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施蟄存先生(1905年-2003年）辭世20周年，12月17日（農歷十一月初五）則是先生誕辰118周年紀念日?！侗鄙綐墙鹗z跡》（三卷本）是一套系統地輯錄、整理施蟄存先生的“北窗”之學，還原“北山樓金石遺跡”，展現北山樓所藏金石碑版的“博”與“雅”，并對施蟄存輯錄校訂歷史金石資料的學術貢獻作出定位與評價，兼具史料直觀性與品讀趣味性。澎湃藝術特在今日刊發此文，以為紀念。

施蟄存先生晚年在北山樓（沈建中攝影）

滬上文人書齋，比比皆是，自有海派文化審美的獨特魅力，也是人文學術之美麗景觀，可大都已為陳跡。施蟄存北山樓的金石學研究與碑版拓本鑒藏，無論是品種廣泛性、數量豐富性，還是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和藝術史學層面的金石學考據研究成果上，如今審視，在在體現了申城人文學術之軟實力，海派文化審美的精品牌。1993年，施蟄存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專家”，榮獲上海市第二屆文學藝術杰出貢獻獎；2018年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公布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師”之一。2003年這位北山樓主人離去時，報刊載文《施蟄存：海派文化的標志性建筑》，文中寫到“總覺得施先生應該像老錦江、老外灘那樣，成為上海文化的標志性建筑”。

北山樓鑒藏金石拓本倍受普遍關注，雖然流散各處，如今圍繞沈建中編著的《北山樓金石遺跡》等文獻資料，挖掘他金石鑒藏與研究的治學特色與學術貢獻，試為傳統藝術的當代觀照提供一種新的向度，提供讀者研究、緬懷，使北山樓的學術遺產，成為共同享用的文化財富，有助于海派傳統文化和申城人文精神的發揚光大。

《北山樓金石遺跡》編著體例與內容特色

《北山樓金石遺跡》（三卷本）全面系統地輯錄、整理施蟄存的“北窗”之學，還原“北山樓金石遺跡”，展現北山樓所藏金石碑版的“博”與“雅”，并對施蟄存輯錄校訂歷史金石資料的學術貢獻作出精準定位與評價，圖文并茂，兼具史料直觀性與品讀趣味性。

《北山樓金石遺跡》（三卷本）沈建中編著  書影

北山樓藏品題識

其一《北山樓藏碑見知輯目》將施蟄存歷年所藏碑版拓本嚴格按照傳統金石學編目的學術規范進行編撰，以“文本形式”保存施蟄存金石研究的學術蹤跡。編者在“序引”中點明編撰藏碑目錄的總體思路為：“從朝代序次，按照傳統金石編目，點檢輯撰，其題銘、紀年、地域、撰書和行字，兼及盡量詳抄遞藏流傳、題簽題記、著錄鑒印諸種楮痕。”編者以時間為軸輯錄北山樓藏品，始于周秦，終于滿清。雖為“冰山一角”，亦可“窺斑知豹”，力求全方位呈現施蟄存藏品的歷史風貌、遞藏流傳、品類形質以及審美特征等。如書中輯錄“鎮南將軍張永昌墓碣”，首先清楚標明書體為“分書”，有碑陰，立碑時間為泰始四年七月三日，并詳細記錄了該碑版拓本的遞藏情況，原為畊鋤草堂劉海天舊藏，拓本存有劉氏題記“張晉永昌墓志，畊鋤人老農夫藏”小行楷，并鈐印“海天”印章。最后文末附有《北山集古錄》摘錄的施蟄存題跋：“此石聞久為東瀛學人所得，故拓本極少見，余十年前僅得碑正拓本一紙，近始得碑陰，乃知其有年月也。”該卷所錄碑版拓本，均以嚴謹筆觸記錄藏品信息，不僅勾勒施蟄存碑版鑒藏的博大精深，而且從側面傳遞出碑版拓本之外的諸多信息：地理風貌、民俗風情、歷代官制和文字演變等文史知識。正是因為編者采用線性梳理的方式，才使北山樓金石鑒藏凸顯“有跡可循”的特色，也方便讀者對北山樓藏品做“全景式的概覽”，更有利于專業學者的徵引與研究。

