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埃彭貝克

德國作家燕妮·埃彭貝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視她為“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語小說家”，小說家米歇爾·法柏稱其是“在世的最優秀、最激動人心的作家之一”，《愛爾蘭時報》的記者艾琳·貝特斯比，則將她的作品視作“令人生畏的天才之作”。

她的小說并不厚重，薄薄一冊，超然輕靈的文字，像圓舞曲或清晨湖邊氤氳的霧氣，寫就的卻是宏大的歷史命題。她的作品“通過那些在歷史轉折中失落的人與物的故事，含蓄地展現歷史磅礴的進程”（勞倫·奧伊勒，《紐約客》），文風有一種“古典的節制”（詹姆斯·伍德），“像夢境一樣輕盈，又如現實生活一般沉重。”（艾琳·貝特斯比）

理想國已推出燕妮·埃彭貝克的兩部作品《客鄉》《白日盡頭》。《客鄉》以冰山一般的超然語調，講述了柏林郊外一棟湖邊別墅，幾十年間不斷變遷的居住在此的人們的故事。別墅居住者的故事折射出德國從魏瑪共和國到統一后的百年歲月，十二塊人生碎片構成一幅鑲嵌畫，過去與未來坍縮其中，故事真正的講述者是時間，“永恒的生命，已存在于人類個體的一生中”。

《白日盡頭》則通過一個女人的一生，寫出了一個充滿黑暗秘密的國家的寓言。經歷了三個帝國、兩場世界大戰、五次死亡、四次重啟人生，在人生的盡頭她意識到：活著不過是讓兩股勢力在她這里相互較量，并且讓惡劣的最終落敗。“當生命所有的庫存都用完，那堅不可摧的儲備顯現出來。”

或許還有讀者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借新書出版，我們將這篇《The Enduring Impermanence of Jenny Erpenbeck（燕妮·埃彭貝克的永恒無常）》分享出來，期待有更多中文讀者能與這位小說家“相遇”。

所有事物最終會消散，即便是那些對我們來說似乎最永恒、最持久的東西。

以下內容來自《The Enduring Impermanence of Jenny Erpenbeck（燕妮·埃彭貝克的永恒無常）》，原載于《今日世界文學》2018 年 7 月刊，有刪節、修改。

沒有什么是永恒的

在燕妮·埃彭貝克的作品中，事物消失，人物消失，知識也會消失。即便傳統習俗和儀式，這些旨在通過將我們與過去捆綁在一起來防止文化崩解的做法，也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逝。埃彭貝克的作品主題很復雜，專注于歷史，素材豐富，然而關于“無常”（一切終將消亡）的念頭，貫穿了她的全部作品。

所有事物最終會消散，即便是那些對我們來說似乎最永恒持久的東西——還有誰比燕妮·埃彭貝克這樣的作家更適合書寫它呢？1990年德國統一時，她剛剛成年，目睹了東德被并入西德，她的國家迅速崩塌，屬于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歷史文化被抹除。對于埃彭貝克而言，沒有什么是永恒的，家不是，國家不是，甚至記憶也不是。

21世紀的許多德國作家都將歷史的目光投向了上一個世紀，并通過個人或家族史的敘事來聚焦這種目光。在這方面，無人比埃彭貝克做得更好。

她的小說處女作是中篇《老孩子的故事》（1999），一出版便獲得批評界諸多好評，小說中的集體宿舍正是東德的象征。《老孩子的故事》是一個寓言，故事中的女孩被發現獨自站在街角，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手里拿著的一個空桶，身無一物。她是社會意義上的一張白紙，不記得自己是誰，從哪里來；她只知道自己十四歲了。當局不知道該拿她怎么辦，于是把她帶到了兒童之家。在那里，由于舉止笨拙、缺乏社交技巧，她很快就發現自己處于社會階梯的最底層。她渴望融入兒童之家的社會秩序，并急切地接受了自己在底層的地位，這是任何社會秩序中最安全的地方，因為你無須捍衛它。她知道學校的圍墻之外都有什么，她滿足于學校本身的可預測性和秩序，盡管其他人都渴望自由。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女孩身上有一些令人費解的東西，她似乎既缺乏自我意識，也無法控制自己笨拙的肢體。直到小說結尾突然的轉折，我們才知道她隱藏著一個秘密：她實際上不是14歲，而是30歲。她是一個成年女人，選擇退回到一個安全有序的兒童機構。

