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降費的方向已經明確，增值稅、個稅和社保費成為下一步減稅降費的焦點。圖為2018年9月28日，國家稅務總局河北省新樂市稅務局工作人員在一家超市進行新個人所得稅法宣傳。 東方IC 圖

近年來，中國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清費減稅政策措施，但企業稅費負擔減輕的獲得感并不像清費減稅政策本身那樣強烈。

原因主要是，這兩年實施的大幅度清費減稅是在經濟下行背景下提出，一方面經濟下行致企業利潤率下降，同時企業和居民又遇到資本市場股價大幅下跌，財產損失都較重，盡管國家清費減稅幅度較大，但相關政策措施淹沒在利潤下行和股市下跌的損失中，無法產生應有效應和作用。

為此，需把宏觀政策導向由去杠桿轉向減稅費，讓清費減稅由政府應對經濟下行的短期政政策，轉為穩定經濟的國家長遠戰略。通過對企業更大規模減稅，并把清費減稅落在實處，才能讓企業有實實在在獲得感，才能保障經濟穩健可持續發展。

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減稅

中國近年來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減稅降費舉措。

2017年，國務院審議通過的多項減稅降費措施，可減輕企業負擔約7180億元，全年減稅降費1萬億元。

其中，在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等減稅方面，可減輕企業負擔約3825億元。在清理規范一批涉企收費等降費方面，可減輕企業負擔約3355億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清理規范涉企政府性收費的四項政策措施包括：清理規范工程質量保障金，清理規范政府非稅收入電價附加，暫免征收銀行業和保險業2項監管費，降低無線電頻率占用費等6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以上舉措合計減輕企業負擔約10010億元，實現了全年減稅降費1萬億元以上的目標。

2018年，中國將制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筑、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統一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準為500萬元；對裝備制造等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予以一次性退還。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從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高新技術和科技型中小企業虧損結轉由5年延長至10年。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限額從2.5%提高至8%。一次性稅前扣除優惠的企業新購進研發儀器、設備單位價值上限，從10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實施企業境外所得綜合抵免政策；進一步清理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標準；繼續階段性降低企業“五險一金”繳費比例；降低過橋過路費用。

以上舉措將再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并為市場主體減輕非稅負擔3000多億元，整體減稅降費超過1.1萬億元，將達1.3萬億元。

為何清費減稅背景下企業減負獲得感不強

近年來，中國針對服務業和小微企業、創新創業企業、高科技企業實施了包括營改增等一系列減稅降費舉措，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10月11日，《人民日報》人民時評欄目題為“讓企業獲得實實在在的減稅紅利”的文章指出：“過去五年，營改增累計減稅近2萬億元，取消、免征、停征和減征1368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力度不可謂不大，僅今年5月1日增值稅下調1個百分點后，合計減稅就達1745億元，減稅效果顯現。”

但何以相當多的企業家和財稅專家仍認為稅負偏高，減稅感受不明顯？為什么一邊是減稅，另一邊是企業和一般公眾仍感到稅負偏重？問題結癥何在？

首先，中國宏觀稅負不高。2017年，中國不含社會保障費的稅收占GDP之比的狹義宏觀稅負為17.45%，如果按照世界上通用算法把社會保障費加入，則含社保費的稅收占GDP之比在24%左右，與美國相近，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其他國家對比幾乎是最低的。

其次，中國綜合稅費負擔不低。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稅負總水平，但負擔不僅要看稅收負擔，可能綜合稅費負擔更能反映負擔實際。在中國，若把稅收、非政府稅收收入、社會保障統籌、政府基金等加起來看，則企業和民眾承受的負擔并不低：狹義宏觀稅負大致18%，加上社保費后的稅負大致為24%；再將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算在內，中國的廣義宏觀稅負大約是33%。所以綜合稅費負擔遠高于稅收負擔，并不低。

第三，企業稅負相對較重。中國的稅收收入中，增值稅大約占比39%，進口增值稅大致占9%，企業所得稅占22%，個人所得稅占8%，出口退稅占8%-9%，所以中國實行的是以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繳納的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即使總體稅負不高，但企業稅負仍較重。

