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有言：“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過渡表現在方方面面，思想文化的過渡變遷也是“千年變局”中的重要一環。傳統的思想、文化在近代面臨著西潮的巨大沖擊，這是中國古代所未有的。自從80年代“國學熱”興起以來，傳統是什么，傳統如何與現代結合，不僅僅是當代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也是在“過渡時代”下的中國轉型的重大議題。

一、西潮沖擊下的中國

作為歷史上主體相對統一并延續至今的國家，中國在全世界僅此一例。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歷史悠久，思想文化自成體系，今人看來自然十分自豪。但這在梁啟超眼中，卻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帝國”，傳統在他看來是“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這樣的觀感無意中點明了一個現實，當中國在近代面對著西方文化的沖擊時，似乎難以轉身，甚至不知何去何從。

中國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從不缺乏文化自信，這表現在傳統天下體系下的“夷夏之辨”。在天下體系中，中國顧名思義是處于天下之中的，西周何尊的銘文即有“宅茲中國”一語。當時的中國尚單指洛陽一地，但隨著疆域的擴張和文明的擴展，中國也成為王朝統治下地域的稱呼。中國內的百姓，皆是華夏，是知禮儀、明是非、孝父母、尊君長的人群。孟子有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華夏文質彬彬，而蠻夷則是野蠻的代表。在中國古人看來，華夏的自信便來自于文化，來自于傳統的禮樂制度。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通過文化的感染力，自然可以懷柔遠人。

周潤發飾演的孔子

但在近代，這種情況有所變化，華夷態勢逆轉，中國由“文”至“野蠻”，從“華夏”降格為“蠻夷”。

作為較早睜眼看世界的郭嵩燾，在出使英國時，切身感受了西方文明，不由大加贊賞，心中已對既有的“華夏”“蠻夷”之分存有疑慮。早年留學美國的胡適曾說：“當中國酣睡之時，西人已為世界造一新文明。”這是一個不斷演進強化的傾向，愈往后的讀書人，對中國傳統的懷疑愈重，對其批判也愈激烈。百日維新的參與者譚嗣同，便曾大加批判中國兩千余年的制度：“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稍后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更是說：“傳統既然是個整體，就必須全面反對，即使孔教并非無一可取，也不能不徹底否定之。”可以看出，中國對傳統的信心已經消失，更重要的是，傳統作為一個“整體”，被認為是負面的文化，所以要被遺棄。

胡適

這種全盤否定中國傳統的做法，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前所未見。古代中國也經歷了多次文化變遷，域外文明的傳入也曾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知識思想體系。但其都被中國傳統消解、融合，例如中國化的禪宗。此外，古代士大夫從未對儒學，對整個歷史所遺存下來的“先王之法”做完全的切割。同樣是西潮的傳入，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也尚未引起士人對自身的全面懷疑。

如若將原因全部歸結為政治上的失敗和西方船堅炮利的極大誘惑，似乎不大能講得通。古代中國也多次面臨“蠻夷”的入侵，且大多時候中國武力不占優勢。例如宋朝被元滅國，清朝作為滿人入關，也是被華夏傳統所“涵化”。應該說中原王朝即使處于戰略守勢，甚至被外族滅國，但文化依然保持著生機，并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外族。近代中國雖然在西方侵略下被打開國門，但主權尚能維持，亡國滅種的危機并不太顯著，況且在以往中國人的認知中，并不以一時成敗論英雄，為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傳統文化首先就立不住呢？原因當在于中西學戰、文化戰的過程中，中國傳統落下陣來。

近代的西潮傳入，是西方有準備的學戰的結果。傳教士進入中國，帶有傳播西方文明的任務，西方以成體系的知識對抗中國。國人的觀念逐步被西方的判斷準則所改變，便不得不對西方亦步亦趨。

傳教士

二、社會權勢的轉移

近代的西方文明，帶有全球擴張的性質，對全世界的前現代國家都有著巨大的沖擊。在這種沖擊下，前現代國家不是被征服成為殖民地，就是自身內部的社會結構開始變化。中國的情況屬于后者，社會結構的改變，更使得傳統無法立足。

清末新政里一個重要的內容便是廢科舉。在傳統中國社會，科舉制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國策。諾大的一個農業國家，政權控制無法有效地下達到鄉村地區。“皇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的說法可能稍顯絕對，但在整體社會結構上確實如此。而科舉制不僅提供了相對公平的社會流通渠道，更是將國家所提倡的思想文化和價值理念傳播到基層。儒學以此成為帝國內部通行的價值體系，也使得整個國家結構相對穩固。這其中，士大夫（鄉紳）的作用不可忽略，他們在朝為官，在鄉為紳，是國家的中間階層。一方面，士大夫是“道統”的傳承者，他們自身便是讀書人、學者，維護著既有的價值體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地方權勢的掌控者，肩負著維持地方秩序，教化百姓的責任。

