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被關押在撫順、太原戰犯管理所的原日本侵華戰犯于1957年成立的日本民間組織。幾十年來，“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堅持認罪和反省，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

1990年，筆者作為外事翻譯，與“中歸聯”成員開始有了接觸和交流。筆者祖籍山東，抗戰時期，那里飽受侵華日軍摧殘，而“中歸聯”的一些成員恰是曾經在山東犯下滔天罪行的戰爭罪犯。所以在剛接觸這項工作時，長輩們講述的戰爭傷痛，尤其是日軍的罪惡行徑總是在筆者腦海中揮之不去——“中歸聯”的“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是真誠的嗎？他們不斷懺悔、努力贖罪，是不是有所企圖，又能堅持多久？在隨后將近30年的跟蹤觀察中，筆者發現這種情緒并不少見。中日兩國人士都或多或少地對“中歸聯”有所懷疑。日本方面認為他們被中共“洗腦”，或曰新中國借此打“外交牌”，視其認罪反省為“說謊”“自虐”；中國方面也不乏對其動機和誠意持懷疑態度的人。當然，更多的學者、民眾則對“中歸聯”的歷史知之甚少。

撫順戰犯管理所

關于新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政策

關于新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教育改造，最引人關注的一個方面或許是：中國政府“以直報怨”，甚至“以德報怨”，在生活上為日本戰犯提供了人道主義待遇。不少人認為，新中國政府是帶著很強的自覺性來實行人道主義政策的，目的是讓頑固不化的日本戰犯實現認罪反省。這種觀點或許會讓部分同胞在民族情緒方面感到不適，除此之外，表面上看似乎并無不妥；實際上，它卻為國外的“洗腦”“外交牌”等言論提供了某種依據。新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政策果真是這個樣子嗎？對此，尚需從頭說起。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同年11月，蘇聯政府表示愿向中國政府移交幾百名日本軍人，以追究他們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1950年7月18日，在中蘇邊境綏芬河車站，蘇聯政府將969名日本侵華戰犯移交給中國政府，其中包括偽滿洲國司法、行政、軍隊、警察系統，以及鐵路警備隊、關東軍憲兵隊、關東軍下屬部隊等各個層級的官員、士兵。對于接收日本戰犯，周恩來提出的要求是必須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這顯然只是一個大致的規定，既劃定了“底線”，又為負責具體工作的人留下了自主發揮的空間。7月21日，這批戰犯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當時稱“東北戰犯管理所”）。

中蘇交接之后，日本戰犯從蘇聯的“悶罐貨車”換乘中國干凈整潔的客車，反差之大令其百般不解。這無疑應該是人道主義政策的發端了。實際上，負責戰犯接收任務的東北公安部政治保衛處執行科長董玉峰回憶說，為完成中央交給的“不跑不死”的任務，也曾考慮用“悶罐車”運載戰犯，以防發生“跳車身亡”事件，但東北公安部部長汪金祥表示，“天氣太熱，還是使用客車較好，但要加強戒備”，于是安排了20余人的押解工作組和看守小組。這表明此事并非中央刻意安排，而是具體工作人員根據天氣條件、人體感受作出的決定?；蛟S當事人并未多想，但這種做法說明：從一開始，中方工作人員就將日本戰犯當作“人”來對待，這應該是中國人“與人為善”觀念的一種體現。然而，因為有了蘇聯高溫難耐的“悶罐車”作對比，再聯想到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種種突破人性底線的行為，戰犯們心理受到了強烈的沖擊。

關于來中國后的第一頓飯，戰犯們在回憶中多以“豐盛”“美味”來描述。但據董玉峰回憶，當時準備的是在哈爾濱訂購的面包、香腸等易儲藏、攜帶的食品。就是這樣的食物令“中歸聯”成員金子安次終生難忘。他在回憶中提到，當年自己與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在同一個車廂，年輕戰犯對久違的“美食”狼吞虎咽，而藤田茂等年長者則咀嚼不動，有人提議扔掉，隨車管教吳浩然堅定地回答：“不許把面包扔掉。面包是中國農民用汗水換來的小麥制作、中國工人付出辛苦烤制的……牙口不好的提出來，下一站給你們換粥，將面包交還回來?！钡较乱徽?，果然給年紀大的戰犯配發了粥。大部分戰犯此前在西伯利亞經歷了五年慢性饑餓下的重體力勞動，如今他們在整潔、舒適的車廂里體驗到了飽腹感，臉上泛起了久違的笑容。