第四，企業稅費負擔壓力加大。由于中國稅收是以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繳納的間接稅為主，隨著經濟下行，企業利潤下降，稅費制度矛盾凸顯，減稅、減費也難以抵銷企業利潤下滑。流轉稅是按銷售額征稅，而不是按利潤額征稅，稅負高低主要受利潤率影響。比如按銷售額平均征稅5%，100萬的銷售額征收5%銷售稅。如果經濟景氣時利潤率20%，稅收占利潤比大致就為25%；如果經濟下行，20%的利潤率降低為15%，稅收不變，則稅收占利潤的比例就從25%提高到33%；如果經濟繼續下行，企業的利潤率由20%變成5%，稅收占利潤的比例就變成了100%。

由于當前經濟下行，企業利潤下行幅度較大，按銷售額征收的流轉稅占利潤比例就大幅提高了，即使減稅也難以抵銷利潤下行。這樣，企業在降稅時仍感到稅負在上升。如果在經濟景氣時，企業的利潤上升、相對稅負在下行，即使增稅，企業仍可能感到稅負在下降。

另外，中國這兩年實施的大幅度減稅舉措是在經濟下行背景下提出，因經濟下行，企業利潤率下降，同時又遇到了資本市場股價大幅下跌，所以，不論是企業還是居民，財產損失都較重。盡管減稅幅度較大，但淹沒在利潤下行和股市下跌造成的損失中，減稅無法產生其應有效應和作用。

取消證券交易印花稅能否挽救資本市場

中國資本市場出現持續下跌后，如何挽救這個日顯衰退的資本市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近日提出以取消證券交易印花稅來振興資本市場的建議。那么，取消證券交易印花稅能否振興資本市場呢？

目前，資本市場之所以持續下行，有經濟下行的壓力，如中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下行至6.5%，低于預期中的6.7%-6.8%，這是壓制市場上升的主要原因。另外，財政矛盾比較突出，1至5月財政收入增速高達12.2%，9月份僅為2%，增速回落明顯，主要還是因為經濟下行的壓力。資本市場之所以持續下行，也有政策上大幅加杠桿后嚴厲去杠桿的因素，以及中美貿易戰的外部影響。尤其是去杠桿以后，沒有相應的資金跟進以穩定資本市場，而資本市場上市發行的大躍進導致了供求失衡。救市資金理應起穩定作用，但在3500點附近全部退出后，出現了股市持續下跌，救市資金在去杠桿背景下反而助推了資本市場下行。

從國內外市場對比來看，中國上證指數在2007年10月最高達6124點后一路下跌，期間劇烈波動，目前僅僅維持在2600點附近。而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6000點穩步上漲到最高時的近27000點，現在回調到25000點。差不多在同期，印度股市基準指數“孟買敏感指數”（SENSEX）也由10000點左右最高上升至39000點，目前回調到33000點。因此，不應把中國資本市場的問題歸結為外因作用，而應更多從經濟、政策、管理方面尋找導致股市持續下跌的內在原因。

事實上，中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和其他國家相比并不高。美國沒有印花稅但有資本利得稅。如果把證券交易印花稅取消，改為收取資本利得稅，未必會降低稅負。當然，在證券交易大都虧損的前提下，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也有其不合理性。但中國當下資本市場出現的嚴峻問題，并不是由印花稅導致。在一個有獲得感的資本市場，繳納證券交易印花稅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個普遍虧損的資本市場，即使不高的證券交易印花稅也顯得很沉重。

如果我們能夠從根本上扭轉對資本市場無限的資金需求和資本市場有限的資金供給局面之間的矛盾，把融資市場轉為投資市場，讓A股市場平穩發展，那么這個市場就會具備融資功能和財富效應，投資者就會有獲得感，由此帶來的效應這要遠遠優于取消印花稅。

如何實施更大規模減稅以刺激經濟

今年于天津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開表示，下一步實施的減稅降費政策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稅稅率、抓緊落實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和明顯降低社會保險費率。減稅降費方向已經明確，增值稅、個稅和社保費成為下一步減稅降費的焦點。

目前，稅收總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增值稅，大致占總稅收40%，一稅獨大。增值稅原來是4檔稅率，2017年取消了13%增值稅稅率這一檔，剩下的17%和11%今年分別降一個百分點，為16%和10%，還有一檔是6%。未來增值稅進一步深化改革中最為重要的改革，首先是將“三檔并兩檔”，有可能取消10%這一檔稅率，保持6%和16%兩檔稅率，并進一步降低16%這一檔的高邊際稅率，從而實現進一步降低增值稅，降低稅負。至于16%這一檔稅率如何降，還需看經濟環境及財政承受力。目前，歐盟國家增值稅稅率都在15%以上，并還在提高稅率，部分國家已提高到20%,很少有國家低于15%。而亞洲國家大部分在10%以下，所以說中國合理優化增值稅稅率結構的改革有待進一步研究。

