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摘自《改革年代：從布賴恩到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書“前言”，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認為，從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歷史，則可視為（美國的）一個改革的時代。改革的洪潮，盡管在1890年代發生過大規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暫地消退，卻為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的美國政治奠定了基調。過去65年里的改革運動，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前兩個階段幾乎是前后接續的：首先是農民反抗運動，其最強烈的表現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義運動（Populism）和1896年布賴恩的總統競選；接著是進步主義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覆蓋時間約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New Deal），其最具活力的階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幾年中。在這本書中，他“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新政’，則甚至在那之前的改革也呈現出了新的意義。從如今我們所處的位置，正可以看到我們從前未曾看到過的東西，并意識到一些從前我們認為并不重要的事件的重要性”。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我們對“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的理解，實際上與我們在“新政”中的經歷是緊密相關的。“平民主義—進步主義”的時代只是由于一戰才結束，及至我們對那個時代開始進行一些嚴肅的歷史學研究時，我們又被拋進了一個由“大蕭條”催生出的新的改革時期。因此人們會發現，在“新政”時期，以及那之后不久撰寫的歷史學著作中，關于“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觀點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第二波改革浪潮的印跡。這還不僅僅是說這些觀點對改革常常持同情態度，而是說它們普遍共享著一個預設，即“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平民主義—進步主義”傳統的同類物和直系后代；盡管這個預設絕對是完全錯誤的，它仍然轉移了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看不到兩波改革之間的一些根本性差異，從而嚴重地歪曲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其實關于這些差異，過去我已經頗費苦心地強調過了。

也許我應當解釋一下，我是在一種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這兩個術語的。就“平民主義”一詞而言，我指的不僅僅是1890年代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或“平民黨”[Populist Party]）；因為我認為平民黨只是對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某種為美國政治文化所獨有的大眾心理沖動（popular impulse）的某種高調的表達。在1890年代造反運動之前很久，人們可以窺見一股更宏大的思想潮流，它可以遠溯至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的時代，內戰后則具體表現為“綠背黨運動”（Greenback）、“格蘭其運動”（Granger），以及數次反壟斷運動，這股思潮表達了19世紀末一大批農民和商人對于經濟變遷的不滿。

平民主義精神在1896年完全占據了民主黨，接著在進步主義時期的政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平民主義與農業改革的具體聯系雖然已經弱化了，但我相信它在我們這個時代依然存在，部分地已化為一股暗流，比如地方性的怨氣，大眾的或“民主的”反抗傾向（rebelliousness）和多疑性格（suspiciousness），以及本土主義情緒。

同樣地，關于“進步主義”一詞，我指的也要比“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或“雄駝黨”[Bull Moose]）寬泛得多，該黨由1912年支持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競選總統的共和黨反叛者們組建而成。我指的毋寧是1900年以后那種隨處可見的、傾向于針砭時弊和厲行變革的更為廣泛的心理沖動；到了這一時期，農民抗議這條小溪流已變成波瀾壯闊的大河，而強烈要求社會、經濟改革的中產階級人民，則憑著他們日益高漲的熱情增加了這條大河的水量，并且改變了它的流向。正如所有那個時代的觀察者認識到的，這一更為寬泛含義下的“進步主義”，很大程度上并非為“進步黨”所專有，而是相當深刻地影響了所有大、小政黨，乃至美國政治生活的整個基調。毫無疑問，這是一場頗為模糊的運動，其過程中也未能完全做到整齊劃一和前后連貫，然而很可能這也正是它取得輝煌成就，以及遭遇失敗的秘密。誠然，假如沒有一些具體的社會不滿做動力，“進步主義”便不可能發生，然而它絕不是某一個社會階級，或者某幾個階級結成的聯盟，針對某個特定階級或群體所發起的運動，而更像是社會的大多數成員，為了實現某種界定并不十分清晰的自我變革（self-reformation）而進行的一場范圍甚廣并且極為和善的努力。這場運動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種經濟個人主義和政治民主，人們普遍相信這些東西在美國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經為大公司和腐敗的政治機器所毀滅；在重建這些理念的同時，也要尋回某種道德感和公民純潔性，這些東西被認為也已丟失了。

