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3日，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與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文本、圖像中的醫學”學術工作坊在復旦大學召開。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日本二松學舍大學、京都大學、首都醫科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寧夏醫科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醫院、上海大學出版社、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等不同地區高校及科研單位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分享了醫學文本、圖像的相關研究成果，涉及多種學科領域和豐富的研究視角。在現場活躍的學術氛圍中，現場嘉賓與聽眾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探索醫學研究的更多可能。

與會者合影

會議開始前，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陳引馳教授和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黨總支書記、常務副院長吳志新教授向各位嘉賓致歡迎辭。陳引馳教授回顧了中心創辦以來進行的各類學術工作和在國際上的訪問合作，并對在此平臺上進行的跨學科、跨國界交流表示衷心歡迎。隨后吳志新教授表示，文本和圖像是醫學的載體，而醫學又是文本、圖像所表達的內容，不同院校、專業的學者對這一主題的詮釋體現了多學科領域的交叉研究，無疑是兼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會議開始，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陳明教授主持第一場主旨發言，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教授、上海市老年醫學中心副院長楊震教授作主旨發言，主題為“三十一個抽屜——近代醫療衛生的文本展示路徑”。楊教授從國內各大醫院院史館建設的現狀得失分析，過渡到對醫學文本性史料高效展示方式的思考。楊教授通過圖片展示了施種牛痘局石碑、中國紅十字會熱水瓶、各式醫療儀器等實物史料，并提到在收藏近現代醫學史料的過程中，他對醫學產生了新的認識，獲得了新的靈感。

楊震

接著，楊教授分享了他在復旦大學“近代醫學人文歷史巡禮”課程上帶領學生們在上海各處醫學歷史遺跡中上課的經歷。他提出，雖然專家學者的不斷貢獻和研究為近代醫學歷史的教學提供了充足的內容，但正如醫院需考慮如何滿足患者的需求，教學中也應思考如何滿足學生的需求、吸引社會的關注。楊教授分享了他對收藏的文本性史料進行展示的思考和創新嘗試。回顧2018年他辦的兩場展覽，楊教授認為想要達到更好的效果，就需要展示實物史料而非展板，并注重政治的表達。楊教授還強調，展示文本性史料的同時，圖像史料同樣不可偏廢，教學中需要將兩者結合，向大眾展示歷史的整體概貌。

策劃展覽要在有限空間中盡量展示時間跨度更大的史料，讓聽眾迅速對這段歷史產生概念和興趣。楊教授介紹，他將收藏的文本醫學史料分門別類地放入兩個櫥柜，共計31個抽屜中進行展示，時間跨度約為100年。這些史料涉及《協醫年刊》《約翰年刊》以及南滿醫學堂、哈爾濱醫科大學等近代中國醫學院校的畢業年刊；《同濟》《海關醫報》《中國醫界指南》等雜志期刊以及清朝西醫古籍、醫政管理類文件；包括中國共產黨所創辦衛生學校的課本、新四軍創辦的醫學學術期刊等紅色醫療史料，另有1952年各醫學院教職工名錄、上海灘私立醫院公私合營時期的資產登記情況，以及1953年醫生換發證書的申請表格等等，記錄了這段時期我國醫學教育、醫院管理的發展脈絡。

另有一部分中華醫學會的相關史料、中西醫醫案及照片檔案、新中國醫療衛生成果及援建國外醫院的記錄、防疫報告，以及護士、臺灣省和紅十字會的專門文獻。除了使用常規的抽屜作為展柜，楊教授還設置了一個來自滿洲醫科大學冰箱作為最后兩個抽屜，一方面展示現代的資料和書籍，一方面加強了觀展者和展品的互動性。報告的最后，楊教授對醫學文本的展示思路進行了總結，強調了展覽的基本策展邏輯和史料的選材、展品的觀賞性，以及充分考慮受眾群體、強化展示效果的重要性。

與談嘉賓馬伯庸、復旦大學高晞教授及華東師范大學裘陳江博士就主旨發言內容進行對話。馬伯庸展現了對醫學展覽和文物收藏中蘊藏的歷史故事的興趣和關注。他認為醫學展品中蘊含著的大量歷史故事對大眾來說更有吸引力，并強調了在展覽中編布這些故事，以增加觀眾興趣和提升宣傳效果的重要性。高晞教授認為，楊震教授在中山醫院任整形外科主任的經歷賦予了他展示史料的審美，并從醫生而非歷史學家的角度對醫院展館及醫學史研究提出了建議。他的研究和展覽不僅提供了對醫學史的全貌和真相的思考，更為醫學史研究者和醫學生提供了重要的啟發和指導。裘陳江認為，要理解醫學史的變遷，必須要接觸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域的史料，豐富的醫學史料又可以成為近代史研究的材料。同時，裘陳江指出，楊震教授的圖文展示為專于文本研究的學者進行了立體化的拓展，而近代史的研究可以由此發散，對文本本身及其載體同時進行追溯。最后還提出了對展示的宣傳目的和研究者求真的目的之間矛盾的思考。

