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抗走向融合，從排斥走向理解，這是清朝官方與遺民史家群體之間關系的最好詮釋。無論對遺民史家還是對清朝官方而言，對抗與排斥給他們帶來的只能是內耗，融合與理解才是新環境下史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對遺民史家群體而言，他們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責任，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中華儒家文化的延續需要史書的修撰，“國可滅，史不可滅”，前朝的歷史與文明的傳承皆賴于遺民史家的辛勤修撰；另一方面，遺民史家通過歷史書寫傳達“惡與善”，來維護儒家傳統的道義。所以，遺民史家尤其是明遺民史家不僅要有“為故國書信史”的宗旨，還要有“為萬世立綱常”的道義擔當精神。對于遺民史家群體的這種訴求，清朝官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回應。

《乾隆帝寫字像》軸，清，絹本，設色，縱100.2厘米，橫95.7厘米，故宮博物院。

隨著時間的流逝，遺民史家群體的史學活動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不僅因為遺民史家生命的自然消亡，還因為遺民史家群體的精神與觀念逐漸被融合進清朝官方的歷史書寫中。遺民史家群體的退卻，更使清朝官方牢牢掌握了史學建構與歷史書寫的主動權。清朝官方史學在與遺民史家群體相互斗爭與融合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取得進步與完善，改造遺民史家的歷史觀念，并積極在政策與導向上引導他們順從清朝的統治。遺民史家群體在清廷儒家文化本位的感召下，逐漸增進了對清朝統治的認同心理。從這一點來看，遺民史家采取了放棄對抗、回歸常態的做法。他們在與官方史學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影響著清朝官方史學的發展與歷史書寫。乾隆皇帝通過對官方修史活動的干預，確立清廷在史學領域的至尊地位，通過編纂《通鑒輯覽》一書，建立不可觸犯的史學“條規”，以成萬民所墨守的“法戒”。同時乾隆皇帝積極建構清朝自身的正統觀念，以“大一統”的原則來消除“夷夏”種族觀念對清朝正統性的質疑。在重新詮釋正統觀念的同時，乾隆皇帝不斷梳理中華歷史與南明史，并在自身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不斷調整對“南明史”書寫的認同以回應明遺民史家的合理訴求。乾隆皇帝還通過《貳臣傳》《逆臣傳》等官方史書的纂修，大力褒獎明遺民史家所積極提倡的忠君意識。清朝君主通過歷史書寫來影響本朝臣民，把倫理綱常深深植入天下臣民之中。史學教化萬民的作用在乾隆時期得到了更好的彰顯，從而成為了統治者有力的意識形態工具。清朝官方的歷史書寫并沒有因為遺民史家群體的“異質文化”而對其所有的觀念都進行無情批判與壓制，清朝官方逐漸秉持“拿來主義”與“實用主義”，在不違背清朝正統性要求的同時，積極回應遺民史家的歷史書寫訴求，在官方史學中給予合理的位置，在歷史書寫上確立了“為萬世立綱常”的書寫原則，將清朝的歷史觀與歷史書寫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清朝官方的這些做法，對清朝史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清朝官方對遺民史家畢其一生所堅持原則的回應，是不斷加深對中華文明認同與歸屬的一種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國傳統史學的繼續發展；另一方面，清朝官方通過自身史學的建構，與合理處理遺民史家尤其是明遺民史家的相關問題，使清朝官方史學在斗爭與涵攝中得以壯大，官方的史學觀念主掌一切史學領域，使清代中期以后的史學發展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局面。不控制史學的發展方向，不利于官方意識形態的控制；控制史學的發展方向，又可能會對史學發展起到限制作用。在維護國家統治穩定的大前提下，任何一個王朝的統治者都不會忽視對史學領域的管制，清朝也不例外。遺民史家與清初官方史學之間的關系，其實就是將“無序”的史學秩序重新回歸到官方控制下的“有序”之中。歷史書寫的原則與規范由遺民史家轉移到清朝官方，這是遺民史家歷史使命的終結，是一種常態；而對清朝官方來說，始終掌控史學發展方向，發揮國家的政治文化功能，這也是一種常態。對易代之際的史學與史家來說，最后的選擇可能就是回歸常態。