本書關注的中心問題，既不是政治競選、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以及法院的判決，也不是各種監管委員會的工作，而是參與其中的那些人們的觀念——他們認為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樣的變革值得追求，什么樣的技術迫在眉睫。因此，我關注的主題其實是運動參與者關于自身所作所為的觀念，以及這些觀念在我們更大的歷史洪流中又占據何種位置。在此意義上，盡管我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一部政治思想和政治情感研究，它卻并非著眼于上流文化，我所關注的這類思想，對那些具有一般政治意識的普通公民的影響才是最直接的。在《美國社會思想》（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一書中，莫頓·G.懷特（Morton G. White）已經分析過進步主義運動如何影響了哲學、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歷史學等領域的更深層次的思考。我的主要關切與這類著作不同，我關注的不是最深刻的思考，而是最具典型性的思考，我關注普通作者和各種大眾議題，這些議題在大眾雜志、黑幕揭發報道、競選演說詞，以及著名記者和重要政論家們的文章當中都有所體現。自然，上流文化和普通文化常有重疊和相互影響的地方，兩個領域皆有所涉足者也不乏其人。并且在某些觀點上，那些可以歸為“進步派”的理論思想家們，本身就對我所稱的進步主義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持批評態度。比如，當我提到大多數“進步派”的目標是完全個人主義的時候，我并沒有忘記，那個時代的政治學、心理學和哲學領域中一些最重要的理論性著作根據同樣的事件和問題，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我也沒打算忽略這一事實，即如赫伯特·克羅利（Herbert Croly）這樣一些進步派，甚至是像西奧多·羅斯福這樣的進步派政治領導者，對于個人主義這一占主流的追求也有過尖銳的批評。知識分子——常常還有我們那些至為敏銳的政治家——總是與政治、社會運動保持一定距離，哪怕這些運動是他們所同情的，他們的作品往往既批評這些運動，也批評這些運動所直接針對的那些制度。世紀之交的改革者們面臨的具有諷刺意味的問題之一便是，當他們嘗試捍衛或重建他們一向思慕的那些個人主義價值，并為此奮斗不息之時，這奮斗本身卻使得他們離組織化的技術越來越近，而后者正是他們所恐懼的。對于這一狀況，這一時代那些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們，往往比一般的寫作者們有著更清醒的認識。 

平民黨人運動和進步主義運動發生在一個迅疾的，有時甚至是狂暴的轉型期內，即從一個農業社會的環境轉型為現代城市生活。相比于我們前面的幾代人，我們如今站在這一轉型趨于完成的時刻，因此一定程度上能夠更清晰地審視它的意義，但卻很可能注意不到前輩們經歷這一轉型時的那份苦澀。美國的民主傳統是在農場和小村莊里形成的，其核心觀念也建立在農民情感和與鄉村有關的隱喻之上（我們至今還時時提到“草根民主”）。由于一些我行將展開考察的原因，美國人在整個19世紀以至20世紀一直被教導：鄉村生活，以及作為一種志業（vocation）的農業，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既然人民的大多數最初都是農民，則作為一種相當廣義的抽象概念，民主（democracy）也同樣變得神圣不可侵犯。于是，鄉村思想中開始有了某種自我滿足和自以為是，工業主義的攻城略地，則對那種自我滿足感構成了一種粗暴的震撼。平民主義中大量存在的緊張和焦慮感，便源自美國鄉村的迅速衰落。