本次學術工作坊共分為六場，第一場討論的主題為“文人的醫學知識”，由復旦大學金光耀教授主持。

二松學舍大學町泉壽郎教授作“從醫學圣人肖像、日本名醫肖像看醫學知識傳播”報告。德川幕府在1638年開設的北御藥園中首次設置了神農像，對神農像的祭祀則可追溯到1765年江戶醫學館的成立，同時祭祀的還有伏羲、黃帝及歷代名醫。町教授介紹，被認為是醫家用于祭祀的神農肖像存世極多，其他醫神肖像如伏羲、張仲景、希波克拉底等也有留存。從日本的歷代名醫肖像集來看，日本繪畫經歷了至平安時代理想化概念化畫法、受中國宋朝影響的寫實畫法以及近世受東西多種畫法影響的三個階段。町教授指出，醫者在肖像畫中的衣著反映著其職位及家世繼承，流行的醫家扮相也隨著時代發生變化。一些醫者如華岡青洲、吉益東洞等有大量肖像傳世，這些中、日醫者畫像是研究江戶時代日本和中國醫學文化差異以及醫學和醫療在日本傳播的重要信息來源。

京都大學成高雅的報告主題是“淺論多紀元簡《櫟蔭草堂文集》”。成高雅首先介紹了清代考證學派在中、日兩國的發展情況，并指出日本幕府官醫家族多紀氏是醫學考證學派的中心人物，在幕府的支持下，他們在收集文獻方面有極大優勢。《櫟蔭草堂文集》收錄多紀元簡序、跋、書論等各類作品，涉及大量醫學內容，共存世4個版本及一個稿本殘本，稿本起稿最早、內容差異最大，收錄的跋文較少；杏雨書屋本文本較精確、編排精致，適宜作為研究參考；岡氏本保留了初稿本的內容，反映了杏雨書屋本的修改、編輯痕跡；山田氏本結構、文本均與杏雨書屋本相對一致，有部分增補；岡田文庫本則是時間上最新的本子。多紀家重視文獻的收集和保藏，不僅涉及醫學，也有大量集部文獻。成高雅認為，多紀家的學術特征除了日本知識分子的關系網絡、幕府背景帶來的對中國學術的高度關心、積極攝取與深入理解以外，其自身的身份地位、學術傾向和手法也是重要構成部分。

復旦大學許蔚教授“一個明代軍功世家：《萬氏家抄濟世良方》的初刻、重刊與人生情境”從萬氏三代的生平志趣、著述與信仰對該書的刊刻和修訂進行了詳述。萬表編纂初本資料來源廣博，其子萬達甫對原本進行了批注，孫子萬邦孚又進行增補。許教授提到，萬歷三十年呂祖乩筆及萬邦孚的人生境遇影響了他對萬表原本的刪修。

復旦大學高晞教授、首都醫科大學張凈秋教授及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教授對第一場發言進行點評。高晞教授指出日本醫學史和圖像在醫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對比了中日在醫學史研究和醫生地位上的不同，并強調了對思想觀念知識體系變化的觀察和思考。張凈秋教授描述了版本研究的復雜性，并探討了古籍版本的傳統及演變。王家葵教授認為，部分畫像元素能反映造像者的歷史觀、醫學史觀及政治觀。他指出，相對同時代的中國來說，多紀元簡及其他日本知識分子對于中土醫學文獻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處于領先狀態。此外，萬氏醫書刪減緣由的考證與推測相關研究提供啟發。

第二場主旨發言由復旦大學高晞教授主持開場，知名作家馬伯庸以“從醫學史料到文學素材的生發”為題，作主旨發言。

馬伯庸

馬伯庸以自己創作《大醫》的經歷為例子，談及作為文學創作者，他對如何將醫學學術資料轉化為文學文本方法論的思考。他認為歷史研究學者追求嚴謹性和真實性，而文學創作者需要在此基礎上再創作，需要藝術性高于歷史真實性。因而，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之間的關系是微妙的，文學家需要從歷史學家的研究中汲取營養，但又要在其研究基礎上虛構杜撰。

對于虛構的過程，馬伯庸提出了文學創作中的史學原則——三明治原則。此原則將歷史分為三個層面，最上層為歷史大事，要嚴格尊重歷史，不做改變；最底層為社會規則與生活細節，要盡量保證細節的嚴謹性和準確性；處于中層的則是創作空間，即創作者可以在歷史邏輯下進行想象創作。“大小不虛，中間不拘”，是馬伯庸老師對三明治理論的精辟概括。

