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青年長江學者梁瑩教授與她“404”的論文》，將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梁瑩推向了風口浪尖。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調查，在過去幾年里，以她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120篇中文文獻，陸續被從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在內的主要學術期刊數據庫中刪除了。 

而另一面，年僅39歲的梁瑩，長期以來都是“杰出學術人才”的人設，不僅是南大教授，還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計劃等多個人才支持計劃的入選者。 

盡管梁瑩以“早期所寫論文水平太低”等類似理由解釋刪稿動機，但有足夠證據顯示，刪稿行為與其學術不端有直接關系。媒體調查發現，這位教授要求數據庫刪掉的論文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襲或一稿多投等問題。 

如此看來，梁瑩要求撤稿的舉動，很難洗清“毀滅證據”的嫌疑。畢竟，她很清楚，學術不端，對一個大學教授而言意味著什么，不僅是道德上的不光彩，更直接關系到學術生涯乃至個人前途命運。更何況，近年來，大學校園內的抄襲、剽竊、侵吞他人學術成果等學術不端行為，已被教育部列為重點嚴肅處理的對象，各大高校也陸續出臺嚴厲的懲戒機制。盡一切力量壓縮學術不端者的生存空間，已成為共識和現實。或許，梁瑩刪稿的舉動，正是出于對以往行為的擔心。 

不過，若結合她的說法和態度來看，刪稿又似乎不奇怪。梁瑩面對媒體承認自己學術不端行為，但又稱“錯誤屬于早期不應該過多追究”，具體地說，就是國家層面是在2005年底才開始強化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規范的，在此之前的“錯誤”不應再舊事重提。顯然，這樣的理由并沒有說服力。學術不端的事實，不會因為亂象與治理的先后順序而改變；對學術不端的打擊，也應該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一個明顯的追究與不追究的分界點。退一步說，如果梁瑩真的像她所說的那么理直氣壯，又何必要刪稿呢？這本身不就是一種心虛的表現嗎？ 

此外，梁瑩在教學中，還存在敷衍課堂和學生、讓學生做私活和教育工作態度不端正等師德缺失的問題。面對質疑，梁瑩回應了一句，“我這條路有多難你知道嗎?”或許，她確實付出了很多，但打苦情牌與搞道德綁架并不能消解背后的荒唐邏輯。試問，她所經歷的艱辛，是學生和大學課堂造成的嗎？有何理由將自己的艱辛轉變為對教學工作的不負責？

再要深究一步的話，當時給梁瑩評教授、“長江學者”等職稱和榮譽的機構，是否也需要給公眾一個解釋，及時反思是制度有漏洞還是執行不力，必要時啟動追責問責？媒體記者能調查出的真相，為什么這些權威機構卻不能及時發現？要知道，這本該是他們的工作啊。 

今天，南京大學表示目前校方已成立調查組介入調查。這固然讓人欣慰，但也不能忘記，梁瑩學術不端與敷衍教學的行為，早就有教授及學生向校方反映，但至今沒有反饋結果。有必要問一句，這是為何？另外，報道稱，梁瑩先后在蘇州大學和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但她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也都已被刪，這是否意味著她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就存在學術不端行為？這兩所高校也應當一查到底了。 

梁瑩先發論文后又刪稿，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如果在任何一個環節，有任何一個機構、部門能更嚴謹審慎地對待，或許都不至于釀成今日的局面。有必要重申，一所大學出現個別學術不端或有此嫌疑的老師、教授，都不是不可見光的“家丑”。明智的做法是及時表態、扎實調查、坦誠公布真相。實事求是地回應公眾關切，不會毀了一所大學的聲譽，沉默、拖延、含糊其辭卻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