入所初期，日本戰犯的心情是極其復雜的，表現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對蘇聯將自己移交給中國而不滿、恐慌和絕望；有的準備“臥薪嘗膽”“東山再起”；還有的像戰爭期間一樣蔑視中國，瘋狂抵抗，情緒極不穩定。生活方面，與管理所工作人員一樣，戰犯們也以高粱米為主食。他們中間，有人對此感激涕零，也有人提出各種要求，如“我們是日本人，要給吃大米，高粱米這東西是給牲口的”，“中國沒有錢買大米可以借錢，將來由日本政府來還”，“日本人沒有魚怎么行”等等，個別戰犯甚至絕食抗議，管理所只得將相關情況向上級匯報。1950年8月29日，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對在押的日本和偽滿洲國戰犯，在生活上要按照國際慣例分別管理，要尊重他們的人格。按照這一指示精神，日本戰犯在管理所才吃到了大米、白面、雞魚、肉蛋。這種人道主義待遇因與當時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而頗受關注。

實際上，新中國政府并非一開始就超標準地、像“招待客人”一樣對待日本戰犯，反而是在其入所一個月以后，才提高了他們的生活待遇。只不過中國當時太窮了，以至于按照國際慣例提供的戰犯待遇，竟遠超普通百姓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顯然并非有意推行人道主義政策，中國人甚至無法理解戰犯們所體會到的“人道主義”，因為后者是聯系自己過去在中國犯下的沒有人性的罪行，來感受現實生活待遇的，兩者之間的反差必然極為強烈。相關案例在“中歸聯”成員的回憶中隨處可見。比如1953年夏，撫順戰犯管理所主治醫師溫久達在撫順礦務局總醫院背著骨折的戰犯安井清上樓就醫。溫久達之所以這樣做，其實只是出于醫務工作者的責任，而安井清卻聯想到侵華日軍種種泯滅人性的犯罪，深感“太對不起中國人民”，并因自責、感激而落下眼淚。對于安井清內心的激蕩，溫久達渾然不知，還以為他是由于傷處疼痛難忍而哭泣，于是一邊艱難地爬樓梯，一邊安慰安井清。

在之后的工作中，管理所工作人員把對戰犯的尊重、理解和包容融入每一個不經意的生活細節里。從他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這種做法既源于中國人的自律，更有嚴格的工作紀律作為約束。其間，也有人表露出對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緒，但這樣做是要受處分的。在戰犯們看來，工作人員的嚴格自律再次與自己的種種罪行形成強烈反差，這使得他們心中所謂大和民族的“優越感”開始動搖，對中方逐漸產生信任；而戰犯態度的轉變則使工作人員體會到了成就感，感受到了工作的價值，也就更有積極性了，由此逐漸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事實上，“中歸聯”原戰犯們對中國方面的人道主義待遇一直疑惑不解。1983年，也就是離開中國27年后，“中歸聯”成員來華訪問，迫不及待地向戰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員詢問當年的情況。正是在隨后的交流中，雙方對彼此的了解逐漸加深?！爸袣w聯”成員們體會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超越人道主義的、“過度的”感情與精神上的犧牲，認識到認罪不能停留在“你給我人道主義待遇，我回報你認罪”的層面上，而是只有“傾盡一生的認罪”，才能報答中國。恰如“中歸聯”成員難波靖直所言，當年管理所的“認罪模范”宮崎弘回國后在“中歸聯”的活動中幾乎“銷聲匿跡”，這種“交易式”的認罪無法回報中國政府和人民忍耐國仇家恨和感情痛苦、作出巨大犧牲而給予自己的人道主義待遇，這種人不能稱之為“有情有義之人”。