接著，馬伯庸重點就文學創作中的史料運用問題，從史料的搜集、選擇、解讀和化用四個方面分別展開論述。對于史料的搜集，他認為圖像史料能提供直觀感受，激發靈感；文本史料的梳理和挖掘，有助于感受當時的社會認知與氛圍，以及個體心態和生活狀態；學術研究為文學創造者提供專業知識，節省調研工作。以《大醫》為例，馬伯庸談到圖像賦予直觀感受，文本幫助豐富血肉，學術研究確保嚴謹精準，三個途徑的史料搜集，讓自己形成了對中國近代醫學史的粗淺認識，才能創作既符合事實又較為精彩的文學作品。

如何進行史料選擇，對浩如煙海的近代醫學史料進行取舍，馬伯庸認為先從社會層面的宏觀概括入手，再尋找年代、城市、身份的切入點，最后進行個例與細節描摹。他以自己在《解放日報》找到的案例展示了這個選擇的方法論，即從陜甘寧地區的整體醫療工作，聚焦到延安川口鎮的衛生防疫體系，再落腳到吐黃水病的個案研究，完成寫作素材資料的選擇。

在第三方面史料的解讀上，馬伯庸講述了自己如何從華東師范大學的一位老師對民國時期蘇滬地區疫災情況的統計圖表中，選擇徐州作為江淮地區整體疫病情況的代表性地方。他認為史料的解讀不是學術意義上的揭示歷史真實性，而是選擇代表性的東西為創作所用。對于史料的化用，馬伯庸認為一個完美的歷史文學作品，既要符合歷史，又要有自己的發揮。他舉例自己將一張紅十字會前往日本志愿救援的照片，編寫成《大醫》中的故事情節，以此表現歷史史料的真實性和故事細節的虛構性。

最后，馬伯庸再次總結了文藝創作中的史學方法論，即以“三明治原則”為基礎，確保史料搜集的嚴謹性和全面性，選擇與提煉代表性歷史材料，在遵循歷史邏輯的基礎上，進行解讀，并將其戲劇化創作與化用。他表示與今天從文本中尋找醫療元素的議題不同，自己是從醫療元素中生發文本。文學創作者與歷史學家是相輔相成。他希望自己以及所創作的文學作品能成為橋梁，聯通大眾與冷僻的醫療史，讓更多人看到歷史學家的研究調研，看到醫學與醫護人員的歷史以及醫學精神的賡續。

隨后，與談嘉賓北京中醫藥大學楊東方教授、復旦大學王宏圖教授和復旦大學張怡微教授就講座內容進行談話。

楊東方教授稱贊馬伯庸的史料搜集做到了近乎“竭澤而漁”，并對其談論文學創作中的史學方法論表示認同，肯定文學創作要遵循社會規則和生活細節的真實性，認為其創作的《大醫》也成為研究醫學史的重要素材。同時，他也對會議議題抒發觀點，文學與醫學皆為人學，前者解決精神痛苦，后者解決肉體痛苦，二者密切關聯。

王宏圖教授從荷馬史詩列舉到浪漫主義時期的歷史小說，梳理了歷史敘述的發展流變，認為歷史背景與人物的真實、主角的虛構等特征與馬伯庸的方法論相似。此外，王教授也肯定了馬伯庸處理史料的嚴謹態度與發掘歷史細節的功力，但也認為其對醫生的內部世界的圖示描繪不夠，文學在包含歷史的性質之外，于精神氣質和內涵上也應有更多更廣的追求。

張怡微教授以自己參與王安憶小說寫作實踐課程的經歷為證，談論了歷史小說創作的不易，史料解讀與化用的困難。她也就處理小說的虛構性和邏輯性、材料與現實生活細節的矛盾等問題與馬伯庸展開交流。

主持人高晞教授指出歷史史料，除了人物是真實的，很多史料是后人虛構的。而歷史小說中人物是虛構的，但很多史料是真實的。歷史小說利用了歷史文本，也是重新創造了歷史文本。此外，現場的其他嘉賓天津中醫藥大學的劉鎂硒、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孫靈芝，也就小說創作中歷史細節與當代價值、歷史小說再創造在未來的延伸方向等問題，與馬伯庸進行討論與交流。

