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 | 張榕瀟   報道 | 張淑凡 趙安琪  編輯 | 方一灣 徐馭堯

從太平間到遺體告別儀式，捐贈者家屬王榮多次嚎啕大哭，家人只能不斷勸慰。女兒扶起母親，對遺體接受站的工作人員說，“爸爸就交給你們了，謝謝啊，謝謝。”

 在遺體接受站工作近十年的丁曉明去年接收了286具遺體，有時候會從天沒亮的凌晨一直接到天黑。面對家屬的情緒，他坦言：“看到這個，你說我難受嗎，難受……（但）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正常完成。”

“人體科學館”位于復旦大學楓林校區東九號樓四樓，400平方米的房間陳列著各種人體標本，這些藏品回溯了人類探索自身奧秘、醫學不斷進步的百年歷程。

而人體科學館的背后，是復旦師生的無私奉獻：上海醫學院谷鏡汧教授“文革”時慘遭迫害，身患重病仍不忘兌現捐獻遺體的諾言，靳安庸老師一家15口均辦理遺體捐獻。館內，還有老校長謝希德的遺體捐獻志愿書，她和丈夫在過世后均選擇將遺體捐獻用于科學研究。

多年來，像謝希德、谷鏡汧這樣的遺體捐獻志愿者還有很多。他們將自己的遺體貢獻出來，留給病人、醫生和研究人員，用作器官移植、解剖教學、病理研究。他們以此向世人證明：生命的存在不止一種方式。

解剖課上的“大體老師”

4月19日，復旦大學楓林校區東一號樓內，2016級臨床醫學五年制本科生的局部解剖學課程（以下簡稱“局解課”）正在進行。實驗室里，四個學生一組，兩個小組共同解剖一具遺體。學生們圍坐在解剖臺前，靜聽講解。講臺上，授課老師剛剛講完了腹部臟器解剖，她豎起一根手指，提高了音量：“好的外科醫生是什么，是（做手術）血流的少！這個你從韌帶切下去，就會減少流血。”

講解結束之后開始解剖。本節課學生們的任務之一，是尋找并觀察老師介紹過的結構。他們拉開裹著尸體的袋子，皮膚略顯灰色的遺體露出來。

腹腔在上節課解剖時已被打開。一雙手扒開皮膚，用血管鉗夾住，防止其合上。其中一個學生找到了肝，六七只手伸上去，幾根手指撫摸肝表面。

“這是臟腹膜吧？”

“那這是什么？”

又一根手指擠進來，“哎，不是，那是肝鐮狀韌帶。”

2016級臨床醫學五年制本科生傅敏杰在游離腹直肌。他左手拿鑷子，右手持剪刀，熟練地開合剪刀，將兩層組織分離開。此時是四月中旬，解剖課即將結束，隨著課程的推進，遺體漸漸變得破碎、干癟。

每年的第一堂局解課，任課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們向捐獻者默哀一分鐘。這些未來的醫生們，面向躺在實驗臺上的“大體老師”，每人手持一支白菊，靜默地低下頭。

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系（以下簡稱“解剖系”）教授張紅旗已經教了三十多年的局解課，在每屆學生的第一堂課上，他都會告訴學生們：“今天給你們授課的，除了我，還有其他幾位老師。這些靜臥在解剖臺上的，也是你們的老師，我與他們的區別就是，我站著，他們躺著；我說話，他們無語。他們是我們的無語良師。”在局解課中，肉眼看到的整體器官是大體形態結構，因此將尸體標本稱為“大體”。學生們稱遺體為“大體老師”。

在張紅旗看來，通過局解課上的親手解剖，學生能夠了解某一區域的層次、器官的形態、位置、毗鄰、血液供應等，“只有了解了正常，才能指導什么是異常，學好解剖學是未來成為一名合格醫生的必備條件。”

張紅旗舉例說：“你當醫生，病人告訴你，‘我肚子疼’，那你必須知道疼痛的區域是什么器官，比如是闌尾，是脾，是胃還是肝等。”

為了防止天氣炎熱導致遺體腐爛發霉，本科生局解課一般在春季學期開課、四月下旬結束。課程開始前，為了保護捐獻者隱私，解剖系老師朱克明會將每具遺體的面部用黑色塑料袋遮蓋好。最終，遺體會被放入保護袋中，運送到實驗室，成為“大體老師”，同學生見面。

對于解剖的學生而言，“大體老師”是學習和了解人體構造的好老師。而對于這些捐獻者的家人來說的，從活生生的人到一具人體標本，則意味著一場痛苦的生離死別。

“爸爸就交給你們了”

