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數字中國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數字生活與數字文化的中涌現的新問題日益增多，近年網絡上出現的關于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以及網絡游戲原罪論的爭論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確理解、看待這些新問題，便成為擺在社會各界面前的一道難題。且不說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的說法需要足夠的數據支撐，農村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本身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把轉型期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歸罪于網絡游戲，不僅有失偏頗，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數字生活已經成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視其為洪水猛獸、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廢食。正如人民日報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網游 妖魔化網游不理性》中認為，沉迷游戲的危害不在于“游戲”，而來自于“沉迷”。我們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網游。對于網游成癮，嚴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確的態度，社會、家庭、網游公司以及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尤其是盡快解決留守兒童背后的社會問題，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主辦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現狀、問題與引導”圓桌會議上，來自中國農業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社科院、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這一話題做了深度交流與研討。現征得主辦方同意，將專家們的發言精要刊發于此。以下是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周勇的發言《教育社會學視野下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精要，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號。

教育理論界最初關注留守兒童在1993年，但當時提出留守兒童這個概念，跟今天討論的留守兒童有點不一樣。那個時候講留守兒童，是指在“出國潮”興起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父母都出國了，導致“出現一批留守兒童”，把小孩子留在國內由祖父母“隔代撫養”，進而引發“母愛缺乏癥”等系列“心理衛生問題”（上官子木《隔代撫養與留守兒童》，《父母必讀》1993年第11期）。

幾年后“民工潮”興起，一些教育管理學者提請人們注意，農民外出務工“造成一批‘新孤兒’”，這些兒童已顯出“學習成績普遍較差”、“極易走上犯罪”等問題，急需加以研究與治理（蔣忠等《“民工潮”下的農村家庭教育現狀及思考》，《江西教育科研》1998年第3期）。

教育社會學者最初關注農村留守兒童是在1996年。這一年，明慶華老師公布了一項研究。她通過考察當時日益顯著的“人口流動”，注意到農村社會出現“一部分進城暴富的工頭、老板、經理”，他們在城里長期定居之后，時常“用金錢打發自己的妻子”，或者“另外再婚”，導致農村產生留守兒童，這類兒童容易染上“自卑、厭學、輟學、乃至犯罪”等問題（明慶華《我國人口流動的教育社會學分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

新世紀以來，教育理論界對于留守兒童達成了基本共識，好像專門指農村留守兒童。隨之興起各種各樣的調查研究，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聯合完成的一個大型調查，其分析框架由三大問題構成，分別為“監護人對留守兒童學習關注過少導致的學習問題”，“缺乏親情撫慰導致的生活問題”，以及“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導致的心理問題”（課題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調研報告》，《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直到今天，教育理論界關注農村留守兒童時，仍在談這三大問題，這可以說是主流分析框架。

同一時期，教育社會學界并沒有沿著1996年提出的話題展開拓展與深化，從2002、2004年召開的兩次年會主題來看，教育社會學皆關注的是整個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以及思想文化轉型（如“后現代主義”興起），主流教育社會學者覺得劇烈經濟社會及文化轉型使教育社會學這個學科發生了一些危機，所以必須討論如何重建教育社會學，議題涉及視角、理論框架調整，以及教育社會學者在轉型進程中能否作為“知識分子”推動教育公平及社會進步等等（楊昌勇《社會變遷中的教育公平——中國教育學會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第七屆年會綜述》，《學術研究》2003年第2期；龐守興《學科使命與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中國教育學會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第八屆年會綜述》，《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只有少數邊緣教育社會學者一直在探索如何深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形成的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其中貢獻最大的當屬重慶教育學院的任運昌老師。進入新世紀以來，任老師不僅堅持做農村留守兒童研究，而且發現了一些新事實和新問題，比如“留守兒童污名化”，一些學者及媒體將過多負面的想象及問題強加在農村留守兒童身上，有時廉價利用留守兒童完成公益項目。再如農村留守兒童自己會在逆境中積極向上，不管生活方面，還是學習方面，都會努力向上（任運昌《空巢鄉村的守望：西部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這類個體自強行動過去關注不多，總是容易事先將留守兒童“問題化”。諸如此類的探討均蘊含當初忽視的新事實及新問題。

近十年，教育社會學界有這兩路深化努力值得關注。第一路便是開拓先鋒尤其像任老師這樣的教育社會學者一直在做農村留守兒童研究（任運昌《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研究的進展與缺失》，《中國教育學刊》2007年第12期）。另一路來自青年學者的開拓嘗試，一批社會學背景的青年學者加入了教育社會學陣營。兩路分散在各處的努力使教育社會學界的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出現了新趨勢，無論是外圍的體制力量，還是留守兒童內部的生活世界，均有更深入的了解（任運昌《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當前態勢、應對模式與緩解策略——基于13年跟蹤研究的判斷與建議》，《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熊春文《“義”的雙重體驗——農民工子弟的群體文化及其社會意義》，《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3年第1期）。

稍顯遺憾的是，即使是最新的研究，也未專門研究農村留守兒童的網絡游戲，所以很難從教育社會學界已有成果中找到相關的理論積累，可以為理解農村留守兒童的網絡游戲活動直接提供支持。今年以來，兩會、《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主流媒體都在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的網絡游戲問題，但很奇怪教育社會學界對這個議題仍然沒有積極回應。今年的教育社會學年會的主題是“新時期的教育公平與學校變革”。一直以來，教育社會學最關注的話題就是“教育公平”。對于留守兒童的網絡游戲問題的重視還要等待。這次會議也許可以產生一些推動，使更多的教育社會學者重視網絡游戲及其對于農村留守兒童的影響。

雖然教育社會學界少有切中主題的相關研究，但教育社會學界十分熟悉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等諸多相關理論，如果主流教育社會學者也去研究農村留守兒童的網絡游戲現狀，可能會有兩路貢獻，一是發展專門面向留守兒童的媒體文化啟蒙或者媒體文化批判教育，引導留守兒童科學認識網絡游戲的生產體制、內容結構及種種影響。二是探索“社會教育合力”，葉老師的報告里也提到，農村留守兒童“除了游戲之外沒有其他活動”，如果我們能給他提供其他的更有意義的活動，諸多因網絡游戲產生的問題就會得到緩解。所以教育社會學界還可以探索怎么由政府牽頭，社會公益組織參與形成社會教育合力，致力于改善留守兒童的生活世界，提供更有意義的文化實踐活動。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授權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公號，本文原題為《周勇 | 教育社會學視野下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專題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