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上海書城經過改造復歸大眾視野，重新開業當日眾多老書迷涌入福州路上的“精神家園”，朋友圈里還見到幾位媒體朋友拿著長槍短炮競相直播，也引發了公眾對于書店空間沿革的討論。恰巧，我在《三聯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則讀者來函，這位讀者表示自己所在的縣城中心開設了一家大型書店，無奈這是一家“無法看書”的書店，環境豪華，圖書周邊琳瑯滿目，可偏偏書籍皆被塑封，店員說拆開了就得買下，不由讓人悵恨久之。似乎已經無需再議書及書店的尷尬現狀了，許多人回望曾經的的閱讀熱潮，向我們不斷講述當年的榮光，但昨日的狂熱已是手里的月光。

在當今這個時代，書、書店還能給人感動，予人慰藉嗎？當拿起《送書人》這本小說的時候，內心是充滿忐忑的。

作者卡斯滕·海恩在扉頁的獻詞里如是寫道：“獻給所有的書商。即使在危機蔓延時，他們依然為我們提供著獨特的食糧。”小說刻畫了一個受雇于書店，不斷為城鎮居民推介書籍的“送書人”——卡爾·柯霍夫。在書店實習生眼中，這位格格不入的老年員工稱得上時代的活化石，這家伙不看新聞，不聽廣播，也不讀報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舊秩序的捍衛者。不去送書時，就躲在那個堆滿了書的兩平米里，那是他自我保護的精神空間。唯一可以讓他興奮的或許就是向不同的人推薦不同的書——“這本書，自從上市就一直在等您。”再挑剔的讀者也被他說服，其他員工認為的“硬茬”在卡爾面前都十分服帖，他的淵博學識以及獨到眼光讓眾人敬佩。

“反正我不看書，除非是被逼著看——也就是在學校里。要是書被改編成電影，那我寧可看看電影。”這不是一個孤芳自賞的故事，書店小年輕的話很輕易地就拆穿了歐洲“全民閱讀”的幻景。而目下的現實恐怕是連電影都激發不出大眾的興趣了，一部電影的敘事被人工剪輯、AI配音，最終變成3分鐘的短視頻，跳過那些冗長、無趣的蒙太奇、空鏡頭，所有的爆點、沖突轟炸著受眾的神經，這樣一比較，讀書顯然是太慢了也太乏味了。這不由讓人想起英國地鐵乘客爭相讀書的段子，不是因為他們愛看書，而是因為地鐵里沒有網絡信號。這種調侃是一種科技進步下對于外國月亮的祛魅，更是一種對現代圖景的白描。我們有多久沒有讀過書了？我們又有多久不曾在書店里打發時間了？如果卡爾失去了送書人的身份，那么他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將塌縮到一個獨居老人的逼仄情狀，書是他連接他人的途徑。

小說文本的通俗流暢，讓我想起了另外兩本大名鼎鼎的小說《島上書店》和《查令十字街84號》，它們擁有近似的敘事內核，呈現在讀者面前是的書、書店以及與書有關的人，讓人沉浸其中不住回想的是人類與書過去的溫存。《島上書店》在亞馬遜暢銷榜霸榜的時代，網購尚未成風，一本《讀者》或者《故事會》可以全班傳閱，麥考林商城小畫冊可以翻來覆去地看，彼時的貧瘠也是彼時的充盈。

現在的科技主打一個“萬物互聯”，手機可以連接所有設備，房子、車子、票子都可以用一個終端解決問題，各大廠商比拼誰聯得多，誰聯得方便。問題是，和物的連接越來方便了，大家都在暢想帶著VR眼鏡利用虛擬現實走向未來，人與人的連接反而越來越難了。

“辭典，是橫渡詞匯海洋的船，人們乘坐辭典這艘船，搜集漂浮在漆黑海面上的點點星光。只為了能用最恰當的措辭，準確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傳達給他人。如果沒有辭典，我們只能佇立在這片浩瀚的大海前，駐足不前。”小說《編舟記》里，松本前輩的這段話猶如理想主義的星火，很文藝地向讀者表述了編纂辭典的意義。但是僅有理想和認真的態度，依靠個人也是無法完成這種費時費力的偉業的。