第二場討論的主題為“小說中的疾病與醫療”，由南京師范大學楊劍霄教授擔任主持人。

張怡微

復旦大學張怡微教授的報告主題是“《西游記》及其續書文本醫療問題的文化觀察”，梳理并總結了《大唐西域記》記述的西域國家醫療衛生與醫藥疾病的情況，認為《西游記》中孫悟空行醫與宋代醫藥中心的南移、醫學的迅速發展相關，而朱紫國揭皇榜治病與孫悟空言“庸醫殺人”等都一定程度反映明代當時的社會風潮，具有諷刺意味。此外，張教授也就《續西游記》中的醫藥敘述展開談論，她認為麝香妖精、病魔等妖怪的出現，以及靈芝等藥材描寫的增加值得注意，與當時治療方式與疾病觀的變化相關聯，并對董說《西游補》的精神幻覺問題，與對《西游記》文本研究方法論的開拓性進行了論說。

北京中醫藥大學楊東方教授就“《蕩寇志》與俞萬春的醫學修養”進行報告。楊教授以《蕩寇志》中為恩師陳念義立傳、為治劉慧娘取參仙血、借孔厚口反對寒涼派、孫婆兒子大光病亡、神醫安道全醫案，張將軍畏懼大量溫補等情節為例，認為此書中的人物設置、情節描寫與性格塑造反映了俞萬春扶陽抑陰、重溫補的醫學主張。并從俞萬春偏執溫補導致兩兒死亡、魯迅先生對其師陳念義專溫補的質疑著手，表示“醫學必須審證而行，不能偏執”。

首都醫科大學張凈秋教授在“紅樓世界的疾病防疫概說”報告中，提出紅樓的醫藥文化和名物制度，反映了當時上層官宦人家的日常醫療制度與疾病譜系，也是理解小說情節與人物的重要途徑，同時呈現了清前中期文化審美情趣中，對現實與創設世界融合、真假參半的藝術追求，這是此紅樓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而將紅樓的疾病防疫與現代疾病防疫相對照，二者都具有管理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的相似措施。張凈秋老師由此對紅樓中晴雯養病、賈寶玉到襲人家等情節以及角門、仆從約束等規矩以疾病防范的視角重新解讀，也引出撞花神、女兒癆等疾病民俗與疾病污名化等問題。

上海中醫藥大學于業禮的報告主題是“蔣竹山：一個犧牲于人情社會的地方醫生”。他以《金瓶梅》中的醫生人物蔣竹山為線索，梳理了其由出身寒微到成為清河縣醫生或太醫的身份轉變，并探討了清河縣由醫學訓科、醫生和冠帶醫士構成的官醫系統，在對比各等級的診金后得出蔣竹山并非如書中描寫的窮困。而蔣竹山對自身收入、職業、能力等條件的衡量，以及對西門慶、李瓶兒與自身能力的錯誤判斷，造成其野心大而力不足，淪落為人情社會中的犧牲品。

馬伯庸評論道，每一個故事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文本中的醫學不只是醫學本身，也衍生出故事情節和橋段。研究者從文本里尋找當時社會對醫學的認知，而創作者是將自身對社會現實的理解應用到文本當中。這是一個創作——研究——創作的閉環。復旦大學許蔚認為明代小說沒有特定作者，而清代小說有固定作者，因此《蕩寇志》可以作為文本來挖掘其作者的背后經歷和知識構成。但對于其中的醫學記述，從知識層面的探討是與從文學層面的探討不全相通的。復旦大學王啟元肯定張凈秋教授從防疫視角解讀《紅樓夢》讓大家對熟悉的情節材料產生新的理解，提升此文本的醫學價值，這種防疫視角對研究清前中期的醫藥觀念、滿蒙貴族的醫學知識與實踐提供了新思路。上海大學出版社鄒西禮先生評論文學作品可以反映宗教與醫學的密切關系、不同時代的醫學思想以及中國醫師負面形象等話題，文學作品的挖掘有助于醫學史的研究。上海中醫藥大學張葦航教授認為對醫學文本的解讀，無論是從文學還是醫學視角，都要具有內在邏輯性，并就社會醫學知識的應用，中下層知識分子對醫學的了解與看法等問題與諸位報告人進行交流討論。

第三場會議的主題為“圖像中的藥物與傳播”，由上海大學出版社鄒西禮主持。

北京大學陳明教授“《西藥大成》的文本與圖像”展示轉型期的醫藥知識生成及知識遷移。該書以多卷本、多版本為特征，是當時西方藥物學的代表作，詳究分化取材、考質辨性、因病處方諸方面，為梁啟超等諸多學者所稱贊。陳教授從歷代版本、譯本及其影響入手，重點介紹了傅蘭雅、趙元益等翻譯館成員。他指出，書中記載了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傳教士、學者、旅行家、軍事人員、商人等在亞、非、美洲等地區活動中的藥物，以及近代歐美植物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醫學家們對藥用植物進行的異地栽培、成分分析、臨床應用等不同情況，分析書中的人物網絡及藥物流動網絡有助于回溯古代東方的醫學成就。陳教授還以阿魏為例，指出本草圖例科學化、具象化的演變。《西藥大成》中的東西醫藥知識與文獻如帝釋珠網，具有多時、多極、多元的特點。