其二《北山樓藏碑經眼百品》，傳承施蟄存著書常以“百選”“百詠”“百話”等題名的習慣，編者通過“經眼輯錄”的方式，精選《北山樓藏碑見知輯目》保持完好、饒有觀賞性的碑拓百馀紙，著錄成冊。該卷配以精美圖版，影印全形，特寫局部，并附有題記、鈐印等信息，致力于體現歷代碑刻文獻的系統集錄，而非僅作為書法典型的臨摹資料。這些制作精良的圖版乃是以“紙本形式的模擬展覽”，這是本卷的獨創之處，使讀者領略北山樓藏品的豐贍繁多與高雅品位。此卷可與《北山樓藏碑見知輯目》的文本內容配套賞析、品讀，兩者文圖俱佳，遙相呼應。展閱《經眼百品》，尤能體會編者的苦心經營，無論物質形態還是排版格式，都在盡力詮釋、彰顯施蟄存這些流傳有序的精品拓本，追求精準逼真的視覺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該卷的附錄部分，可見施蟄存“北窗之學”的形成過程，以及各個專題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編者對《北山談藝錄》《北山談藝錄續編》《唐碑百選》等多部金石著作的完成也離不開施蟄存的指導與策劃，這集中彰顯施蟄存在編輯出版方面的智慧與格局。對此，編者特別指出“整理編錄”作為施蟄存研究學問的一項創造性工作，自有“北山樓”治學的特質：“既是輯佚整理的治學造詣，又體現一種洞察判斷的學術素養”。附錄二《北山樓諸家治印作品選輯》，可窺探施蟄存與盧輝倫、錢君匋、高式熊、陳巨來、韓登安和陸天游等篆刻大家之間的深厚情意。附錄八提及選編《施蟄存集古文錄》的宏偉設想，擬編纂十二卷之多，欲從手札、書信、題跋、詩稿以及碑記等方面展示施蟄存碑版考釋的深邃與堅實。

其三《北山樓集古小品舉要》，先作題解，何為“金石小品”，施蟄存在《金石叢話》中解釋的非常清楚：“金石學本來只是以三代青銅彝器銘文和歷代石刻碑版文字為研究對象。但是，隨著古代文物大量出土，金屬文物已不限于三代彝器，石刻文物也擴大到與它們相鄰的品種?！欢倌陙硇录尤虢鹗瘜W的古代文物，因為它們都是小件，故名之曰‘金石小品’?！睋幷呓y計，施蟄存所藏金石小品大概有2600器紙，是構成施蟄存金石鑒藏的重要部分，極具研究價值，這也是編者特此輯錄一冊的原因所在。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施蟄存多次撰寫題跋言及收得小品數目：“商周彝銘墨本凡五百馀器”“新舊瓦當墨本二百馀紙，視定庵所得，已三倍之”，磚文“所得墨本二三百紙，亦多清儀閣、石鼓亭舊拓”，鏡拓收得百馀紙，“佳者無多”，而雜器更是“零金碎玉，光怪陸離，不可類序”，僅留存題跋就多達百馀篇。該卷《小品舉要》，編者搜羅施蟄存所藏“詔版匋量、匕劍弩機、鼎爐壺洗、銅鏡符牌、瓦當陶器、古磚地券、泉幣封印”等古雅墨本四百馀品，編為“吉金”“娛器”“歡石”和“佳品”四輯。書中散見陸維釗、李白鳳等書畫大家饋贈施蟄存的書法作品以及鄒景叔、黃賓虹、陶冷月和周退密等人的題跋書法。這些書法墨跡作為金石碑拓的視覺調節，形成碑帖互動性的觀賞效果。此外，《小品舉要》作為《北山集古錄》拓展和補充，重新校訂、增補精美圖版，亦為“紙本形式”的模擬展覽，頗見施蟄存的“集古之趣”。所輯錄的拓本品相完好，在形式布白的處理也是構思巧妙，且多為清末至民國初年知名鑒藏家的傳拓，有芑堂張燕昌、竺齋陸仲敏、松籟閣陳均、清儀閣張叔未、簠齋陳介祺和宸翰樓羅振玉等。這足以說明北山樓藏品之精、編者煉意之深。

