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出了“紹興十二年體制”的概念，宋史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虞云國在此基礎上提煉為“紹興體制”。紹興體制具體有何內涵？宋高宗朝的這一體制與宋史名家劉子健先生提出的“中國轉向內在”論又有怎樣的關系？借著《南宋行暮》改訂再版的機會，澎湃新聞采訪了虞云國教授。

澎湃新聞：得知您新出了大作《南宋行暮》，是講南宋中期宋光宗宋寧宗時代的；您近來幾篇關于南宋高宗朝的長篇書評也引起過學界的關注。宋朝在中國歷史上無疑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有的史家當作中國古代向近世的轉折時期。不過，宋有南北之分，有的史家主張兩宋斷裂說，有的史家則強調兩宋傳承的一面。您的意見如何？

虞云國：一說到宋代，人們就會聯想起史學大師陳寅恪的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造極說”著眼于整個宋代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曾經達到過的高度，給出的總體評價當然沒錯，而這正是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至于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首倡的“唐宋變革論”，其核心觀點認為，唐宋之際是中國古代向近世的轉折期。盡管對所謂“宋代近世說”持保留態度，中國史學界基本上也認同唐宋之際確實有牽動全局的深刻變動。當然，隨著研究的推進，中國史學界對這種帶全局性的社會歷史的變化，認識也逐漸深化。具體說來，一是認為，這種變化與其稱之“變革”，毋寧稱之“轉型”來得更恰當，而無論“變革”還是“轉型”，都不是斷裂式的，而是漸進式的，新變化中仍有舊因素延續的一面；二是相對于“唐宋變革”，學界也有“宋元變革”與“宋元明變革”的新觀點。

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論，南宋當然是北宋的延續。宋高宗作為南宋第一代君主，乃是北宋徽宗的第九子，宋欽宗之弟，在帝統宗脈上遠比東漢光武帝之于西漢帝系來得貼近，他也確是以北宋正統繼承者自居的。另外，在政治制度與祖宗家法上，南宋也承襲著北宋，總體上沒有全局性與顛覆性的更革。

不過，倘若細加推究，在立國形勢上，南宋與金朝的對峙，相較于北宋與遼朝的對峙，從表象看來似乎類似，實際上卻大異其趣。南宋疆域遠比北宋逼仄，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軍事形勢上更是險要盡失，金軍的戰力氣勢也更勝于遼朝，致使南宋始終處于金騎南牧的嚴重威脅之下。嚴峻的外部環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內外政策上應激性地做出了重大的調整。對外，更加缺乏自信；對內，進一步強化專權獨裁，徹底關閉了自改革的大門。

美國學者劉子健最早洞察到從北宋末至南宋初在政治文化上發生了至關緊要的根本性轉折，正是這一轉折導致帝制中國從此徹底轉向了內在。這一洞見在他的名作《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里有全面展開，“轉向內在論”不僅對宋史研究，而且對整個晚期中國史研究，都具有范式性的指導意義。不過，也不能就此說，劉子健是主張兩宋斷裂的，他認為，這種轉向有一個從宋徽宗朝發軔到宋高宗朝定局的演進過程，盡管其間有靖康之變那樣的突發性事變，但作為政治文化的轉向，仍是一種內外勢運合力推衍的過程；而這一轉向的最終推手就是那位號稱中興之主的宋高宗。

總之，植根于體制內的專制集權基因，為著因應生存空間的收縮與外部環境的惡化，再加上宋高宗的個人作用，無論總體的政治生態，還是具體的大計方針，南宋都呈現出有別于北宋的特色，兩者不僅不能等量齊觀，而且發生了重大的變異。我們在考察南宋史時，一方面應該關注異中之同的承襲性，另一方面更應抉發同中之異的裂變性，盡管這種裂變不是那種陡崖式的斷裂。