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教授的報告主題為“本草阿魏圖像解說”。王教授首先介紹了阿魏在中國的歷史淵源和認知情況，它在隋代進入中國，唐初《新修本草》首次記載其功效和來源。阿魏屬于傘形科植物，但不同文獻對其描述有出入。王教授引用《新修本草》《酉陽雜俎》等文獻及詩歌，揭示了阿魏的種植情況及相關史學文獻對其真實情況的爭議。接著，王教授討論了《本草圖經》中關于阿魏植物的描述和圖像，認為這些圖像是“示意圖”，而非完全反映真實物種，并提到了后續文獻對阿魏圖像照搬與重繪兩種處理方式的具體情況。最后，王教授指出，《本草綱目》中的阿魏圖像源于“羊射脂”傳說，其上源可能為趙汝適的《諸蕃志》和《大唐西域記》白檀香傳說，該傳說在后續《植物名實圖考》中又發生了新的變遷。

上海中醫藥大學張葦航教授在“畫筆下的本草世界——文俶與《金石昆蟲草木狀》”中，從蘇州文氏家族傳統到其文俶夫家趙宧光的成就開始，對《金石昆蟲草木狀》現存版本及作者生平進行了詳盡的考察，并從底本《內府本草》的獲得、文人自娛的繪制目的以及圖像改造三個方面對《金石昆蟲草木狀》的藝術性與科學性進行評價。張教授強調，“畫”雖與“圖”“像”相比有更強的藝術性，但能兼具生動與科學，作為文本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反映醫學文獻形成的特點。

寧夏醫科大學羅彥慧教授作“石榴入藥史考述”報告，討論了石榴在中國的起源、傳播路線以及在中醫藥中的應用史。羅教授提到，對石榴傳入中原后的入藥史進行研究旨在為現代醫學家豐富的石榴研究成果、開發其新的藥用價值提供借鑒。從歷代本草、中醫古籍對石榴的記載中看，其入藥部位、功效及治療范圍從漢唐至宋元再至明清不斷實現了擴展，從明清至今則不斷趨于完善。從石榴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具有多種藥理作用，如可用以抗氧化、抑菌、抗動脈粥樣硬化、治療結腸炎、抗腫瘤等等。然而，羅教授認為現代醫學對石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臨床和成分分析上，而忽略了對其歷史變化脈絡的梳理，厘清石榴入藥的歷史脈絡有利于為研發及臨床應用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據。

中國海洋大學武倩在“《本草和名》版本研究”報告中，通過對不同版本內容、校記等信息的比較，梳理了《本草和名》現存版本與散佚諸本的流變體系。武老師分別介紹了紅葉山文庫古寫本、醫學館影寫本、臺北故宮博物院本、無窮會本以及巖瀨本等版本，重點關注了森立之、約之父子和小島尚質、尚真父子對《本草和名》的校訂與影寫。隨后，武倩從文本構成、成書年代、抄錄者及關聯書目四個方面對小島氏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慶長五年抄錄本《本草和名》進行了詳細介紹，并展示了此抄錄本與影寫本以及其他諸本之間的比較案例。

《本草和名》

北京中醫藥大學楊東方教授、二松學舍大學町泉壽郎教授、京都大學成高雅、四川大學王大偉教授及北京中醫藥大學孫靈芝對第三場發言進行點評。楊東方教授提出，歷史典籍里的圖像不是附庸，它們與書面文字一樣能傳達重要信息，且具有其獨特的表達方式，能為學術研究提供新的生長點。町泉壽郎教授提出，本草格物文獻中有許多異域相關的記載，他認為小說和詩歌一樣，應能反映現實的根基，并強調了對未知領域進行分析和考量的研究意識的重要性。王大偉教授認為，石榴在中國文化意象及其傳入和入藥史中具體的實踐，如入藥范圍和功能的變化，反映了讖緯之說進入中醫領域的過程。建構石榴的形象變化也是具有其研究意義的。孫靈芝老師指出，中國學術界對《本草和名》研究的關注度不高，中國文獻中可能有與其版本相關的內容。此外，《本草和名》的研究可以引起更多對域外文本的思考。