與卡爾一樣，同樣是親近書的主人公，馬締光也亦是一個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人。聽聞馬締要被調動到辭典部，原部門所有的人都不在乎，在出版社營業部這家伙沒有絲毫的存在感，不能帶來任何經濟效益的員工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在豆瓣上，常看出版社友人們互相調笑，辛辛苦苦做了書，下班進了書店，買了同行賣不出去的“大作”，完成了一個出版社編輯“編書-購書”的完美閉環。愛書人本身就是如卡爾、馬締這般的“怪人”，為了一個善本可以忍饑挨餓，寧可住得局促也不愿意丟棄書籍。

同名電影《編舟記》中的馬締通過松田龍平的演繹更顯內向與窘迫，他甚至無法與其他人產生交流的可能，面對心愛的姑娘也堅持用文言文寫作情書表達愛意。他希圖完成編纂《大渡海》這本辭典，而拯救他的也是辭典編纂本身。人試圖用詞語來定義世界，感受就是命名，然而再豐富的詞藻也無法完滿地詮釋人，在《編舟記》這里，辭典是渡過浩瀚無窮的大海的扁舟，只要有渡（渡人或渡己）的需求，就必定存在想要達到的彼岸——他人的心靈，完成與他人的連接，證明自我的存在。

“詞與詞之間相互補充、相互支撐，保持著絕妙的平衡，形成一座搖搖欲墜的塔。”在制作一張張詞例收集卡的過程中，馬締光也從一個個詞匯中尋找到了一些涉及心靈的秘密，逐漸地開始與人發生聯系，對于辭典編纂工作的真情投入，感染了越來越多的同仁，耗時十多年終于完成了《大渡海》。小說作者三浦紫苑在文本中設置了大量的“彩蛋”，如果是一個愛書人的話，一定會對作者的巧思會心一笑，在這種精心設置的伏筆下涌動的是作者對于書的熱愛。我不覺得《編舟記》的故事是一種抵抗敘事，它并沒有大肆渲染新技術的威脅，在出版圈里壓力是始終存在的，選題、定價、庫存每一個概念都會給編輯造成切實的壓力，但是《大渡海》這一項目的設置是為了順應這個時代，編纂過程中的坎坷、不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主編松本對于馬締光也的期待那般，詞語也是在不斷進化的。人與人的連接或許可以由電子信號取代，但是如果有新的詞句能夠表達人的內心，我們就還有另一種選擇、另一種可能。

如果這種可能是書的話，那么懷舊不啻為一種展望。在一些特定的歷史場景下，書所蘊藏的不僅是一種抒情。小說《偷書賊》所講述的故事較之于《送書人》更為極端，但也更為典型。籠罩在戰爭陰云下的人們通過偷書、念書的行為，維系著對于生活的希望。這類故事的起源或許可以追溯到薄伽丘的《十日談》，人物設置與劇情安排都似曾相識，但是大多數讀者還是會被同一套配方俘獲。因為書在這里的象征仍舊會觸碰到人類精神世界中的柔軟維度，在被科技包裹地越發嚴實的同時，心靈的衰減是不可逆的。不久前，Open AI公司發生的“內訌”，源自于一些AI專家對于新項目可能威脅人類的警惕，在名為商業利潤和人類道德的天平兩端，一些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這或許也部分回答了，為什么《送書人》《偷書賊》這些有關于書籍的小說能夠持續打動人心。

“這座城市是圓形的，穿行其中的人未必注意得到，但每只斑尾林鴿和麻雀肯定都一清二楚。”《送書人》里的卡爾·柯霍夫堅持為每一位“需要書”的人推薦適合他們的書籍，在一次次的送書、答疑的過程中，卡爾與讀者之間產生著微妙的化學反應，72歲的他顯然不再年輕，但他仍會止不住地揣測對方的興趣、生活以及周遭的一切。“我就像鐘表的指針一樣。你可以設想，一根指針可能是可悲的，因為它始終沿著相同的軌跡轉圈，周而復始。但相反的情況是，它很享受路徑與目標的確定性、不會走錯路的安全感，一直確保著有效和精準。”實在感與確定性，它既決定了卡爾工作的孤獨，也給了他這個時代稀缺的安定與自在。這或許就是書的明天，以一種特有的穩定感留存在這個時代的角落里，等待著它的讀者，等待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