做戰爭證言錄制的影像資料

關于對日本戰犯的不同管教方針

從結果上看，新中國政府十分成功地對日本戰犯進行了教育改造，但歷史研究不能滿足于“結果”，而管理、教育日本戰犯的“過程”實際上是十分曲折的。僅就筆者所在課題團隊收集到的資料而言，對于如何管理日本戰犯，開始時并沒有一個“頂層設計”；接收戰犯一年半后，中央有了開展“認罪教育”的指示，卻依舊沒有規定具體的方式方法。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圍繞如何管理和教育日本戰犯，工作人員內部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方針。

一種管教方針是單純看管的“豬倌式”管理，即“做到中央的指示‘不跑、不死’四個字。只管他個‘吃、喝、拉、撒、睡’，喂得胖胖的，到時候統統拉出去宰掉，為中華民族報仇雪恨”。另一種則是進行思想改造的方針，即“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勢來摧毀其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氣焰，然后進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們認罪服法”，也就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摧毀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思想”。雙方分歧相當嚴重。

即便采取后一種方針，觸動靈魂的思想改造又該如何進行？1951年初，計劃中的偵查處理日本戰犯工作由于“三反”“五反”運動和抗美援朝戰爭而暫停。一段時間里，戰犯們每天只是在規定時間內生活起居，沒有審訊和勞動，過了一段“輕松快樂”的時光。正是在這段時間里，管教人員開始思考和探索具體的管教方法。

在此之前，1950年10月，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撫順戰犯管理所臨時北遷至哈爾濱，分為道外、道里和呼蘭三處。呼蘭監獄的管教吳浩然剛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某部教導員轉業不久，在部隊中，他長期負責基層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今，雖然工作環境換成了封閉管理模式下的監獄，工作對象也變為年輕的戰犯，但吳浩然認為，自己的基本任務仍然是做思想工作，于是自然而然地搬用了過去的工作方法。當然，這次針對的是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日本戰犯，工作難度不可同日而語，需要更強的原則性、更多的耐心和更堅定的信念。

吳浩然

在呼蘭監獄，吳浩然借助日語這一語言優勢，從1950年11月開始，廣泛與戰犯溝通，啟發他們“在學習中認識真理，樹立新的人生觀”，“解決人生怎樣才能有意義、有價值地活下去的問題”，強調“思想改造，認罪服法，爭取光明的前途”。他還拿出自己珍藏的日文版列寧著作《帝國主義論》，組織戰犯展開學習。

思想改造的管教方針肯定發揮了作用，但也不是“藥到病除”。這些戰犯當初在日本才是真正被“洗腦”了，清除其頭腦中所謂的軍人精神、武士道思想，絕非一日之功。因此，盡管一些戰犯在初步學習中逐漸有所覺悟，但尚未實現認罪；相比之下，道里監獄的將校級戰犯更為囂張。

1952年2月，周恩來看到公安部《內部簡報》介紹的日本戰犯對管教方針、政策不理解，甚至拒不認罪、抗拒改造等情況，隨即批示要求對日本戰犯進行“認罪教育”。從現有材料看，中央層面似乎沒有給出更具體的指導。如何完成中央交辦的任務，還需要管理所的管教們自主探索。

道里監獄負責將校級戰犯管教工作的張夢實等討論、分析了戰犯們的言論，進而認識到，這些戰犯不清楚自己“為何而戰”和“為誰而戰”，他們雖聲稱“效忠天皇”，但并不清楚日本天皇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如果說“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那么“精神的力量也必須用精神的力量來摧毀”，于是張夢實提議用學習《帝國主義論》的方式對戰犯進行“認罪教育”。

