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演出市場井噴，對演出主體的規范也從幕后走到臺前。

尤其近日，多個案例引發關注。“五月天”樂隊被網友質疑假唱，上海文旅局介入調查。歌手大張偉在演出時因多唱數句未提前報批的歌詞，被北京市朝陽區文旅局罰款5萬元。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梳理發現，演出主體的不規范行為有多種，常見的有假唱、多唱、超時等，其中，因超時或多唱而罰款的案例很多，但假唱的處罰案例卻很少。

為何多唱易罰，假唱少罰？被認為是“寵粉”行為的多唱有何問題？假唱為何難界定，真的沒有解決之道？

多唱和超時，“寵粉”背后是安全秩序問題

據報道，大張偉演唱會被罰原因是在互動環節，應粉絲要求拿吉他清唱了幾句未報批的歌曲。對此，網友為大張偉叫屈，質疑該項規定的合理性：對內容卡得太死，會讓演出變得束手束腳，限制即興發揮。

那么，演出內容提前審批是否合理？合理。

《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營業性演出不得出現傷害民族情感、宣揚封建迷信、淫穢色情暴力、違背公序良俗等不良內容，因而，前置內容審批其根本目的是維護演出整體安全，實現演出者和觀眾的良性互動。從結果看，大張偉多唱的內容并未包含不良內容，但違反了舉辦演唱會應有的程序。

根據《條例》第十六條第三款，多唱屬“擅自變更演出內容”。從法律位階來看，《條例》屬行政法規，處罰的主體是文化行政部門，例如大張偉事件的處罰主體是北京市朝陽區文旅局。

但如果即興發揮與內容審批的確存在矛盾，如何解決？已有案例可借鑒。

不少歌手和演出主辦方為了既尊重規定，又滿足歌迷點歌、即興的需求，會提前擴充送審歌單，多報幾首，以備不時之需。例如，張學友2018年的演唱會曾報批60首歌，演唱會上真正唱了38首，有不少報備的歌只在串燒中唱了幾句。同樣地，成龍2015年現身李宗盛演唱會當嘉賓，由于沒有報批，所以只獻花不唱歌。

除多唱外，演出主體也經常會因超時被罰款。但需注意的是，超時并不違法。

所謂的演唱會超時罰錢，指的是演出主體違反了與場地方簽訂的《大型場地租賃合同》，超時罰錢指的是“支付違約金”。因為演唱會超時，可能會影響場地的使用和場館后續安排，比如演唱會結束后的人員疏散計劃、安保計劃、后勤保障等。這些所帶來的后續加班人員調度、加班費用支出等問題，不應由場館支付，所以通過罰款來彌補守約方因違約方造成的損失。

演唱會多唱或超時，演出主體雖然被罰，但消費者卻很歡迎。一些粉絲會認為這是歌手的“寵粉”行為，因此會對歌手贊譽有加，或是覺得演唱會的票價“超值”。但多唱或超時牽扯到多方利益與安全問題，也應三思而行。

人工智能時代，新假唱或將更難防范

多唱與超時具可裁量標準，而另一大演出主體的規范，假唱，則沒那么好判定。例如“五月天”演唱會是否假唱還未出定論。

事實上，演唱會被質疑假唱在演出行業中并非首次，關于假唱爭論也是行業老話題。而此次風波背后則折射出，隨著技術發展，演出行業法律法規相對滯后。

什么是“假唱”早已有法律規定，但已不能解決技術發展帶來的新問題。根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六條，假唱“指演員在演出過程中，使用事先錄制好的歌曲、樂曲代替現場演唱的行為”。但如今一些演唱會并非簡單粗暴的“事先錄制”，而是采用了“墊唱”：聲音較低的主歌部分真唱，副歌墊唱。

問題就變成了“主歌真唱，副歌墊唱”算假唱嗎？或者說，一首歌里有多少百分比的現場真唱，才不算是假唱？甚至，在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真偽難辨的今天，AI訓練聲音若“推廣應用”，業界又要如何定義與防范？這些都是立法需要解決的問題。

技術雖然顛覆了“假唱”的原有定義，但卻為打假提供依據。音樂人、聲學空間設計師李星宇表示，以往單獨提取音頻中的人聲有一定技術壁壘，但現在可以輕松地買到相關軟件進行研究，為“假唱”提供更多的視覺證據，也易于網絡傳播。

李星宇還指出，判斷真唱的標準關鍵在于出發點是提高歌曲表現力還是單純偷懶，這就需要把每一首歌的細節全部列出來，再去看墊音的部分是出于怎樣的心態。因此，除了技術，歌手的主觀意圖也需考量，這便要求演唱會現場監督人員必須具備一定專業性，足以判定歌手是否偷懶。

“假唱”曾一度被以“為了演出效果”而賦予合理性，但也成了無實際才藝與能力之人的“通行證”，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破壞市場秩序的現象。如今對假唱的關注與討論，或可成為演出市場的一次肅清機會。

而且，如何讓演出效果更加透明已有先例。“降低預期”與“預先告知”是業內廣為采用的辦法。比如有歌手為了保證真唱效果而降調、改曲，坦承嗓子已經無力唱原版。邁克爾·杰克遜在演藝生涯后期，因體力原因也會在唱跳勁舞曲目時假唱，但他都會提前在官網上聲明。

因此，演唱會多唱被罰案例多，因為易舉證，只要現場監管人員對照提前報批的歌單即可確認。而假唱被罰案例較少，一是立法的滯后，二是現場監督人員較難評估是否假唱，三是假唱多為事后舉報，這也給舉證帶來一定困難。這些都是加強假唱監管需要解決的問題。

沉寂三年的演唱會迎來大爆發，但市場再火熱，歌迷的熱情也不應受到演出主體違規行為的考驗。演出主體的違規行為，損害的不僅有消費者權益，還有背后的場地方、工作人員，甚至是整個行業與公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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