編者沈建中已為施蟄存編著過系列讀本，除了前文提到的《北山談藝錄》等，還有《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閑寂日記、昭蘇日記》《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等，正是通過他的文字，我們才打開施蟄存這扇研究金石碑版的“北窗”，從而對施蟄存畢生學術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編者在《近樓受教似“學徒”》中提及在北山樓當“學徒”的情景，最初從《論語》到《說文解字》進行古文訓練，期間學習鈐印、拓印邊款、托裱拓本、修補書籍、裝訂線裝書稿等手藝，再到熟練釋讀、注解拓本的諸多往事。此次歷經卅年，編者尋索陳跡，扎實撰錄，著成《北山樓金石遺跡》再現施蟄存“北窗”之學的才情與境界，緬懷北山樓金石鑒藏?？傊?，該三卷本不僅是研究施蟄存金石學的珍貴資料，也是一份記錄近現代金石研究的重要史料，富有學術研究參考和藝術欣賞普及的雙重價值。

施蟄存先生手跡

金石拓本鑒藏與整理

翻閱施蟄存的文集、日記、書信等，常有“加以展玩”“聊以寓心”“興致不在歐趙之下”的表述，字里行間流露出他悠然自得的雅趣。自20世紀50年代后，施蟄存隱居斗室，與金石碑版為友，于幾案展玩，常有會心之處。施蟄存所居的北山小樓，只有六平米，四壁皆為書櫝器具，共藏有兩千余件碑帖拓片。這些藏品可謂種類繁多、型制精美、專藏聚集，時間跨度從秦漢到民國，構建了一部氣勢恢宏的中國石刻史。施蟄存兼具敏銳的眼力和頑強的毅力，將其收集的碑版拓片系統整理、甄別去偽，絕大部分都有他本人的題簽、題記，并鈐有“吳興施舍考藏”“華亭施氏無相庵藏”“吳興施舍所得古金石磚瓦文”“施舍所得”“北山樓文房”等印。單就《北山樓金石遺跡》叢書的輯錄來看，施蟄存的金石鑒藏儼然構成一個周密完備的體系。

首先，藏拓種類齊全，上自秦漢，下迄明清，歷代碑刻名跡無所不收。施蟄存所藏拓本以造像類為大宗，命名為造像碑、造像記和造像三種，其中不乏精品佳本。而古兵、詔版、古鏡、泉幣、瓦當、古磚、甲骨、古硯和漢畫像等雜器拓本，更是無所不有。書中輯錄碑版拓本，集中展現施蟄存的金石鑒藏具有時代齊全、門類齊全、專藏齊全的特色。

其次，彌足珍貴且臨池者少見的碑刻拓本。施蟄存所藏拓本的部分碑石或是被毀、或是流失海外、亦或是地處偏遠，以致拓本傳世稀少，不為書法家、金石家所知。如北魏《南石窟寺碑》，碑面、碑陰、碑額均有文字，此碑民國甘肅出土，拓本絕少流布，鮮有知者。施蟄存跋云：“余以此拓本校之，則羅氏所錄，尚有缺誤……豈未得拓本耶？”與此同類者，還有北魏《蔣伯□造彌勒像》、唐代虞世南《孔子廟堂碑》等，這些都是彌足珍貴、不可多得的拓本，極具史料價值。

其三，流傳有序的名家舊藏。如《命婦鮮于氏墓志》為于右任、吳元起舊藏；《皇帝東巡之碑》為徐森玉在河北縣所得，并有邵銳題跋；《獻文皇帝第一品嬪侯夫人墓志銘》，曾歸陶湘、羅振玉收藏，民國十一年陶湘監拓烏金拓原拓本；《偽鄭大將軍舒懿公韋匡伯墓志》曾歸陶齋端方所藏，后有俞宗海三處題跋，其一有云：“此石出土未久為匋齋所得。舒匡伯仕于隋，卒于大業十三年，至王世充僭號時始葬。因其女為世充子婦，贈大將軍。此志隋人所作，清勁絕倫。韜盦記。”施蟄存跋云：“此乃韋匡伯墓志，有篆蓋，文曰‘鄭故大將軍韋公之銘’，三行，行三字，未得。”該碑保存完整，有篆蓋，俞宗海題跋既述史實，兼論書法，頗具學術價值。