張夢實

在選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作為學習材料這件事上，張夢實同30多公里外的吳浩然之間沒有任何溝通，二人所用的版本也不一樣——張夢實沒有找到日文版，于是特地翻譯了部分章節；但是，他們推行的學習方式幾乎完全相同，都是組織戰犯自主學習。呼蘭監獄組織了80余名有學習愿望的戰犯，分成六個小組展開學習；道里監獄關押的戰犯思想更為頑固，“直接弄不了，要培養積極分子”，所以參加學習的是14名有“思想基礎”的將校級軍官。經過學習，呼蘭監獄的戰犯在1951年3月遷回撫順時，情緒已比較穩定；道里監獄還開展了悔罪、認罪的教育實驗，達到了預期效果，原偽滿洲國總務次長古海忠之的認罪與反省極大地帶動了其他戰犯。

呼蘭、道里兩個監獄在教育戰犯的方式方法上存在不少相似之處，這是不是能夠反映出新中國教育改造日本戰犯的某些內在規律？同時，這種“巧合”和“偶然”再次說明，新中國政府沒有試圖對日本戰犯“洗腦”，或者通過展示“以德報怨”“以直報怨”的姿態來沽名釣譽。至于如何解釋這種所謂的歷史偶然性，筆者尚未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答案……

1951年遷回撫順后，呼蘭監獄關押的尉級及以下日本戰犯的認罪學習逐漸走上正軌。吳浩然通過摸底排查發現，“戰犯之中80%是日本勞動人民的子弟”。結合中央“認罪教育”的指示，他想起了自己在部隊組織戰士開展以“訴苦”“三查”等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的成功經驗。時任撫順戰犯管理所副所長的曲初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便同意選幾個“最苦的”戰犯試一試，人數不宜太多。吳浩然嘗試通過“憶苦”啟發幾名窮苦出身的戰犯的階級覺悟，進而達到使其自覺悔罪認罪的目的。這種理論聯系實際、對日本社會階級壓迫進行分析批判的方式，喚醒了戰犯們對日本底層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同情，“為提高戰犯的覺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在這里，有三個問題需要特別指出。其一，前述兩種管教方針的分歧并沒有隨著“認罪教育”的開展而消失。管理所的一些工作人員“骨子里憎恨日本軍國主義，有復仇心理”，不過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所以盡管對中央指示保留看法，組織上行動上還是堅決服從、認真執行。后來，主張思想教育的工作人員甚至受到了“左”傾錯誤的沖擊。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歸聯”邀請原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訪日，當年反對思想教育的人才相信戰犯們真的被改造好了，思想教育真的有用，這才向曾經意見對立的同事道歉。歷過30多年的風風雨雨，雙方終于實現和解。

管理所原工作人員的和解因“中歸聯”原戰犯而起，反過來卻又影響了“中歸聯”原戰犯。1967年前后，“中歸聯”因日共、日中友好協會分裂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多種原因，分裂成兩個陣營。兩個派別的原戰犯有著同樣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自己在中國做了那么多壞事，中國人為什么對自己那么好？所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可以與戰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員進行交流后，他們各自都在尋找答案。兩派成員了解到，管教們當初不僅壓抑著精神上的痛苦來引導、幫助他們，還因為堅持進行思想教育受到批判。這讓他們非常感動，進一步激發了感恩與謝罪之心。更重要的是，管理所原工作人員的和解極大地觸動了“中歸聯”兩派成員；而且，深受兩派成員敬重的管教們明確提出，希望“中歸聯”結束分裂。在這種情況下，“中歸聯”重歸統一，并于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反戰和平運動的新高潮。

其二，日本戰犯之所以能夠轉變思想，除人道主義政策和思想教育外，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也是一個重要的催化劑。這一勝利顛覆了戰犯們對日本和美國的認識，也改變了他們一直以來對中國人民的蔑視態度，使其開始希望了解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管理所良好的生活、學習和思考環境中，戰犯們了解了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進而改變了對侵華戰爭的認識。

其三，撫順戰犯管理所在組織戰犯開展學習時，會定期向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作書面匯報或請示，戰犯們在學習過程中也寫下了很多學習體會，這些史料亟待挖掘和梳理。有戰犯回憶說，自己在管理所期間抗拒著、抗拒著，不知不覺中思想發生了變化。個人回憶當然可以這樣講，但在研究“中歸聯”原戰犯的思想轉變過程時，則應該盡力搞清楚由“量變”向“質變”過渡的過程——前提是搜集、整理或公開相關檔案材料。