盡管如此，人們遠沒有意識到的是，作為一個特殊利益群體的農民，當其數量眾多、彼此競爭而缺乏組織時，其實是十分空乏虛弱的，可是當其數量上相對減少，彼此間更加協同一致，更加緊密地組織起來，并形成一定本位意識的時候，卻變得更加強大了。平民主義的成見之一是，不論其他職業的功能是什么，農民這一職業的功能都是最重要的，因為農民養活了所有其他人，從而也支撐著所有其他職業。盡管這種說法近來已較少聽到，甚至一種相反的意識形態也正在浮現——其間不乏城市人的不滿——我國的民間風俗猶然帶有這一觀念的深深印跡。事實上，相反的說法已經成為現實了——即是說，是我們這些不是農民的人在支撐著農民；因為，由于在情感上和道德上仍然忠實于家庭農場這個理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美國已拿出大量生產剩余去支持更多農場主繼續從事農業，盡管實際上由于現代農業科技的發展，已經不需要那么多農民了。對農民的這種讓步，之所以沒有引起普遍的不滿，部分地正是由于我們農民傳統的持續性，相形之下，那些由于受到科技的威脅而建立起某種人為自我保存機制的其他群體——比如音樂家和建筑工人——激起的反感更多。本書開始的幾個章節便致力于考察這一由來已久的傳統心態，它上可追溯到19世紀早期民主制下的田園傳說，下可延及錯綜復雜的現代美國生活。

促成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在美國興起的另一個背景，在現代世界可謂獨一無二。在這個國家，與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時發生的是人口相對同質性的瓦解。直到約1880年為止，美國的民主不單單是鄉村的，其基本觀念也帶有揚基（Yankee）和新教色彩，到那時為止形成的移民聚居區，規模很小，分布也較零散，難以對國家公共生活的規劃產生大規模的全國性影響。然而，工業化的興起帶來了當時人眼中的“移民入侵”，一場持續了四十年的大規模歐洲移民潮。這些移民主要是農民，其宗教、傳統、語言的復雜度，甚至僅僅就人口數量而論，都決定了同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國本土人口對這場移民大潮的反應，對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產生了很大影響。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緒，兩相沖撞之下，產生了兩種有著根本差異的政治倫理體系，它們的性質和相互影響我已進行過簡要闡述。第一種建立在揚基新教的本土政治傳統，以及中產階級生活的基礎之上，主張并要求公民持續地、無私心地參與公共事務；這套倫理認為，和從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滿足個人需求之余，更應該超越個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則與抽象規律；這套倫理也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感受，即認為政府天然地應當努力敦促個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經濟生活也應當致力于個人品格的砥礪與發展。另一套體系則以移民的歐洲背景為基礎，移民們對于獨立的政治行動不甚熟悉，對于等級和權威卻相對熟悉些，由于背井離鄉的身份，他們也常常面臨各種緊急需求；這套倫理認為個人的政治生活理所當然地是生發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將政治和公共關系解釋為一組私人義務，認為比起忠實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規則，穩固的私人效忠關系更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機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這套價值體系之上。從很多方面來講，上述兩套規則之間的對立深深影響了進步主義時期的各種沖突，對立的雙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會改革領導者，另一方則包括大佬、職業政客和移民大眾。這些沖突的根源，既然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意見不合，而且是道德乃至宗教上的分歧，則這一時期的沖突盡管實質上如此溫和，卻引發了如此強烈的敵對態度和如此徹底的誤解，也就不足為怪了。