第四場會議的主題為“醫學的觀念史”，由上海師范大學崔紅芬教授主持。

中山大學潘大為教授、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林琳首先進行“生命敘事的四種聲音——以一個分娩案例為中心”為題的報告。林琳首先討論了生命敘事在敘事醫學中的意義和應用。生命敘事與傳統敘事有所不同，是圍繞醫療、疾病與疾痛、生命、衰老與死亡等議題的敘事話語，其素材主要來源于患者自述、醫護人員記錄和文字創作。林琳整合了從新聞報道、敘事醫學文章及真實病歷記錄三種素材，從不同角度對一例雙胎分娩案例進行了比較分析。發布在醫院公眾號上的新聞稿類似于一般新聞報道，同時具有醫學推廣的功能，通過客觀呈現醫療事件的細節，達到軟性科普的目的。以醫生第一人稱角度撰寫的醫學文章著重通過詳細的感官描寫讓讀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增強對醫療救助過程的參與感和情感共鳴。真實的病歷記錄則區別于前兩種素材，更加注重客觀的時間和醫療操作記錄，去除了感性描述，呈現出醫學寫作中的非人性化特點。林琳認為，醫生可以借助加強溝通與反思等方法，提升寫作技巧，淡化這種非人性化，以提升醫療觀念和質量，改善溝通后獲得的患者家屬的正面反饋可以增強醫務工作者的成就感。同時，細節性和反思性描述有助于讀者理解疾病、提高配合度，創造更和諧的工作環境。

復旦大學尹潔教授報告的主題是“康德論精神疾病的當代意蘊”。尹教授首先強調了疾病和健康的定義對于精神疾病診斷和治療的重要性，并介紹了當前的兩種主要路徑：生物統計理論和規范主義，但兩者都有其局限性，即缺乏準確定義的依據：對精神疾病的判斷主要基于癥狀或神經生物系統，兩者的診斷標準從哲學角度及醫者實踐角度來看都較為模糊，這種看似主觀的分類和物理主義觀點之間的矛盾亟待調和。尹教授提到康德《實用人類學》中體現出的對道德實踐的重視，他的實用人類學方式實際就是道德實踐方式。康德所謂的“實用”區別于“實踐”和“實驗”，其面向是人類為了成為應當成為的人所作的努力，具有目的論的導向。最后，尹教授總結了康德論精神疾病的當代意蘊。康德將精神疾病分為“不足（weakness）”和“紊亂（illness）”，尹教授認為，這種分類對當代精神醫學的意義在于強調了精神疾病是無法完全治愈的，人類需要與之共存。

四川大學王大偉教授報告的主題是“文人的陳謝：宋元時期文人對醫僧的詩文贊賞與互動”。宋元時期，文人與僧人之間的酬唱交流成為佛教文學研究的重要題材之一。由于許多僧人參與社會醫療活動，一些文人以詩詞形式對醫僧表達贊嘆和感謝，如蘇轍、沈括的作品中就包括了與醫僧鑒清、善正之間交往酬唱的記錄。王教授認為，這些詩文互動中可以發掘涉醫僧眾群體的社會生活圖景和他們的交游特征，并能從特殊的觀察視角對這種交流進行建構。他強調，文人的贊賞并非出于功利或攀附，而是建立在真摯的友情基礎上，這也體現了醫僧的社會性和比普通僧人更強的入世屬性。

北京中醫藥大學熊益亮教授、復旦大學徐波教授及南京師范大學楊劍霄教授對第四場發言進行點評。熊益亮教授提出了 敘事醫學寫作或病歷書寫后的反饋和后續跟進的重要性，他認為敘事醫學對解決醫患關系和醫生內心反饋具有重要意義。徐波教授認為，醫學、哲學和中國傳統思想之間都具有緊密的聯系。在康德的哲學中，精神疾病與道德掛鉤，強調道德實踐的意義和價值，而中國傳統哲學則強調 “學以成仁”“克己復禮”及性善論的思想。楊劍霄教授從論文的層次結構和情感模式的差異分類、文學文本中對具體醫療知識的擴展、地域性和文化差異對交往模式和情感表達的影響在文學作品中的呈現，以及對佛教醫療在社會中的變化和作用的補充四個方面進行了討論。

第五場討論的主題是“早期中國的醫學與實踐”，由北京中醫藥大學楊東方教授擔任主持人。

天津中醫藥大學劉鎂硒在“從伊尹身份考辨看先秦醫學敘事特點”報告中，梳理了有關伊尹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對文本敘述中伊尹身份變化的考辨，體現了先秦時期“王”由于政治需求，剝離于“巫”“醫”的過程，以及“醫”有意識剝離于“巫”卻因相似知識體系而不徹底的特征。“王”“巫”“醫”相互剝離又相互統一是先秦時期醫學敘事的主要特點。此外，以“天文”為底色的陰陽五行學說，影響著中國傳統醫學理論與疾病觀，在醫學敘事中則體現為時序與祭祀兩大范疇。因而，疾病與災異的同質，禳災與禳病的統一，是早期中國醫學敘事的另一特征，這也表明了“巫”“醫”為何難以剝離。

