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結束的荷蘭議會選舉，令外界為之嘩然。極右翼民粹派領導人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在選前最后關頭民調攀升，并最終躍居得票率首席。盡管眼下的組閣前景仍然晦暗不清，但這位“荷蘭特朗普”已經前所未有地觸及到了權力寶座的邊緣，并構成了極右派在歐洲心臟地帶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重大勝利。

當地時間2023年11月22日，荷蘭海牙，由海爾特·維爾德斯領導的極右翼自由黨在當天舉行的荷蘭議會眾議院選舉中領先。

戲劇性的選舉結果總是引人矚目，但荷蘭大選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近年來種種跡象顯示，在新一波移民危機、通脹危機、地區軍事沖突疊加的背景下，整個歐洲的極右勢力重新彈升至歷史高位。社會斷層線正在日益蔓延和擴展，此前往往圍繞選舉等重大事件才會顯露的沖突（以及與之相伴的極右翼出場），如今門檻逐漸降低，稍有風吹草動就可以釀成風波。法國和愛爾蘭的近期事態，更加明顯地體現出極右力量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化”趨勢，并不是說極右派此前缺乏社會基礎，事實上，沒有一個政治力量能夠作為無源之水而存在，極右派也不例外，它在歷史上的興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整個社會的“觀念水位”變化所賜。然而，如果說此前極右力量在政治上的聲量，更類似于鳴蟬在樹冠中聒噪不休的話，那么如今，它的觸手已經開始深入到社會根脈當中，一旦有新的風暴來臨，已經可以讓人感受到大樹根系隱隱被撼動的震顫。

這一波極右上漲勢頭與此前不同的是，一方面，極右派政黨開始在意大利等國初步站穩腳跟，展示出某種“正常化”前景和相當的執政能力（盡管以偏離傳統極右訴求為條件）；另一方面，它正在突破傳統的政治界限，以恐懼和忿恨為驅動力，在社會領域中積聚了更大的動員能力。以法國近年來新興的極右派政黨Reconquête!（通常譯為“重新征服”、“再征服”或“光復”）所調用的政治語匯來說，整個歐洲的極右派勢力都面臨著一個難得的“重新征服”契機，而處于不利的地緣格局、政治分化和經濟前景，歐洲的中間派和進步派力量可能將面臨一場苦戰。

一場法國鄉村舞會引發的風暴

11月18日晚間，法國東南部一個僅有500多名居民的小鎮克雷波爾（Crépol）組織了一場舞會。這場原本應當其樂融融的鄉村盛會，最后竟因為口角瑣事引發了一場群體斗毆，并以一條人命收場。不僅如此，這場地方性事件還產生了某種“蝴蝶效應”，讓整個國家都卷進了風暴。

小鎮克雷波爾居民為在舞會斗毆中喪命的托馬斯舉辦游行。

據事后調查，當天的事件似乎有兩條相互關聯的線索：一方面，十幾名從距離克雷波爾20公里外的城市伊澤爾河畔羅芒（Romans-sur-Isère）來參加舞會的年輕人當中，有人因為沒有邀請函（或未買票）而被保安阻攔，一些目擊者稱，其中一些人心懷怨氣準備滋事。另一方面，其中一名來自伊澤爾河畔羅芒的年輕人Ilyès Z.聲稱，舞會期間他被另一名叫作Thomas L.的年輕人拉扯頭發，因此產生口角，后者放話要兩人出去“單挑”，但很快，兩人都各自得到一幫朋友的聲援，從而演變成一場混戰。保安試圖阻止打斗，卻被人用刀刺傷。在混亂中，年僅16歲的高中生托馬斯·佩羅托（Thomas Perotto）被人用刀刺死，另有8人受傷。

近年來，法國的青少年斗毆成為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一個痼疾，尤其在巴黎郊區更甚。但通常而言，這一問題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社會治理層面，很少上升到政治高度。然而，克雷波爾命案發生后，由于肇事者中有少數族裔，加上現場視頻中有針對白人的辱罵內容（事實上雙方都有類似辱罵，例如有證人稱，Thomas L.在舞會期間就說“想揍這些阿佬”），于是在事態尚未澄清之際，極右派就迅速將其定性為“針對本土法國人”的有預謀事件，盡管檢方認為，從現有證據來看，這是一場因瑣事引發的沖突，而不是“有預謀的襲擊”。但“國民聯盟”黨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聲稱肇事者是“來自高犯罪率郊區的武裝分子”，其外甥女、如今已經投入更加極右的“光復黨”的瑪麗翁·馬雷夏爾（Marion Maréchal）聲稱，“反白人種族主義已經開始襲擊我們的鄉村”，而“光復黨”創始人、極右作家澤穆爾（Eric Zemmour）一如既往地將此提高到“文明戰爭”的高度。