澎湃新聞：您近年一再強調“紹興體制”，其內涵究竟怎么把握，與劉子健的“轉向內在論”之間的關系又是如何的呢？

虞云國：紹興體制這一命題，應該說是借鑒并提煉了日本學者寺地遵的提法。他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里提出了“紹興十二年體制”的概念，有時也稱之為“和議體制”，但他對“紹興十二年體制”的內涵指涉卻有點模糊與紊亂。一方面，他意在以“紹興十二年體制”來概括宋高宗朝的政治體制，所以主張宋孝宗朝還有一個“乾（道）淳（熙）政治體制”；但同又認為，紹興十二年體制一經確立，“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間，貫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構與國家運營大綱”（上書230頁）。至于他稱以“紹興和議體制”，則旨在強調這一體制包含著致力和議與固守和議的因素。然而，無論當時，還是其后，“紹興和議體制”的實際內涵已經超出了軍事與外交的領域。所以，我傾向用“紹興體制”來指稱宋高宗打造的專制集權的政治體制，也許更概括，更到位。而政治體制一經確立，勢必對南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領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蓋功能，深刻影響著整個南宋的政權格局與歷史命運。

近期我一直在思考，既然劉子健把“中國轉向內在”的歷史坐標點最終定位在宋高宗時期，而“紹興體制”又是宋高宗一手打造的專制集權體制，這一體制的確立、延續與影響正是劉子健所說的兩宋之際文化內向在政治體制上的具體表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在傳統帝制時代，政治體制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對其他文化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經濟都起著統領的作用。由此我想，“轉向內在論”與“紹興體制”兩相結合，也許不失為是對南宋史作出通貫性解釋的一種架構。

澎湃新聞：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都相當受矚目，因為他們往往奠定了本朝歷史的走向。在您看來，宋高宗朝的政治在兩宋諸朝中有何特色？

虞云國：作為南宋第一代君主，宋高宗的自我定位感可謂充分自覺與相對清晰。一方面，他自許為北宋帝統的唯一合法的繼承者，始終打著祖宗家法的大旗，意在向上直接媲美太祖、太宗；另一方面，他通過秦檜高調宣傳自己是“中興之主”。宋高宗盡管不是趙宋王朝的開國之君，卻一手再造了南宋政權，他留給整個南宋史的政治遺產，就是與秦檜聯手打造的“紹興體制”。

如果說，從1127年的建炎南渡到1132年的駐蹕臨安（今杭州），南宋政權的政治主題是為生存立足謀取可能性，那么，從1132年駐蹕臨安到1142年紹興和議最終成立，其政治主題則是打造紹興體制。這十年間，南宋最高統治層以政治走向為中心進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也一度有過觀測猶疑而舉棋未定。所以王夫之說：“高宗之任二相（指趙鼎、張浚）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直到最后才決定讓秦檜“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宋論·高宗》）。也就是說，宋高宗決心拋棄趙、張二相，起用秦檜專權，打造紹興體制，是他深思熟慮的最終決策。

北宋立國以后，中國的君主官僚政體逐漸進入最成熟的發展期，構建起包括對君權、相權與監察權等中樞權力的制約機制，使其免于滑向專制集權。在宋代文官體制下，這種制約機制的運營成本之高與行政效率之低，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應對南渡初期存亡繼絕的危局時，這種受制衡的君權明顯有力不從心的癥狀。另一方面，面對內外大變局，宋高宗對“人主之權在乎獨斷”，尤其有清醒的認識與高度的自覺。出于向金朝求和的“國是”訴求與對再削兵權的政治需要，他迫不及待地謀求逆轉既有的中樞權力制衡結構。在君主官僚政體下，君權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權，必須借助相權作為最高行政權來運作整個官僚機器。而倘若容許原有制約機制繼續對相權實施制衡，專制君主的權力意志勢必不能順利地經由相權指令各級官僚機構有效地推行下去。反之，由皇帝與其欽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權的獨裁模式，則足以徹底阻斷其他官僚介入朝廷大政的決策程序，而僅僅以執行者存在，君主的獨裁意志卻能藉由官僚系統而暢行無阻。

以帝王術而論，宋高宗絕對是少有其比的高手。他之最后選擇了秦檜，并且默許他登上權相之位，就是亟須有一個言聽計從而強干有力的權相幫他確立并打理與紹興體制有關的一干棘手政事，成則“圣意”獨斷，敗則宰相代罪。所以劉子健將這對君相的權力關系精準概括為“君權獨運，權相密贊”。紹興體制藉此大功告成，不僅成為宋高宗朝的最大特色，而且深刻左右了南宋史的政治走向。