其四，經典書家，不同碑刻、法帖的集藏。在《唐碑百選》的“緣起”中，施蟄存指出“這一百種唐碑的選錄標準，首先是原石猶存，有搨本可得。其次是字跡工妙，有代表性。或者字跡特異，可以備唐碑之一格，例如碧落碑。李北海、顏魯公、柳公權碑刻甚多，則斟酌前人述評，參以編者鑒別，選其數種，以為代表?！币灶佌媲錇槔?，該書輯錄其正書四種：《多寶佛塔感應碑》《宋璟碑》《元結碑》和《顏勤禮碑》；行書一種《與郭仆射書稿》。此外，同一碑刻，藏有多種版本。如《漢三老諱字忌日碑》為浙東第一古碑，此石初始未傳拓，先后被周世熊、西泠印社所拓墨、朱兩本，施蟄存先得西泠印社的朱拓本，后得周世熊的墨拓本。較之墨拓本，朱拓本不甚明晰。通過墨拓本、朱拓本的對照比較，亦可?？北淘谶w徙過程中書跡的前后變化。

武氏左石室畫像并題簽（北山樓藏品）

北山樓藏本石鼓文局部

曹溪南華寺慶歷木刻造像（北山樓藏品）

施蟄存的金石收藏可謂搜羅巨富，取材精良。他收藏碑刻拓片的一個重要用意在于保存歷代的古刻文字，所以尤其注意分類歸納和系統整理。鑒于此，他對所藏碑版拓本進行編目，便于檢索、分類和研究。編者沈建中也是在施蟄存系統整理的基礎上重新編錄，他在《北山談藝錄續編》編后記中也提及自己編排書目時曾受到施蟄存《擬編〈歷代碑刻文字圖鑒〉》的啟發。縱觀施蟄存收集金石碑版拓片的幾十年中，“得石刻文三千紙，金銘不足五百紙”“得商周彝銘墨本凡五百馀器（紙）”，其中有“唐刻碑志一千五百馀種”“新舊瓦當墨本二百馀紙”“凡歷代石刻文字有拓本傳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所以，他的金石聚藏以石刻為主，其規模宏大，整理系統，分類科學，而較為珍貴的藏品既有益于臨池學書，開拓眼界，又為研究者提供極好的佐證資料，證經補史。

治學征引文獻與拓本互證

蟄居北樓斗室，在生活中雖然是沉寂的，但在精神上卻是愉悅的，施蟄存幾乎過著乾嘉諸老的閑雅生活，醉心于金石碑帖的搜羅、考證和釋意。他每得一碑，就會為其作議論評騭?，F在反觀這些題跋文字，尤覺蘊含一種具有科學性的研究方法。施蟄存曾言：“收了許多金石文的拓片，看了不少金石考古的書籍，對于文字學、史學、款識學各方面，多少有一點新的知識，也學會了一些研究方法?！边@里所說的“學會一些研究方法”，他在《水經注碑錄》序言中表達地更加明白：“然每獲一古碑，尋其出處，徵其舊聞，必裒集眾說，始少有知解?！彼^的“徵其舊聞，必裒集眾說”的研究方法便是前文提到的“征引文獻與拓本互證詮釋”。

他文史修養深厚，雖然謙稱不治史學、考古學，但秉持“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態度，根據拓本銘文勘誤前人著述。他檢閱了《后漢書》《隋書》《三國志》《魏書》《北周書》《北齊書》《晉書》等典籍文獻，寫成了《諸史徵碑錄》《北山集古錄》等。他在撰寫著述的過程中，力求“取證于諸書”，正是典籍文獻的大量閱讀，使其獲得了深厚扎實的金石修養。審閱他的題跋文字，并不屬于學理研究，更似一種閱讀隨筆、即興所思，但這些校勘札記亦是不乏深邃的考證意見。