除了增值稅“三檔并兩檔”以及降低16%的標準稅率外，我國還將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實現征多少退多少，實施出口零稅率。11月1日起，將出口退稅率15%和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并加快退稅進度，簡化退稅手續，縮短退稅時間，提高退稅效率。

二是個人所得稅，將個稅起征點從3500元調到了5000元，并正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將勞務、稿酬、特許權使用費與工資納入綜合征稅項目下，將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納入專項扣除，減稅力度較大，尤其是中低工薪收入階層減稅最為明顯。

三是進口關稅，中國進口關稅盡管在今年5月1日、7月1日和11月1日三次降低，平均稅率已由9.8%降至7.5%，但仍有較大降稅空間。主動的進一步降低關稅，可以實現中國貿易政策由出口導向型轉向進出口貿易平衡型轉型。

四是社保基金，在實行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提高征管能力前提下，降低社保費來實施清費減稅。在精準測算增收規模的基礎上應盡快制定下調費率的幅度，從而確保降低社保費率方案與征收體制改革同步實施。這四點直接構成了政府的減稅舉措的支點。

如何讓企業對清費減稅有更多獲得感

當下，中央持續釋放減稅紅包。

這首先是經濟下行壓力的要求。經濟下行過程中，企業部門面臨的挑戰不但在于需求下滑，還在成本上升。尤其是對不少民營企業而言，成本如果上升，競爭力就會下降，因此減稅降費呼聲較高，并已成為共識。

其次，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而給企業減稅降費、降低成本，可以形成良性循環，不斷增強實體經濟的競爭力，提升產品供給的能力和水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為實體經濟減負，不僅可以吸收資金流，也可以吸引人才流。

三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身處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稅負環境就是營商的大氣候，是競爭的重要維度。制造企業如何輕裝上陣？形勢逼人改革。當前外部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為穩經濟穩就業，需要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并增加企業信心。

對比中美兩國的減稅政策和效果，我們發現美國減稅力度并不大，但減稅影響和效果較為明顯。按照2017年11月底公布的數據，美國每年減稅大約是1500億美元，按2017年美國稅收近5萬億美元計算，減稅幅度在3%左右。之所以美國社會反響較大：一是因其減稅正好是處于經濟回升時期，減稅促使經濟更加快回升，效果就會顯得特別明顯；另一方面，減稅也處于在股市上漲時期，美國居民獲得的財富效應也放大了減稅效應。

相比較而言中國減稅力度很大，而企業的獲得感并不高。2017年，如果按1.1萬億人民幣的清費減稅規模計算，這筆錢占當年財政收入17.26萬億元的6.3%，減稅幅度是美國的1倍。但中國是在經濟下行和股市下跌過程中減稅，經濟下行造成的企業利潤減少和股市下跌帶來的財產損失抵銷了減稅的收益，減稅效應自然就減小了。

當前中國經濟轉型主要面對三大障礙：一是在經過較長時期高增長后，正由數量型高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二是產業結構調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持續調整，之前作為經濟引擎的房地產轉而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三是出口受阻導致出口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大幅削弱，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了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關稅，另外還有美國發起的技術壁壘、投資限制、中美兩國人才交流限制等因素的影響。

我們還是應該立足長遠，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產業發展、經濟轉型、結構優化、產能提升和科技進步等，這需要一個長期、痛苦的轉型磨合過程。

中國的減稅，從長期來看，無論是對經濟轉型還是對可持續發展，都是非常正面而又積極的。更大規模減稅也意味著我們正面臨政策調整。由宏觀上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補”，轉變為微觀行動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更大規模的清費減稅，讓經濟下行中處于困境的企業獲得更多清費減稅的紅利。

因為，唯有在經濟穩定、資本市場向好的基礎上，讓清費減稅成為穩定經濟的國家長遠戰略，而不是短期應對、權宜之計，唯有通過對企業更大規模減稅，并把清費減稅落實，才能讓企業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才能保障經濟的穩健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