北京中醫藥大學熊益亮教授的報告 “漢畫像中‘玉兔搗藥’文化意蘊”，以時間為線，整理與總結了自戰國至東漢以后有關兔與蟾蜍的文本與圖像。“玉兔搗藥”源于月中有兔和蟾蜍的傳說以及祝由術中兔和蟾蜍的治療方術，而隨后西王母神仙世界的構建，又將兔和蟾蜍化身為西王母制作長生不老藥的“藥工”。西漢中后期黃老之學轉向長生之道，祝由之術為神仙思想所吸收，道教由此奠定基礎，兔和蟾蜍也逐漸褪去祝由色彩，成為現實醫學中具有實際功效的藥材。這種形象意蘊的變化反映了巫醫分離的歷史進程。

漢畫像石中的“玉兔搗藥”

上海中醫藥大學宋神秘以“天人對應：漢唐時期針灸時間禁忌研究”為題進行報告。她以《黃帝蛤蟆經》為研究文本，探討漢唐時期的針灸時間禁忌的本質是一種術數，與戰國時期已存在的關涉身體部位的占卜同源。而隨著醫學實踐與理論的發展，針灸時間禁忌在醫學概念、術語和對身體部位的認知與取用上更加精細，甚至產生新的針灸禁忌類型，但傳統術數部位系統的影響更大，因而針灸時間禁忌與醫學實踐理論仍不同步。反之，術數傳統思想也對醫學理論產生影響，如天人對應的術數思維可能影響了針灸氣循環理論的建構。

北京中醫藥大學孫靈芝的報告主題是“大舞：以中醫養生古籍的導引圖像為中心”。通過調研養生類中醫古籍，孫靈芝將其中的圖像進行歸納，分為功法圖與臟腑圖兩大類。功法圖包括外功鍛煉法，如五禽戲圖，易筋經圖、陳摶睡功圖、八段錦坐功圖、導引圖等，以及內功鍛煉法，如《性命主旨》54幅圖像、《錦身機要》36幅修煉圖等。臟附圖包括內境圖和六神圖，前者圖示人體內臟關系，又含有內丹修煉的意義；后者以六獸圖像對應人體六臟腑。對養生古籍圖像的調研，可以梳理養生功法的傳承流變，驗證養生修煉追求天人合一，形神共養，內外兼修，以達到身心靈與外在的一致。這對現代養生鍛煉有借鑒之意，也利于對養生學科體系的理解建設。

上海師范大學王宏超教授稱贊劉鎂硒以伊尹為典范個例，通過對其身份變化的梳理，清楚描述了“王”“巫”“醫”轉型時期的特征，“王”因政治需求剝離，“巫”“醫”因相似知識系統難以剝離。上海中醫藥大學于業禮老師認為熊益亮教授突破以往醫學圖像僅搜集整理，缺乏深入發掘的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他將玉兔與西王母相聯系是大膽的嘗試，但需要更多資料進行求證，建議可從其他動物圖像延展，探求關聯。劉鎂硒也就此提出可以從歷法視角理解西王母與玉兔的關聯，也認為宋神秘的針灸時間禁忌印證了傳統巫醫思維對醫學理論的影響，“巫”“醫”職能的難以剝離。京都大學成高雅肯定宋神秘對針灸時間禁忌文獻的細致整理，對其揭示的術數思維與醫學理論的關系深有啟發，并就《黃帝蛤蟆經》的版本，與宋神秘展開有關日本醫學考證學者多紀元簡保留錯誤穴位的交流。上海中醫藥大學張葦航教授認為孫靈芝老師對中醫古籍的養生圖像做了全景化研究和系統的梳理，肯定養生導引的現代實用價值，并對養生圖像的流傳、道教修煉功法與傳統養生醫學的區別、經典養生文獻的混雜元素等問題與孫靈芝進行討論。復旦大學王啟元解釋了醫學文獻中道教元素的存在，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明朝道教晉升為國家信仰，具有升遷的官方制度，因而有權力將許多經典吸收為已有，這也是近代醫學與宗教傳播結合的體現。

第六場討論的主題是“近世醫學的脈絡”，由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教授主持。

上海師范大學崔紅芬教授在報告“西夏醫藥與社會：以《天盛律令》為中心”中，對《天盛律令》的醫學部分進行梳理，談論了西夏醫療機構“醫人院”“制藥司”在法律條款中的設置，西夏對藥材儲存分類、和合藥制作與庫房管理職務的規定。從中可以覺察西夏醫藥水平的提升，西夏對外醫學的交流痕跡，以及西夏皇權至上、統治者重視醫藥等特點。另外，西夏醫者包括御醫、軍醫和獄醫等類型，雖彼此職責不同，但皆有失誤懲責與提升獎賞的法律規定。而《天盛律令》中對服刑人員的關懷和牲畜的保護，體現了西夏法律的社會關懷與西夏游牧到農耕社會的發展現狀。