根據拓本訂正前人之誤，如《漢析里橋郙閣頌》題跋：“‘臣’字下泐失三字，適在次行之首，石皮全脫，殊不見有‘蔡’字 筆道，而申刻本乃于行首刻作‘蔡’字 ，此乃從后人妄說，以此刻為蔡邕所書，因而增入。此字必非田氏原摹所有，不足為據。”此碑有兩刻本，一為漢建寧五年原刻，一為宋紹定太守田克仁模舊拓本重刻。此碑刻到明代已破損殘缺，他根據碑文中“知縣申如塤重刻”得知，近時所傳拓本都是申氏重刻本，已與宋刻本相差甚遠，而乾嘉諸學考跋，多據申刻，遂致舛誤。施蟄存得此碑原刻拓本后，對照古籍、田氏與申氏的重刻本，以補證后人所錄碑字闕訛，并查證后人臆想改字之失。

施蟄存金石鑒藏也為其古典文學研究服務，在他看來鑒藏“作為一種雅好，一種學問”，是“力求用藏品去印證、詮釋一段歷史、一個方國、一樁疑案，或是一代風俗”，十分重視碑刻拓本的史料價值。周退密在紀念施蟄存的文章中寫到“雖然我們兩人都愛碑拓，但是目的略有不同。施老主要在于將碑文作為文史研究的一個方面，他的《水經注碑錄》就是一個例子”。不唯如此，其作《北山集古錄》也體現出注重碑版的歷史價值，所錄漢《孟孝琚碑》，位于云南昭通市內，于光緒二十七年出土，現移置鳳池書院內，是云南省內唯一的漢碑，再現了當時云南地區的婚喪習俗、宗教信仰以及工藝水平，是研究漢代云南民族史的珍貴資料；《皇帝東巡之碑》記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結束東巡，回歸平城時演示射術的歷史故事，碑文涉及北魏若干人物和地理名稱，對于研究北魏早期的政治、軍事和交通路線有重要價值；《杭州石屋洞宋人造像題名》《元文殊奴神識》則保留了地方職官名、宗教制度和文化交流等。除此，施蟄存還利用墓志研究古典文學，在他的文集中提到了柳如是和溫飛卿的研究，例如夏承燾編撰《詞人溫飛卿年譜》因無法考證溫飛卿卒年而犯難時，施蟄存根據《寶刻叢編》中記錄的溫庭筠墓志，寫信告知夏承燾：溫飛卿卒于咸通七年（866）。令人遺憾的是溫飛卿的墓志并沒有全文存錄，要不然會得到這位詞人更多、更詳細的人生事跡。

實際上，他已注意到金石研究的三種史料：典籍文獻、金石碑版（實物）、拓本（圖像）。但在其著作中并未詳盡其言，遂致學界對其金石學研究方法的忽視。施蟄存運用“文獻”“實物”與“拓本”之間的“三重互證法”進行金石學研究，先是檢閱《后漢書》《三國志》《魏書》《北齊書》《水經注》《隋書》《舊唐書》以及地方志等文獻典籍，抄錄歷代碑刻，再對照所得拓本進行互證研究，從而梳理源流、匡正疑謬、甄別辨偽。具體而言，首先，他意識到文獻典籍的不可靠，各類文獻的撰寫會出現輾轉承襲的問題，也會因為官方意識形態、個人主觀臆想而無法落實，所以“征引文獻”“裒集眾說”。其次，以拓本結合典籍文獻的互證研究，將廣泛搜集的材料進行對照、比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對研究對象得出新的認知理解。施蟄存雖然重視拓本（圖像）的史料價值，但他也意識到“以圖證史”存在一個“陷阱”：在古代，書抄與碑刻都是匠人所為，匠人的工藝水平和后世的捶拓次數會直接影響拓本的效果，所以他將實物與拓本（圖像）區別對待，拓本不能等同于金石碑版本身。最后，他將金石碑刻這些實物作為重要的考察對象，他關注考古挖掘、實地勘察。在他看來，對典籍文獻和拓本的研究，最終還要落實到對實物的考證上。不過，由于侵蝕、翻刻、時間久遠等原因，很多金石碑刻原石也是早已失真。在給周退密的信中，施蟄存談及他檢閱《隸釋》，錄漢碑刻，發現除《婁壽碑》銘文前作“其詞曰”之外，其他漢碑均作“其辭曰”。他指出漢代用“詞”字只在“詞訟”之類，碑銘前不可用“其詞曰”，而《婁壽碑》的誤用，是因為它并非漢原石，指出洪丞相未注意后人翻刻的問題。這說明施蟄存也注意到刻石對于金石研究并非確鑿的物證。