《老孩子的故事》中有許多德國文化和文學史的影射，尤其是19世紀有名的棄兒卡斯帕·豪澤爾和君特·格拉斯《鐵皮鼓》中拒絕長大的奧斯卡·馬策拉特。就像在格拉斯的小說中一樣，評論家們也留意到了埃彭貝克故事中的政治隱喻。東、西德統一之后，許多前東德人發現自己失業了，他們的專業證書被吊銷，導致很多人在經濟上一貧如洗，失去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使他們免于貧困的社會機制。德國推進統一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令他們失望，對于很多在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無法維持生計的人來說，自由的承諾就像一個殘酷的騙局。

到20世紀90年代末，許多人希望回歸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評論家們將埃彭貝克的“老孩子”視為這種愿望的表達。也有評論家將這個女孩本身看作東方的象征，她突然出現在西方的政治舞臺上，卻不了解新的社會秩序。就像那個老孩子一樣，東德在新體制下顯得笨拙無措，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發育遲緩”。

燕妮·埃彭貝克《老孩子的故事》（Geschichte vom alten Kind）德語版

20世紀是一片雷區

埃彭貝克此后的兩部長篇小說，《客鄉》和《白日盡頭》將更長久的凝視投向了20世紀。《客鄉》講述了一座房子和一塊土地的故事，在一個世紀之間，它的所有權發生了三次變更。當我們跟隨與之相關的四個家庭的命運時，宏大的歷史事件在房子的微觀史中上演。

燕妮·埃彭貝克《客鄉》《白日盡頭》

在小說的開頭，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位于勃蘭登堡湖畔的那塊土地是一個女人的嫁妝，意在通過聯姻來鞏固周邊地主之間的財富。然而，當土地所有者的女兒克拉拉瘋了，不能結婚時，她的父親把土地賣給了一位建筑師。這筆交易導致了克拉拉的自殺，她的死象征著舊的社會秩序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而消亡。

20世紀30年代，這位建筑師在那片土地上建造了一棟房子，并以近乎掠奪的價格從試圖籌資逃離德國的猶太業主手中買下了鄰近的地塊，包括一座船屋和通向湖邊的棧橋，擴大了自己的地產。我們看到猶太鄰居的女兒多麗絲在華沙隔都一個黑暗的壁櫥里躲避納粹，但最終被逮捕，繼而悲慘地死去。對于德國那片湖上的風光的記憶，是她臨終時唯一的慰藉。

我們看到建筑師的妻子在戰爭結束時被一名俄國軍官侵犯。后來，建筑師在20世紀50年代逃往西方之前，把家里的貴重物品埋在了院子里。我們跟隨一個女人的視角和思緒，她的祖母在納粹時期流亡蘇聯，歸來后被東德政府授予了這所房子的使用權。在德國統一后，這位孫女必須為保留它而戰，在建筑師的后代對它提出賠償要求之后，她最終輸掉了這場戰斗。

最后一個故事的情節改編自埃彭貝克自己的家族史，包含著她對失去祖母位于勃蘭登堡的湖畔別墅的哀悼，那是一個保存了快樂童年回憶的地方。小說的德語書名Heimsuchung，在英文版中由杰出的翻譯家蘇珊·伯諾夫斯基譯為Visitation，意思是“拜訪”，也有“幽靈”的意思，但你也可以把這個德語復合名詞分解成“Heim”（家）和“suchen”（搜尋）。事實上，這座房子代表了這兩者：對一個不再存在的家的渴望，以及被20世紀的殘酷歷史所侵擾的德國。

作為讀者，我們站在自己幽靈般的位置，從一個無聲的遙遠距離和一個遠遠超出人類范圍的時間線見證這些事件。“序章”講述了形成丘陵和湖泊的冰山緩慢推移的數萬年歷史，“尾聲”中房屋被拆除，從而恢復了原始的自然景觀（盡管只是短暫地）。20世紀的人類活動只是地球歷史長河與時間長河中的一個小小插曲。時間對人類活動的冷漠，“此時此刻”對人類個體存在的緊迫性，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是埃彭貝克通過視角的全景轉換，以及對距離和變焦的運用來實現的。