上述極右派頭面人物的表態，事實上隱含著一條選戰分界線，即“城市（及其郊區）”和“鄉村”的分野。命案發生地克雷波爾是一個僅有500居民的小村，而被指稱為兇手來源地的伊澤爾河畔羅芒則有3.3萬人口——盡管按照中國標準來說仍然不過是個“小縣城”，但放在法國已經是一個頗具規模的中等城市（人口超過10萬已經可以算大城市）。

從歷史傳統上看，法國鄉村地區向來是保守力量的票倉。這種“保守”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不同派別作為化身，改頭換面地出現：在大革命時期是保王派，在帝國時期是波拿巴派，在共和體制下則是中右和極右派。而且生計環境越是艱難，極右和民粹主義的勢頭越是興盛；相反，城市規模越大，社會群體越多元化，政治立場越左傾，極右派越難從中獲利。這并非法國獨有的現象，歐美各國基本都遵循著相同規律。

以此次事件中涉及到的兩地為例，在2022年總統大選中，馬克龍在伊澤爾河畔羅芒和克雷波爾都戰勝了馬琳·勒龐，但得票率有顯著差異：前者為61.98%對38.02%，后者則為52.25%對47.75%。換句話說，在三萬多人的中等城市中，馬克龍能夠以顯著優勢輕松獲勝；但在僅有500人的小村里，這一優勢便急劇縮小，只夠堪堪取勝，更不必說，在2022年這場極右派得票率前所未有攀升的選舉中，許多鄉村地區都已經“倒戈”投向了馬琳·勒龐。

正因如此，對極右派來說，“城市vs鄉村”的界線便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這也是為什么在事件剛一發生、僅有若干現場視頻和傳言、缺少任何可靠佐證的情況下，極右派就斷言“反白人種族主義已經開始襲擊我們的鄉村”，因為這是對極右而言最有利的話術，它將田園牧歌式的寧靜鄉村與白人緊密綁定在一起，而將充斥著風險和犯罪的城市和少數族裔聯系在一起，可以最大程度地鞏固自己的票倉——盡管這種策略的代價是制造社會撕裂。作為后續例證，小村克雷波爾的許多居民已經向媒體表示，下次大選會把票投給馬琳·勒龐，以表達他們對安全惡化的擔憂和憤怒。

一度顯露出的“內戰”氣息

托馬斯之死成了一個漩渦，不僅在各政黨之間引發了相互攻訐，同時也再度極大激發了民間社會不同階層和派別（尤其是光譜兩極）之間潛藏的敵對心態，一度顯露出某種“內戰”式的氣息。

在極右話語的鼓動下，11月26日，大約80名極右分子從法國多地匯集到伊澤爾河畔羅芒，將矛頭指向該市治安不佳的平民街區La Monnaie（因為有傳言稱此前趕到克雷波爾打人的兇手中有人來自該街區）。示威者在夜間舉行集會示威，身穿黑衣，戴面具或頭套，打著“為托馬斯尋求正義，既不寬恕，也不忘記”的橫幅，高呼“街道和法國，都屬于我們”。這種示威舉動不出意外地引發了當地居民的反彈，釀成新一輪的暴力沖突，導致20多人被捕。

從26日的極右派“遠征”開始，左右對抗的社會氛圍逐漸升溫：既有極右派在多地遙相呼應、呼吁法國人“覺醒”并清理社會“渣滓”，也有左派和極左派針鋒相對地“反法西斯”。但這種極化交鋒的麻煩在于，它很難給共識留下余地：伊澤爾河畔羅芒市長Marie-Hélène Thoraval本是中右派共和黨籍（但屬于黨內偏強硬一翼），但因為批評La Monnaie街區的販毒、犯罪和激進化等狀況，就被扣上“法西斯”的帽子，被指同極右“沆瀣一氣”，并多次遭到生命威脅。

