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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余友涵辭世：他曾深刻影響了中國當代藝術史

葉榕整理

2023-12-14 10:03

來源：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獲悉，知名當代藝術家余友涵因病搶救無效，12月13日晚于上海辭世，享年80歲。

余友涵1943年出生于上海，1973年畢業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后在上海工藝美術學校任教，是在上世紀中國85美術新潮和90年代政治波普等藝術演進中影響到中國當代藝術史的先鋒人物之一，1993年受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是同年首批出現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中國面孔之一，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受到國際認可的當代藝術家。

“一個悲哀的心靈對于美的渴望，這就是我的畫。”“我覺得我畫的東西，是要想辦法，推動一下社會。”余友涵2016年接受澎湃藝術采訪時說。

余友涵之子余宇今天對澎湃新聞說：“2023年12月13日19時30分，家父余友涵感染后因搶救無效，于上海胸科醫院過世，享年80歲。”

余友涵在工作室澎湃新聞資料

余友涵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最重要和最具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他的繪畫實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而中國當代藝術普遍被認為開始于1980年代。作為中國當代抽象藝術和政治波普風格的重要開創者之一，余友涵結合了多重透視和對中國文化本體結構的研究，他的作品融合了東方傳統的視覺符號和西方現代藝術的表達方式，對中國藝術界以及后輩藝術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現當代藝術史中起到開創性的關鍵作用。代表作有：抽象“圓”系列、政治波普系列，“沂蒙山”風景系列等等。

余友涵這些年其實一直不停地創作，畫作數量頗豐，只是在這兩三年，由于身體原因才減少了創作的數量。

余友涵 1943年－2023年

余友涵于1943年出生在上海，1973年，他畢業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進入上海工藝美術學校任教。余友涵于1986年參加“復旦六人展”，1989年參加“中國現代藝術大展”，1993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后89新藝術展，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歷史中，他一直是在場者與見證者。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他的繪畫主要以風景寫生畫為主，從上海工藝美術學校所在的嘉定區的自然風光，到他所居住的徐匯區吳興路附近的弄堂，均成為藝術家描繪的對象。隨著中國逐漸打開國門，余友涵的早期寫生作品也隨著西方思想的涌入而深受塞尚、畢加索、米羅等西方藝術家的影響，在畫面的連接中所產生的并置性的內容，也為之后其抽象的探索與確立埋下伏筆。

余友涵學生馮良鴻 1982年給余友涵拍攝的肖像

1993年，《北京青年報》報道余友涵參加的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的版面。

歷經政治變幻與經濟騰飛，余友涵的藝術創作遵循了個人獨特的脈絡，從出世的抽象“圓”系列，到“政治波普”，乃至關注傳統與普通人的“啊！我們”，以及回歸鄉野的“沂蒙山”風景，最終回到抽象的世界，盡管類型風格各不相同，卻始終貫徹著個人的情趣、思考與關懷。

“圓”系列，是余友涵早期最為人所知的一批經典作品。一點、一線、一點、一線，構成一幅幅自足的景觀，他的創作既融匯于當代藝術潮流之中，又為自己形成了一方相對孤靜的天地，與此同時，又蘊藏著他對于運動與和諧的體會、對于生老寂滅的理解，展現了一種“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的內涵。

余友涵1980年代在長樂路工作室

余友涵《逝者如斯》143x232cm 布上丙烯 1998

當他進行創作時，他總能奉行“古今中外拿來主義”，反對藝術的狹隘，摒棄藝術的各式“觀念”，把個人生活經驗、社會觀察和對宏觀宇宙的哲學思考都陸續添加至繪畫語言中，融合東方傳統的視覺符號和西方現代藝術的表達形式，將抽象、具象、風景、波普運用自如，對中國現當代藝術史的構建起到了關鍵性的開創作用。

在1991年，余友涵對于藝術有如下獨白：

“藝術表現心的自由；

藝術有利于打破意識及文化的束縛；

藝術一頭聯系傳統，一頭聯系未來；

藝術求新，但新不是唯一的標準；

藝術是創造，但創造不是唯一的要求；

心靈有多少需要，對藝術就有多少需要；

藝術需要誠實，藝術家更需要誠實,但誠實不是藝術；

藝術追求完美，但完美的藝術最不完美；

當代藝術并非來源于生活，當代藝術來源于文化；

批判是現代藝術的生命，美即批判；

過多的批判之后人們渴望安靜，這時美即安靜。”

“當時的藝術在抽象領域一片空白，像一片荒原，荒原上沒有草。但這個時節很好，下了雨，草就要長出來，即使不在我這里長出來，也終究會在別的地方生長出來的。”余友涵回憶早期參與當代藝術時說。

2016年12月， “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展系列”之“余友涵”回顧展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那是余友涵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內容最全面的回顧展。展覽呈現其繪畫作品、手稿和文獻兩百余件，涵蓋早期抽象、“圓”系列、“啊！我們”系列和“沂蒙山”系列，以及近年新作。