在徐匯區醫學院路138號復旦大學楓林校區內，兩層紅色小樓旁常年停著一輛三廂汽車，它的使命是運送捐獻者遺體。車身全黑，只有側面有一行紅色的字：復旦大學遺體捐獻接受站。1982年，上海市在復旦大學等六個醫學院校建立“遺體捐獻登記接受站”，復旦大學由此可以接收被捐獻的遺體。

后備箱的四個車窗都有黑色遮光膜，多數時候是緊閉的，不過偶爾，透過小窗縫隙可以看到后備箱的情景：跟救護車的車廂差不多大，空蕩蕩的車廂里只有一副鐵質擔架。坐在座位上，可以清楚地聽見身后鐵擔架隨著顛簸發出的清脆聲響。

3月12日，丁曉明和高曉宏開車去某醫院接收遺體。在遺體接受站工作，他們的手機需要24小時保持暢通。高曉宏一天接十幾個電話，忙碌時甚至出現幻聽，“總聽見鈴聲響。”凌晨被叫起床去接遺體已是家常便飯。丁曉明在遺體接受站工作近十年，他記得很清楚：“剛開始工作時，每年接受的遺體只有100多具，這個數字逐年增長，去年已經達到了286，有時候，從天黑接到天黑。”

四十分鐘后，車到達醫院，遺體捐獻者的女兒和女婿正等在太平間辦公室門口，遺體捐獻者的老伴王榮站在辦公室里，手里拎著一個布包，神色悲戚。高曉宏開口問了一句：“請問死亡證明帶來了嗎？”然后指導她在捐獻遺體接受證明上簽字，交代證件辦理事宜等。

手續辦得差不多，丁曉明走進隔壁太平間，兩個三層冰柜并排放著，管理員拉開其中一個柜子，被藍色保護袋包裹著的遺體露了出來。兩人合力將遺體抬到旁邊的小車上。冰柜里，大大小小的硬幣鋪滿一層，根據傳統，這是用于打點“黑白無常”和“陰間小鬼”的。

丁曉明推著小車走向電梯，輕聲說：“家屬送一送吧。”王榮突然往前一撲，彎下腰將臉貼近丈夫頭部，大聲號哭：“老公啊，我以后就不能照顧你了啊！”丁曉明不說話，抿著嘴快步拉著小車走進電梯，王榮保持著彎腰的姿勢拽著小車進了電梯。電梯里無人說話，只有王榮拖著哭腔，用上海話低語：“老公啊，老公啊……”

丁曉明和高曉宏熟練地將遺體放入后備箱的擔架上。車門關上，女兒忍不住啜泣起來，女婿把她摟在懷里。看著車里的遺體，王榮問：“你們怎么處理我老公啊？”

“解剖教學或者供醫學研究。”高曉宏回答。

王榮急急追問，“是不是要分成幾塊啊，我年輕的時候見過的，一條大腿。”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王榮略一停頓，好像想起了什么，“那是先要把他泡起來吧？”

高曉宏不負責遺體的用途調度，他只能憑經驗告訴家屬，遺體可能會被浸泡處理。

“可是我老公怕水的呀，他不會水的呀。泡著他會害怕呀。”

“做防腐處理只能泡著。”

王榮皺著眉，望著身著白大褂的高曉宏，頓了頓說：“哎呀有什么辦法，捐了，已經捐了，這就沒辦法的呀。”高曉宏照例詢問他們是否要保留骨灰，王榮抬眼看了女兒女婿一眼，女兒表示不要，她也輕輕搖了搖頭。

車子開動后，王榮一行三人注視著車子轉頭，經過身旁時她好像想要追著看一眼后備箱，但黑色的遮光膜遮住了她的目光。她走了幾步，停下來，兩眼不知道往哪里看。

回到接受站后，丁曉明拉著小推車進了告別廳。他不開燈，快速將推車放在告別廳一端，拉上窗簾，便走出來鎖好門。“其實有時候凌晨接了尸體送到這邊，黑乎乎的，你說怕不怕，確實是怕。”丁曉明干笑一下，“但是我不信神，不信鬼。”

告別：“讓我最后看一眼！”

第二天，遺體接受站循例為捐獻者舉行了告別儀式。告別廳一片黑暗，墻上LED屏的字體閃著紅光：xxx同志遺體告別儀式。承載遺體的小推車停在一個高約10厘米的平臺，正對著遺體的是一個小置物臺，用來放捐獻者的遺像，上方的LED屏顯示捐獻者的名字。一對LED屏掛在兩旁：“愛心與天地共存，精神與日月同輝。”

