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但《史記》有《游俠列傳》作為贊頌。唐后則有“劍俠”之稱，是把“劍”作為行動的特征了。像鑒湖女俠秋瑾的小照就是拿著小刀的。她把革命精神和“劍俠”精神合一了。而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開始，更流行一種以“劍俠”為題材的“武俠小說”。

但回視建國之初，大陸武俠小說無立足之點。在香港，武俠文化因題材和手法的陳陳相因，亦不太受歡迎。而到1954年，卻因發生了陳克夫與吳公儀在澳門擂臺比武，當時更由何賢為公證。這事令羅孚靈機一動，立約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撰《龍虎斗京華》，在《新晚報》連載，出奇地銷量頓升。次年查良鏞以“金庸”筆名撰《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連載，由此，武俠小說和電影蔚然成風，經六十多年而未見頹勢。

這六十年中，金庸是足為武俠文化的代表的。金庸1948 年由上海《大公報》派來香港。1952年籌辦《新晚報》并任副刊編輯。1953年為長城電影公司撰《絕代佳人》及歌詞。1955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1956年為《商報》撰《碧血劍》。1957年離《大公報》入長城電影公司。1958年撰《射雕英雄傳》。

武俠文化在羅孚的催生之初，香港《大公報》有稱“三劍”，是陳凡、梁羽生、金庸。陳凡以《大公報》副總編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梁羽生則是他手下的副刊編輯，后來三人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從1956年10月開始，但不足百日便結束，后來曾結集成書。而所謂“三劍”看來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三人均以寫劍俠小說而見稱于當時。這雖是小事，也足見當時的作者自矜和社會風尚，也可以說是金庸武俠小說事業起點的氛圍。

后來金庸自己辦《明報》，創刊的第三版就設小說版，該版的第一段通欄就是金庸的《神雕俠侶》，占位一千字。跟著的是宋玉《赤眉女杰》，白祺英《劍馬縱橫記》，另有圖式武俠小說《雙雄爭霸》。這樣更掀起武俠小說的聲勢。在《明報》出版的第六天，其頭版更出現這樣的廣告：“金庸名著《射雕英雄傳》，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臺廣播。”從小說到電影、電臺，這足令香港興起武俠文化的高潮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武俠文化泯滅于大陸，卻興盛于香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武俠文化的始發點在于中共香港工委領導的左派新聞機構。但也悄然出現過危機。是五十年代末，吳南生招待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夢、傅奇等。金庸在會上提出，能不能將武俠小說拍成電影，當時就有人反對，且對金庸的提議有所責難。幸得吳南生發聲遏止。是吳南生一錘定音，令香港的武俠文化的高潮再延續多年。

就在吳南生“論劍”之后，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勢創辦峨嵋影片公司，改編制作金庸《射雕英雄傳》（上下集，1958、1959）、《碧血劍》（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發魔女傳》（上下集，1959），風行一時。嗣后長城的《云海玉弓緣》，邵氏等相繼出品的許多武俠電影，雄霸一方，影響深遠。追本溯源，是吳南生一語，帶出了六十年的興旺。

揆諸歷史，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四季社”（法國的秘密革命團體，宗旨是以暴力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活躍于1837年至1839年）、“正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法國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組織）都是富于俠義精神的組織，帶有民粹主義的味道，如“均貧富”、“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就很有水泊梁山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實馬克思也認可過民粹黨人的綱領。馬克思主義之能傳入俄國，更是民粹者的功勞。當然，“俠義精神”絕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相比，但兩者的出發點和基礎是相近的。

明乎此，老一輩共產黨人熱衷武俠小說就可以理解了。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書去蘇聯，給毛岸英毛岸青，當中就有《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俠義江湖》等。賀龍睡的床做得很大，以便把書擺滿半張床，就中即有許多武俠小說。而鄧小平更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習慣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尤喜《射雕英雄傳》，所以1981年鄧在北京接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年三劍俠最早故去的是陳凡，那是1997年。到2009年梁羽生也故去了。2014年去的是羅孚，半年前逝去了吳南生，昨天，查大俠也大歸了。“三劍俠”都已成了歷史。

（本文部分內容節取自舊作《吳南生一語護持香港武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