反觀整個南宋政治史，紹興體制確立的專制集權格局，盡管在不同時段有強弱隱顯之別，卻幾乎沒有本質的變化。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南宋權相專政，累計長達七十年，令人側目，也為其他朝代所罕見的。四大權相又可分為兩種類型。如果說，秦檜之為權相，完全是宋高宗出于打造紹興體制之需君權獨運而主動授權的，那么，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擅政，都是專權之勢已成，而由在位的宋寧宗、宋理宗與宋度宗無奈讓渡的。這種專制集權格局在有的時段以君權獨運的形態出現，在更多時段則以權相專政的形態出現。但無論出以何種形態，歸根到底，都是皇帝與其代理人獨斷或共謀決策權的獨裁模式，也可以說是宋高宗及其紹興體制留下的政治遺產。

澎湃新聞：宋高宗與秦檜聯手確立的“紹興體制”對士大夫政治是不是一個劇烈的沖擊，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虞云國：士大夫精英以儒學為立命之本，構成了官僚的主體，對現實政治天然有用世的熱情，正是這種入世之心，整個官僚系統才得以有效運轉。不過，士大夫官僚的用世心態與經世實踐又具體取決于現實的政治生態，尤其是國家權力的運作狀態。文彥博那句“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一再為后人引用，可以視為北宋中期士大夫官僚對參與國家權力的政治自信，這與當時較為良好的政治生態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專制集權的紹興體制一經確立，既標志著宋朝政治文化徹底轉向內在，也昭告著官僚士大夫對政治權力的能動分享實際上已經歸零。一葉落知天下秋，對現實政治極度敏感的官僚士大夫當然心知肚明，不僅原先擁有的參政議政權已經剝奪殆盡，還隨時可能遭到體制的整肅與貶黜，文彥博推崇的“共治”夢早已化為泡影，哪有實現的可能呢！

在傳統君主政體下，士大夫階層只有依附于君權才能有所作為。當君主官僚政體處于中央控制模式（the central control）的相對理想狀態時，君權較自覺地接受權力制衡，士大夫官僚才有可能分享政權，管理國家。但紹興體制確立的是獨裁模式（absolutism），權相作為君權的唯一代理人，而且享有權力制衡的豁免權，盡管權相及其驅使的官僚門客身份仍是士大夫，卻只在為獨裁的皇帝治天下。在紹興體制與其后年代里，盡管仍有少數士大夫官僚，依舊“以天下為己任”而敢言直諫，批判朝政的惡化，但等待他們只是冷遇、貶黜乃至整肅。更多的士大夫官僚只能采取喑默旁觀的疏離態度，好在他們即便賦閑家居，仍擁有退為鄉紳的經濟基礎，而優待士大夫官僚的祖宗家法也未改變，故而仍能在與官僚體制若即若離的狀態中安頓自己。而那些賣身投靠的士大夫官僚仍足以保證官僚體制繼續運轉，他們也得以從專制政治中分一杯羹。由此可見，“紹興體制”對士大夫精英政治的沖擊是致命的。

澎湃新聞：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中國轉向內在》一書中指出：“國家權力始終處于傳統中國舞臺的中心。中國文化的命門存在于政府和意識形態（政教）當中，其混合體決定著其他一切，包括經濟領域。”那么，在紹興體制下展開的南宋政治對經濟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不過，在紹興體制下，南宋社會的經濟與文化仍有其向前發展的那一面，當作如何解釋呢？

虞云國：從長時段看，劉子健的論斷，是深刻而正確的。即以南宋而論，盡管在后宋高宗時代，生產力仍在持續發展，海外貿易也有長足的拓展，商品經濟依然生機蓬勃，城鎮化進程繼續前行。但所有這些進步，并未有力搖撼君主獨裁模式的頑固內核，使其改變既定的路向。所以，在專制極權統治下，以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必然引起體制的變革，只能是一廂情愿的癡人說夢。相反，政治體制，尤其中央政權的結構模式在傳統中國總是決定一切的。君主專制集權王朝在外力打擊下的政權更迭（例如宋元鼎革與明清易代），或者專制統治出于政治考量而對經濟政策的乖張改易（例如明清兩代在海外貿易上厲行閉關政策），必然導致社會經濟領域的逆轉或倒退。

