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三聯(lián)學術論壇“從‘二王’到‘二王以外’：中國書法典范的形成與嬗變”，在北京三聯(lián)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舉行。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的白謙慎教授、薛龍春教授，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史睿教授，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與書法學院劉濤教授，聚焦書法與書法史問題，與讀者一道思考中國書法藝術史的研究路徑，探討書法史研究有沒有“自己的方法”？“實踐者的觀察”又對當下的藝術史敘事有何意義？論壇由白謙慎教授主持。

論壇現(xiàn)場

2023年下半年，《以王羲之的名義：<集王圣教序碑>的經(jīng)典化之路》《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兩部書法史原創(chuàng)研究專著，先后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列入“開放的藝術史”叢書出版。兩部書所討論的，無論是歷史時段，還是具體問題都迥乎殊致，皆通過具體的文獻史料與圖像材料的對應來解讀書法作品，繼而廓出了書法史上的關鍵轉折節(jié)點與核心議題。

劉濤

劉濤在發(fā)言時認為王羲之是中國書法首批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位。“王羲之既有名，又有事跡、書跡傳世。說到他的書法，最熟悉最知名的當然是《蘭亭集序》，這是我國最著名的書法經(jīng)典，恰好又是行書。行書吸收了草書連筆的寫法，筆勢是相連的，又不像草書那樣省略筆畫。基本是在東晉中期完成了從‘古質’到‘今妍’的轉變，形成了行書書法的技法、形態(tài)與秩序。可以說魏晉行書的傳播者是鐘繇，集大成者便是王羲之。”

 王羲之《蘭亭序》局部

史睿

史睿在品讀羅豐的著作《以王羲之的名義：<集王圣教序碑>的經(jīng)典化之路》的基礎上，表示我們今天所看到王羲之的作品，其實沒有一件是他的真跡，但是為什么王羲之能成為“書圣”，為什么王書的各種字體都成為書法史上最重要的典范？這是一個“沒有作品”的書法家的形成過程。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少明有一種看法，真正偉大的經(jīng)典其實并不完全依賴于具體的表達或者物質形態(tài)的東西，它也許就是一個想像或者一個傳說。這樣的經(jīng)典不僅僅限于書法的經(jīng)典，比如說商偉先生的《題寫名勝》也講到黃鶴樓、岳陽樓這些著名歷史上的名樓，曾經(jīng)有的文學作品中的景觀，實際上它的物質載體是否存在？恐怕與景觀的經(jīng)典性之間已經(jīng)脫離，是依賴其他的路徑來維持和傳遞它的經(jīng)典性的。”史睿說。

薛龍春

薛龍春的著作《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書名取自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二王之外有書，斯可與論書”，此話被后人看作“碑學”與“帖學”分庭抗禮的標志性宣言。作者在書中認為：清初以來，隨著金石學的興起，從漢隸到楷書的石刻文字書體（銘石書），被視為古代書法學習的新資源，進入學者、書家等文化精英的視野，甚至成為經(jīng)典。包世臣、康有為的鼓噪下，用“碑學”來籠統(tǒng)地指稱石刻書跡的學習，風氣漸盛，并與“帖學”對舉。而“碑學”的含義涉及書體的演變，書法觀念、趣味的異同等等，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在論壇現(xiàn)場，薛龍春談了自己對碑學和帖學之間關系的理解，并認為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之所以今人講到書法的時候，大家腦子里永遠覺得混亂，癥結就在于我們總是把碑學和帖學混為一談。舉個簡單的例子，古代書論里面對用筆有一個描述‘驚蛇入草’。大家如果在鄉(xiāng)下生活過，在馬路上見到一條蛇，不是你怕蛇，而是蛇怕你，它一見到你就跑到草叢中，那個動作是發(fā)力，而且是蜿蜒的動作，這便是古人的描述。用這話來描述所有的碑刻和康有為推崇的書家作品，這個術語跟他們的字格格不入，完全不一樣。”

“簡單來說帖學比較講究勢，也就是動態(tài)，對手感的要求非常高。我們看到的術語有一搨直下、發(fā)而中節(jié)、毫發(fā)生死，都是在講有極小的差距這個字就不成立了。所以對王羲之的字有一種說法叫做‘一畫不可移’，整體的動態(tài)是鉤鎖連環(huán)、驚蛇入草、八面出鋒、點畫狼藉，這是非常高的評價，非常有韻律的書寫。整體的目標按照唐人的說法是要有‘超逸之氣’。所以為什么王獻之的字，在唐人的評價中草書遠超王羲之，跟這個有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看，書法可以稱為有韻律的板塊藝術。”

“而碑學是什么？”援引《二王以外：清代碑學的歷史思考》的講述——所展現(xiàn)的不是動勢，而是形與力。形強調的是奇特古拙，故碑學一方面強調碑臨百本，另一方面又寄望于僻碑，以幫助書家獲得“新理異態(tài)”；而力強調的是厚重雄渾，亦即一種絕對力量，不是撥鐙法所營造的巧力。當力與中鋒藏鋒、橫平豎直、提按頓挫、全身力到之類的技巧主張聯(lián)系在一起，點畫遂變得單一而含混，這種用筆方法能很好地轉換唐以前金石文字的特殊趣味，卻難以處理技巧遠為復雜的行草書。因此尊碑的康有為也曾感嘆，碑學大熾，京朝名士的行草書卻越來越拙劣。

“為什么碑學依然興盛呢？一方面的原因是今天我們很多字是用作展示的，簡牘只有一厘米的寬度，字非常小，用這個方式寫對聯(lián)就不現(xiàn)實，所以很顯然要經(jīng)過改造。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碑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系統(tǒng)，外在于名家的典范之外。最后再重申一下我的結論，康有為認可王羲之，但王羲之不可能認可康有為。他們所說的書法，除了寫字之外，完全不是一回事，這是我的結論。”薛龍春說。

白謙慎

在互動問答環(huán)節(jié)，有觀眾提出在可以想見的未來，拿筆寫字的人會越來越少，書法的未來會是怎樣？就此，白謙慎給出的回答是“得過且過”。“AI帶給我們的挑戰(zhàn)太大了，真不知道人類以后會怎么樣。包括我們現(xiàn)在講藝術史，課件上總是用圖片，慢慢地也會失去品讀原作的興味和旨趣。這就像是我們展開一封信去讀，和拿出手機發(fā)微信、發(fā)語音是完全不同的感覺。鑒賞藝術作品講究感官，有觸覺、嗅覺參與進來，只有遇到原作的時候你才會有不同的感受。”

“在AI真正到來之前得過且過，我還要加上四個字，及時行樂。書法本身是一種樂趣，總要有一種方式讓我們閱讀思考，書法能給人們提供快樂，精神的快樂。”劉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