上海師范大學王宏超教授的報告主題是“眼鏡的文化史：中國人的視覺困境與觀看經驗的演變”。他以眼鏡為切入點，主要談論了七大話題，包括中國古代的眼疾隱喻和光陰感傷；中國古代眼鏡發展的材料、技術與文明障礙；明清之際西洋眼鏡與西方光學、醫學知識的傳入；清代皇帝與文人對眼鏡的觀念碰撞；晚清民國時期眼鏡商品、眼科知識與抵制觀念的流傳；晚清民國時期眼鏡的時尚象征與社會隱喻；女性與眼鏡的道德關聯與時尚關聯。

趙元益

華東師范大學裘陳江以“‘輸入泰西醫學之一大關鍵’——趙元益及其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譯書事業”為題發表報告。趙元益自小接受傳統文人的家庭教育，以及外祖家的醫學教育，因而在翻譯醫術上獨具優勢，于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就職期間筆耕不輟，譯作良多。但趙元益對科舉任官的追求遠重于翻譯事業，這種身份認同的錯位是其遺憾終生的原因。而這種轉折時代的觀念，也影響了他引進西醫以補中醫之不足的西醫觀。

上海交通大學任軼教授在“圖像、文本中的震旦醫學生校園生活”中，以成績單、回憶錄、報紙和照片等文本與圖像資料，從學科教育、體育活動和文藝活動三方面展示了震旦醫學生的校園生活，探討震旦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培養學生的高標準、對體育活動的態度轉變與集體類項目的重視，以及耶穌會的戲劇傳統與宗教道德等相關話題。任軼教授認為圖文的交叉互證會讓研究對象更豐富立體，補充研究中缺失的部分。而歷史研究者在檔案中發現的人物和故事，在歷史長河中可能默默無聞，但對其后人卻彌足珍貴，具有現實意義。

首都醫科大學張凈秋教授稱贊崔紅芬教授對西夏醫學研究之詳細，引發自己對學習西夏文的興趣。華東師范大學裘陳江以為王宏超教授從一個小小的眼鏡探討了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品價格到知識傳播再到社會觀念，涵蓋內容十分豐富，并就眼鏡的價格等問題與王宏超教授展開討論。上海中醫藥大學于業禮認為裘陳江的趙元益研究是學界少有的對醫者的研究，許多醫者并未在醫學史上留下著作，但他們的存在也不應被遺忘。他也與崔紅芬教授就西夏軍醫與獸醫的文獻資料進行交流。復旦大學王啟元指出在中國近代醫學教育上，震旦的法式醫學教育頗具代表性，而受限于語言等障礙，震旦豐富且具特色的文獻，大多尚未發掘研究，但其對地方史、宗教史、世界交流史的研究等很有價值，期待未來震旦醫學話題的研究。復旦大學高晞教授建議可以從眼睛知識的傳播探討眼鏡的物質文化交流，并與王宏超教授交流林則徐使用眼鏡的史料來源。她也與裘陳江就趙元益的歐洲之行、舉人之志等問題進行討論。

最后，復旦大學高晞教授主持圓桌會議，致辭感謝會議發起人，并表示此次學術會議是跨學科的對話，不同的思維方式為傳統的文本與圖像史研究帶來新視野、新方法和新思考。

二松學舍大學町泉壽郎教授感慨這種學者齊聚一堂討論中醫學的學術會議在日本很難得，疫病與戰爭是人類歷史上一直面臨的困境與問題，作為學者，我們應該反對戰爭，在研究中尋找對抗疾病疫病的方法。正如今天的會議，學者們的智慧可能會對今后起到重要作用。他也歡迎各位學者利用日本杏雨書屋資料并熱心提供查詢幫助。

上海中醫藥大學張如青教授總結此次會議是一場學術盛宴，專業且豐富，并就馬伯庸的理論，談及當下的中醫題材文藝作品，應兼具歷史真實性與藝術創造性，并提出研究要具有每一個觀點都有文獻出處的學術態度。

北京大學陳明教授表示會議涉及文學、歷史、宗教、藝術、醫學等各個領域，豐富的圖文資料讓人受益匪淺。此外，會議上年輕學者的風采，呈現了新時代學術的進步。各方交流拓展了醫學史研究的邊界，醫學史研究未來可期。

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教授認為醫學圖像的研究中，本草圖像是一座富裕且完整寶庫，除本草考證外，也涉及版本、文獻、文化、道德、美術學、博物學、歷史學等研究問題，希望大家一起挖掘。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