然而，也應該承認，在以農業立國的帝制時代，只要國家政策與各級官吏在人民負擔上不為竭澤而漁的過甚之舉，經濟或許是受政權命門波及最弱的領域（即便像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對當時整個農業社會的沖擊也不是全局性的）。盡管在宋高宗朝君權統治模式發生了重大變異，并影響了整個南宋政治史，但南宋歷朝對北宋確定的主要經濟政策未作根本性變動，兼之經濟重心徹底南移，所以從總體上看，南宋社會經濟的前行勢頭未見有明顯的中斷，反而仍有諸多值得稱道之處。

前面說過，紹興體制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領域。一方面，我們應該強調士大夫政治文化在整個時代中的核心地位與引領作用；一方面，也應該承認，紹興體制下的思想控制畢竟還在前現代階段，尚未如其后的獨裁政體那樣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達到全方位與全覆蓋的程度。其他社會階層（尤其一般市民與工商階層）與文化領域（尤其與政治較疏離的文化范疇）盡管也能感受到沖擊波，但波及的力度仍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其他文化領域（例如科學技術、美術工藝等領域），在南宋仍有令人矚目的不俗成就；依托于城市經濟的持續繁榮，市民文化較之北宋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當然，肯定這些文化領域在南宋繼續有可觀驕人的創獲時，仍不難發現紹興體制確立的政治文化基色對整個南宋社會與文化帶來的彌散性影響。總的說來，相對北宋文化，南宋文化進取精神缺乏，氣象不夠闊大。難怪劉子健在比較兩宋文化時強調，“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卻在本質上趨向于內斂”。

澎湃新聞：南宋與北宋的士風是否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又是如何造成的？反過來，這種士風對政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虞云國：從總體上看，南宋的士風與北宋相比，確實大有差異。北宋士風的主調是激切昂揚、剛直明朗，南宋的士風則漸趨于圓熟周致、謹慎陰翳。當然，這種士風的差異從北宋徽宗朝至南宋高宗朝有一個推衍變化的過程，而南宋士風在不同政治生態下，在不同士大夫群體那里，還應該具體而論的。這種南北宋的士風差異，說到底，與紹興體制確立以后，宋高宗為維穩體制、打擊政敵，放任權相秦檜動用文字獄的手段，大規模整肅持異見的官僚士大夫，無情踐踏他們的人格與尊嚴，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系。

文字獄全靠深文周納，專政者也唯有縱容誣告。面對這種殘酷的政治生態，官僚士大夫先是試圖將率直的抗議打磨成精致的批評，但隨著迫害的升級與告訐的盛行，只能被迫噤若寒蟬，連細微的批評都不再發聲。這與北宋立國后對官僚士大夫的寬松政策大相徑庭，逼迫其中大多數退守到潔身自好的底線，隨之而來的便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明顯低落，關注政治與憂心國事的熱情全線消退，到后來連遠離政治雷區的純技術議題也沒有人吭聲了。所以，在紹興體制下，正如王夫之在《宋論》里所說，先是南宋高宗朝的士大夫官僚在秦檜專政下“群情震懾，靡所適從”，其后疊經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

士氣的重創產生了兩方面的惡果。一方面，還知道羞恥而自持操守的士大夫為避禍而禁聲，致使正氣不張；另一方面，鮮廉寡恥的那些士人反而因誣告或諂媚而如魚得水，官運亨通，導致政風大壞。這種相反相成的政風，盡管以權相秦檜專政時期最觸目驚心，卻也持續影響了整個南宋：官僚士大夫懲于紹興的前鑒，已少有人再為政權的長治久安而暢所欲言，整個官場彌漫著言不由衷、無所作為乃至見風使舵、阿諛逢迎的風氣。從總體上看，南宋政風呈現茍且萎靡之勢，已不復有北宋全盛期那種剛直勁挺的銳氣。

在紹興體制的陰影籠罩下，士大夫的文化心態與精神意識大受壓抑與戕害，知識生產的環境與知識產品的質量遭致嚴重破壞，創造性學說與獨立性思想也轉入相對停滯狀態。就總體學術而論，劉子健就認為，北宋“從百花齊放透過多元化以臻成熟”，南宋則“大多數學術研究都難免相對狹隘、受制于正統、缺乏原創性”。其中原因盡管相當復雜，但紹興體制下這種“前現代的思想控制手段”，不能不說是主要原因之一。