如果說遺民史家群體的歸宿是回歸常態，那么，仕清史家群體的任務就是協助清廷重建常態。仕清史家群體在政治上選擇了加入新興的滿族政權，但在文化立場上則堅守漢文化的優越地位，是清初文化秩序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中，陸隴其、湯斌等人對清廷崇儒重道、理學立國政策的形成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康熙九年（1670），陸隴其得中進士，歷任嘉定、靈壽知縣，四川道監察御史等職，為官清正廉潔，為學以程朱為宗，被譽為“本朝理學儒臣第一”。他認為：    

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

每論啟、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姚江。故斷然以為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

陸隴其把學術提到有關國運盛衰的高度，極力提倡尊崇朱子學，摒棄陽明心學，尤為注重批駁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說。為了將“尊朱辟王”思想發揚光大，他充分利用躋身清廷的有利地位，大力撰寫并刊行辟王之書，并與當時持不同意見的學者進行學術論辯，從而使得自己的思想在士林中廣泛傳播。晚清學者唐鑒曾盛贊陸隴其“傳道”之功：“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傅會于程朱。”正因有陸隴其的“辨之力”，加上后來熊賜履、張伯行等理學家繼續“尊朱辟王”，程朱理學才在康熙年間被正式確立為統治思想和學術正統，陸隴其的首倡之功不可磨滅。

湯斌是清初理學名臣，其理學思想對康熙皇帝影響很大。當時清廷欲大力倡導理學，然朝臣中對理學觀點持論不一，或程朱，或陸王，紛紜膠葛，議論蕪雜。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九日，康熙皇帝召湯斌至乾清宮，“天語良久”，商討此事。康熙皇帝指著《劉蕺山學案序》云：“時方有議陽明者，謂陽明用力處在知，而得力處亦在知；紫陽用力處在行，而得力處亦在行。”湯斌答道：“紫陽得力于行，而要必先之以知；陽明得力于知，而尤必推極于行，知行自不容分也。《大學》統論知行之先后，明‘知先行后’而歸重于行。《孟子》析論智圣之始終，明圣終不離智，始與《大學》互相發也。”湯斌進一步闡述了朱陸調和的主張：“自周子至朱子，其學最為純正精微，后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失，但語或失中，門人又以虛見失其宗旨，致滋后人之議。臣竊謂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學者識圣學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自有得，徒競口語無益也。”康熙皇帝聞言頻頻點頭。先是，康熙皇帝在理學各派中獨推重朱熹，認為其學說淺近務實，然苦于難以平息朝中議論。自湯斌意見提出后，康熙皇帝部分接受了其主張，并利用它平息朝中持續已久的爭論。翌年六月二十三日，康熙諭曰：“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視漢官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相背。……精通道學自古為難，朕聞湯斌曾與河南姓孫之人相與講明，如此尚于道學相近。且湯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著補授江寧巡撫。”自此，“時議衰息”。不同意見的“衰息”，意味著政策的成熟與思想的漸趨統一，湯斌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經筵日講是仕清史家影響君主的另一途徑。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曾任職翰林院，擔任侍讀或侍講，為皇帝的近臣，可以當面為君主述說經世大義和治國之道，塑造完美君德。早在順治年間，很多漢官便上書要求重開講筵之制，由于種種原因，遲遲未見真正實行。直到康熙年間，經筵制度才得以恢復并漸成規模。經筵講官職銜雖低，卻得以利用面圣之機辯論政事之得失，他們是以帝王師的角色為自我期許的：“講官所職者大……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運眾星而人不之見者也，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轉運。”他們不僅要解釋經傳，還希望能夠成就君德，從而實現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徐元文擢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重修《太宗實錄》副總裁。翌年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每日在弘德殿進講，他“敷陳凱切，惟以質直自將”，時常得到康熙皇帝的贊許。熊賜履任經筵講官時，“非堯舜之道不陳，非四子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言不言”，“累稱說孔孟程朱之道，贊圣德以為制心制事之本”。時康熙皇帝年已22 歲，對講官以宋儒之道輔弼“圣德”已感不能滿足，欲知歷代成敗得失之由。