關于原戰犯認罪反省的契機

20世紀90年代，日本精神醫學家野田正彰在對“中歸聯”成員反復展開訪談的基礎上，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指出：感情壓抑、僵化的戰犯們在恢復豐富感情過程的終點實現了認罪。的確，盡管曾經的罪惡是無可辯駁的（新中國政府對其免于處罰，實際上是寬恕了他們的罪惡），但這不能改變原戰犯也是“人”這個事實。

筆者在與“中歸聯”成員接觸的過程中，聽他們說的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同樣是‘人’”。很多戰犯回憶說，日軍死在戰場時，絕大部分喊的是“媽媽……”，沒有見過喊“天皇萬歲”的。那么，是什么契機使得這些被軍國主義教育剝奪了“人”的情感的原戰犯“重新做人”？野田正彰所說的“終點”到底在哪里呢？

戰犯們的出身、職級、經歷、年齡、立場觀點各不相同，認罪的時間、契機以及深度自然也有差別，盡管如此，其認罪經歷仍舊存在某種共性。從“中歸聯”成員們的回憶中不難看出，部分戰犯（如安井清、土屋芳雄等）是在中國政府人道主義政策的感召下，認識到了自己的戰爭罪行；另有不少人的轉變發生在自己、家人或家鄉受到傷害的時候，那種切膚之痛使他們感受到了受害者的痛苦，由此聯想到侵華戰爭中的中國戰爭受害者；當然，也有人是在回國后參與“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時體會到使命感、責任感，或者說是一種負罪感使然，最終實現了對戰爭責任認識的徹底轉變。

相關案例比比皆是，最典型者當屬原偽滿洲國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科長島村三郎。起初，島村三郎是管理所里最頑固的“抵抗者”，但在后期的偵訊階段中，他從中國受害者的控訴書中體會到受害者家屬對他的仇恨，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暴虐和侵略統治的殘忍。這使他聯想到，如果自己的國家和民族遭受外敵侵略、凌辱，自己會如何面對，由此產生了一種感情認同。真正使島村三郎理解“認罪”之含義的，則是其愛子的意外死亡。喪子之痛使他體會到中國受害者們的痛苦及其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又如，入所初期，中國政府一系列人道主義待遇使原侵華日軍第59師團第54旅第110大隊機關槍中隊中尉中隊長金井貞直產生了誤解，以為自己是背井離鄉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治安的“有功之臣”，接受人道主義待遇是理所應當的。有些戰犯彷徨絕望時，他還微笑著給大家“鼓勵”，以至于戰犯們一度將他奉為“豪杰”。直到1954年底，大批戰犯認罪結束、開始各種文體創作活動時，金井貞直仍舊遲遲沒有檢討之意。促使金井貞直認罪反省的是其未婚妻1955年3月寄來的家書，信中介紹了日本被美國占領后的“苦難生活”，例如年輕女性為逃避美軍凌辱，有的將頭發剪短，有的把臉上涂黑。金井貞直無法容忍自己的家鄉受到如此“踐踏”，進而從對美國“侵略者”本能的仇恨中醒悟：自己正是在他人國土上肆意摧殘、給他國人民帶來傷害的侵略者。金井貞直就這樣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場上，推己及人地認識到了自己的罪行。

此外，石田隆至和張宏波多年來堅持走訪“中歸聯”成員，對其坦白承認戰爭罪行、重新認識戰爭責任的過程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們指出：促使戰犯大規模正式認罪的重要契機之一，是原侵華日軍第39師團某中隊長宮崎弘在管理所戰犯全體大會上的坦白發言。宮崎弘聲淚俱下地承認了自己在侵華戰場上犯下的一件件殘暴罪行，誠懇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懲罰”。這對戰犯們造成了極大的觸動。