澎湃新聞：既然紹興體制對整個南宋都有負面的影響，但其立國也有一百五十余年，抗御蒙元南侵竟達四十五年，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虞云國：就政權維持而論，南宋王朝有其成功之處。其中原因，不妨從多方面作綜合性思考，不應該僅僅局限在紹興體制與政權模式的框架內。

首先，南宋立國的江南地區，在完成經濟重心南移后，物產豐盈，經濟繁榮，已成為當時中國最發達富庶的地區，足以為生齒日繁的百姓提供必要的衣食保障。南宋當然不像某些“宋粉”謳歌的那樣，是“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但唐宋之際社會變遷全面調整了生產關系，有研究者指出，南宋佃農在法律上與經濟上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若無重大的天災人禍，一般農民也基本能維持最低的生存條件。

其次，較之北宋，南宋政權加于民眾的負擔，向來被苛議為重稅，尤以南渡之初為籌措軍費而征收經總制錢等附加稅最為擾民。不過，整個南宋，農業上的兩稅，征榷上的專利稅，商業上的商稅，總體上仍在土地所有者、工商經營者可以承受的彈性限度內。即便經總制錢等附加稅，隨著和平實現與經濟恢復，抗議之聲也漸趨消減。這都說明，紹興體制確立后，盡管宋孝宗也承認“稅賦太重”，但政府對民眾財富的掠奪攫取基本控制在他們尚能容忍的維度內。

再次，紹興體制確立，許多士大夫或失望于朝政，或困頓于仕進，主動或被迫以鄉紳身份下沉民間，以組織義役，創設社倉，建立義莊等形式，投身于宗族與社區的公益慈善事業，致力于地方秩序的重建，反而成為鄉村社會中疏離國家政權的另一種協調力量，客觀上對階級矛盾與社會沖突有化解與消弭的功能，有效加強了南宋基層社會的凝聚力與穩定性。

最后，紹興體制逆轉了政治生態，感受最為直接也最為敏感的是士大夫官僚與精英，這是緣于他們更高層次的政治追求明顯受阻；相對而言，下層民眾與政治生態的切身關系較為疏離，他們休戚相關的是衣食溫飽的生存權。自宋光宗以降，雖有庸聵之君，卻無暴虐之君；與晚明相比，基層吏治也未污濁到全面失控，故而下層民眾也少有揭竿而起的。在傳統王朝的農業社會里，鄉村的安定構成了社會的安定，農民的穩定確保了國家的穩定，這些正是南宋政權得以長期立國的基礎。也許，沒有來自蒙元的最后一擊，還能繼續延命下去。

至于南宋之能與蒙元的長期抗衡，若從南宋方面考察，有這么幾點值得指出。首先，南宋政權憑借著當時中國境內最強盛的經濟基地，其綜合國力不僅能夠支撐起與金朝的長久對峙，也足以支持長期抗御蒙元的軍事開支。其次，盡管宋蒙雙方早在端平入洛的1234年，已進入交戰狀態，但蒙古主力隨即再次轉向西征，南宋政權也充分利用這一相對間歇，改變此前與金一味求和的總政策，在戰略上立足于防御，全面強化了東中西三大戰區的總體防御戰略。再次，南宋軍隊充分發揮火藥武器的先發優勢（這一優勢到宋蒙戰爭晚期才被蒙古軍追平）與戰船水軍的戰術特長（直到襄樊之戰時，蒙古才用南宋降將之策，訓練水軍，逐步扼制了南宋的水戰優勢），兼之南宋在地理環境上占據山水交錯的地利之便，在戰術上立足于加固城防、聯絡聲氣，構建了以釣魚城為代表的山城防御體系。最后，在與金蒙長期抗衡的防御戰中，也涌現了諸如趙方、孟宗政、孟珙、杜杲、余玠、彭大雅、王堅與張玨等一批將帥之才。惟其如此，自端平入洛到厓山之戰，南宋抗擊蒙元前后長達四十余年，較之于蒙古軍征服西亞與東歐過程中的戰無不勝，其防御抵抗確實堪稱頑強有效，從而也相對延長了南宋的立國期。