有一天，康熙皇帝對徐元文說：“《四書》屢經講讀，熟曉文義。每觀《通鑒》備載前代得失，深有裨于治道，應與《四書》相參進講。”徐元文“不勝忭慶”，于是從《通鑒綱目》中擇其有“關切君德，深裨治理”諸事，命翰林院分撰講章，復親自裁定，按期進講。他采用先儒評論，加上自己的看法，演繹發揮，務求“舉其要，而暢其旨，相當務之急，以立言”。“即事以窮理，由道以敷治，表里精粗，全體大用，通貫如一，而先后相成也。”這一年經筵結束以后，徐元文將講義呈送給康熙皇帝，希望他時時瀏覽，啟益睿智，振厲精神，以有助決理萬機。如能有所裨益，則是“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大”。徐元文希望康熙皇帝能體驗深邃，用以行政。徐元文這段時間的進講《通鑒》，對康熙皇帝畢生的事業有一定影響。潘耒在進呈《通鑒講義》時，滿心期許君主于認真誦讀之外，還能踐行其中的治道思想，以期堯舜之治可以永傳萬代。經筵講官大都是道德、學術方面的佼佼者，他們往往勤謹地致力于成就君德，在經筵日講中向清朝君主傳揚漢文化，加深了君主對漢文化的認識程度。在此過程中，康熙皇帝也主動學習并建構了一套新的理學觀念，逐漸確立起了君主集道統和治統于一身的新形象。

仕清史家以自身的理學造詣和思想將儒文化發揚光大，又通過經筵日講的形式影響君主，向他們傳講漢文化的精髓——經史之學，解經證史，試圖以帝王師的身份砥礪君德，培養古圣賢君。此外，這些史家也通過自己良好的官聲及政績向世人和君主展示了理學作為統治思想所收到的良好效果。他們以自己的身體力行贏得了君主和世人的贊頌，客觀上也加快了君主服膺理學并以之作為統治思想的進程。

除了推動清廷漢化政策的制訂，很多仕清史家還是能吏，并通過推行教化來實踐他們所倡導的文化政策。比如施閏章為學“以體仁為本”，他在自己的轄境內大力弘揚“仁孝”之風。在擔任江西參議期間，他相繼修葺了昌黎書院和白鷺洲書院，興講學之風，還親自講學，宣講圣人的教誨。清廷文治政策的具體推行，正是依靠如施閏章這樣的能吏才能得以實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在文化上起到了溝通官方和民間的橋梁作用。

白鷺洲書院

仕清史家通過交游、幕賓等形式將其他群體的史家納入自己的關系網絡，邀請他們參與修史，從思想、行為和實踐等各個方面對他們施加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對清廷的態度，促使他們調整自己的政治與文化立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他們的歷史書寫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仕清史家在推動史家主體性向常態回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作為史家，他們對史學原則的堅持也是重建史學常態的一種努力。盡管仕清者因自身的政治身份，往往站在清廷一方，在一些原則問題上與明遺民展開斗爭，極力論證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統地位。但是，史家的責任感和主體意識又鞭策著他們去沖破政治立場的局限，敢于向朝廷提出異議，發表自己的見解，而不是一味附和官方論調。比如，仕清史家在官修《明史》的修纂過程中，堅持“信史”原則，從史料采擇、史法體例、具體列傳傳目的設置等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在反復辯難中堅持了自己的原則。而清廷予以很大程度的妥協與采納，為修成一部高質量的《明史》奠定了堅實基礎。這種對史學原則的尊重與堅持使修史之人感受到了對自己的尊重，有利于調和不同群體的史家，可以使他們在共同的史學原則基礎上增強相互的認同感和信任感。

