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三屆國際埃及學家大會在荷蘭萊頓大學隆重召開。國際埃及學家大會是目前是由國際埃及學家聯合會主辦的國際埃及學界最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每四年舉行一次，每次會議的參加人數都在1000人左右。與歷屆會議相比，本次大會主題有所不同，“埃及人的埃及學”成為此次會議乃至未來埃及學的發展趨勢。本次會議的官方語言除英、法、德等西方語言之外，增加了阿拉伯語，大會主席奧拉夫·卡佩爾（Olaf Kaper）用阿拉伯語完成開幕致辭。此外，開幕式主題發言人有3位來自埃及。考古學是埃及學的基礎，隨著埃及學者將埃及境內的考古發掘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歐美學者為主導的埃及學時代即將過去，“埃及人的埃及學”必將成為埃及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十三屆國際埃及學家大會

一、埃及學殖民化起源與去殖民化趨勢

埃及學起源于歐洲。自埃及學誕生之日起，埃及學術語的界定、文物的館藏、古代埃及相關歷史問題的探討等，都帶有濃厚的殖民化色彩。美國沃福德學院的杰西卡·湯姆金斯（Jessica Tomkins）認為對早期埃及社會問題的研究，是在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思維模式下進行的。為此，他提出應在非洲文化背景之下重新解讀埃及早期王權、國家和政府的相關問題。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的潘斯·阿布·艾拉塔（Pansee Abou Elatta）批判了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各國拒絕歸還埃及文物的觀念，即“古代文物都屬于歐洲，只有歐洲人才懂得如何欣賞它們”，歐洲人以“埃及人沒有鑒賞能力”為由使大肆掠奪古埃及文物的行為合理化。艾拉塔通過“反對進入”（El Hurma）這一世俗體單詞的分析，構建起一種與埃及法老時代相聯系的反殖民模式。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的吉納維夫· 霍爾特（Genevieve Holt）認為，埃及學研究的未來在于認識該學科的殖民起源，過去對埃及早期歷史文獻的解讀，受到歐洲中心論的影響，由此產生了特定的埃及學術語。例如：建筑術語“宮殿正面”（Palace facade）一詞的使用，反映了歐洲人強調十九世紀社會精英階層的觀念，現在應對這些術語進行重新解讀和界定。美國奧克蘭大學的珍妮弗·海勒姆（Jennifer Hellum）認為埃及宗教文本的解讀中混入了很多基督教詞匯，主要是基于原譯者的宗教信仰。然而原譯者不該將基督教強加于古代宗教，盡管這樣可以創造了一種現代西方學者既熟悉又能理解的混合宗教，但卻無法還原真實的埃及宗教信仰。

二、考古挖掘與安全防護

古代埃及沒有記載歷史的傳統，也未曾留下專門的史學作品，因此埃及學研究的每次突破都離不開新的考古發現，考古發掘是埃及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埃及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本次會議除介紹最新考古項目的推進，還增加了一個新議題，即田野考古中考古學家的安全防護問題。埃及旅游與文物部的金伯利·瓦特 （Kimberley Watt）強調考古學家安全防護與考古發掘同等重要性，提出田野考古過程中考古學家面臨的危險與問題。他搜集了由于個人或流行病、自然或政治問題的疏散、現場或運輸過程中考古人員受傷等數據，供考古管理人員參考，為考古發掘時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做準備。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的亨寧·弗朗茨邁爾（Hennig Franzmeier）匯報了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新都皮拉美西斯（Qantir-Piramesse）最新考古發現。自2022年3月以來的大規模發掘，在這一遺址發掘出一座宮殿建筑群的地基，其布局與位于孟菲斯的美楞普塔宮殿類似。對這一遺址的發掘古埃及都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西澳大利亞大學的馬修·達爾頓 （Matthew Dalton）通過對埃及新王國時期房屋結構設計的研究，構建起這一時期各種規模房屋中的生活空間、家庭崇拜、手工藝品、儲藏和食物位置的清晰模式，由此揭示房屋布置和使用所依據的社會和經濟因素。

三、 大數據與AI技術在埃及學研究上的廣泛應用

毋庸置疑，文獻資料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在大數據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數據庫的建立帶來了資料獲取方式的變革，學者們可借助技術手段實現多維數據分析，發現資料之間的關聯；人工智能（AI）在埃及學研究領域的應用也日益廣泛，包括文本分析、考古發掘、歷史事件模擬和歷史遺址保護等方面。英國牛津大學的弗朗西斯科·博什-普什（Francisco Bosch Puche）介紹了自2019年開羅埃及學家大會以來埃及學大型數據庫“線上埃及學書目”項目 （Online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 的新進展。“線上埃及學書目”是國際埃及學家家聯合會的核心項目，由牛津大學與慕尼黑大學合作開發，是國內外埃及學界最權威、使用最廣泛的埃及學書目查閱數據庫。目前，“線上埃及學書目”數據庫收錄的埃及學文章和專著超過173000條，比2019年增加27000條，平均每年新增加7000條記錄。不僅如此，“線上埃及學書目”數據庫還收錄了俄語、日語、希臘語和中文的相關書目，不久還將收錄阿拉伯語書目。瑞士巴塞爾大學的馬爾萬·基拉尼（Marwan Kilani）介紹數字化時代的古埃及語言學研究項目“像三角洲人與埃里芬提尼人一樣對話”（LCDE Project），該項目于2022年8月1日啟動，是一個為期4年的項目。該項目主要研究新王國時期各地區的方言，包括來自黎凡特（Levantine）等地區的外來詞在埃及語中的使用情況。該項目主要包括三個語言學數據庫：一是新王國時期黎凡特地區外來詞數據庫，其中包括各類數據子集和元數據，以便通過語言學相關算法（linguistic algorithms）和地理信息系統（GIS）等軟件進行進一步處理；二是中埃及語和晚期埃及語詞匯數據庫，該數據庫根據普通計算語言學的最新標準構建（并與 Conception、LexBank 等普通數據庫相連接）；三是埃及語—科普特語詞源數據庫，該數據庫旨在與最現代的計算語言學庫（如 LingPy Python 庫）兼容。此外，本次會議設立6個主題工作坊，其中AI技術在埃及學中應用的工作坊備受學者青睞，國立日本語語言學研究所的宮川（So Miyagawa）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麗塔·盧卡雷利（Rita Lucarelli）探討了自然語言處理器（ChatGPT）和其他大型語言模型 （LLM）在埃及學中的應用，并從輔助埃及學文獻查閱、文獻解讀與論文寫作方面進行操作流程展示。