余友涵個展“永恒與多變”展覽現場還原余友涵的工作室場景
南京金鷹美術館 2022.9.25-12.4

2022年，南京金鷹美術館迎來余友涵個人回顧展“永恒與多變”。“在畫面中，我盡可能把質樸與智慧、虛靜與生動、永恒與多變、無與有這些對立的方面統一起來”——余友涵的一段自述成為了那次展覽的標題來源。

對于多年前的“沂蒙山”系列作品，他在2016年接受《澎湃新聞·藝術評論》說：“（那時）有的人開始賺錢了。我為什么要畫沂蒙山。這個地方的人民，就跟我們漢朝的情況差不多，衣服差不多，思想差不多，勞動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去了之后覺得，這個地方太好了。因為人的心靈還是跟從前一樣，沒有被錢完全掌握。”

《花之車》（1989），余友涵，圖片來源于藝術家

在創作抽象作品的同時，他也開始畫一些波普風格的作品。與抽象系列相比，波普系列更為入世，面對當時商業化氣氛興起，余友涵保持著審慎的態度，他聯系舊時畫毛主席的經驗，加上當時的生活現狀，創作了被后來一些人稱為“政治波普”的作品，畫作中的毛主席形象均來自于歷史照片，他也希望通過這種詮釋反思自己的人生經歷，以一個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領袖。這批創作在上世紀90年代受到了西方收藏家的廣泛認同，199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時代》雜志的封面還使用了一幅他的圖像。

余友涵《靜物》55x71cm 紙上油彩 1979

余友涵的創作并未因為收藏家的積極回應而有所停滯，在接下來的“啊！我們”系列中，他開始描繪那些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各種平凡個體：民工、農民、模特、護士、官員、城里或鄉下的孩子以及那些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兵馬俑、石獅子……

《孩子與模特兒》（2002），余友涵，圖片來源于藝術家

“啊！我們”這個標題本身體現了藝術家對于創作對象一言難盡的深厚感情，余友涵曾經在自述中表示，他所描繪的，“既是一生中日日夜夜的情感所系，也是唯恐躲避不遠的人群”。藝術家一方面展現了社會劇烈變革中的眾生相，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追溯與尋找中國傳統的DNA，更深刻地理解和面對巨變的社會。

2002年，余友涵去了一次沂蒙山，考察回來之后，他根據當時留下的照片，開始畫風景畫。“沂蒙山”系列，展現了清新優美的一派世外桃源景色，也體現了余友涵對于城市迅猛發展的反思。

“為什么要畫沂蒙山？”余友涵表示，他覺得這個地方的人就像是生活在古代一樣，盡管物質條件并不豐裕，但是人的精神狀態卻質樸淳厚。余友涵稱城市高樓為“空殼子”，遠離了空殼子，他愿意畫著一派石頭和爛泥堆砌的風景，“這樣的山里面會有田地，可以種一些土豆山芋，還有一兩個女孩扛著鋤頭走過，還有老媽媽做一些事，她們對人總是親切和誠懇。這樣的生活就像是早期人類還沒有被異化，心靈保持純潔時過的生活，我感覺很親切。”

在一張“沂蒙山”作品中，兩個女孩的腦袋從玉米地里探出來，帶著一副食草動物的表情，眼神從遠古穿透至未來。

《沂蒙山 05》（2002），余友涵，圖片來源于藝術家

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他的創作又回到了抽象。“中國有句話叫落葉歸根，”余友涵說，“意思就是說無論你去哪兒，老了的時候都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

余友涵似乎是在畫滿他人生的這個圓，但是他此刻的創作，離開起初的時候，已經走了很遠了。他依然會關注社會事件的發生，例如在“東方之星”號傾覆的時候，他正好在畫一張大型的抽象畫，他把一個個小人畫在其中，仿佛是在混沌之間起伏。

“我覺得我畫的東西，是要想辦法，推動一下社會。”2016年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他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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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澎湃藝術對話余友涵（2016年）

澎湃新聞：能否介紹一下你的早期學畫經歷？

余友涵：我是1965年考入中央工藝美院的，1966年就開始了，雖然說到1973年才畢業，實際上總共只上了一年課。我上的是陶瓷系。那時候，課程已經非常少。比較接近工人的需求，就是怎么做一個杯子，而不是一個好看的杯子。

美術相關的課程，是有的。比如說素描，就是來了一個老頭子，坐在當中，我們學生圍著他。大概畫了兩個禮拜，每天大概也只有半天。不是畫人體，就是一個頭，而且沒有明暗關系，像中國畫一樣的，線描。兩個禮拜以后，下鄉了。大概四五十公里遠的一個村莊，上午跟農民一起干活，下午就自己拿一個本子，隨便去畫。

總之，學的東西很有限，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我們這些學生，最好的優待，就是免費進入故宮。我為什么考了陶瓷系？我想中國的陶瓷歷史悠久，別的東西都是外來的，我覺得學習中國傳統的東西，總歸能夠學到一點我們自己國家的藝術觀點。