在政府看來，這種左右對抗態勢隱含著極大風險，甚至隱隱出現某種“內戰”式的前景，因此傾向于采用“一刀切”手段，在最短時間內撲滅火苗。11月28日，北部省省長下令禁止極右派聲稱為“紀念托馬斯”而在里爾集會；29日，巴黎警察局宣布禁止極右派在巴黎先賢祠廣場的集會；濱海阿爾卑斯省省長下令禁止了12月1日極右派在尼斯的聚會；而在光譜另一端，極左派原定12月初在里昂舉辦的“反法西斯節”活動，也被羅訥省省長取消。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法治框架下，這種“一刀切”手段卻遇到了阻力。就在巴黎警察局下令禁止極右派在巴黎先賢祠廣場的集會后，組織者向法院提出上訴。12月1日，巴黎行政法庭撤銷了警方的禁令，理由是巴黎警察局所聲稱的侵犯“人之尊嚴”和“違法犯罪”的風險，并沒有足夠高到下令禁止的程度，而考慮到禁令的“不成比例”性質，這構成了“對示威自由的嚴重的、顯然非法的侵害”。盡管警方對這一裁決表示強烈反對，這場集會最終仍得以在先賢祠廣場上進行，200多名以年輕白人男性為主的示威者在寒風中高喊口號，發泄他們的憤怒，但并沒有造成任何嚴重事端。

這場禁令之爭，再次顯露出法國體制中“權力分立”的底色。因為巴黎警察局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并非巴黎市政府的下屬部門，而是直屬于內政部，因此巴黎警察局的禁令事實上直接來自于內政部長的授意（內政部長本人也聲稱法庭撤銷禁令的決定“令人憤慨”），進一步而言也反映出政府的立場。而司法權以捍衛基本權利作為出發點、對政府意圖的“不買賬”，顯示出即便面對政治上絕對正確的表態，在具體環節中仍然不乏反省和思辨的余地。當然，司法權本身并非油鹽不進，它也會根據具體情勢發展來調整基本權利保護的邊界（例如，和巴黎法院一樣，波爾多法院也撤銷了吉倫特省長針對12月8日集會的禁令，但其他多地的法院則支持了當地省長的禁令）。隨著極右派勢力的不斷上漲，司法權如何在捍衛個體基本權利和“保衛社會”尋得協調，將是下一階段最值得關注的要點之一。

就在托馬斯之死引發極右派蠢蠢欲動之前，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發生了性質相似的另一起社會沖突：11月23日，當地一所學校外發生持刀襲擊事件，造成五人受傷。兇手的阿爾及利亞人身份迅速點燃了原本早已存在的對移民的忿恨情緒。反移民群體聲稱是非法移民肇事（盡管當事人已經在愛爾蘭生活了20多年并已入籍），謠傳遇襲兒童已經身亡，并號召民眾前往事發地點抗議。警民對立態勢最終演變成街頭騷亂，許多商店被劫掠，私家車和公交車被焚毀。

雖然從表面上看，都柏林騷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今年7月初的巴黎騷亂，但事實上它和鄉村舞會命案的后續事態更加接近。二者最大的共同點在于，在導火索事件剛剛爆發、真相尚不清晰時，極右派就以社交媒體為煽動工具，將原本潛藏在社會之中的混亂因素迅速聚合起來，成功地制造了一場以恐嚇與暴力為基本特征的“社會運動”。而如果時光倒退若干年，沒有種種政治經濟不利因素助推社會情緒達到危險臨界點的話，這種鼓動工作原本不會如此輕易地完成。

作為例證。11月末民調機構Elabe在法國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91%的法國人擔心未來將會出現更多的暴力和沖突，75%的人認為舞會命案意味著社會秩序“普遍崩壞”，67%的人認為這凸顯出社會的“野蠻化”。87%的人認為司法過于寬縱，超過半數的人（58%）認為暴力現象正在整個社會蔓延。

解散極端團體：作為“保衛社會”的工具

即便法國法院可以在具體集會禁令上“說不”，行政權仍然有其他的政策工具可以動用，其中最快捷、也最引人矚目的手段，就是解散極端主義小團體。

這一政策工具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36年1月10日法律授權政府解散“戰斗團體”和“私人民兵”，而觸發這項法律的因素，則是此前1934年2月6日的極右派騷亂。如今，這項法律本身早已失效，但其機制卻納入到后來的法國安全法典和刑法典當中，而且隨著時代演進不斷增加相關法定標準，以求更加全面周延地涵蓋各類情況。