四、 關于情感與表達研究的全新文本解讀

文本解讀不僅需對某個單詞或句型從語法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也可從心理學的視角去探討文獻所表達的情感。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瓦倫蒂娜·桑蒂尼（Valentina SANTINI）從心理學視角研究新王國時期表達悲傷與哀悼的肢體語言。通過分析墳墓壁畫和陪葬品器具上哀悼和葬禮游行的描繪，不僅能辨別出公眾哀悼的表情，也能解讀古埃及人失去親人后的肢體語言。心理學和埃及學共同用于分析悲傷和痛苦的身體表達，將作為解釋新王國時期埃及人哀悼和悲傷場景的基本方法論。麥考瑞大學的馬德琳·詹金斯（Medeline Jenkins）考察古埃及文本記錄中“悲傷”情緒的表達，認為對古埃及情感研究，首先應建立在對相關情感詞匯精確含義的解讀上，而不是假設它們反映了現代的情感概念和分類。詹金斯提出詞匯語義方法與情感史方法的結合是探索文獻中情感表達的有效方法。佛羅倫薩大學的伊拉里亞·卡里迪（IIaria Cariddi）研究了古埃及文本中關于“充耳不聞”的隱喻。這種隱喻既是對人們頑固特征的描繪：“對教育和責備充耳不聞的閑散抄寫員”，也是處理問題的一種有效方式：“對挑釁和語言暴力裝聾作啞”。有關聽力障礙的隱喻也可用來描繪不可溝通和冷漠可怕的人或事件，從《奈菲爾提預言》（The Prophecies Neferti） 所描述的“道德聾啞”世界，到《能言善辯的農夫》（Eloquent Peasant） 中對權威的指控：“他的臉對他所看到的視而不見，對他所聽到的充耳不聞”，都是描繪冷漠可怕歷史事件的有效方式。

五、從病狀研究到藥物管理：古埃及醫藥研究的新轉向

古埃及醫藥是埃及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各種疾病治療方案的分析一直是埃及學界的一個研究重點。近來在以藥物及其管理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課題日益增多，希臘愛琴海大學的伊萊克特拉·阿波斯托拉（Electra Aposstola）從古埃及植物特性入手，分析中王國至古希臘羅馬時期沒藥在醫學中的使用情況，通過對醫學紙草、陶片、銘文等資料進行整理和數字化處理，并結合當前藥理學研究數據，分析沒藥的使用方法（例如：熏蒸）以及治療時間，說明沒藥在治療血管疾病、皮膚感染、傷口、蛇咬傷和眼部疾病處方中的療效。圖賓根埃伯哈德-卡爾大學的索菲·施多特（Sofie Schodt）研究了新王國時期藥物供應與分配方式，認為醫學文獻記載的大量藥物，有些藥物容易獲得，而大部分藥物不易獲得，因為需要進口或者到遙遠之地進行開采。并且，通過對埃及和近東的文字、圖像、考古、植物學、動物學和地質學等方面進行系統研究，有助于確定藥物供應與分配情況。意大利帕維亞大學的馬可·德·皮特里（Marco De Pietri）對古埃及與近東頭痛及其治療方案進行了對比研究，古埃及與古代近東文獻中的頭痛疾病較為常見，且記錄了疾病的病因、診斷和癥狀，以及由醫學療法和魔法咒語組成的雙重療法。 他指出，在這兩種文化中，頭痛都與兩位神話中的人物有關，即塞哈克（Sehaqeq）和帕祖祖（Pazuzu），古埃及惡魔塞哈克是疾病出現的原因，在治療中需要將其排出體外，而近東的帕祖祖則被認為是能夠幫助病人的仁慈的精靈，人們需要祈求帕祖祖的保護，才能免受疾病的侵襲。

要之，埃及本土學者深入參與埃及學研究，不再受制于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思維模式，從而強化了埃及學的獨立性；埃及學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多元化，為學科間的交叉合作提供契機；大數據技術與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為文獻解讀與考古發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途徑，使埃及學研究更具創新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帶一路”的組成部分，埃及在區域國別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通過埃及學研究，更能夠深入了解埃及在“一帶一路”中的地緣文化背景，為中埃在歷史、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提供深層次的支持。因此，埃及學研究對中國學者來說，不僅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更是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促進文化交流、豐富學科多樣性的平臺。埃及學正朝著本土化、多元化、科技化的方向發展。

（作者梁姍，哈爾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郭丹彤，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