澎湃新聞：南宋畢竟只占據東南一隅，以您所見，在明清時代，能看到多少南宋的遺產？

虞云國：這個論題的內涵與論域太過豐富與宏闊，我迄今很難說有成熟的見解。不妨說點膚淺的感想。

嚴復有個論斷也一再被宋史學者所引用：“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嚴幾道說的“人心政俗”，范圍過于寬泛，時代也泛指宋代。劉子健在《略論南宋的重要性》里卻強調說：“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不過，劉子健屬于思想型學者，許多精彩獨到的見地往往點到為止，未及充分的展開。他說的“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也許可以聯系他的另一處論述來旁證：

分期該從各種角度來看。從經濟，從君主極權，從科舉官僚來看，唐末五代到宋初，是一個大變化。假定再從次要一方面來看，看官僚的政治作風，南宋也許是定型的關鍵期，以后各朝，始終沒有改變這形態。這里面也許還有地理區域的關系。（《南宋的君主與言官》）

所謂“官僚的政治作風”就是政風，與我們已經討論到的南北宋士風與政風的差異密切相關。而南宋政風的改變與定型，與紹興體制確立的大前提下，專制極權的君主一方面動用類似文字獄之類的專政大棒震懾官僚階層，一方面圓滑地玩弄制度，嫻熟地掌控官僚，都是顯然息息相關的。這種極權君主的兩手伎倆，我們在明太祖與明成祖，清代康雍乾祖孫三帝那里看得還少嗎？因此，在黃仁宇所說的第三帝國的明清兩代，自明太祖在《大誥》里頒布：“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過也”，科舉官僚實際上都已淪為皇帝的奴才。而追根溯源，也許就可以追到宋高宗的紹興體制，當然明清還有各自的創造性發展。

說到文字獄，宋史學者王曾瑜認為，紹興體制下的紹興文字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正規意義的文字獄”。這種以言論、文字與思想治罪的惡例一經開啟，對帝制時代科舉官僚與一般士人來說，不啻是一柄高懸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對他們獨立人格的戕害與自由思想的摧殘可謂貽害無窮。且不說宋寧宗朝權相韓侂胄在代行君權的情勢下，為打擊道學派政敵，便悍然羅織慶元黨禁，堪稱紹興文字獄時隔半世紀的新版本。元朝最高統治者起自漠北，文治疏闊，未諳此道，只能視為過渡期。及至明太祖，便重祭這一利器，令朝野官僚士人無不重足而立。清朝康雍乾三朝，文治突過元朝，以文字獄懾服漢族官僚士人，不僅變本加厲，簡直有一種輕車熟路的路徑依賴。回顧文字獄的歷史軌跡，為維護紹興體制而大興紹興文字獄，堪稱是惡劣的始作俑者。

在南宋留給后世的遺產中，尊為官學的程朱理學也是必須正視的思想遺產。理學在北宋創辟期間呈現出兼容思想、批判精神等原創活力，遂為傳統儒學注入了新內容而構成新儒學的主流。朱熹在理學思想的集大成上有其不可取代的巨大貢獻，在政治哲學上，他的“內圣”之學也仍以“外王”之政為其訴求的，企望回歸君臣“共治”的理想。但這種形而上的理想設計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態，在專制極權政體面前便不能不取退守之勢。從宋寧宗晚期發端到宋理宗中期告成的理學官學化進程中，理學原先設計的“內圣外王”經世路徑，便隨之發生了由外向內的轉向與斷裂，鑒于“外王”空間在專制君權（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現為權相專政的面相）的打壓與拒斥下幾乎為零，便使“外王”之道逐漸淡出，“內圣”之學日益凸顯。而無論南宋當時還是其后王朝的專制政權，盡管一脈相承地都將新儒學（實際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學）尊為國家統治思想，卻絕對不會真正推行新儒學的理想架構（僅僅將其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宣傳系統而已），在實用政治層面則向臣民灌輸新儒學中固化既有政治秩序、反省自身道德心性的那部分內涵。當理想建構的政治主張在專制極權下絕無可能“得君行道”時，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來；但自新儒學尊為官學后，任何背離君主專制極權的變革要求，在獨裁體制那里都是絕無可能的。這也是南宋原先正面的思想遺產在專制極權體制下終致變異的歷史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