自1936年以來，解散極端主義團體的措施曾用于不同方向，從中也不難發現威脅來源隨時代變遷的軌跡：最初這一手段主要針對極右派，例如著名的“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aise）和“火十字團”（Croix de Feu）；此后隨著非殖民化運動興起，轉向了聲援海外民族主義和內部分離訴求的團體（分別以阿爾及利亞和科西嘉問題為典型）；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共產主義組織成為重點打擊的對象；2010年代恐怖主義威脅凸顯，宗教極端主義和極右派團體同時成為提防對象：就前者而言，爭議最大的是2020年解散CCIF；就后者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21年5月解散極右派團體“身份世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以及今年10月解散天主教極端保守派別“西維塔斯”（Civitas）。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激進環保運動也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成為當局警惕的對象，“地球起義”（L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因為在此前圣索林水庫沖突中的活躍角色，成為首個被法國政府解散的環保團體（相關上訴仍在進行中）。

而在最近的舞會命案風波中，內政部長12月6日宣布將解散名為“馬特師”（Division Martel）的極右團體，因為該團體的成員被發現參與組織了11月26日伊澤爾河畔羅芒的暴力示威。和許多極右派團體從歷史掌故中聲張合理性一樣，該組織的命名源于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后者在公元732年普瓦捷戰役中率軍遏止阿拉伯人的入侵，因此“馬特師”的基本立場也不難從中窺得一斑。

和集會禁令被撤銷一樣，解散極端團體的手段同樣無法完全免于司法救濟的制約。被宣布解散的團體可以訴請最高行政法院進行審查，在此期間，解散決定暫緩實施。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法院最終會支持政府的決定，僅有極少數情況下才會廢止。在更為罕見的情況下，如果最高行政法院支持解散決定，相關團體還可以進一步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

總體而言，在1936年之后的近90年時間里，法國政府大約針對近150個團體祭出解散手段，其中超過半數涉及到極右組織。它有效地扮演了保衛體制和社會的“穩定器”角色，將有可能的組織盡早遏制在初始階段。不過，隨著時勢變遷，這一手段也越來越多地顯露出局限性。

首先，正如許多案例已經證明的，一旦某個小團體被解散，其成員往往在其他改頭換面的團體中重新聚合起來，因此解散極端組織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手法。例如“馬特師”的成員大部分來自于此前已經被解散的“身份世代”、“巴黎佐阿夫兵團”（Zouaves Paris）和“社會堡壘”（Bastion social）等極右組織。其次，和常規看法相反的是，解散措施或許可以遏制團體的發展勢頭，但并無助于監控極端主義勢力發展，甚至有礙于這一目的，因為既有組織的活動往往處在明面，有跡可循，一旦解散之后，其成員四散而去，反而不易追蹤；最次，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團體”的含義也在發生改變，許多對社會秩序造成沖擊破壞的行為，都是通過社交媒體臨時召集的，并不存在有形的社團組織，更不必說，類似“黑塊”（Bloc noir）這樣的極左翼無政府主義形態，本身也是“去中心化”的產物，解散手段完全缺少發力點。

歐洲將面臨苦戰

不僅探討作為政策工具的解散措施，需要回溯到1930年代。今日歐洲所面臨的局勢，同樣令人聯想到1930年代。

彼時的歐洲和法國，正處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艱難時刻：1929年經濟危機的沖擊波跨過大西洋，把歐洲拖進了衰退。民眾購買力縮水，失業率劇增，建制派政治精英無力應對局勢，被恐懼情緒籠罩的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地乞靈于極右和極左兩翼。歐洲多國民主退潮，極權主義大行其道（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地利的陶爾斐斯等）。在這種背景下，法國的第三共和體制抵御住了極右派的街頭壓力，并通過1936年法律獲得了主動出擊的武器，防止極右派效仿鄰國奪權上臺，不能不說，在戰略上極端不利情況下，這已經是戰術層面上的成功。