1905年，科舉制廢除，導致社會權勢發生了改變。科舉制廢除后，曾經的上升通道被斷絕，改以新的方式選拔人才，這些鄉間的士大夫們，無法再以曾經的方式上升。而且科舉改革后，西學逐步成為主流，代替中學成為主要考試科目，而西學在傳統的鄉間是無法習得的，無奈之下，大批士人只得走向城市，另尋出路。這不僅帶來了城鄉分離的結果，更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傳承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生長的土壤，中國傳統文化便是扎根于農業社會的鄉間土地上。離開了鄉土的士大夫，放棄了地方的權勢，也放棄了傳統的文化，從以往社會權勢的重心，變為了社會的“邊緣人”。

大批進入城市的士人，思想不中不西，不新不舊，既未受到嚴格的中學訓練，一時間也無法系統學習西方知識，他們初通文墨但不精，他們不再留戀鄉土，在認同方面，更傾向于西化的城市精英。例如尚處于上海求學時期的胡適，“見人則面紅耳赤”的不自信、“自命為新人物”的渴求以及一直在等待“我的機會來了”的心理，正是思想文化過渡時期士人尷尬處境的體現。在城市中，這一批人只是邊緣知識分子，像胡適這樣做到留洋而成為知識精英的尚為少數。要跟上城市的腳步，被認同為精英，他們必須趨新，由此便走向了激進化的道路，更為強烈地反對傳統。

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傳統士人的轉型，當然不會使中國傳統文化走向消亡。但是，曾經傳統文化的辯護人已然轉型，鄉間的農民又無法有意識地以中學對抗西學，種種變化自然導致思想權勢移位。

三、失去思想重心：中西、新舊的糾葛

近代中國應當可以說是失去思想重心的時代，不同的個體表現出不同的糾結。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西學體系下，逐漸無法自我表述，而民族主義的情緒，使得當時人不得不去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各方面的轉型都面臨著許多問題。

且以學科建設和中醫為例。中國傳統并無如近代西方一般的嚴格學科劃分，經史子集并不如歷史、哲學、政治等學科有著明確的界限。近代中國跟隨西方的腳步，以西方的學術分科框架來審視中國傳統學術，不免會有削足適履之感。胡適對歷史的態度是“截斷眾流”，倡導“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便是希望以西方的學問重新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以此再造出適應現代文明的中國文化，但這個過程卻異常艱難。讓胡適暴得大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的書名，便被陳漢章所嘲笑，他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以今天的眼光看，哲學史自然不是哲學的大綱。但在新舊交錯的近代，陳漢章之言不得不重新審視。大綱和史的差別，其實體現了兩人對史學和哲學的不同理解，在近代的分科體系下，各科畛域不明，傳統文化是史學還是哲學，一直是爭論至今的問題。

陳漢章

中醫是中國的傳統醫學，在近代西醫的沖擊下也顯得無法適應。傳統中醫并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其與傳統的思想有著很深厚的聯系。中醫的上層被稱為“儒醫”，與儒學有著共同的可理解的話語和知識，一定程度上，中醫也是中國人傳統世界觀的表現。中醫因其直覺性的思維，以及更多經驗性的診斷方法，面對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往往“理屈詞窮”。相當程度上，中醫的衰落是儒學體系對抗科學體系的縮影。當然，時人也有拯救中醫的措施，歷來希望將中西文化接頭的梁漱溟，便有志于溝通中西醫。但當他親身研究后卻失望地發現，中西醫是“徹頭徹尾的兩種方法，竟然是無法溝通的”！所以他得出，溝通中西醫在他那個時代，是不可能的，但在將來卻有可能，但這需要依靠西醫自身的轉變。顯而易見，仍然有人相信傳統，但這種自信卻無法用已經占據話語主導地位的西方科學來解釋。

梁簌溟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思想人物并無完全的新舊、中西劃分，更多是新中帶舊，舊中有新的混雜狀態。所謂的守舊派，例如錢穆、陳寅恪，實則含有新的成分，更顯著的例子是留著長辮子卻精通西學的辜鴻銘。而新派中的胡適、傅斯年等人，卻認為“我們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這種狀態，使得中國近代的思想界，缺乏一個穩固的重心，總是興起一撥人未過多久，又一批更新的人興起，直斥前者守舊，顯示出老師跟著學生走的趨勢。

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無法在新舊、中西里找到穩固的落腳點，而溝通中西又難以完成，中國近代的思想也愈發激進化。

辜鴻銘

文史君說

近代中國傳統逐漸“失語”，而新思想的重心又無法有效建立，導致近代中國思想界錯綜復雜。今天我們仍舊面臨著同前人一樣的問題，在高談文化自信，重新發掘傳統的今天，由誰來定義和解釋傳統，仍然懸而未決。錢穆先生言，“文化只能放在歷史中去理解”，當傳統只屬于歷史時，如何面對現實呢？若只將傳統當作維系今人認同歷史的工具，或許太對不起心系天下的古人了。

最后借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不僅僅需要“坐而論”，也需要大眾的“起而行”。這個工作，不是近代時人可以完成，也不是我們這一兩代人可以完成。或許，向古人學習，多一些“天下胸懷”，渾融中西古今，在將來并非不可完成。

參考文獻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4年。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秋山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