王榮、女兒和女婿三個人一襲黑衣，系白腰帶。王榮頭上戴著一朵小白花，站在最前面，時不時看看遺體，神情依然有些悲切。包裹遺體的藍布已經拆掉了，遺體臉上蓋著一層薄布。丁曉明說，化妝的時候發現，遺體的臉上已經“蛻皮”了，不想讓家屬看到。女婿不時攬住女兒的肩膀，讓她靠在懷里。

下午兩點，告別會正式開始。丁曉明主持，宣布儀式開始之后打開了音響，哀樂聲在告別廳里響起，“全體鞠躬！”他對著成排的人們宣布，接著，跟著人們緩緩向遺體鞠躬。在家屬致謝環節，女兒打開一張紙，轉過身面對人們，深鞠一躬，開始朗讀，她不停抽噎，甚至連不成句。王榮聽著，微微顫抖。

最后，伴隨著哀樂，家屬和朋友對著老先生三鞠躬，做最后的告別。剛剛還克制著沒有哭出聲的王榮，突然爆發，她沖到推車旁，扶在丈夫頭邊，頭靠在手上，放聲大哭：“老公啊老公，你以后要自己照顧自己了……”旁邊的親戚挽著王榮的手臂，不住地掉眼淚。告別廳里，哭聲和喊聲交織在一起。丁曉明站在她們身后，雙手下垂放在身前，面容平靜，一動也不動。

所有人都圍著遺體走完了，王榮還在慟哭，親戚們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將她拉走。女婿取出毛巾和糖果分發給參加者，“這是上海的一種習俗，我覺得，毛巾的意思是讓你擦干眼淚，糖果則是讓人感到甜蜜，忘記這苦澀。”高曉宏解釋。

“讓我最后看一眼！”王榮又來到了遺體旁，她想拉開蓋在遺體臉上的白布，但是被女婿拉住了。王榮慢慢跪下，朝遺體磕了三個頭，又慢又沉重，白發幾乎挨在地板磚上。女兒和女婿同母親并排跪下，一起磕頭，然后迅速起身，拉走了母親。紅著眼圈的女兒邊走邊轉過頭朝著丁曉明，“爸爸就交給你們了，謝謝啊，謝謝。”

丁曉明回到樓上的辦公室坐下：“看到這個，你說我難受嗎，難受。”他低下頭，“但是看得多了，淚點也高了。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正常完成。”

老先生的遺體被專人接走并送入冰柜冷凍，供不久之后的培訓班醫生解剖學習，不需要防腐處理。根據工作要求，接受站人員不得將遺體處理具體情況告訴家屬。王榮不會知道，她那怕水的丈夫將永遠不被浸泡。

從無到有，醫學解剖在中國的百年歷程

來到復旦，遺體除了供培訓班醫生解剖學習，還要用于日常教學和科研。遺體一般有兩個去向：送到解剖系，或者在病理系進行病理解剖。

在解剖系，除了在臨床醫生培訓班中使用的近20具遺體，每年大概需要100多具遺體供修讀局解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局解課的遺體需要經過處理，一般浸泡一年以上才可以使用。

病理解剖需在捐獻者死亡后的48小時至7天內完成。病理學系副教授吳慧娟介紹，全系每年要解剖近40多具遺體，修讀病理解剖的本科生、病理系的研究生和住院醫師均需要觀摩或進行具體的操作病理解剖。

解剖系主任周國民認為，“沒有解剖就沒有醫學，沒有遺體就沒有解剖。”

一百年前，中國人還完全不能接受通過切割遺體進行醫學研究的方式，更別說將自己的遺體捐贈出來用于教學和學術研究。在中國首創此項工作的，是清末著名的醫學家、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伍連德。

1910年11月，死神的陰影籠罩在哈爾濱上空——一種由西伯利亞地區傳入東北的鼠疫在哈爾濱城內爆發，數以千計的人感染，平均每天死亡五十余人，最多的一天死亡高達183人。經外務部施肇基推薦，清政府派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到東北領導防疫工作。

 甫到東北，伍連德就干了一件石破天驚的事情——對部分遇難者遺體進行解剖。清末民初，解剖遺體被認為是“侮辱尸體”，不被政府允許。但為了東北千萬居民的生命，伍連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韙。1910年12月27日，伍連德帶著助手對一位死者進行解剖，這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通過解剖積攢的第一手資料，結合自己本身具有的公共衛生等知識，伍連德在四個月內成功撲滅了為禍一時的肺鼠疫。1911年4月，在沈陽召開了有英美日等11個國家醫學專家參加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