有一次圖案老師找我談話，她說，余友涵，有人說你畫的東西怎么有點洋派。那時候，鄉氣是好的，洋派是不好的。審美和政治方向，是有關系的。

澎湃新聞：你小時候的鄰居是范紀曼先生，在他那里，可以說你獲得了最早的藝術啟蒙。我們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地下黨員，關于他的創作我們了解的比較少，能否介紹一下？

余友涵：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句他對我畫畫的教誨。他那個時候已經五十幾歲了，總是叼一個煙斗，帶一個好像是法國式的帽子。我不敢跟他講話的，那個時候我還小。后來，五十年代，范老先生就被關進去了。

所以我們交往很少的，但是他房間里掛的畫很多，都是他自己的畫，有的畫很小。林風眠、關良、劉海粟都是他的朋友……禮拜天他們也會在一起。他的畫主要是風景畫，有印象派，還有野獸派，都畫的很好。

他的兒子后來開始整理，有一些畫都脫落了。有一次，他整理了十幾二十張，請我給他拍照。我幫他拍完給他，我自己電腦里也還藏著，舍不得把它弄掉。

他的畫冊也有很多，我在他家看到不少畫冊，印象派的、畢加索的。

《抽象 1990-17-1》（1990），余友涵，圖片來源于藝術家／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澎湃新聞：后來你是怎么找到抽象的方式和語言，并創作出“圓”等我們現在很熟悉的作品？

余友涵：說實話，我也很難用一句話講出來。我們學校有個老師（繆鵬飛），他后來去了澳門。我看到在他小床旁邊的墻上掛了一個東西。我說這什么東西。他說抽象畫。我說抽象畫什么定義。他就說：你平時看到的東西是沒有的，就是線條、色塊、黑白，你說這是畫，也可以，你說這不是畫，也可以。像你在玩一樣的。如果你玩了二十張，三十張，五十張。到后來，你會覺得，這幾張我會歡喜，那幾張，我是不喜歡的。這當中，水平就拉開了。你創造出來的比較好一點的東西，是有藝術在里面。

有一些東西，你不說，多看了以后，心里面就知道的。總體來說，它有一種和諧性，一個線條、一個方塊、一個黑色，它有一種內在的聯系。

我畫抽象畫，與中國傳統的訓練，也有一點關系。對于吳昌碩的篆字，我大概學習了至少有兩年。后來我再看，那些線條都比較老練，比較潤，這個也有一定關系。

我剛才講的都是比較表面的，內里的東西，是和老莊有關系，特別是老子。道德經，是中國哲學最早的大全。

我為什么會在1980年代有一個想法。第一，我希望是自己的畫，發自內心畫出來的，也是現在這個當代世界走的藝術道路，我不希望完全背道而馳。時代的，我的，就是這幾個字。

澎湃新聞：1973年畢業后，你被分配到上海工藝美校做老師，后來很多藝術家也是你的學生，能介紹一下當時和上海藝術家的交流情況嗎？

余友涵：有些人說，余老師是我們的帶頭羊，你是最早的。我說不要這么說，春天到了，草出來了，不是很正常嗎，你家的草出來了，別人的草也會出來。當然當時他們小青年畫的東西會給我看看，讓我提意見。丁乙是隔壁班的，我們班里有幾個同學，跟他認識，有一回把他帶到我們寢室來。余老師，這里有個小同學，那時候丁乙比較低的，現在也不太高，別人叫他小同學。我看了一些，他還不錯。我說過兩天借本書給你，日本出的，叫尤特里羅，是一個法國畫家，當時他還在畫印象派。

后來參加86年復旦六人展，五個學生，一個老師，展出了以后，來的人蠻多。盡管當時，我們非常害怕，前個階段，復旦有個規模非常大的展覽，被封掉了。他們當時幾個學生，偷偷地不敢做大海報，等于是悄悄的我們做了這個展覽，在復旦學生活動的兩樓，下面是打乒乓的地方。后來沒有發生什么。

格子女孩頭》（1988），余友涵，圖片來源于藝術家

澎湃新聞：后來你又是怎么從抽象畫開始轉向畫波普了？

余友涵：1980年代以后，經濟方面是往前走，但是人的內心方面，并沒有往前走。每個商店，都是看著錢，錢能夠多，心里就開心。我覺得不大對。我覺得我畫的東西，要想辦法，推動一下社會。我才從抽象畫出來，雖然我內心也有一些東西繼承在抽象畫里面的，但是總體上說，它是一個不投入社會的狀態。我要離社會更緊密一點。我想通過畫來達到。我第一張畫，畫的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前面有一個白的欄桿。我在學校里畫的，有一回，我們總支書記進來，他看到這張畫，不響，看了半天。這是你畫的？我說，這是我畫的，怎么樣啊？畫的是毛主席，他不會說不好，看了半天，說，哎好的好的。我也沒有多講，這什么意思。那個時候，你不需要講的。

自從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兩國就比較接近了。后來凡是重要的歷史性的事件，我都拿一張畫作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