近百年之后，歐洲再度面臨多重危機交織的復雜局面。如今看來，2015年難民危機仿佛只是一連串危機中的第一幕，只獲得數年的喘息之后，又迎來了更加艱險的新一幕。

首先，移民議題繼續成為近年來困擾歐洲的一個嚴峻挑戰。一方面，從2000年代以來的難民尚未在各國內部完全融入，甚至因為難以融入而引發多起不乏激進的暴力事件（最新例子便是12月2日在巴黎埃菲爾鐵塔附近發生的法籍伊朗裔移民恐襲案）。另一方面，新的難民潮近年來又輪番叩關。從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到北非飛地休達、再到意大利的蘭佩杜薩島，2023年難民登陸人數都遠遠超過往年水平；在東歐，軍事沖突引發了大規模難民危機。在這種背景下，意大利、芬蘭、瑞典等國的極右翼派別登堂入室，而且追溯引發此次荷蘭大選“變天”的導火索——呂特政府垮臺，同樣是因移民問題而引起。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3日，法國巴黎，格勒內爾碼頭附近發生一起襲擊事件，目前已造成一死兩傷，襲擊者已經被控制。

但必須要說的是，和中文互聯網上盛行的所謂“白左”“圣母”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論調相反，無論是當年還是如今的歐洲，面對難民危機，遠不僅僅是“開門”還是“關門”的選擇那么簡單。姑且不論人道主義情懷和勞動力考量，僅僅從邊界管控來說，歐洲無法做到閉關鎖國、滴水不漏。從歷史上看，歐洲是一個開放的地域概念，地中海從來不是歐洲的天塹，而是人員和物資流動的“內湖”。從現實角度而言，即便各國政府明確地對難民“說不”，仍然很難阻止移民進入，以近年來英國的失敗教訓為例，為遏止人員自由流動而不惜退出歐盟，再加上有英吉利海峽這樣的天然屏障，2022年凈移民流入數量仍然達到74.5萬，創下歷史新高。因此，即便當年默克爾不做出“開門”決策（這種論調的潛臺詞，仿佛歐洲的命運就系于默克爾的一念之差，可以說是把某種潛移默化的東方式想象投射到歐洲），難民潮一樣會沖擊歐洲，而且可能會因為注定充滿爭議的封閉心態以及和歐盟理想背道而馳的各國以鄰為壑，而釀成更加難以預料的后果。畢竟，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而不是“不可能性的嘴炮”。

除移民問題之外，通脹危機早在新冠疫情期間就已經初露端倪，又因為軍事沖突而大大強化。在2022-2023年間的大部分時間里，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飽受高通脹之苦，平均通脹率達到兩位數。盡管近幾個月來通脹增幅明顯放緩（11月歐元區通脹率為2.4%，已經非常接近歐洲央行的2%目標），但這場通脹危機導致普通居民購買力顯著縮水，生活水準下降（甚至連食品開支都受到顯著影響），預期趨向悲觀，無形中也加劇了社會中下階層對政治精英的不滿以及對于移民群體瓜分資源的擔憂和恐懼。

作為通脹的附帶傷害，為了平抑通脹曲線，歐洲央行不得不在14個月時間里連續十次加息，這固然有助于盡快緩解通脹，但同時也造成企業和家庭借貸成本高企，尤其是房貸利率迅速走高（此外房價本身在疫情期間也普遍上漲），導致原本有可能置業的家庭只得繼續停留在租賃市場，與此同時，許多歐洲國家都面臨新房開工不足、廉租房源短缺的問題，導致住房危機愈演愈烈。這是英、法、德、荷等許多歐洲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而且具有顯著的滯后效應——即便通脹率繼續回落，加息政策向降息轉折，包括住房在內的民生問題，仍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困擾歐洲國家。而且住房問題還不可避免地將和移民問題相關聯，繼續為極右派煽動排擠移民提供口實。

最后，在歐洲東部和中東的兩場對歐洲來說都并不遙遠的外部沖突彼此聯動，將在未來多年間產生強有力的潮汐效應，牽引著內部局勢的變遷。就其一而言，沖突爆發即將滿兩年，歐洲內部勢必將出現越來越多的厭戰和綏靖情緒，歐洲極右翼也將獲得更大的助推力。12月3日，歐洲12國極右派政黨齊聚意大利佛羅倫薩，為明年的歐洲議會選舉進行動員。目前聚合了主要極右派政黨的“身份認同與民主”（Identity and Democracy）黨團摩拳擦掌，試圖躋身歐洲議會前三大黨團，對歐洲事務議程具有更大發言權。就其二而言，沖突已經顯而易見地影響到美國的布局，對極右派無疑是利好消息，而在歐洲各國社會中穆斯林-猶太這條陳年斷層線，將長久地因為這場沖突而愈加延伸且難以逾越，圍繞這條斷層線而衍生的左右乃至極左極右之爭，也將持續地困擾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大部分國家。