 在伍連德和當時中國醫學界的連年呼吁下，1913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解剖條例》，明確人體解剖的目的為研究病源和醫學實驗——當時的遺體多來源于死刑犯；辛亥革命后醫學院迅速增加，遺體數量難以滿足它們的教學和科研要求，醫學院校只好另覓尸源。上海醫學院曾向政府申請使用無名無主尸體。在此之前，一名中學生物老師因撿拾無名死嬰做標本而被冠以“侮辱尸體”的罪名，進了監獄。

 七十年前，上海醫學院王有琪教授在《申報》上發表文章《解剖學會爭取尸體》，表示學校缺乏用來解剖的尸體，呼吁政府給醫學院提供尸源。當時年僅35歲的上海市民徐益勤看到文章后，立即致函上醫，表示愿意死后捐獻遺體，并預立遺囑：“本人不論在何時何地逝世，均請將經過通知上海醫學院領尸，供解剖之用。”半個多世紀之后，102歲的徐老先生于2015年辭世，家人遵循其生前的意愿，捐獻了他的遺體。

并不順利的“另一趟旅程”

根據人民網報道，截止2017年底，上海市遺體捐獻累計登記達47737人次，其中9987名捐獻者實現了捐獻意愿。登記數與實現數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

吳慧娟和朱克明分別表示，目前復旦大學醫學院病理系和解剖系的遺體，基本能滿足教學需要。

這有賴于接受站的工作。1982年至2015年，一共有3321位捐獻者被接往復旦大學，開始了“另一趟旅程”，數量居全國各遺體捐獻接受站首位。

然而，在遺體捐獻工作中，捐獻者的“另一趟旅程”依然會遇到不少阻礙。高曉宏介紹，某些醫院太平間由專人承包，主要靠推薦殯葬服務、賣墓地掙錢。而被捐贈的遺體火化入土都由紅十字會負責，太平間無法從中賺取利潤。因此，一些管理員會催家屬把遺體拉走，無奈之下，家屬可能選擇直接火化。高曉宏曾在凌晨一點接到家屬的電話，被告知去接遺體。在太平間管理員不停的催促下，家屬每隔一小時打電話來催，他只好在三點起床，打車到學校，再開車去醫院。

不是所有人都能實現生前的捐獻愿望。有些上世紀八十年代登記過的志愿者，按照年齡計算，如今已一百一十多歲了。接受站推測老人可能已經去世，但出于對捐獻者的尊重，他們不能打電話詢問。高曉宏還曾把已經拉回接受站的遺體重新送回殯儀館，因為死者的丈夫不同意，“我兒子還小，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就把人拉走了，誰允許你這么做的！我要投訴你！”而他那“不懂事”的兒子已經二十多歲了。

實際上，為了鼓勵更多的人加入遺體捐獻志愿者的行列，上海市紅十字會和復旦大學做了不少工作。高曉宏介紹，區紅十字會會打電話或者上門慰問捐獻者家屬，復旦大學遺體捐獻接受站會給每一位捐獻者送上捐獻證書和紀念品。以前，工作人員會用捐獻者頭發盤成卒年數字，放在玻璃盒中。現在，新的紀念品是一個琥珀色的小紀念碑，上面可以鑲上捐獻者的照片，以供追思。

每年的遺體捐獻者紀念日，紅十字會組織都會開展宣傳紀念活動，醫學生們來到福壽園的遺體捐獻者紀念碑處祭奠。在那片草地上，一塊塊石碑圍繞紀念碑排開，刻著從1989年以來遺體捐獻者的姓名，謝希德校長的名字也在其中。

每次局解課結束之后，醫學生們都會給這些“大體老師”親手寫一封信，集結成冊。在信中，他們用文字和圖畫表達感謝。基礎醫學院2014級本科生努爾米拉寫道：“您把自己的軀體獻給醫療事業，依然延續著您生命的價值……是您讓我們懂得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 ”。

捐獻者老先生的告別會結束，他的老伴在親戚的攙扶下離開，臉上的淚還未擦凈。

約一個小時后，一位老太太來到小樓前，她理了理橘色大衣，將一絲白發撩到頭后，有些興奮：“請問這里可以捐遺體嗎？”得到肯定的答復，她舒了一口氣，“終于找到了，我從中山醫院一路找過來的!”談起捐獻遺體的原因，她笑起來：

“我女婿的父母都捐了遺體，我也想捐獻。”

“您知道您的遺體，會用來做什么嗎？”

“不就是解剖嘛，我不怕！”

一位志愿者的遺體捐獻志愿書上，有這樣一段誓言：“我愿死后將自己的遺體貢獻給醫學科學事業，不論供器官捐獻、病理解剖，還是醫學教學使用，都是心甘情愿，（毫無保留地）義務貢獻。”

高曉宏，丁曉明，王榮為化名

感謝周國民教授提供資料

文中圖片除注明署名外，均為張榕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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