揚基地區鄉村社會形成的那些政治價值和關于政府的觀念，深刻地受到了實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個人成功理想的影響。從相對意義上講，美國政治史上的“左翼”——也就是支持民眾事業和社會改革的那部分力量——一直得以不必涉及與封建傳統和頑固貴族勢力的斗爭。這里既沒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傳統（美國革命其實是一個嚴守法規的、社會意義層面較為保守的事件），也不存在19世紀末西方所有大國內部那種常見的無產階級運動（proletarianism）和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政治反抗傳統的基礎，在于經濟、政治領域中的反壟斷和反特權運動，以及各種反對社會分化，反對壓抑才智和品格的發展，還包括反對窒塞個人上升渠道的活動。在美國，由于實現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平等，并保證了一個較為可觀的最低生活標準，反抗的目標往往不在于社會民主和社會平等，而是要求更多的機會。世紀之交的那個世界是一個尚且屬于個體實業卻正在消逝之中的世界，這些實業普遍規模有限，那時的生活則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或者說組織化程度不高的生活；對于這樣一個世界，即便是在改革派中，多數人也都懷有一種熟悉的親切感。進步主義時期的商業生活，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府生活，都已開始從一種個人主義的形式向一種嚴苛的企業規訓轉變，并且展現出了一種管理型的、官僚化的前景。改革者抗議時局的方式，常常是要求維持正在消逝的機會，而不是去增強業已存在的這種組織化趨勢。大多數來自揚基新教背景的美國人，不論他們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希望經濟上的成功更多地與個人品格掛鉤，希望經濟制度不僅僅是一套旨在提供豐富產品與服務的體制，而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刺激與獎勵機制。然而，不論是大公司和粗魯的財閥，還是詭計多端的政治大佬，似乎都對上述欲求不屑一顧。在大公司里，成功與品格和努力的關聯度似乎是相當可疑的；至于財閥的行為方式，你會發現它與公民責任和個人自律簡直是背道而馳。競爭的通道似乎正在被一步步關閉。整個社會都面臨著威脅——這威脅并非來自經濟蕭條，而是源于社會和道德的退化，以及民主制度的沒落。這并不是說那個時代的人們已完全陷入絕望；因為他們相信，正如罪人可以洗心革面并得到拯救，只要公民覺醒起來，擔負起他們的責任，國家也是可以得到救贖的。這種滿懷希望的情緒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進步主義的種種變革便是在這一情緒下完成的。

改革史上的下一個階段——新政，本身即是令進步派憂心忡忡的那個過度組織化的世界的產物。走向管理，邁向官僚制，以及無所不在的規?；l展的趨勢，其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于改革事業本身都不得不與之保持一致。不僅如此，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的領導權不得不逐漸與一個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分享，其規模之大，已經足以提出重大的要求和行使巨大的政治權力。城市移民大眾、政治大佬、勞工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和行政官員們的政治和道德準則，如今與舊傳統下的經濟道德規范發生了沖突。一些社會階層，和諸多不同類型的社群，對于進步主義時期程度相對有限的改革是持贊許態度的，現在卻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令人困惑的新處境，尤其是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幾年過去以后，身邊無所不在的新事物越來越令他們心煩意亂。以往的美國社會，與經濟生活相聯系的是人的品格，以及這個國家得天獨厚的創業自由和機遇；而新政，憑著其務實的氣質和對結果的孜孜以求，似乎已經讓美國人與從前那個社會拉開了前所未有的距離。

平民黨人和進步派都試圖去堅持鄉村生活中的一些價值，去保存個人的實業精神和個體的機遇，以及在這一環境下培育出的品格類型，以便維系一種同質化的揚基文明；在這些努力中，我發現很多是倒行逆施和虛妄之舉，一小部分甚至是惡毒的，大多都是富于喜劇意味的。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這些價值本身是荒謬或不好的。一種親近自然和土地的生活理想，對于深入體驗鄉土和村鎮生活的向往，對獨立自強的個人形象的推崇，甚至是維系一個倫理上更為同質化的國家的愿望（盡管它也激起了自命不凡和惡意仇外的各種情緒）——所有這些理念都不該受到輕視或鄙夷；并且，對于那些最為深切地依戀于這些理念的人們來說，它們的衰落是一場必須予以尊重的悲劇經歷，即便是那些需要借助想象力才能感同身受的人們，也應當做到這一點。如此一來，我對這些古老的農業和實業理想的評論，目的便不在于將它們視為終極價值而加以貶抑，而是想建立某些防衛機制，以防止它們在政治上被濫用——這種濫用的現象到今天仍時有發生——從而或許間接地提供某種方法上的見解，對這些理想中直到今天仍不乏其意義的那部分加以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