從上述案例看，真正促使戰犯認罪的因素似乎是許多個性化的、帶有偶然性的人生經歷和情感體驗，戰犯管理所的思想教育反倒顯得不那么突出。其實，不妨把新中國政府的教育改造比作一粒深深埋下的種子，之后的“頓悟”無論發生在中國還是日本，都是這粒種子結出了果實而已。周恩來曾說，20年之后才會知道我們做的決定是正確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至于果實成熟的時間何以不同，是不是與原戰犯的出身、職級、教育背景、生活經歷等因素有關，能否從中挖掘出新中國教育改造戰犯“效果”背后的“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中歸聯”成員創辦的《中歸聯（季刊）》

關于“中歸聯”成員是否真誠認罪

近年來，中央檔案館公開了842名日本侵華戰犯的筆供，“中歸聯”成員在回憶中也經常提及自己所寫的筆供。筆者認為，將“中歸聯”原戰犯獲釋回國后的言行與其在中國寫的筆供相對比，不失為一個觀察這些人認罪是否深入、真誠的獨到視角。

例如，金子安次回憶說，當年根本沒有加害意識，認為在戰場上是“奉命行事”，寫的筆供只不過是給中國政府一個交代，日后中國政府可以以此向日本政府索要大量戰爭賠償，算是對中國方面人道主義待遇的回報。的確如此，金子安次回國后在戰爭證言中提到了80次以上的性暴力犯罪，而在筆供中，他只輕描淡寫地交代了四次。

1956年，金子安次踏上日本國土后，真正認識到中國政府是守信用、可信賴的。隨著結婚生子，對妻女的摯愛之情使他終于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場上反思自己的戰爭罪行，越發認識到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到的東西是正確的，痛感幼年接受的灌輸教育對自己影響之大。聯系到本文的上一個問題，這應該是金子安次找回做“人”的感情之契機。他回憶道，教科書中天皇的神話以及大和民族的“優越”使他對軍隊無限憧憬，希望參軍報國、出人頭地，軍隊中非人的私刑和中國戰場上殘酷的“活人試膽”訓練則泯滅了他的人性。他所在軍隊的“掃蕩”實行的是“四光”政策——不僅要“殺光、燒光、搶光”，而且還要“毀光”，因為只有將“劣等的清國佬”斬盡殺絕，才是對天皇“盡忠”。

晚年的金子安次與另一位“中歸聯”成員鈴木良雄不顧年邁，不惜放棄幸福生活，以戰爭親歷者的身份在2000年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上作了從軍“慰安婦”加害證言。日本軍隊在侵華戰場上犯下無數難于啟齒的丑惡罪行，然而，勇于站在國際法庭上作戰爭證言的，只有這兩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面對檢察官的提問，金子安次回答道：“我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深刻認識到了中國人民有多么的痛苦。這種事情絕不可以再次發生。而現在能夠阻止此類暴行再次發生的，只有在這個世上所剩無幾的我們了。”

原本還有其他愿意作性犯罪證言演講的“中歸聯”成員，但由于遭到家人強烈反對，妻子甚至以離婚相威脅，無奈之下，只好改作其他方面的證言。然而，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表示，他們之所以毅然選擇承認“最難以啟齒”的性暴力犯罪，正是因為“沒有人講”。他們這代人“必須把戰爭的真實情況、侵略戰爭的真相留下來”。

又如，作為原關東軍司令部特殊情報隊中尉中隊長，小島隆男進入戰犯管理所時“根本不認為用刺刀挑死農民、砍他們的頭、拷問是犯罪”，只是覺得“干的事情不好，一旦敗露會遭到報復”，所以拒不認罪。晚年的小島自我評價說，自己進入管理所的第一年“簡直就是個無賴”。后來，他得知一名日本女孩在被駐日美軍強奸后遍尋犯罪美軍，由此意識到“謊言是掩蓋不住的”，一旦暴露必定會受到嚴查，與其被動敗露，不如主動坦白。在吳浩然的指導下，小島隆男形成了認罪筆供。但他仍然沒能認識到，自己是以罪犯之身被寬大釋放的，而是只想著“可以回國了”，至于為什么被釋放，全然沒有考慮。