總之，施蟄存金石學的“三重互證法”根據各種資料的可信度將其劃分為文獻典籍、拓本與金石碑版三類，再通過文獻互證、圖文互證，最終落實于實物的考證。文獻與圖像，都要圍繞金石碑版實物的研究，用以考證、補闕和分析后者的原本風貌，這里的原本風貌是甄別辨偽后的結果。施蟄存的考證研究，較之王國維二重互證法，無疑更具科學性和有效性。

碑版題跋與書學思想

《唐碑百選》中寫到“漢碑結集是從文獻學角度編撰的，唐碑選錄則從書法藝術角度出發”“今精選其一百種，各體書均有，以為唐人書法的代表”，與其漢碑鑒藏略有不同的是，他精選可以囊括篆隸楷行草等書體的百種墓志碑刻，檢閱前賢諸家題跋，“窮其源委，判其是非”，從而系統構建一部圍繞唐碑的書法理論著作，以此彌補“書法藝術觀摩的一大缺憾”。其緣由在于：“唐代三百年，是書法極盛時代。分隸上承漢魏，而有所發展，蔡有鄰、韓擇木，自成唐隸。行草經太宗李世民的提倡，以二王為宗，而孫過庭、張旭、懷素，皆能自立門庭，在繼承中有獨創。真楷融會南北朝之長，奠定了近代正書的體勢，而虞、褚、歐、薛、顏、柳諸大家，又皆各擅姿態，愈變愈奇。此外則陽冰篆書，自許直接斯相；北海行筆，亦非前代所有。凡此種種，真有百花齊放之盛?！蓖鯂S在《宋元戲曲考·序》中寫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若以書法來看，則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書法，秦之篆、漢之隸、魏之行草、唐之楷……”。書法發展至唐代，所有的文字都已演變成熟，這為唐代書法百花齊放的盛況提供了必要條件。同樣，唐代書法藝術的繁盛又引發了書學理論家對漢魏以來書寫規范的系統整理，諸如孫過庭《書譜》、李嗣真《書后品》、張懷瓘《書斷》、竇氏兄弟《述書賦》以及杜甫等人的論書詩，故有“唐尚法”之說。唐代書法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樞機時代之一，這也從側面說明施蟄存《唐碑百選》重要的學術價值。

《唐碑百選》，施蟄存編著；沈建中編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概言之，施蟄存圍繞唐碑的書學思想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重估唐碑的藝術價值。首先，他反對“卑唐”之說，所收集的唐代墓志碑刻很多都是精良拓本且未殘損，能夠較為真實地反映唐代書家本來的面貌。如《嵩陽觀圣德感應頌》題跋有言：“徐浩書名卓著，其隸書碑僅存此一刻，故此碑為歷代所重視，至今尚在嵩山，列為國家保護文物之一，皆因其字跡佳妙也?！逼浯?，唐碑開啟了行草入碑的先河，其跋《晉祠銘》曰：“此碑字亦用行草，為其刻意之作，甚得二王筆法。古來碑版，惟篆隸書，六朝始有正書（或曰楷書、真書），若行草入碑，則始于此銘，是唐碑之創舉也”。其三，現在很多魏晉行草的臨習版本亦為唐本，比如《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其四，唐碑拓本中各書體均有，比如篆書有《碧落碑》《陽華巖銘》《黃帝鑄鼎原銘》，隸書有《孔宣公碑》《大云寺碑》《紀信碑》等，楷書有《道因法師碑》《清河公主碑》《智城山碑》等，行草書有《李勣碑》《李思訓碑》《隆闡法師碑》。最后，唐碑中有許多內容絕佳但未流傳的拓本亦有重要的臨池價值，比如《樊興碑》《褚亮碑》《房玄齡碑》《尉遲恭碑》等，尤其是《尉遲恭碑》，施蟄存評之：“其字跡極壯偉，必當時名家所書，而世人罕見搨本，書法家未有稱述此碑者。今選錄之，為此碑宣揚?！?/p>

