的朋友合上我停止的眼，

或附耳傾聽我最后的鼻息；

教堂后院并非我的安息之所；

勿讓圣塵落我胸前。

勿讓我也在前人長眠之地沉睡；

我所摯愛的人兒勿要在我的上方抽泣！

勿要墓碑標明此處，

即我的身軀要在這些土塊下面腐朽之地。

16日，華約翰一行在北塘與直隸總督恒福舉行了簡單地換約，其外交使命算正式完成。恒福在給咸豐帝的奏折里說，他告訴美國公使，允許在北塘換約乃是“皇上圣德如天，曲加體恤”的結果，而換約以后華約翰則“感戴皇仁，欣歡無既”；其實如此之種種描述，皆系討皇帝歡心的套話而已。

換約以后，為了表示兩國恢復和好，恒福等人按照北京的指示，把之前在同英法交戰時候俘虜的兩名戰俘中的一人，即所謂“蔣十坡”者，還給美國人。蔣十坡實是John Powers，之前他宣稱他是一名美國人，到了北塘卻改口說他是生在加拿大的。華約翰等人費了好大的力氣，向恒福等講明了蔣十坡不是美國人，系加拿大的、英國的人，而且他們也不負責帶回戰俘的使命，即便蔣十坡真的是個美國人。恒福等人比較驚訝，但出于人道主義，還是決定讓美國人帶走蔣十坡。美方記載說蔣十坡在中國受到了很不錯的對待，隨后美方把他交給了英國海軍。（注：加拿大當時是大英帝國在北美的“加拿大省”，即Province of Canada；現在的聯邦形式的加拿大是1867年正式組建而成的）

中美換約兩個多月以后的1859年10月25日，一批歐美學者在上海召開了皇家亞洲學會會議，作為學會成員之一的衛三畏宣讀了他的題為《美國公使進京記》的報告，詳細地介紹了他進京的外交經歷，兼及一路上所見的北塘、通州、北京的風土民情。衛三畏表示整個赴京前后都是清朝方面熱情接待的他們，但他其實并沒有明白這是北京對待外藩朝貢的典型做法。在他的報告的末尾，衛三畏附上了法國漢學家鮑狄埃（Par G. Pauthier，即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同年剛剛在巴黎出版的《中國政治關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Chine）的第10章內的第209到234頁的內容，這一部分是有關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禮儀沖突的，但重點在于指出這種沖突早從波斯帝國大流士以來就一直存在，然后歷數在西方此種跪拜禮儀沖突的歷史。鮑狄埃本人最后的結論是各國最好按照自己的禮儀行禮，如此各方便不必強求于一處，庶可相安無事。衛三畏做此援引，也未嘗沒有希望中外可以拋卻禮儀上的糾纏的意思罷。衛三畏后來擔任過好幾屆美國代理駐華公使，回到美國后成了耶魯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也是美國學界的第一位漢學家。

1873年倫敦畫報描繪的歐美五國公使覲見同治皇帝時候的場景，這是有清第一次未行跪拜禮節的覲見儀式。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后，英法美各國獲得了公使駐扎北京的權利，但這些公使提出的覲見同治皇帝的要求，都被清廷以皇帝年幼為辭抵擋了回去。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以后，清廷的借口頓失，18歲的同治皇帝這才在歷來接見外藩的中南海紫光閣內，接見了日本大使（副島種臣以“大使”頭銜赴華）以及英、法、美、俄、德五國公使，叩頭大禮對這些國家而言，才算正式停止。當然，朝鮮、琉球等藩國，依舊行此大禮，直到雙方的宗藩關系結束為止，但那系另一個層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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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