回國后，小島隆男結婚生子，兒子五歲時，一天夜里，他看著自己可愛的孩子，猛然想到1942年4月在中國戰場上慘死在他手里的一個五歲男孩。之后，兩個孩子重疊的影像困擾了他很多年。在當初的筆供中，小島隆男只是籠統地記述了殘忍殺害小男孩一家五口的過程。他寫道，五個人排成一列后，自己命令一名士兵“將槍口貼在父親的后背上，一槍將五人全部射殺，尸體放于原處離去”。這種筆供顯然只是在記錄一項戰爭行為，并無太多悔罪之意。其實那個五歲的孩子當天并沒有死，第二天確認現場時，孩子還睜著眼睛怒視小島隆男。當然，小島隆男是不會讓這個孩子繼續活下去的……小島隆男一直將這件事深藏心中，連家人也未曾告知，直至受到愛子之情的感召，才對這一罪行作出反省。此時已是事發50多年之后了，而且還是在學者引導下，他才痛苦地認罪反省。

前文提過的日本學者野田正彰指出，中國方面要求戰犯坦白、認罪，從根本上講“僅僅是謀求戰犯認清加害與被害的事實”，許多“中歸聯”成員的回憶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對日本戰犯展開偵訊和認罪教育的過程中，管理所方面并未給出任何所謂的“提示”或“引導”，而是完全由戰犯自主供認犯罪事實。因此，在中國寫下的筆供不能說明戰犯們是否真的被改造好了。不過，若能像上面兩個例子那樣，將當初的筆供與回國后的證言相對比，就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中歸聯”原戰犯持續認罪反省的過程。一兩個例子當然是不夠的，系統整理“中歸聯”成員的戰爭證言應該是“中歸聯”歷史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當然也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系統工程。無論多么困難，時間不等人，隨著“中歸聯”成員陸續離世，其遺留的材料必然加速流失，搜集整理工作已經顯得越發迫切和必要了。

回到認罪是否真誠的問題上來，鈴木良雄曾對記者說：認罪不能止于在中國的筆供，而是要持續一生；這不是一次謝罪就能解決的問題，必須堅持謝罪。其實不只鈴木良雄，大部分“中歸聯”成員都表示，戰犯管理所里的認罪只是一個初步的階段，他們回國后才逐漸認識到什么是“真正的認罪”。認罪學習并沒有在撫順、太原完成，那只是他們傾盡一生要做的“真正的認罪”的第一步。

返回日本后，“中歸聯”原戰犯大多回到籍貫所在地。盡管散居各地，他們卻要面臨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遭到日本特高課的長期跟蹤監視。而且，獲釋歸國時，他們中間最年輕的也已三十過半，多年的軍隊、監獄生涯使其嚴重脫離社會，許多人沒能順利找到工作。有的雖然謀得一份差事，卻終因有過一段“赤色中國”經歷或參加了“中歸聯”的“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而遭到解雇或被迫離職。此外，除了少數“中歸聯”成員能夠得到來自家庭的支持外，更多的人則要面對親屬們的不理解，因為他們的確為家人帶來了“壓力”和“麻煩”。

盡管阻力很大，許多“中歸聯”成員還是選擇直面自己過去的罪行。他們尤其重視具體到個人的戰爭責任。曾任“中歸聯”會長的富永正三認為，應該是“執行者承擔作為執行者的責任，在此基礎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責任”。也就是說，“中歸聯”原戰犯希望找到與自己直接相關的受害者，并當面謝罪。這當然是一個很有難度的目標，但真的有人做到了，例如三尾豐。1943年，時任關東軍憲兵隊大連黑石礁警務班長的三尾豐將從事抗日活動的王耀軒等四名中國人押送至731部隊做人體試驗。20世紀90年代，隨著731部隊罪證材料的公開，三尾豐將反戰和平活動的重點轉到了揭發731部隊罪行方面。1997年10月，東京地方法院開庭審理中國受害者就731部隊發動細菌戰向日本政府索賠案，三尾豐作為加害者出庭作證，并呼吁道：“我們犯下了戰爭罪行。這是國家的責任，國家應當承擔責任，進行謝罪并賠償?！辈粌H如此，他還多次專程來中國尋找受害者家屬，最終憑借真誠的謝罪態度得到了受害者王耀軒遺屬王亦兵的諒解。在這一點上，三尾豐是“幸運的”，富永正三等更多的“中歸聯”成員則無法找到慘死在他們屠刀下的受害者，他們連跪地謝罪的對象都沒有，只能將這終其一生無法抹去的痛苦和遺憾銘刻于其所修建的“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之上，永遠樹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