第二，集錄諸家評語，判其是非，考據與評論并置。施蟄存評論唐碑并不一味遵從前人觀點。比如他并不認同梁巘對《唐儉碑》“遒勁嚴緊，較勝于蘇靈芝，間有數筆軟處，所以不及顏柳也”的評語，認為梁巘對此碑的論斷有失公允 ：“梁聞山評書有精鑒語，獨于評此碑則有失言。此碑字體雅秀，有虞褚馀風，豈可以蘇靈芝為比。有筆軟處，即不及顏柳，此言亦無理致。”對照《唐儉碑》拓本，其結構嚴謹，點畫圓融遒勁，內圓外方的體勢得初唐遺風，比之顏、柳，勝在靈秀俊逸，失之古拙雄渾，可謂各有千秋。可見，施蟄存的評語較為客觀公允。他對唐碑的藝術評論始終立足于考證之上，以深厚的知識積淀，練就獨到之見的慧眼，將書法美學與書法史學完美結合。

第三，考察文字演變與書法審美之間的關系，繼而厘清書家的師承譜系。施蟄存指出《裴鏡民碑》“殷令名書跡自宋迄今，著錄僅此一碑，其字雖曰正書，實參隸法，可與歐陽詢二隸碑參看，此皆初唐書法之承襲北朝體勢，由隸入楷者也?！钡拇_，從歐陽詢、虞世南等的碑帖來看，其早期書法框架呈“扁”勢，保留著隸書中典型的“雁尾”點畫，實為以隸書筆法寫楷書的嘗試，這也符合初唐書壇南北合流、由隸入楷的史實。而這種文字演變往往伴隨著書法創作機制的革新，但中國傳統文藝通常遵循繼承中有創新的發展模式，所以書家尤其重視師承脈絡。對此，他在《張旭草書二帖》跋文中梳理二王一脈的草書師承譜系，唐孫過庭、張旭的草書師承二王草書，但孫、張兩人各取所需，孫過庭志在草書字法的標準化，于是有“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之嫌；張旭創立唐草新規，其筆墨連綿不斷、縱橫肆意，而后世學草書者，都于孫過庭、張旭草書中尋覓二王消息，分為小行草與狂草之別。蔡顯良曾指出張旭是唐代楷書筆法傳承的關鍵人物：“上承初唐楷法，下啟徐浩、顏真卿，進而通過徐、顏影響到晚唐書風”。其實張旭作為一代宗師，各書體精妙且善于教學，門生眾多，其中顏真卿便是唐代楷書與草書輝煌成就的代表書家。若以草書而論，顏真卿上接張旭，又下啟懷素。從施蟄存的零簡斷章中，隱約看出他有意梳理唐代書家筆法的師承譜系，但可惜的是只是點到為止并沒有展開深入的研究。

在《唐碑百選》序言中，他談到對唐碑的鑒藏與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做總結工作，一方面是彌補唐碑觀賞缺憾。他針對唐碑所撰寫的百篇跋文或糾正前人之筆誤，或直抒己見，又或是存疑待考的擱置，都不乏真知灼見的書學思想。最為重要的是以考據為基礎的藝術評論，使乾嘉金石學研究中碑帖二分的狀態得以通融匯合。

施蟄存先生為唐碑作跋

結語

施蟄存的金石學研究秉承乾嘉諸老遺風，又有自我鮮明特色，其貢獻于諸多方面，包括專業術語的定名、碑刻的考據與分類、糾正與辨偽、書法審美與文字演變的考察等，涉及歷史學、文獻學、宗教學和文字學等領域，尤為重視“求證”“考據”“文圖互證”，較之王國維、羅振玉等人更進一步，體現出濃郁的現代學術意識。谷卿曾指出，羅振玉論藝顯得過于矜持和謹慎，導致他對金石“助游藝”的態度有些曖昧。換言之，清代金石學研究中本就分流的文字考據與藝術審美，在羅氏這里并沒有真正實現合流和通融。反觀施蟄存的金石學研究卻是另一番景象，他對書法的審美感知和學理研究都寄托在對碑刻拓本的展玩之中，以金石考據助力書法審美評論。誠如有學者指出“如果說，清末的金石學是由吳大澂、端方這樣的貴胄和王國維、羅振玉這樣的文人引領的，則稱先生為新時代金石研究的引領者之一，亦不過譽”。

（本文原刊于《現代中文學刊》，經作者修訂發表。原題為：致敬施蟄存誕辰118周年：《北山樓金石遺跡》重展鑒藏研究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