燕妮·埃彭貝克《白日盡頭》中文版

在下一部長篇小說《白日盡頭》中，20世紀從一個與《客鄉》截然不同的角度被呈現了出來。《白日盡頭》沒有聚焦在某個地方，它的焦點是一個被迫在一個世紀里反復遷徙的中心人物。主人公是一名猶太血統的東歐女性，小說通過猶太女性遭遇的特殊困境和挑戰來描繪了20世紀的事件。在不同的社會中（世紀之交波蘭的加利西亞，法西斯興起的維也納，肅反時的蘇聯，戰后的東德，最后是統一后的柏林），她面臨著各種特殊的境遇，而她在這些社會中被接納的程度也相應地有所不同——這不斷突顯了那些身處社會邊緣的人不穩定的處境。在《客鄉》中，讀者對小說中的事件隔著一種幽靈般的距離，而《白日盡頭》則讓讀者靠近，通過與小說人物的密切接觸來呈現20世紀的創傷。

在這部小說中，不僅地點，時間也具有獨特的含義。《白日盡頭》呈現了主人公五個不同版本的生與死，這個女孩/女人沒有名字，直到小說的尾聲才揭示她的姓氏。第一卷圍繞一個家庭的傷逝展開，他們八個月大的女嬰在睡夢中死去了，接下來的每一卷之前都有一個“間奏”，提出一個“假如”可能發生的場景，扭轉死亡，延長女孩的生命。在第二卷中，這個嬰兒成長為少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凋敝的維也納經歷了饑寒交迫、各種困頓，這一切促使她在政治上活躍起來，但最后自殺身亡。在第三卷中，她成長為一名年輕的革命者，遷居莫斯科，為一家德語雜志撰稿。然而，被懷疑是托派分子后，她被逮捕并死于勞改營。在第四卷中，她成為了一位著名的作家，移民到東德，幫助塑造這個新興共產主義國家的文化意識，但卻死于純粹的意外，從樓梯上摔了下來。在第五卷中，她已經很老了，在養老院與她那一代的其他人一起活到了統一后的時代，由于失智和死亡，由于年輕一代的遺忘和不再問詢，他們關于德國20世紀的那些故事最終湮沒無聞。

在埃彭貝克的作品中，20世紀是一片雷區，只有靠運氣和巧合才能幸存，而這個雷區也在代際記憶中制造了斷層線。在章節間的間奏設想的每一個“假如”之后，敘事轉向，某些信息、儀式和家庭故事被傳遞到后續的章節，而另一些則消失了。延續性似乎在物品和傳家之物中保存得最好。然而，當后代無法識別這些物品時，它們的意義就丟失了。

時間，在她筆下變得難以預測

埃彭貝克的獨特之處在于她對結構的嘗試，也在于她將時間概念化的方式。它既是周期性的又是線性的，在速度和方向上都難以預測。在《客鄉》中，唯一一個始終與房子在一起的人是園丁，一個帶有神話色彩的角色。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年復一年，他種植、除草、移樹、扎籬笆，為住在房子里的人做季節性的修剪大自然的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章節之間的間奏曲中，用他循環往復的勞作打破小說中向前發展的時間線。而在《白日盡頭》中，時間并不僅僅是線性的（因為它記錄了二十世紀的事件），周期性的（因為生命周期在幾代人之間重復）；它也是可逆的，因為主角被反復復活。對于埃彭貝克來說，沒有什么是永恒的，家不是，將我們與先人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習俗不是，連死亡也不是。甚至連她的寫作風格都在頌揚這種無常。它有音樂的質感。它是有節奏的，循環輪轉；她的主題不僅在一部作品復現，而且貫穿她的全部作品。它們產生回聲和余響：在她小說的開篇強勢出現的元素會不斷重復，但每次都略有減弱，直到最終完全消失。而沉默，即語言之間的空白，對于埃彭貝克來說就像在音樂中一樣，與那些被說出的話同樣重要。我們會注意到什么不在那里，什么消失了。

埃彭貝克目睹過急遽的社會變革和她自己的國家的崩解，她明白任何制度都是多么的無常，將任何根深蒂固的東西視作永恒是多么的錯誤。由于她的家族史，她也十分清楚所謂穩定包含了多少不確定。沒有什么是永恒的，法律、人身安全，甚至邊界（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都不是區分“我們”和“他們”的東西。如果我們睜開雙眼，在身邊的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也許我們也可以成為一股力量，對抗曾在20世紀無處不在的失落與流離失所。

原標題：《她的小說，那么輕，又那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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