“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中歸聯”成員長期堅持認罪反省，時間之久，同樣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夏，筆者和石田隆至對“山陰中歸聯”成員進行走訪調查。93歲高齡的上田勝善在得知筆者是中國人后，當即深深鞠躬行禮，聲淚俱下地為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懺悔。他表示，感謝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使他們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而那些被他們殘酷殺害的受害者卻再也無法挽回生命，他們要用余生為“反戰和平、日中友好”而努力奮斗。耄耋老人顫抖的聲音和謝罪時的痛苦表情令筆者難以忘懷。“山陰中歸聯”的另外兩位成員鹿田正夫、難波靖直等也曾以同樣的方式向來訪的中國學者張宏波表達感恩與謝罪之意。同樣年逾九旬的今田實夫至今仍在反思那場侵略戰爭，認為當年自己充當新兵教官也是一種間接的犯罪，因為接受他培訓的士兵參加侵略戰爭，也會犯下戰爭罪行。

當然，并不是說所有曾經受到新中國教育改造的戰犯都能傾盡余生去感恩、謝罪與反省。1957年“中歸聯”成立時，成員包含了全部獲釋歸國人員，但后來真正參加組織活動的不到一半。也許是迫于各種壓力，相當一部分人從此隱姓埋名；有的則根據具體情況，力所能及地參與一些活動；還有人忙于組建家庭、經營生活，直到退休后，經濟和精力上有了余力，才開始投身“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另外有一些人由于住所比較偏遠，雖然參與活動，但與組織聯系得不多……凡此種種，實在不能一概而論。在困難重重、大浪淘沙的情況下，那些有勇氣和毅力堅持活動的“中歸聯”成員，應該是在真誠地認罪反省。

這些“中歸聯”成員之所以能夠一生背負著對中國的感恩并堅持為自己的戰爭行為謝罪，既是為了報答中國政府和人民，完成對自己的精神救贖，同時也源于對親人和祖國的熱愛。他們經歷過戰爭，深知戰爭意味著什么，希望中日之間、世界各民族之間能夠世世代代永遠和平、幸福地生活，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希望日本能像德國那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們人單力薄，終究沒有形成氣候，沒能撼動日本的主流社會思潮，但他們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去講述那段歷史，希望讓全世界知道“中歸聯”的存在，因為他們認為：“21世紀日本人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對過去的歷史擁有正確的認識?！彼麄儞模绻粓猿终J罪，美化戰爭的聲音會愈發強大，日本社會有可能一步步倒退至戰前狀態。因此，無論多么艱難，都要繼續下去，尤其要影響年輕人——多一個理解他們心情的日本年輕人，不就意味著少一個不理解的嗎？

總之，在新中國政府人性化、理性化的教育下，日本戰犯認識到了自己的戰爭責任，能夠直面自己犯下的罪行，站在加害者的立場上反思侵華戰爭。無論是被判刑的還是被寬大釋放的戰犯，無一不認罪服法，千余戰犯中僅有一名回國后翻供，不少人終其一生認罪反省，甚至有人能夠作為戰爭加害者與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實現和解，由仇人變成朋友。這些原戰犯成立的“中歸聯”是戰后日本唯一一個徹底反省戰爭責任的團體。如今，隨著大部分“中歸聯”成員的離世，他們對戰爭的認識與反省、對和平的珍愛與追求已經變成了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的誠意可以說已經被歷史所證明。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行為才更加難能可貴，他們的思想轉變才更加真實可信，關于他們為什么能堅持到最后的研究也才更加意義深遠。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9期，原標題《“中歸聯”歷史研究五題》，作者周桂香為大連理工大學日本學研究所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有刪節，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