貳臣史家渴望回歸常態，意味著他們可以不用再受現實與道德的雙重煎熬，可以回到他們所熟悉的文化環境，讓自己的人生重新獲得尊重與價值。因為貳臣身份使他們面臨著道德與現實的雙重困境，而悔過自責的人格心態又使這一群體總是帶著一層悲劇色彩。與仕清史家相比，他們沒有在清初政治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是暗淡退場；與遺民史家相比，他們大節有虧，是被批判的對象，有口難言。貳臣史家的遭際、情緒、心態等方面體現了清初時人對于明清易代的“不適應”與“適應”，以及在迷茫、徘徊中尋求自我解脫的過程。在清初貳臣史家尋求自我解脫的過程中，史學成為他們的精神樂園，修史成為他們入清之后生活的重心，使得貳臣史家群體在無形之中參與了清初文化秩序重建的過程，成為重構文化秩序的眾多主體之一。在史家參與重建清初文化秩序的過程中，遺民史家群體因為賴以立身的政治秩序被清廷徹底破壞，而將斗爭視角轉向重建文化秩序主導權的爭奪，自然成為清初私家修史的主體和代表，與清朝官方力圖主導的文化秩序進行了斗爭和融合。仕清史家則由于對清政權的依附性，成為清廷支持下與遺民史家相抗衡的力量，又因為仕清史家本質上對漢文化的認同，使得他們成為清廷與遺民史家相互妥協、融合過程中的“潤滑劑”，在他們的影響與推動下，清廷逐漸與遺民史家走向妥協與調和。

無論和清廷相互抗爭的遺民史家，還是支持清朝的仕清史家，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訴求和較為明確的目標，因此在文化秩序建構的過程中有著清晰的自身定位，歷史書寫原則明確。而貳臣史家由于自身的尷尬身份，缺乏既定的歸屬感，在文化秩序重建的過程中搖擺不定，其文化訴求也相對模糊與無力，在清初文化秩序重建的格局中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當他們想融入遺民所倡導的文化秩序之中時，卻因與清朝的合作而不為所容；當他們想在清朝主導的文化秩序中尋求一席之地時，卻又被自己的故國之思和強大的輿論壓力所折磨。最終，仕清史家依托清朝，掌握文化秩序的主導權；遺民史家隨著時間推移和政治環境的變化，經過斗爭后逐步融入新的文化秩序；貳臣史家則被邊緣化，在清初史學格局中較早走向消亡。或許可以說，他們最終消融在了清朝官方主導的文化秩序之下，回歸到了歷史的常態。

文化秩序訴求歸根結底是政權的合法性與自身的選擇性問題。對清廷來說，其主要目的在于樹立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并獲得原來明朝治下臣民的信服與支持。對遺民史家來說，明朝的合法性喪失與清初的合法性認同之間存在尖銳矛盾和沖突，造成了他們的合法性認同危機。如何克服這種認同危機，才是他們的焦慮所在。貳臣史家通過自身的出處選擇回避了這個問題；仕清史家選擇了認同清朝的合法性；遺民史家通過對清朝重整秩序能力和意圖的認可，默認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而將明朝合法性的喪失之痛留在了自己的心中，獨自承受精神的煎熬。而從史家和史學的存在形態上來說，易代之際的風云激蕩漸趨平和，史家和史學關注的主題逐漸轉變，書寫方式都由激烈轉向平靜，史學與政治的關系也漸趨穩定，史家與史學皆回到了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慣常位置。當他們找到這個位置時，說明他們已經基本消解了明清易代所帶給他們的沖擊與焦慮，文化和史學上的易代終于完成了。

（本文選摘自《史權與秩序：清初史家群體的明史書寫》，尤學工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